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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前的一個世紀，1850年，世界共產主義的老祖宗卡爾·馬克思曾經神奇般地推測：如果我們歐洲的反動分子不久的將來會逃奔亞洲，最后到達萬里長城，到達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的大門，那末他們說不定就會看見這樣的字樣：

中華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

馬克思作出這個推測的時候，亞洲的那個最反動最保守的堡壘開始搖搖欲墜了。在之后的一個世紀里，這個堡壘里發生了驚天動地的變化，有血雨腥風，有慷慨悲歌，有英雄輩出，有蕩氣回腸，有前赴后繼，有天翻地覆。而當一切都塵埃落定的時候，拂去歷史的蒼桑，馬克思當年所推測的那些個字樣，伴隨著一種濃重的湖南鄉音，竟齊刷刷地矗立了起來。

1949年10月1日，一個叫毛澤東的偉岸的中國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向世界莊嚴地宣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這一天，那一聲湖南口音成為人民大眾最動聽的語言;這一天，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奮斗的成果從此與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一樣在人類歷史上齊名。

毛澤東成為締造這幾個字樣的無數英雄們的最杰出的代表。

1910年下半年，毛澤東考入湘鄉縣東山高等小學，開始讀康有為、梁啟超的文章，喜歡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接受了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想的影響。1911年，毛澤東到長沙入湘鄉中學讀書，深受資產階級革命派于右任、宋教仁主編的《民立報》影響，接受了以孫中山、黃興為代表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曾寫了一篇主張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國的文章，貼在學校的墻上，還帶頭并發動同學剪去辮子，以示對清政府的不滿和反抗。1912年，毛澤東在湖南省立圖書館刻苦自學，讀亞當·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論》，盧梭的《民約倫》等一批反映18、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和科學成就的社會科學、自然科學方面的著作。1915年，毛澤東在長沙一師讀書期間，成為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的熱心讀者，接受陳獨秀等人的激進民主主義思想。1917年，在長沙讀書的毛澤東寫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這篇文章也在他自己的心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1936年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他還提起過：“教員中給我最強烈的印象的就是一個英國留學生楊懷中，過后我和他非常友好。他教倫理學。他是一個觀念主義者，同時是一個品格高尚的人。在他的影響下，我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心力》。那時我也是一個觀念主義者，我的文章大受楊教授的贊賞，給我那篇文章一百分。”他在文章中寫道：“民之志首推舉國民眾個性之天然強健，則國家棟梁層出不窮。數百年外侮內斗中民眾個性屢被君主官僚殘害之重弊，舉國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國民個性者，罪莫大焉!故我國三綱所在必去，愚民愚治盡除，方有優塑民眾強盛希冀。……自中國開埠以來，封建、洋務禍國殃民，究其緣由，而教會、資本家、君主、賣國賊四者，同為天下惡魔強盜者也。四賊之中，尤以執掌政權之官僚最為緊要!蓋國之神圣重器以民為先，決不可助長惡私貪欲竊為己用!國之中樞如有愚昧膚淺肖小之徒竊而居之，則外魔必侵，國民必衰亡。……故吾輩任重而道遠，若能立此大心，聚愛成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戒海內貪腐之國賊，懲海外漢奸之子嗣;養萬民農林之福祉，興大國工業之格局;開仁武世界之先河，滅魔盜國際之基石;創中華新紀之強國，造國民千秋之福祉;興神州萬代之盛世，開全球永久之太平!也未為不可。”1918年4月，毛澤東與蔡和森等人創辦新民學會，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1919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期間，經常組織新民學會會員聽蔡元培、陶孟和、胡適等人講演，結識新文化運動的人物。7月14日，創辦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在創刊宣言中指出：“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德莫克拉希，一作民本主義、民主主義、庶民主義)。宗教的強權、文學的強權、政治的強權、社會的強權、教育的強權、經濟的強權、思想的強權、國際的強權，絲毫沒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義的高呼，將它打倒。”在創刊號上，毛澤東還就陳獨秀被捕發表文章指出：“現在的中國，可謂危險極了。不是兵力不強財用不足的危險，也不是內亂相尋四分五裂的危險。危險在全國人民思想界空虛腐敗到十二分。中國的四萬萬人，差不多有三萬九千萬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運命，迷信強權。全然不認有個人，不認有自己，不認有真理。這是科學思想不發達的結果。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這是群眾心里沒有民主的影子，不曉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結果。陳君平日所標揭的，就是這兩樣。他曾說，我們所以得罪于社會，無非是為著‘賽因斯’(科學)和‘克莫克拉西’(民主)。”1919年8月4日，毛澤東在《民眾的大聯合》中寫道：“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設的。我們有話要說，有事要做，是無論何時可直說可以做的。辛亥而后，到了丙辰，我們又打倒了一次洪憲皇帝，原也是可以打得倒的，及到近年，發生南北戰爭，和世界戰爭，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戰爭結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們，毒我們，剝削我們，越發得了鐵證。世界戰爭的結果，各國的民眾，為著生活痛苦問題，突然起了許多活動。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匈牙利崛起，布達佩斯又出現了嶄新的勞農政府。德人奧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與其國內的敵黨搏戰。怒濤西邁，轉而東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罷工，印度朝鮮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旌旗南向，過黃河而到長江、黃浦漢皋，屢演話劇，洞庭閩水，更起高潮。天地為之昭蘇，奸邪為之辟易。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萬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1921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新年大會的發言中表明了自己改造社會的態度和堅持的方法，他說：“世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幾種：1、社會政策;2、社會民主主義;3、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4、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5、無政府主義。我們可以拿來參考，以決定自己的方法。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1923年4月10日，毛澤東在《新時代》創刊號發表《外力、軍閥與革命》，對國內形勢進行分析道：“把國內各派勢力分析起來，不外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反動派。……中國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一個期內，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政治更發黑暗，財政更發紊亂，軍隊更發增多，實業教育更發停滯，壓迫人民的辦法更發厲害。質言之：民主的臉面更發抓破，完全實施封建的反動政治，這樣的期會要有十年八年都說不定。……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是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這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獨立的圣藥，大家不可不知道。”1925年10月20日，毛澤東在《廣東省黨部代表大會會場日刊》發刊詞中寫道：“我們的偉大領袖孫中山先生應乎中國被外力、軍閥、買辦、地主階級重重壓迫的客觀環境，為我們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的偉大領袖雖死，革命的三民主義不死。怎樣使革命的三民主義在廣東實現，乃是廣東同志的唯一工作。……革命的民族主義叫我們反抗帝國主義，使中國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權主義叫我們反抗軍閥，使中國人民自立于統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義叫我們反抗大商買辦階級，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動勢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階級，使中國大多數窮苦人民得享有經濟幸福。”1925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答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問》中說：“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系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1927年3月，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高度評價了發生在湖南的農民運動：“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在三灣村進行改編，規定官兵待遇平等，官長不能打罵士兵，在部隊中實行民主制度，連以上成立士兵委員會，對軍官有監督和批評權。1928年10月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湘贛邊界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決議中指出：“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這種革命的實際運動，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以后，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在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軍隊的民主問題：“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余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十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武器。”毛澤東還在報告中對地方政權存在的問題進行了剖析：“縣、區、鄉各級民眾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群眾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群眾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群眾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于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為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于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缺乏對于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于群眾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凈，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斗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于斗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于群眾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只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1929年12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中對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等錯誤思想進行了批評和糾正，他說“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于物質生活方面罷了。”

1930年5月，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關于土地斗爭中的婦女要求自由婚姻時指出：“民主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潮流，是到底無法制止的了。”1933年，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中對長岡鄉蘇維埃選舉的過程進行了祥盡的調查，最后指出選舉中存在的缺點：(1)宣傳沒有指出，蘇維埃是群眾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政權，選舉蘇維埃代表是群眾最重要的權利。(2)候選名單人數恰如應選人數，沒有比應選人數增加一倍，因此群眾對于候選名單沒有批評。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指出：“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于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指出：“全國人民現在所要的是抗日救民的集中統一，而不是媚外殘民的集中統一。全國人民現在熱烈要求一個真正救國救民的政府，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全國人民要求一個為他們自己謀利益的民主共和政府。這個政府的主要綱領，必須：第一，是能夠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夠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的，第三，是能夠發展國民經濟減輕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說‘現代國家’，這些綱領才是真正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中國在現時代所要求的，全國人民現在正以熱烈的愿望與堅毅的決心為著實現這樣的目標而斗爭。……中國共產黨、中華蘇維埃政府與中國紅軍，今特鄭重宣言：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宣布：在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蘇區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并在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

1936年9月，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斯諾采訪時指出：“我們所堅持的團結的基點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則。為了實現這個原則，我們認為必須建立民主共和國，建立國防民主政府。它的主要任務應該是：一、抵抗外國侵略者，二、給廣大人民以民主權利，三、加速發展國民經濟。”1936年9月22日，毛澤東在《給蔡元培的信》中懇切地說：“北京大學、中央研究院之學術領袖，當民族危亡之頃，作狂瀾逆挽之謀，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導，痛責南京當局立即停止內戰，放棄其對外退讓對內苛求之錯誤政策，撤廢其愛國有罪賣國有賞之亡國方針，發動全國海陸空軍，實行真正之抗日作戰，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于水深火熱之境，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召集人民選舉之全國國會，建立統一對外之國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國，致國家于富強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則先生者，必將照耀萬世，留芳千代，買絲爭繡，遍于通國之人，置郵而傳，沸于全民之口矣。”1936年10月，毛澤東在《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中指出：“中國國民黨方面承認改革現行政治制度，撤廢一切限制民主權利之法令，允許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懲辦漢奸與親日分子，釋放政治犯，釋放已被逮捕之共產黨員，并承認以后不再破壞共產黨之組織與不再逮捕共產黨之人員。中國共產黨方面承認停止以武力推翻國民黨政權之言論與行動，承認在全國建立民主共和國與召集根據普選權選舉的全國國會時，蘇維埃區域選舉代表參加此國會，蘇區實行與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1936年12月21日，毛澤東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給談判代表潘漢年的電報《實現國內和平一致抗日的五項條件》之一為：“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系。”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五屆三中會會愿將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隨后中央決定由林伯渠籌組陜甘寧特區政府，進行‘更名改制’，將蘇維埃制改為民主共和制。1937年3月1日，毛澤東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采訪時就抗日民族陣線主要政綱指出：“這個抗日的民族陣線之主要政綱，應該包括下面各項：(一)國內的和平統一;(二)對日抗戰;(三)人民的民主自由;(四)南京政府轉變為真正的國防政府，容納各黨各派，罷免親日派;　(五)國家制度改變為基于普選國會制的民主共和國;(六)改善人民生活;(七)發展工商業;(八)聯合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當史沫特萊問中共對于三民主義的態度問題時，毛澤東回答：“我們老早就是信仰三民主義的，不然我們為什么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能夠加入國民黨呢?我們黨中曾經有若干人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及省黨部委員，我就是其中的一個，林伯渠、吳玉章、董必武、謝覺哉、董維鍵諸位都是。又有許多人曾經是國民革命軍的領導干部，我們的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林彪、葉劍英、徐向前諸位都是。現在的任務是必須為真正實現革命的三民主義而奮斗，這就是說，以對外抗戰求得中國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以對內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選國會制、民主共和國的民權主義，以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數人民痛苦的民生主義。這樣的三民主義與我們的現時政綱，并無不合，我們正在向國民黨要求這些東西。”1937年4月5日，林伯渠代表中華蘇維埃全體人民在陜西省黃陵縣黃帝陵祭陵儀式上宣讀的毛澤東撰寫的祭文中寫道：“民主共和，改革內政，億兆一心，戰則必勝。”

1937年5月3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的報告，報告指出：“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國民黨內部的變動，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它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向著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種初步轉變，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是表現出來了。今后的要求是國民黨政策的徹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和全國人民更大地發展抗日和民主的運動，進一步地批評、推動和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主張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動動搖猶豫分子，排除親日分子，才能達到目的。……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地是因為封建制度的統治，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地鞏固國內和平，停止國內的武裝敵對，增強國內的團結，以便舉國一致抗御外敵。可能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待我們改革完畢，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就到來了。因此，為著隨時能夠抵抗日本的進攻并徹底地戰勝之，我們必須迅速地進行改革，并準備在抗戰的過程中進到徹底改革的程度。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于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于這一具體的帶著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嚴厲地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獨裁，而執行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上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和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為徹底。但是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宣布的三民主義的綱領，基本上是不相沖突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愿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斗。……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斗爭的總任務之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1)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應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并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范兵團。(2)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

1937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作的結論《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中指出：“對于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同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新階段中，我們希望有、也將會有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反日斗爭，這些將推動對日抗戰，也大有助于民主運動。然而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錯的嗎?我以為是不錯的。……無論什么情況，民主的口號都能適應，民主對于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這是人人明白的。何況實際情況已經表明，指出新階段和提出民主任務，是向抗戰接近一步的東西。時局已經前進了，不要把它拉向后退。‘為什么強調國民大會?’因為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為它是從反動獨裁到民主的橋梁，因為它帶著國防性，因為它是合法的。收復冀東察北、反對走私、反對‘經濟提攜’等等，如像同志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對的，但這絲毫也不與民主任務和國民大會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和人民自由。日常的反日斗爭和人民生活斗爭，要和民主運動相配合，這是完全對的，也是沒有任何爭論的。但目前階段里中心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和自由。……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和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得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系于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煉出大批的干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余，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1937年5月15日，毛澤東與美國記者韋爾斯圍繞《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問題進行了訪談，他指出：“以抗戰求國內和平團結，沒有民主不能鞏固和平與真正團結，抗日要全國人民參加，沒有民主則老百姓不能參加，無和平團結，無人民參加，抗戰成為不可能，即戰亦不能保證勝利。所以民主制度為對日抗戰勝利之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民主政治的實現，依賴民主運動，沒有廣大人民的要求與推動民主運動，則民主政治不會實現。全國各界各黨派應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權利而斗爭，全國軍人應該擁護民主運動，因為要挽救中國，戰勝日本，避免淪為殖民地的危險，惟有實行民主政治，給予人民以參政的自由，才能實現。民主運動的具體進行，應注意國民大會的選舉、召集與開會，應注意爭取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與愛國救國的完全自由。這是起碼的民主權利。如果整個國家向這個方向走，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是能實現的。”毛澤東勉勵北方青年：“北方青年應該對爭取民主自由增加興趣，爭取愛國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的一環;如若干人只談抗日，而不了解作實際的民主政治的斗爭，則抗日是不會有效果的。”1937年6月20日，陜甘寧特區政府發布第一個施政綱領《民主政府施政綱領》，共16條：動員一切人力物力財力準備抗日戰爭;實行民主普選制度與議會制度;保障人民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等民主自由;保障農民已分得的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發展經濟和文化教育;廢除苛捐雜稅，采用單一累進稅;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優待抗日戰士家屬;實行社會救濟;鎮壓漢奸活動，消滅土匪等。

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改革政治機構。容納各黨各派和人民領袖共同管理國事，清除政府中暗藏的親日派和漢奸分子，使政府和人民相結合。抗日是一件大事，少數人斷乎干不了。勉強干去，只有貽誤。政府如果是真正的國防政府，它就一定要依靠民眾，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最有力量的政府是這樣的政府。國民大會要是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是最高權力機關，要掌管國家的大政方針，決定抗日救亡的政策和計劃。”1937年8月，毛澤東在哲學論文《矛盾論》中指出：“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于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為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為新的民主的社會。”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中說：“今年二月十日，當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前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了具體地建立兩黨合作，乃以一個系統的建議電告該會。在這個電報內，要求國民黨向共產黨保證停止內戰，實行民主自由，召開國民大會，迅速準備抗日和改良人民生活等五項;共產黨也向國民黨保證取消兩個政權敵對，紅軍改變名稱，在革命根據地實行新民主制度和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等四項。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步驟，因為如果沒有這一步驟，則兩黨合作的建立勢將推遲，而這對于迅速準備抗日是完全不利的。……要實行三民主義和十大綱領，需要實行的工具，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軍隊的問題。現在的政府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不是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的政府。三民主義和十大綱領的實行，沒有一個民族民主的統一戰線的政府是不可能的。現在國民黨軍隊的制度還是老制度，要用這種制度的軍隊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現在的軍隊都在執行抗戰的任務，我們對于所有這樣的軍隊，特別是在前線抗戰的軍隊，都是具有欽敬之忱的。然而國民黨軍隊的制度不適宜于執行徹底戰勝日寇的任務，不適宜于順利地執行三民主義和革命綱領，必須加以改變，這在三個月來的抗戰教訓中已經證明了。改變的原則就是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1937年10月，陜甘寧邊區的民主選舉順利完成，邊區人民采取了投豆、畫圈、畫杠、燃香在紙上燒眼等多種選舉辦法，選出了民主的邊區政府。毛澤東致電八路軍駐邊區部隊各級首長和政治機關中指出：“特區政府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首先在西北廣大地區，實施抗日的普選的民主政治，做全國民主政治之先導……將更進一步推動全國的民主力量，圍繞在特區政府的周圍，在活的榜樣之下，為實現全國的民主制度而努力，為救亡圖存而抗戰到底。”

1937年10月25日，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就中國共產黨和抗日戰爭問話的談話中指出：“我們曾經反復地指出，必須加強統一戰線，實行革命的政策，才能進行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革命政策中特別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必須實現民主改革，以動員全體民眾加入抗日戰線。……政治上說來，第一、須將現政府改造成為一個有人民代表參加的統一戰線的政府。這個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這個政府實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許人民以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使戰爭帶著群眾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辦法包括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改良工人和下級官兵的待遇，優待抗日軍人家屬，救濟災民難民等等。……共產黨還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國’這個口號。這個口號政治上組織上的含義包括如下三點：(一)不是一個階級的國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漢奸賣國賊在外的一切抗日階級互相聯盟的國家和政府，其中必須包括工人、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在內。(二)政府的組織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沖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三)政府給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別是組織、訓練和武裝自衛的自由。……民主和集中之間，并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對于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們所要求的政府，必須是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這個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人民也一定要能夠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機會去影響政府的政策。……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別強大，抗日戰爭中國防性質的政府必定要采取這種民主集中制。……如果戰爭的目的是直接代表著人民利益的時候，政府越民主，戰爭就越好進行。這樣的政府就不應畏懼人民反對戰爭，相反，這個政府所顧慮的，應是人民的不起來和對于戰爭的冷淡。戰爭的性質決定政府和人民的關系，這是一個歷史的原則。”

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指出：“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軍隊的政治工作的基礎。軍隊應實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廢除封建主義的打罵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這樣一來，官兵一致的目的就達到了，軍隊就增加了絕大的戰斗力，長期的殘酷的戰爭就不患不能支持。”1938年7月，毛澤東在接見世界學聯代表團時的談話中說：“邊區是一個什么性質的地方呢?一句話說完，是一個民主的抗日根據地。……邊區各級政府都是由人民投票選舉的……當人民選舉他們所喜歡的人去辦政府的事的時候，辦得很不錯，這比派官辦事制度要好得多。……邊區的作用，就在做出一個榜樣給全國人民看，使他們懂得這種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國有利的，是抗日救國唯一正確的道路，這就是邊區在全國的意義與作用。”1938年7月15日，毛澤東在出版的《解放》雜志中指出：“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民主國家……有一個獨立的民主的政府，有一個代表人民的國會，有一個適合人民要求的憲法……人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的完全自由，各種優秀人物的天才都能發展，科學與一般文化都能提高，全國沒有文盲……軍隊不是與人民對立的，而是與人民打成一片的……這就是中國的現代國家，中國很需要這樣一個國家，有了這樣一個國家，中國就離開了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地位，變成了自由平等的國家，離開了舊中國，變成了新中國。”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擴大會議上作《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提出了“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問題，其中指出：“處在偉大斗爭面前的中國共產黨，要求整個黨的領導機關，全黨的黨員和干部，高度地發揮其積極性，才能取得勝利。所謂發揮積極性，必須具體地表現在領導機關、干部和黨員的創造能力，負責精神，工作的活躍，敢于和善于提出問題、發表意見、批評缺點，以及對于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從愛護觀點出發的監督作用。沒有這些，所謂積極性就是空的。而這些積極性的發揮，有賴于黨內生活的民主化。黨內缺乏民主生活，發揮積極性的目的就不能達到。大批能干人材的創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由于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小生產的家長制占優勢的國家，又在全國范圍內至今還沒有民主生活，這種情況反映到我們黨內，就產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現象。這種現象，妨礙著全黨積極性的充分發揮。同時，也就影響到統一戰線中、民眾運動中民主生活的不足。為此緣故，必須在黨內施行有關民主生活的教育，使黨員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的關系，并如何實行民主集中制。這樣才能做到：一方面，確實擴大黨內的民主生活;又一方面，不至于走到極端民主化，走到破壞紀律的自由放任主義。……擴大黨內民主，應看作是鞏固黨和發展黨的必要的步驟，是使黨在偉大斗爭中生動活躍，勝任愉快，生長新的力量，突破戰爭難關的一個重要的武器。”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六屆六次擴大會議上作的結論中指出：“中國的特點是：不是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國家，而是一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在內部沒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壓迫;在外部沒有民族獨立，而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無議會可以利用，無組織工人舉行罷工的合法權利。在這里，共產黨的任務，基本地不是經過長期合法斗爭以進入起義和戰爭，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鄉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1939年5月4日，毛澤東在延安青年群眾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紀念會上作《青年運動的方向》的演講，他指出：“中國革命的性質是什么?我們現在干的是什么革命呢?我們現在干的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我們所做的一切，不超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范圍。現在還不應該破壞一般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制，要破壞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這就叫做資產階級性的民主主義的革命。但是這個革命，資產階級已經無力完成，必須靠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這個革命要達到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建立一個人民民主的共和國。”1939年9月16日，毛澤東接受中央社、掃蕩報、新民報記者采訪時就抗日戰爭相持階段的一些問題進行了回答，他說：“改革國內政治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為敵人在目前，主要的是政治進攻，我們就要特別加強政治抵抗。這就是說，民主政治的問題，應當快點解決，才能加強政治上的抵抗力，才能準備軍事力量。中國抗戰主要地依靠自力更生。如果過去也講自力更生，那末，在新的國際環境下，自力更生就更加重要。自力更生的主要內容，就是民主政治。……現在在抗戰這種嚴重的局面之下，要避免亡國慘禍，并把敵人打出去，必須快些召集國民大會，實行民主政治。關于這個問題，有各種不同的議論。有些人說：老百姓沒有知識，不能實行民主政治。這是不對的。在抗戰中間，老百姓進步甚快，加上有領導，有方針，一定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例如在華北，已經實行了民主政治。在那里，區長、鄉長、保甲長，多是民選的。縣長，有些也是民選的了，許多先進的人物和有為的青年，被選出來當縣長了。這樣的問題，應該提出讓大家討論。……大敵當前，國共兩黨又都有了過去的經驗，大家一定要長期合作，一定要避免分裂。但是要給長期合作找到政治保證，分裂的可能性才能徹底避免，這就是堅持抗戰到底和實行民主政治。”1940年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作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他指出：“在中國，事情非常明白，誰能領導人民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誰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為人民的死敵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而特別是帝國主義的緣故。在今日，誰能領導人民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并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歷史已經證明：中國資產階級是不能盡此責任的，這個責任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就國家體制問題，他說：“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必然會有某些不同特點，但這是大同中的小異。只要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革命，其國家構成和政權構成，基本上必然相同，即幾個反對帝國主義的階級聯合起來共同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形式，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形式。它是抗日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的，統一戰線的。但可惜，抗戰許久了，除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民主根據地外，大部分地區關于國家民主化的工作基本上還未著手，日本帝國主義就利用這個最根本的弱點，大踏步地打了進來;再不變計，民族的命運是非常危險的。”就政體問題，他說：“中國現在可以采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省人民代表大會、縣人民代表大會、區人民代表大會直到鄉人民代表大會的系統，并由各級代表大會選舉政府。但必須實行無男女、信仰、財產、教育等差別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選舉制，才能適合于各革命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適合于表現民意和指揮革命斗爭，適合于新民主主義的精神。這種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發揮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對革命的敵人。‘非少數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須表現在政府和軍隊的組成中，如果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就叫做政體和國體不相適應。”他對“建國”的總體構想是：“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政體——民主集中制。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共和國，這就是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名副其實的中華民國。我們現在雖有中華民國之名，尚無中華民國之實，循名責實，這就是今天的工作。”就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問題，他說：“中國的經濟，一定要走‘節制資本’和‘平均地權’的路，決不能是‘少數人所得而私’，決不能讓少數資本家少數地主‘操縱國民生計’，決不能建立歐美式的資本主義社會，也決不能還是舊的半封建社會。誰要是敢于違反這個方向，他就一定達不到目的，他就自己要碰破頭的。”就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他指出：“共產主義的全部民主革命政綱中有徹底實現人民權力、八小時工作制和徹底的土地革命綱領，三民主義則沒有這些部分。”

1940年2月1日，毛澤東為延安民眾討汪大會起草的通電《向國民黨的十點要求》中指出：“十曰實行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為國民黨所奉行之主義。顧無數以反共為第一任務之人，放棄抗戰工作，人民起而抗日，則多方壓迫制止，此放棄民族主義也;官吏不給予人民以絲毫民主權利，此放棄民權主義也;視人民之痛苦若無睹，此放棄民生主義也。在此輩人員眼中，三民主義不過口頭禪，而有真正實行之者，不笑之曰多事，即治之以嚴刑。由此怪象叢生，信仰掃地。亟宜再頒明令，嚴督全國實行。有違令者，從重治罪。有遵令者，優予獎勵。則三民主義庶乎有實行之日，而抗日事業乃能立勝利之基。此應請采納實行者十。凡此十端，皆救國之大計，抗日之要圖。當此敵人謀我愈急，汪逆極端猖獗之時，心所謂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納施行，抗戰幸甚，中華民族解放事業幸甚。迫切陳詞，愿聞明教。”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在延安各界憲政促進會成立大會上作《新民主主義的憲政》的演說，他說：“抗日，大家贊成，這件事已經做了，問題只在于堅持。但是，還有一件事，叫做民主，這件事現在還沒有做。這兩件事，是目前中國的頭等大事。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一面少了兩件，另一面卻多了兩件。多了兩件什么東西呢?一件是帝國主義的壓迫，一件是封建主義的壓迫。由于多了這兩件東西，所以中國就變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現在我們全國人民所要的東西，主要的是獨立和民主，因此，我們要破壞帝國主義，要破壞封建主義。……不去破壞這些壞東西，你就休想建設。只有把這些東西破壞了，中國才有救，中國才能著手建設，否則不過是講夢話而已。只有破壞舊的腐朽的東西，才能建設新的健全的東西。把獨立和民主合起來，就是民主的抗日，或叫抗日的民主。沒有民主，抗日是要失敗的。沒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則抗他十年八年，我們也一定會勝利。……憲政是什么呢?就是民主的政治。……目前準備實行的憲政，應該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什么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呢?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專政。……‘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就是我們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憲政的具體內容，就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就是今天我們所要的憲政。這樣的憲政也就是抗日統一戰線的憲政。……要使國民會議在最短期間實現，就要‘促’。孫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張的國民會議至今沒有開。天天鬧訓政，把時間糊里糊涂地鬧掉了，把一個最短期間，變成了最長期間，還口口聲聲假托孫先生。孫先生在天之靈，真不知怎樣責備這些不肖子孫呢!現在的事情很明白，不促是一定不會進的，很多的人在倒退，很多的人還不覺悟，所以要‘促’。…… 世界上歷來的憲政，不論是英國、法國、美國，或者是蘇聯，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實之后，頒布一個根本大法，去承認它，這就是憲法。中國則不然。中國是革命尚未成功，國內除我們邊區等地而外，尚無民主政治的事實。中國現在的事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頒布一種好憲法，也必然被封建勢力所阻撓，被頑固分子所障礙，要想順暢實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現在的憲政運動是爭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認已經民主化的事實。這是一個大斗爭，決不是一件輕松容易的事。……多年以前，我們就聽到過憲政的名詞，但是至今不見憲政的影子。他們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這個叫做憲政的兩面派。這種兩面派，就是所謂‘一貫主張’的真面目。現在的頑固分子，就是這種兩面派。他們的憲政，是騙人的東西。你們可以看得見，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來一個憲法，再來一個大總統。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給你。憲法，中國已有過了，曹錕不是頒布過憲法嗎?但是民主自由在何處呢?大總統，那就更多，第一個是孫中山，他是好的，但被袁世凱取消了。第二個是袁世凱，第三個是黎元洪，第四個是馮國璋，第五個是徐世昌，可謂多矣，但是他們和專制皇帝有什么分別呢?他們的憲法也好，總統也好，都是假東西。像現在的英、法、美等國，所謂憲政，所謂民主政治，實際上都是吃人政治。這樣的情形，在中美洲、南美洲，我們也可以看到，許多國家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卻是一點民主也沒有。中國現在的頑固派，正是這樣。他們口里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并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于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真正的憲政決不是容易到手的，是要經過艱苦斗爭才能取得的。因此，你們決不可相信，我們的會一開，電報一拍，文章一寫，憲政就有了。你們也決不可相信，國民參政會做了決議案，國民政府發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國民大會，頒布了憲法，甚至選舉了大總統，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這是沒有的事，不要把你們的腦筋鬧昏了。這種情形，還要對老百姓講清楚，不要把他們弄糊涂了。事情決不是這么容易的。……從來的頑固派，所得的結果，總是和他們的愿望相反。他們總是以損人開始，以害己告終。……要是頑固派仍然反對憲政，那結果一定和他們的愿望相反。這個憲政運動的方向，決不會依照頑固派所規定的路線走去，一定和他們的愿望背道而馳，它必然是依照人民所規定的路線走去的。這是一定的，因為全國人民要這樣做，中國的歷史發展要這樣做，整個世界的趨勢要我們這樣做，誰能違拗這個方向呢?歷史的巨輪是拖不回來的。但是，這件事要辦好，卻需要時間，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需要努力，不是隨隨便便所能辦到;需要動員人民大眾，不是一手一足的力量所能收效。”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指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它是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專政區別的，也和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有區別。對于這種政權性質的明確了解和認真執行，將大有助于全國民主化的推動。過左和過右，均將給予全國人民以極壞的影響。……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作口號去高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選舉政策，應是凡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男女、信仰、黨派、文化程度，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經過人民選舉。其組織形式，應是民主集中制。”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中指出：“在抗日時期，我們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是民族統一戰線的。這種政權，是一切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的政權，是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對于漢奸和反動派的民主專政。它是和地主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專政區別的，也和土地革命時期的工農民主專政有區別。對于這種政權性質的明確了解和認真執行，將大有助于全國民主化的推動。過左和過右，均將給予全國人民以極壞的影響。……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選舉政策，應是凡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男女、信仰、黨派、文化程度，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經過人民選舉。其組織形式，應是民主集中制。”

1940年3月11日，毛澤東在延安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提綱中提出了《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他指出：“發展進步勢力，就是發展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力量，就是放手擴大八路軍新四軍，就是廣泛地創立抗日民主根據地，就是發展共產黨的組織到全國，就是發展全國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等等的民眾運動，就是爭取全國的知識分子，就是擴大爭民主的憲政運動到廣大人民中間去。……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選舉政策，應該是凡滿十八歲的贊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國人，不分階級、民族、黨派、男女、信仰和文化程度，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產生應該由人民選舉，然后陳請國民政府加委。其組織形式，應該是民主集中制。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施政方針，應該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真正的漢奸和反動派，保護抗日人民，調節各抗日階層的利益，改良工農生活，為基本出發點。這種抗日統一戰線政權的建立，將給全國以很大的影響，給全國抗日統一戰線政權樹立一個模型，因此應為全黨同志所深刻了解并堅決執行。”1941年11月6日，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陜甘寧邊區所實行的是革命的三民主義。我們對于任何一個實際問題的解決，都沒有超過革命的三民主義的范圍。就目前來說，革命的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就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其民權主義和民生主義，就是要為全國一切抗日的人民謀利益，而不是只為一部分人謀利益。全國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權利，參與政治的權利和保護財產的權利。全國人民都要有說話的機會，都要有衣穿，有飯吃，有事做，有書讀，總之是要各得其所。……共產黨員必須傾聽黨外人士的意見，給別人以說話的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并要跟別人的長處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該讓別人說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釋。共產黨員決不可自以為是，盛氣凌人，以為自己是什么都好，別人是什么都不好;決不可把自己關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稱王稱霸。除了勾結日寇漢奸以及破壞抗戰和團結的反動的頑固派，這些人當然沒有說話的資格以外，其他任何人，都有說話的自由，即使說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它的黨員應該站在民眾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眾之上。各位代表先生們，各位同志們，共產黨的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只要社會上還有黨存在，加入黨的人總是少數，黨外的人總是多數，所以黨員總是要和黨外的人合作，現在就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我想，我們共產黨的參議員，在我們這樣的政策下面，可以在參議會中受到很好的鍛煉，克服自己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我們不是一個自以為是的小宗派，我們一定要學會打開大門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善于同別人商量問題。也許到今天還有這樣的共產黨員，他們說，如果要和別人合作，我們就不干了。但是我相信，這樣的人是極少的。我向各位保證，我黨絕大多數的黨員是一定能夠執行我黨中央的路線的。同時也要請各位黨外同志了解我們的主張，了解共產黨并不是一個只圖私利的小宗派、小團體。不是的，共產黨是真心實意想把國事辦好的。但是我們的毛病還很多。我們不怕說出自己的毛病，我們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們要加強黨內教育來清除這些毛病，我們還要經過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來清除這些毛病。這樣的內外夾攻，才能把我們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國事真正辦好起來。”

1943年10月5日，毛澤東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指出：“我們共產黨人和全國人民要看事實，不愿再聽騙人的空話。如有事實，我們是歡迎的;如無事實，則空話是不能長久騙人的。抗戰到底，制止投降危險，繼續合作，制止內戰危機，承認邊區和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民主政治，恢復新四軍，制止反共運動，撤退包圍陜甘寧邊區的四五十萬軍隊，不要再把國民參政會當作國民黨制造反共輿論的御用機關，開放言論集會結社自由，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減租減息，改善工人待遇，扶助中小工業，取消特務機關，取消特務教育，實行民主教育，這就是我們對蔣先生和國民黨的要求。其中大多數，正是你們自己的諾言。你們如能實行這些要求和諾言，則我們向你們保證繼續實踐我們自己的諾言。在蔣先生和國民黨愿意的條件之下，我們愿意隨時恢復兩黨的談判。……前所未有的世界大變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來了，我們希望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人對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我們希望一切愛國黨派和愛國人民對于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1945年4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闡述了《兩個中國之命運》，他說：“我們這個大會有什么重要意義呢?我們應該講，我們這次大會是關系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民命運的一次大會。中國之命運有兩種：一種是有人已經寫了書的;我們這個大會是代表另一種中國之命運，我們也要寫一本書出來。……在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現在日本帝國主義還沒有被打敗。即使把日本帝國主義打敗了，也還是有這樣兩個前途。或者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中國，就是說，光明的中國，中國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國;或者是另一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貧弱的中國，就是說，一個老中國。一個新中國還是一個老中國，兩個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國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國共產黨的面前，存在于我們這次代表大會的面前。”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工作報告，毛澤東開宗明義地指出：“毫無疑義，中國急需把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團結在一起，成立民主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以便實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機，動員和統一全中國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國配合作戰，打敗日本侵略者，使中國人民從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來。然后，需要在廣泛的民主基礎之上，召開國民代表大會，成立包括更廣大范圍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代表人物在內的同樣是聯合性質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領導解放后的全國人民，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一句話，走團結和民主的路線，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他指出：“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內，實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全部必要的政策，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無派的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解放區內全體人民的力量都動員起來了。所有這一切，使得中國解放區在強敵壓迫之下，在國民黨軍隊的封鎖和進攻的情況之下，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能夠屹立不搖，并且一天一天發展，縮小敵占區，擴大自己的區域，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成為配合同盟國作戰、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的主要力量。中國解放區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軍隊，不但在對日戰爭的作戰上，起了英勇的模范的作用，在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各項民主政策上，也是起了模范作用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發表宣言，承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愿為其徹底實現而奮斗’，這一宣言，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權組織，應該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大政方針，選舉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只有這個制度，才既能表現廣泛的民主，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高度的權力;又能集中處理國事，使各級政府能集中地處理被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所委托的一切事務，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動。軍隊和其他武裝力量，是新民主主義的國家權力機關的重要部分，沒有它們，就不能保衛國家。新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如同其他權力機關一樣，是屬于人民和保護人民的，它們和一切屬于少數人、壓迫人民的舊式軍隊、舊式警察等等，完全不同。我們主張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也是符合于孫先生的原則的。在土地問題上，孫先生主張‘耕者有其田’。在工商業問題上，孫先生在上述宣言里這樣說：‘凡本國人及外國人之企業，或有獨占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在現階段上，對于經濟問題，我們完全同意孫先生的這些主張。……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同樣應該是‘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即是說，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決不應該是‘少數人所得而私’的文化。……毫無疑義，我們這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是在無產階級的領導之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但是中國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只要共產黨以外的其他任何政黨，任何社會集團或個人，對于共產黨是采取合作的而不是采取敵對的態度，我們是沒有理由不和他們合作的。……自由是人民爭來的，不是什么人恩賜的。中國解放區的人民已經爭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應該爭得這種自由。中國人民爭得的自由越多，有組織的民主力量越大，一個統一的臨時的聯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這種聯合政府一經成立，它將轉過來給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鞏固聯合政府的基礎。然后才有可能，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后，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產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沒有人民的自由，就沒有真正民選的國民大會，就沒有真正民選的政府。……為創造中國人民的軍隊而奮斗，是全國人民的責任。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對于這個問題，切不可只發空論。……兩條路線：或者堅決反對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腐敗無能，無力抗日;或者堅決贊助中國農民解決民主民生問題，而使自己獲得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最偉大的同盟軍，借以組織雄厚的戰斗力量。前者就是國民黨政府的路線，后者就是中國解放區的路線。動搖于兩者之間，口稱贊助農民，但不堅決實行減租減息、武裝農民和建立農村民主政權，這是機會主義者的路線。……就整個來說，沒有一個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的中國，不可能發展工業。消滅日本侵略者，這是謀獨立。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民主的統一的聯合政府，使全國軍隊成為人民的武力，實現土地改革，解放農民，這是謀自由、民主和統一。沒有獨立、自由、民主和統一，不可能建設真正大規模的工業。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便沒有人民的福利，便沒有國家的富強。”毛澤東在報告最后自信地宣稱：“成千成萬的先烈，為著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著他們的血跡前進吧!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不久就要誕生了，讓我們迎接這個偉大的日子吧!”

1945年6月1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詞中指出：“要使全國人民有這樣的信心：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反動派的。……現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動只是一股逆流。目前反動的逆流企圖壓倒民族獨立和人民民主的主流，但反動的逆流終究不會變為主流。”1945年7月1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的評論中質問：“有無國民大會是一件事，有無起碼的民主改革又是一件事。可以暫時沒有前者，不可以不立即實施后者。蔣介石及其一群，既然愿意‘提早’‘還政于民’，為什么不愿意‘提早’實施若干起碼的民主改革?國民黨的先生們，當我寫這最后幾行時，你們得承認，中國共產黨人總算不是向你們‘肆意攻擊’，僅僅提出一個問題，難道也不應該嗎?難道你們也可以置之不答嗎?你們得答復這個問題：為什么你們愿意‘還政于民’，卻不愿意實行民主改革呢?”

1945年8月16日，毛澤東在擬就的給蔣介石的電報中稱：“請你立即廢止一黨專政，召開各黨派會議，成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罷免貪官污吏和一切反動分子，懲辦漢奸，廢止特務機關，承認各黨派的合法地位(中國共產黨和一切民主黨派至今被你和你的政府認為是非法的)，取消一切鎮壓人民自由的反動法令，承認中國解放區的民選政府和抗日軍隊，撤退包圍解放區的軍隊，釋放政治犯，實行經濟改革和其他各項民主改革。”1945年10月17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后，就重慶談判在延安干部會上作報告，他說：“在談判中間，我們提出，第一條中國要和平，第二條中國要民主，蔣介石沒有理由反對，只好贊成。《會談紀要》上所發表的和平方針和若干民主協議，一方面是寫在紙上的，還不是現實的東西;另一方面也是由各方面力量決定的。解放區人民的力量，大后方人民的力量，國際形勢，大勢所趨，使得國民黨不得不承認這些東西。……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這是黨的七次代表大會的方針，我們要為這個方針奮斗。中國的事情，要靠共產黨辦，靠人民辦。我們有決心、有辦法實現和平，實現民主。只要我們同全體人民更好地團結起來了，中國的事情就好辦了。”1945年12月1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區工作的方針》指示中指出：“一切作持久打算。不論時局發展的情況如何，我黨均須作持久打算，才能立于不敗之地。目前我黨一方面堅持解放區自治自衛立場，堅決反對國民黨的進攻，鞏固解放區人民已得的果實;一方面，援助國民黨區域正在發展的民主運動(以昆明罷課為標志)，使反動派陷于孤立，使我黨獲得廣大的同盟者，擴大在我黨影響下的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同時，我黨代表團即將出席各黨派和無黨派人物的政治協商會議，并和國民黨重新談判，為全國的和平民主而奮斗。但事情可能還有曲折。我們面前還有許多困難，例如新區域、新部隊還不鞏固和財政困難等。我們必須正視這些困難，克服這些困難，在一切工作布置中作持久打算，十分注意人力物力的節省使用，力戒僥幸成功的心理。”

1946年9月29日，毛澤東在接受美國記者斯蒂爾采訪時指出：“如果美國政府放棄現行援蔣政策，撤退駐華美軍，實行莫斯科蘇美英三國外長會議的協定，則中國內戰必能早日結束。如果不是這樣，就有變為長期戰爭的可能。其結果，一方面，當然是中國人民受痛苦;但是，另一方面，中國人民必將團結起來，保衛自己的生存，決定自己的命運。不管怎樣艱難困苦，中國人民的獨立、和平、民主的任務是一定要實現的。任何本國和外國的壓迫力量，不可能阻止這一任務的實現。”1947年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所起草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指出：“聯合工農兵學商各被壓迫階級、各人民團體、各民主黨派、各少數民族、各地華僑和其他愛國分子，組成民族統一戰線，打倒蔣介石獨裁政府，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廢除蔣介石統治的獨裁制度，實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項自由。……為了早日打倒蔣介石，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我們號召全國各界同胞，在本軍到達之處，同我們積極合作，肅清反動勢力，建立民主秩序。在本軍未到之處，則自動拿起武器，實行抗丁抗糧，分田廢債，利用敵人空隙，發展游擊戰爭。”1948年1月30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起草的《軍隊內部的民主運動》的指示中指出：“部隊內部政治工作方針，是放手發動士兵群眾、指揮員和一切工作人員，通過集中領導下的民主運動，達到政治上高度團結、生活上獲得改善、軍事上提高技術和戰術的三大目的。目前在我軍部隊中熱烈進行的三查、三整，就是用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的方法，達到前兩項目的。關于經濟民主，必須使士兵選出的代表有權協助(不是超過)連隊首長管理連隊的給養和伙食。關于軍事民主，必須在練兵時實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在作戰時，實行在火線上連隊開各種大、小會，在連隊首長指導下，發動士兵群眾討論如何攻克敵陣，如何完成戰斗任務。”1948年4月30日，中共發布五一勞動節口號二十三條，其中經毛澤東親自改寫的第五條，正式向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發出“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由此揭開了籌建新中國的序幕。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報告指出：“反動派從古以來，對民主勢力就是兩條原則，能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留待將來消滅之……我們對反動派也應采取同樣兩條原則，我們今天是第一條。……建立我們政權的制度是采取議會會制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過去我們叫蘇維埃……這是死搬外國名詞，現在我們就用‘人民代表會議’這一名詞。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議會制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臭了。在中國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適的。我們提出開人民代表大會……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和三權鼎立等。”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為新華社寫的1949年新年獻詞《將革命進行到底》中指出：“人民解放戰爭愈接近于最后勝利，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將愈加鞏固地團結一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決地主張徹底消滅反動勢力，徹底發展革命勢力，一直達到在全中國范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實現統一的民主的和平。……一九四九年將要召集沒有反動分子參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務為目標的政治協商會議，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并組成共和國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是一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適當的代表人物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1949年3月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我黨同黨外民主人士長期合作的政策，必須在全黨思想上和工作上確定下來。我們必須把黨外大多數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樣，同他們誠懇地坦白地商量和解決那些必須商量和解決的問題，給他們工作做，使他們在工作崗位上有職有權，使他們在工作上做出成績來。……每一個大城市和每一個中等城市，每一個戰略性區域和每一個省，都應當培養一批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有威信的黨外民主人士。我們黨內由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關門主義作風所養成的對待黨外民主人士的不正確態度，在抗日時期并沒有完全克服，在一九四七年各根據地土地改革高潮時期又曾出現過。這種態度只會使我黨陷于孤立，使人民民主專政不能鞏固，使敵人獲得同盟者。現在中國第一次在我黨領導之下的政治協商會議即將召開，民主聯合政府即將成立，革命即將在全國勝利，全黨對于這個問題必須有認真的檢討和正確的認識，必須反對右的遷就主義和‘左’的關門主義或敷衍主義兩種傾向，而采取完全正確的態度。”1949年6月30日，為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毛澤東作《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指出：“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⑺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能性：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到現在為止，中國人民已經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經驗，就是這兩件事：(一)在國內，喚起民眾。這就是團結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結成國內的統一戰線，并由此發展到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二)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斗。……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組成自己的國家，選舉自己的政府，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這兩方面，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為什么理由要這樣做?大家很清楚。不這樣，革命就要失敗，人民就要遭殃，國家就要滅亡。……一九二四年，孫中山親自領導的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一個著名的宣言。這個宣言上說：‘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誰領導誰這一個問題以外，當作一般的政治綱領來說，這里所說的民權主義，是和我們所說的人民民主主義或新民主主義相符合的。只許為一般平民所共有、不許為資產階級所私有的國家制度，如果加上工人階級的領導，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了。……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國際和國內的形勢都對我們有利，我們完全可以依靠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武器，團結全國除了反動派以外的一切人，穩步地走到目的地。”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寫道：“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許多曾經是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的人們，在美國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面前站起來了。聞一多拍案而起，橫眉怒對國民黨的手槍，寧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1949年8月28日，毛澤東在批駁美國白皮書的《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中指出：“其實，就人民政府關于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確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地不可以須臾離開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是一個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的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以棄置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但是艾奇遜的話有一半是說錯了。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府，對于人民內部來說，不是專政或獨裁的，而是民主的。這個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這個政府的工作人員對于人民必須是恭恭敬敬地聽話的。同時，他們又是人民的先生，用自我教育或自我批評的方法，教育人民。……美國政府現在還有一片民主布，但是已被美國反動派剪得很小了，又大大地褪了顏色，比起華盛頓、杰斐遜、林肯的朝代來是差遠了，這是階級斗爭迫緊了幾步的緣故。再迫緊幾步，美國的民主布必然要被拋到九霄云外去。”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作的開幕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指出：“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是保障人民革命的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的復辟陰謀的有力的武器，我們必須牢牢地掌握這個武器。在國際上，我們必須和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團結在一起，首先是和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團結在一起，使我們的保障人民革命勝利成果和反對內外敵人復辟陰謀的斗爭不致處于孤立地位。只要我們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團結國際友人，我們就會是永遠勝利的。”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起草的宣言《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中宣布：“我們的會議齊心一志，按照新民主主義的原則，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采用了義勇軍進行曲為現時的國歌，決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紀年采用世界公元，選舉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選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中國的歷史，從此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全國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遵照共同綱領在全中國境內實施人民民主專政。……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用偉大的人民群眾的集體力量，擁護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軍，建設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新中國。”

象千千萬萬民主革命先軀一樣，毛澤東懷著樸素的濟世救民的理想投身到時代的革命洪流里，他成了一名民主主義者，他吸收西方先進的民主思想，他追隨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他為了“德先生”而奔走呼號，奮筆疾書。而在這個最頑固、最落后、最保守、最兇殘的東方封建堡壘里，民主的土壤是那么貧瘠，民主的環璋是那么兇險，要民主意味著要流血，要犧牲，要付出難以估量的艱難和代價。毛澤東后來在一首詩里寫道：“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這些最勇敢的、是無畏的民主的戰士，踏著烈士的鮮血，把民主的種子播灑在中華民族的大地上，播灑在億萬民眾的期盼里。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的民主思想也日益深入而成熟，他找到了一條民主的新路，那就是人民的民主，這是一條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道路，從此中國民主革命的前途豁然開朗，中國民主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成了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無數的人集聚到它的麾下，匯成了無艱不摧的力量，給了那個雖千瘡百孔卻又異常牢固的封建堡壘以最后的一擊。新民主主義的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它是一個勝利的標志，是人民民主戰勝封建獨裁的勝利，中國人民的民主是用血的代價換來的，而不是什么人或者天的恩賜，它來之不易，它更需倍加呵守，所以當毛澤東說出“人民民主獨裁”的時候，人們一點都不會感到驚訝，反而都認為那是理所應當。共和國的成立并不意味著人民民主的大功告成，它只是萬里長征邁出的第一步，毛澤東在人民民主的道路上依然艱難地探索著，向前邁進著。

1950年6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做一個完全的革命派》中說：“人民民主專政有兩個方法。對敵人說來是用專政的方法，就是說在必要的時期內，不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強迫他們服從人民政府的法律，強迫他們從事勞動并在勞動中改造他們成為新人。對人民說來則與此相反，不是用強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就是說必須讓他們參與政治活動，不是強迫他們做這樣做那樣，而是用民主的方法向他們進行教育和說服的工作。這種教育工作是人民內部的自我教育工作，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我希望全國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人士，都采用這種方法。”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開會詞《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中說：“一切事實都證明：我們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較之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具有極大的優越性。在這種制度的基礎上，我國人民能夠發揮其無窮無盡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任何敵人所不能戰勝的。”1954年6月14日，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講話中說：“這個憲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 ，就是起草憲法采取了領導機關的意見和廣大群眾的意見相結合的方法。這個憲法草案，結合了少數領導者的意見和八千多人的意見，公布以后，還要由全國人民討論，使中央的意見和全國人民的意見相結合。這就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領導和廣大積極分子相結合的方法。過去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這個方法。這次我們采用了這個方法，就得到了比較好的、比較完全的憲法草案。……我們的憲法草案，結合了原則性和靈活性。原則基本上是兩個：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的原則貫串在我們整個憲法中。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原則。……當然也有人不高興，帝國主義、蔣介石都不會高興的。你說蔣介石會不會高興?我看不需要征求他的意見就知道他是不高興的。我們對蔣介石很熟悉，他決不會贊成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也不高興，也要說它不好。他們會說我們這個憲法是一條清楚的明確的但是很壞的道路，是一條錯路，什么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是犯了錯誤。他們也不贊成靈活性。他們最喜歡我們在一天早晨搞出個社會主義，搞得天下大亂，他們就高興了。”

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關于大民主小民主問題講道：“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人身上，看干什么事情。我們是愛好大民主的。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我們發動群眾斗蔣介石，斗了二十幾年，把他斗垮了;土地改革運動，農民群眾起來斗地主階級，斗了三年，取得了土地。那都是大民主。‘三反’是斗那些被資產階級腐蝕的工作人員，‘五反’是斗資產階級，狠狠地斗了一下。那都是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也都是大民主。早幾天群眾到英國駐華代辦處去示威，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幾十萬人開大會，支援埃及反抗英法侵略。這也是大民主，是反對帝國主義。這樣的大民主，我們為什么不愛好呢?我們的確是愛好的。這種大民主是對付誰的呢?對付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對付資本主義。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對付資本主義的。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要廢除小生產私有制，就它的性質來說，也是對付資本主義的。……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大民主也沒有什么可怕。在這個問題上，我跟你們不同，你們有些同志好象很怕。我說來一個大民主，第一不怕，第二要加以分析，看他講什么，做什么。那些壞人在搞所謂大民主的時候，一定要做出錯誤的行動，講出錯誤的話，暴露和孤立他們自己。‘殺幾千幾萬人’，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嗎?能得到大多數人同情嗎?‘打倒法西斯’，‘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不是公然違反憲法嗎?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政權是革命的，社會主義有優越性，這都是憲法里頭講了的，是全國人民公認的。‘要戰爭不要和平’，那好呀!你來號召戰爭，統共那么幾個人，你的兵就不夠，軍官也沒有訓練好。這些娃娃們發瘋了!石家莊那個學校，把那三個口號一討論，七十個代表，只有十幾個人贊成，有五十幾個人反對。然后，又把這幾個口號拿到四千學生里頭去討論，結果都不贊成，這十幾個人就孤立了。提出和堅持這幾個口號的極反動分子，只有幾個人。他們不搞什么大民主，不到處貼標語，還不曉得他們想干什么。他們一搞大民主，尾巴就被抓住了。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百花齊放，我看還是要放。有些同志認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這種看法，表明他們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很不理解。一般說來，反革命的言論當然不讓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現，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現，那就只好讓它放，這樣才有利于對它進行鑒別和斗爭。田里長著兩種東西，一種叫糧食，一種叫雜草。雜草年年要鋤，一年要鋤幾次。你說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長糧食，不能長一根草。話盡管那樣講，凡是到田里看過的都知道，只要你不去動手鋤，草實際上還是有那么多。雜草有個好處，翻過來就是肥料。你說它沒有用?可以化無用為有用。農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雜草作斗爭，我們黨的作家、藝術家、評論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領域的雜草作斗爭。所謂鍛煉出來的，就是奮斗出來的。你草長，我就鋤。這個對立面是不斷出現的。雜草一萬年還會有，所以我們也要準備斗爭一萬年。……對民主人士，我們要讓他們唱對臺戲，放手讓他們批評。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就有點象國民黨了。國民黨很怕批評，每次開參政會就誠惶誠恐。民主人士的批評也無非是兩種：一種是錯的，一種是不錯的。不錯的可以補足我們的短處;錯的要反駁。……一定要肯定肅反的成績。肅反的成績是偉大的。錯誤也有，當然要嚴肅對待。要給做肅反工作的干部撐腰，不能因為一些民主人士一罵就軟下來。你天天罵，吃了飯沒有別的事做，專做罵人的事，那由你。我看越罵越好，我講的這三條總是罵不倒的。共產黨不曉得挨了多少罵。國民黨罵我們是‘共匪’，別人跟我們通，就叫‘通匪’。結果，還是‘匪’比他們非‘匪’好。自古以來，沒有先進的東西一開始就受歡迎，它總是要挨罵。馬克思主義、共產黨從開始就是挨罵的。一萬年以后，先進的東西開始也還是要挨罵的。”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指出：“我們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眾之間也有一定的矛盾。這種矛盾包括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同個人利益之間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領導同被領導之間的矛盾，國家機關某些工作人員的官僚主義作風同群眾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也是人民內部的一個矛盾。一般說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我們的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這個專政是干什么的呢?專政的第一個作用，就是壓迫國家內部的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革命的剝削者，壓迫那些對于社會主義建設的破壞者，就是為了解決國內敵我之間的矛盾。……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們的憲法又規定:國家機關實行民主集中制，國家機關必須依靠人民群眾，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為人民服務。我們的這個社會主義的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我們的專政，叫做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這就表明，在人民內部實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階級團結全體有公民權的人民，首先是農民，向著反動階級、反動派和反抗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分子實行專政。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狀態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實際上，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階級斗爭的社會里，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有些資本主義國家也容許共產黨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資產階級的根本利益為限度，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容許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們認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認民主是手段。民主這個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在人民內部，民主是對集中而言，自由是對紀律而言。這些都是一個統一體的兩個矛盾著的側面，它們是矛盾的，又是統一的，我們不應當片面地強調某一個側面而否定另一個側面。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在這個制度下，人民享受著廣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時又必須用社會主義的紀律約束自己。這些道理，廣大人民群眾是懂得的。……在一九四二年，我們曾經把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這種民主的方法，具體化為一個公式，叫做‘團結——批評——團結’。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使矛盾得到解決，從而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藝術和科學中的是非問題，應當通過藝術界科學界的自由討論去解決，通過藝術和科學的實踐去解決，而不應當采取簡單的方法去解決。為了判斷正確的東西和錯誤的東西，常常需要有考驗的時間。歷史上新的正確的東西，在開始的時候常常得不到多數人承認，只能在斗爭中曲折地發展。……各黨派互相監督的事實，也早已存在，就是各黨派互相提意見，作批評。所謂互相監督，當然不是單方面的，共產黨可以監督民主黨派，民主黨派也可以監督共產黨。為什么要讓民主黨派監督共產黨呢?這是因為一個黨同一個人一樣，耳邊很需要聽到不同的聲音。大家知道，主要監督共產黨的是勞動人民和黨員群眾。但是有了民主黨派，對我們更為有益。當然，各民主黨派和共產黨相互之間所提的意見，所作的批評，也只有在合乎我們在前面所說的六條政治標準的情況下，才能夠發揮互相監督的積極作用。因此，我們希望各民主黨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爭取和共產黨一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以適應新社會的需要。……我們相信，我國廣大的人民群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他們很守紀律，很講道理，決不無故鬧事。但是這并不是說，在我國已經沒有了發生群眾鬧事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當注意的是：(一)為了從根本上消滅發生鬧事的原因，必須堅決地克服官僚主義，很好地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恰當地處理各種矛盾。只要做到這一條，一般地就不會發生鬧事的問題。(二)如果由于我們的工作做得不好，鬧了事，那就應當把鬧事的群眾引向正確的道路，利用鬧事來作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眾的一種特殊手段，解決平日所沒有解決的問題。應當在處理鬧事的過程中，進行細致的工作，不要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不要‘草率收兵’。對于鬧事的帶頭人物，除了那些違犯刑法的分子和現行反革命分子應當法辦以外，不應當輕易開除。在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里，有少數人鬧事，并不值得大驚小怪，倒是足以幫助我們克服官僚主義。”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當然要分清敵我，不能站在敵對的立場用對待敵人的態度來對待同志。必須是滿腔熱情地用保護人民事業和提高人民覺悟的態度來說話，而不能用嘲笑和攻擊的態度來說話。不敢寫文章怎么辦?有的人說，有文章不敢寫，寫了怕得罪人，怕受批評。我看這種顧慮可以消除。我們的政權是人民民主政權，這對于為人民而寫作是有利的環境。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對于科學和藝術的發展給了新的保證。如果你寫得對，就不用怕什么批評，就可以通過辯論，進一步闡明自己正確的意見。如果你寫錯了，那末，有批評就可以幫助你改正，這并沒有什么不好。在我們的社會里，革命的戰斗的批評和反批評，是揭露矛盾，解決矛盾，發展科學、藝術，做好各項工作的好方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同志們在討論中間是不贊成收的，我看這個意見很對。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只能放。領導我們的國家可以采用兩種不同的辦法，或者說兩種不同的方針，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于說話，敢于批評，敢于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于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們采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于我們國家鞏固和文化發展的方針。……要人家服，只能說服，不能壓服。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對付敵人可以這樣，對付同志，對付朋友，絕不能用這個方法。不會說服怎么辦?這就要學習。我們一定要學會通過辯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來克服各種錯誤思想。……軍隊里頭的這種民主，我們曾經搞過，結果是有益的。不要因為有了軍銜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級、官兵、軍民、軍隊同地方的密切關系受到損害。毫無疑義，上下級的關系應當密切，應當是一種同志的關系。干部跟戰士的關系應當密切，應當打成一片。軍隊跟人民、跟地方黨政組織的關系，也應當是密切的。” 　　

 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人這個地方叫頭，頭有一張皮，叫頭皮。硬著頭皮頂住，就是你批評我，我就硬著頭皮聽，聽一個時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復，說得對的就接受，說得不對的加以批評。……我希望造成這么一種局面：就是又集中統一，又生動活潑，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兩方面都有，不只是一方面，不是只有紀律，只有集中，把人家的嘴巴都封住，不準人家講話，本來不對的也不準批評。應當提倡講話，應當是生動活潑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言者無罪，不管你怎么尖銳，怎么痛罵一頓，沒有罪，不受整，不給你小鞋穿。小鞋于那個東西穿了不舒服。……剛才講大字報，這是個方式的問題，是取一種什么形式作戰的問題。大字報是作戰的武器之一，象步槍、短槍、機關槍這類輕武器。至于飛機、大炮，那大概是《文匯報》之類吧，還有《光明日報》，也還有一些別的報紙。有一個時期，共產黨的報紙也登右派言論。我們下了命令，所有右派言論，要照原樣登出來。我們運用這種方式，以及其他各種方式，使廣大群眾從正反兩面受到了教育。比如《光明日報》、《文匯報》的工作人員，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他們過去分不清什么叫無產階級報紙，什么叫資產階級報紙，什么叫社會主義報紙，什么叫資本主義報紙。一個時候，他們的右派領導人把報紙辦成資產階級報紙。這些右派領導人仇恨無產階級，仇恨社會主義。他們不是把學校引到無產階級方向，而是要引到資產階級方向。……我就是這么一個人，要辦什么事，要決定什么大計，就非問問工農群眾不可，跟他們談一談，跟他們商量，跟接近他們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東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沒有原料。原料都是從工人、農民那里拿來的，都是從地方拿來的。中共中央好比是個加工廠，它拿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錯誤。知識來源于群眾。什么叫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歸根到底就是群眾路線四個字。不要脫離群眾，我們跟群眾的關系，就象魚跟水的關系，游泳者跟水的關系一樣。”1957年7月，毛澤東在青島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期間寫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中指出：“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以利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較易于克服困難，較快地建設我國的現代工業和現代農業，黨和國家較為鞏固，較為能夠經受風險。總題目是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正確地處理敵我矛盾。方法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派生的方法是黨內黨外在一起開一些有關大政方針的會議，公開整風，黨和政府的許多錯誤缺點登報批評。……軍隊多次整風，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行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戰時班上建立互助組，實行官兵、軍民打成一片，禁止打人罵人，禁止槍斃逃兵。因此士氣高漲，戰無不勝。手執武器的軍隊能夠這樣做，為什么工廠、農村、機關、學校不能夠發揚民主，用說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壓服的方法去解決自己的問題(矛盾)呢?……我們黨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延安整風的時候，寫筆記，自己反省，互相幫助，七、八個人一個小組，搞了幾個月。我接觸的人都感謝那一次整風，說改變主觀主義就是那一次開始。土地改革的時候，有事同群眾一道商量，打通思想。我們軍隊里頭，連長給戰士們蓋被子，同戰士很平等地友誼地談話。延安整風，土地改革，軍隊里頭的民主生活，還有‘三查三整’，后頭的‘三反’‘五反’，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等，這中間都有豐富的民主形式。但是，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然后還要搞和風細雨，商量，啟發，這種形式只有現在這個時候才能產生。找到了這種形式，對于我們的事業會有很大的好處，克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命令主義(所謂命令主義，就是打人罵人，強迫執行)，領導干部同群眾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后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這種形式充分發揮了社會主義民主。這種民主，只有社會主義國家才能有，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有。在這樣的民主基礎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鞏固了集中制，加強了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要靠廣大的同盟軍，單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不行。中國無產階級數量少，只有一千多萬人，它要靠幾億人口的貧農、下中農、城市貧民、貧苦的手工業者和革命知識分子，才能實行專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發動了他們的積極性，無產階級專政就鞏固起來了。”

1957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的講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中指出：“現在整風找出了一種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群眾創造的一種新形式，跟我們黨歷史上采取過的形式是有區別的。延安那一次整風，也出了一點大字報，但是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提倡。后來‘三查三整’，也沒有采取這種形式。在革命戰爭時期，沒有人給我們發餉，沒有制造槍炮的工廠，我們的黨和軍隊就是依靠戰士，依靠當地人民，依靠群眾。所以，長期以來，形成了一種民主作風。但是，那個時候，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是什么理由?就是那個時候金鼓齊鳴，在打仗，階級斗爭那么尖銳，如果內部這么大鬧，那就不好了。現在不同了，戰爭結束了，全國除臺灣省外都解放了。所以，就出現了這種新形式。新的革命內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現在的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是為了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它找到了這種新形式。……世界上有些事就是那么怪，三年不整風，共產黨、青年團、民主黨派、大學教授、中小學教員、新聞記者、工程師、科學家里頭，又要出許多怪議論，資本主義思想又要抬頭。”

1958年11月21日，毛澤東在同新華通訊社社長、《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談話時要求《記者頭腦要冷靜》，他說：“總要有集中。集中的過程要有民主。要提倡民主作風，反對強迫命令。”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上說：“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說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黨內黨外部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如果沒有民主，不了解下情，情況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見，不使上下通氣，只由上級領導機關憑著片面的或者不真實的材料決定問題，那就難免不是主觀主義的，也就不可能達到統一認識，統一行動，不可能實現真正的集中。……沒有廣泛的人民民主，無產階級專政不能鞏固，政權會不穩。沒有民主，沒有把群眾發動起來，沒有群眾的監督，就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復辟的可能。……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面，就不會有多少民主。……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適，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幾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民主空氣。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講意見。對于犯了錯誤的人，對于那些不讓人講話的人，要采取善意幫助的態度。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就不得了，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一個人犯了錯誤，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只要他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表示歡迎。……人是要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愿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采取寬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還可以讓他在那里繼續工作。……我們充分地發揚了民主，就能把黨內、黨外廣大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能使占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眾團結起來。做到了這些，我們的工作就會越做越好，我們遇到的困難就會較快地得到克服，我們事業的發展就會順利得多。”關于民主集中制問題，他說：“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不能用咒罵，也不能用拳頭，更不能用刀槍，只能用討論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一句話，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讓群眾講話的方法。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嗎?偏要摸!在我們國家，如果不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不充分實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無產階級的集中制。沒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讓人講話，天不會塌下來，自己也不會垮臺。不讓人講話呢?那就難免有一天要垮臺。”

1964年6月16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指出：“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一開會就自己講幾個鐘頭，不讓人家講話。不要開會時贊成，會后又翻案，又說不贊成。共產黨人要搞民主作風，不能搞家長作風。”1964年7月14日，毛澤東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中指出：“在人民內部是實行民主集中制。我們的這種民主是任何資產階級國家所不能有的最廣大的民主。……必須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多數，首先是工農基本群眾的多數。要善于同群眾商量辦事，任何時候也不要離開群眾。反對命令主義和恩賜觀點。我國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創造出來的大鳴、大放、大辯論，是依靠人民群眾，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一種重要的革命斗爭形式。……無產階級專政的基本任務之一，就是努力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在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的發展國民經濟總方針的指導下，逐步實現工業、農業、科學技術和國防的現代化。必須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眾的生活。……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從兩種所有制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個相當長的發展過程。集體所有制本身也有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由小到大的發展過程。中國人民創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決這個過渡問題的一種適宜的組織形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在科學、文化、藝術、教育隊伍中，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也是長期的、激烈的階級斗爭。我們要經過文化革命，經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的革命實踐，建立一支廣大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又紅又專的工人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絕不要實行對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當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說：“我們要摸索出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防止修正主義，要繼續和發揮井岡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風。……隨著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就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為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1965年5月25日下午，毛主席重新講到《井岡山斗爭》一文中寫過的話：“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他又說：“現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中央出修正主義怎么辦?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別是在上層建筑領域。”1965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與陳伯達、艾思奇等同志談話時指出《上面要靠黨的領導，下面要靠廣大群眾》，他說：“要發動人人負責，人人開口，人人鼓動、人人批評。每個人都長著眼睛和嘴，就應該讓他們去看，讓他們去說。群眾的事情由群眾來辦理就是民主，這里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單靠個人來辦，一條是發動群眾來辦。我們的政治是群眾的政治、民主的政治要靠大家來治，而不是靠少數人來治，一定要發動人人開口。每個人既然長了嘴巴，就要負擔兩個責任，一個是吃飯，一個是說話。在壞事情壞作風面前，就要說話，就要負起斗爭的責任來。沒有黨的領導，單靠首長個人來領導，事情一定辦不好，一定要靠黨和同志們來辦事，而不是靠個人來辦，群眾要發動，要形成群眾動手動口的風氣。上面要靠黨的領導，下面要靠廣大群眾，這樣才能把事情辦好。”

1976年12月29日出版的《參考消息》有這樣一段話：“中國現行的社會政治制度在這個國家建立了政治、經濟和社會民主，而在舊社會，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過著要交各種苛捐雜稅的農奴生活，少數封建地主和買辦資產階級使他們處于奴隸地位。毛主席的功績在于他在長期的反對國內外階級敵人的斗爭中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同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一個有近十億人口的多民族社會的領導人，在全國人民的支持下，成功地把構成他們人品和特性的基本美德同各種形式的技術進步協調起來，這在近代史上還是第一次。”這應該是對毛澤東時代的一種比較客觀的描述。毛澤東時代是人民民主踐行的時代，國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人民政府，軍隊是人民解放軍，法院是人民法院，公安是人民公安，教育是人民教育，醫院是人民醫院，人民代表里多晃動著工農的臉龐，戲劇舞臺上多表現著工農的形象，人民比歷史上任何的時候都更廣泛地參與到社會的各個方面，比歷史上任何的時候都更有了主人的感覺。然而，社會常在悖論中發展，舊的統治階級被推翻，新的統治階級又會產生，毛澤東在這個悖論中努力破解著這個人類的難解之題，他用繼續革命的理論，來防范一個新的與人民對立的官僚階級的產生，來呵護無數先烈用生命換來的人民民主不被侵犯和損毀。為此，他不惜與他的許多曾經的戰友決裂，他用一種悲壯的方式守衛了他的理想。在后毛澤東時代，這成了毛澤東所犯下的嚴重的錯誤，直到今天，批判甚至詛咒的聲音仍然無處不在，象獨裁、封建這樣的污水普天蓋地一樣潑向這個已長眠的古人，這是一種狹隘的復仇和情緒化的渲瀉，這又是一種何等的諷剌啊。

　　 知不知道，毛澤東是一個民主的斗士，他從始至終都沒有辜負了這個光榮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