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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好象很風行“翻案”，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立場上，對歷史上的人、事進行重新認識和定位，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講，這也未嘗不可，畢竟歷史也會有偏差，甚至是謬誤，需要通過后人們的研究和發現不斷進行修正，以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這樣的“翻案”是正常的，也是很容易被人理解和認同的。然而“翻案”畢竟是件顛覆性的事情，就需要采取比較慎重的態度，具有非常充分的證據支持，才好做這篇“翻案”的文章。

　　不過如今人們的熱衷于“翻案”其意并不在于還原歷史，而在于通過“翻案”來達到某種政治的訴求。有些案是歷史的“鐵案”，是不容易翻的，對這些“鐵案”如果為了某種目的而強行“翻案”，那只會把自己翻到陰溝里。比如“土地革命”這個案，就不容易翻，有些人要利用小說或其他一些方式翻這個案，就要先問問歷史會不會答應。

　　抗日戰爭時期，年輕的白修德被美國《時代》雜志派駐中國采寫抗戰新聞，后來他與同為該雜志記者的賈安娜共同撰寫了《中國的驚雷》一書，這兩位自由主義作者在書中描寫了他們眼中的當時中國的社會景況，1946年出版后引起了比較大的轟動，并多次再版。這本書的第二章是寫那時的中國農民的，我幾年前讀這本書的時候，十分驚訝于彼時農民的悲慘境況，就作了一些筆記，不妨摘錄如下：

　　“農民和土地的關系，是由控制土地的人來決定的……中國地主把佃租提高到無可再高的程度。好一點的田地，他們收取收獲物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在某些地區，如重慶，他們收取百分之八十之多。在地權十分集中的縣份里，大地主好象中古歐洲的貴族一樣，自己有武裝的家臣，有無情的收租管事，有農奴——即佃農。小自耕農常常并不比佃農好過日子。任何人都可以向他抽稅，并且常常是在抽著，他必須負擔政府的勒索，各種本地官吏的零星竊盜，以及駐在他的縣里的軍官們的需求。路過他的地方的小兵們，都覺得可以隨便問他要豬要肉要吃的。有時農民需要貸款，而貸款在中國，可以把名義上擁有土地的農民降而為替債主耕種的雇農。一筆借款——買種子，買耕具或家庭急用的借款——就可以使農民陷入高利貸的天羅地網之中……而重利盤剝者通常就是大地主兼做的，利率高至年利百分之三十到六十以上。一個人一給高利貸者掌握以后，就很少脫身的機會……

　　在任何鄉結里，地主、高利貸者和商人，往往就是同一個人。通常大鎮市上總有‘小康’之家組成的一個嚴謹的社會圈子。他們的田地產業給他們以威嚴的氣概和文明的外表。當傳統主義者說起中國鄉村民主的時候，他們總提到‘父老’，大家的事情是由父老決定的。父老差不多總是有錢有地的人，或有錢有地之家的商業上的同盟者。中國少數的‘博學之士’，即出得起錢受教育的人，也是這些人家出身;中國各級政府的人員，是受教育的人之中挑出來的。這些人由于對自己階層的忠實感，從根起就有官僚主義。在鄉村里，富有土地的人家和地方政府的統一性顯而易見。政府指派保長和甲長，負責收稅、征兵和維持公共秩序，這些保甲長一定差不多全是有錢人。……

　　在華西成都附近的一個縣份里，百分之七十的田地是屬于一個人的，他過去是軍閥。這些軍閥現在即使失掉了軍事地位，依然擁有勢力很大的經濟力量。……

　　中國農民被投機家、軍閥和西洋的工商業弄得破產，桎梏在自己的古老的封建關系之中，漸漸被迫得氣都透不過來……在現世界之中，只有中國的人民才比五百年前吃的更少，生活得更苦，穿得更壞。……

　　人民大眾如得到機會以原始的公道加之于壓迫他們的人，其如火如荼的粗野，是什么都比不上的。搶掠和屠殺，火焰中的廟堂，以及泥濘的草鞋腳蹂躪錦鍛的景象，是令人驚懼的。但是在任何革命之中，不論革命大小，都缺乏慈悲或辨別力。……

　　中國的大問題，是在于能否有什么民主形式的政府，運用聰明的法律，在農民把法律握在自己的手里把鄉村燒成一片大火之前，用和平的手段來緩和這種緊張狀態。”

　　這位年輕的美國記者，已經用他敏銳的眼睛看到了中國農民這個大問題，他寄望于一個民主的政府來解決這一問題，以免于走投無路的農民將鄉村燒成一片大火。然而最終這個民主的政府并不存在，因為當時的政府恰恰是造成農民悲慘境地的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農民燒起烈火就成了歷史注定的了。如果說白修德的中國記錄是依靠記者的敏銳的感性觀察，還不足以說明當時的鄉村現實，或者可以質疑言過其實了，另一位來自美國的歷史學家則站在理論的高度，對那個時代中國的社會現實進行了無可辯駁的書寫，他是美國威斯康星州大學歷史系教授莫里斯·邁斯納，他在其著作《毛澤東的中國》中寫道：“豪紳作為垂死的地主階級蹣跚地步入了20世紀，他們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實行最野蠻的社會經濟剝削的傳統形式，而這已不再受到傳統的政治和道德法令的約束了。作為這種剝削的犧牲品，農民最終有機會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雖然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即以一種無情的土地社會革命的方式最終于20世紀中葉消滅了作為一個階級的豪紳地主。……越來越具有寄生性的地主豪紳所以能夠在舊封建帝國垮臺以后生存下來，僅僅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沒有能力(事實上也不愿意)作出消滅它的嘗試。……地主階級在傳統上基本是一個寄生階級，它通過收取自己土地的地租來獲得財富，但它對農村生產幾乎或完全沒有貢獻。……地主階級是一個在經濟上毫無價值而在社會和政治上又令人生厭的階級。”

　　這就是那個在今天的中國許多人挖空心思要為之翻案的地主階級，那個在許多人眼里溫情脈脈的鄉賢階級！彼時，越來越多的出身于這個階級的有識之士也對這個階級心生厭倦，并紛紛逃離這個階級，成為背叛和埋葬這個階級的先鋒隊。而莫里斯·邁斯納將這種現象稱之為“中國革命的現代歷史的開始”，他在書中這樣界定這個現象：“雖然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首次向豪紳統治和整個儒家社會政治制度發起了革命性挑戰，但真到世紀之交豪紳階級的成員也轉而反對本階級的儒家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時，中國革命的現代歷史才正式開始。”這叫眾叛親離，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層，其實就布滿了從舊階級里背叛而來的人，從整體而言，是他們領導著困頓的農民去革他們舊階級的命的，例如領導海陸豐革命、建立第一個海陸豐蘇維埃政權的彭湃，就出身于富豪之家，家里有“鴉飛不過的田產”，據他自述，這個家庭“被統轄的農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個農民做奴隸。”就是這樣一個人，分了自己的田地，燒了自己的地契，從一個階級跨入另一個階級，并成為其本階級的掘墓者。象彭湃這樣出身富家的子弟走上革命道路的不計其數，這是中國革命特有的現象，只所以出現這種現象，究其原因是封建地主階級成了阻礙歷史前進的拌腳石，成了逆時代潮流的落伍者，已經到了行將就木的歷史節點了，資產階級不能滅亡他，必會有別的階級來完成這個使命，中國共產黨一直都承認是替中國的資產階級完成了消滅地主階級這一革命任務的，所以說，如果替地主階級招魂翻案，是逆歷史潮流的荒唐之舉，不是退到資本主義那里去了，而是退到更遠的封建主義那里去了，是切切實實的封建遺老遺少，是穿著當代服飾的古人類。

　　作為一場革命，存在不存在暴力甚至是罪惡呢?恐怕斷然的予以否定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在土地革命的過程中，過火的行為一定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對這個問題要看怎么去理解，白修德在書中說：“人民大眾如得到機會以原始的公道加之于壓迫他們的人，其如火如荼的粗野，是什么都比不上的。搶掠和屠殺，火焰中的廟堂，以及泥濘的草鞋腳蹂躪錦鍛的景象，是令人驚懼的。但是在任何革命之中，不論革命大小，都缺乏慈悲或辨別力。”這是從革命的天然屬性方面講的，以革命的暴力對抗反革命的暴力，這是革命的正義性，沒有這種革命暴力，土地革命恐怕連一天都推進不下去。但從現在的資料以及嚴肅的歷史研究來看，作為土地革命的領導者的中國共產黨，是在努力避免暴力和過火行為的，他們一直強調消滅地主階級不是從肉體上消滅，而是從精神上消滅。但由于地主階級如白修德在書中所述的對農民壓迫的過于殘暴，造成階級矛盾深重，中共的控制力尚無法完全阻止某些地方在土地革命中的過激行為，據莫里斯·邁斯納研究：“雖然共產黨人企圖完成農村的土地革命，但他們努力避免暴力和過火行為，因為內戰的最后幾年，這種暴力行為，曾破壞了北方省從許多地區的土改運動……黨的領導人號召結束鄉村的革命恐怖并試圖控制農民激進主義的自發勢力……1950年初，許多被指責為“極左的分裂者“和”濫殺無辜“的年輕村干部被開除出黨。……1950年夏季的土改運動并沒有像設想的那樣有秩序地進行。一旦隱藏在農村中的那些階級斗爭的勢力被釋放出來，那么官方的規定和官僚機關的線束都很難對之進行控制，農村中較有特權的階級的反抗與貧農對土地的要求(以及懲罰從前的壓迫者的要求)都比北京領導人所預期的要強烈得多。……毫無疑問，在土地改革運動所釋放出來的農村社會沖突的內在動力中，有一種巨大的暴力與恐怖的可能性，但是，假如沒有爆發朝鮮戰爭，那么，很快便釋放出來的這種反對地主的恐怖，可能不會有這么大的規模。……那些希望共產黨政權盡快垮臺、國民黨政權卷土重來的地主加緊了自己的反抗。對于新政權來說，戰爭引起了對反革命的擔心，而這種擔心主要針對地主。”暴力是土地革命中存在的一種現象，一些暴力行為是正當的，是對抗反革命暴力的必然措施;有些暴力是過火的，甚至是罪惡的，但這畢竟是局部與整體的關系，不能因局部而否定整體，就象不能因身體某一部位有恙而否定整個身體的道理一樣簡單，土地革命是中國歷史大背景下必不可少的一場革命，難道因為其中有過火、有罪惡就否定它的正當性嗎?茍如此，中國恐怕現在還要停留在封建社會。

　　土地革命是自公元前221年秦建立封建集權國家以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社會變革，一方面由于其內部矛盾極度激化已經生成內生變化因素，需要用極端的方式來達到社會的平衡和發展，還有一方面是世界資產階級革命早已完成，工業化已成為歷史的浩浩潮流不可阻擋，而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土地關系阻礙了工業化發展所必需的人力、資本、市場等要素的形成，而當時的國民黨由于其自身無法逾越的缺陷，孫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權”根本無法實現，成了一句空洞的口號和擺設，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擔當了這一歷史重任，順應了歷史發展的內在要求，因此能在極短的歷史階段內，摧枯拉朽，啃下了土地革命這塊硬骨頭。這塊骨頭何其硬?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如此說：“我們已經在北方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這個偉大的成績。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第一，帝國主義反對我們。第二，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反對我們。第三，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反對我們。第四，地主階級反對我們。第五，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以及我們接收的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同這些敵人作斗爭，在比過去廣大得多的地區完成土地改革，這場斗爭是很激烈的，是歷史上沒有過的。”毛澤東把土改當成與戰爭一樣的“關”來過的，他在這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詞中這樣說：“戰爭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義的歷史時期內考驗全中國一切人們、一切黨派的兩個‘關’。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頭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動上則另是一樣，他就是一個口頭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頭上而且在行動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個完全的革命派。戰爭一關，已經基本上過去了，這一關我們大家都過得很好，全國人民是滿意的。現在是要過土改一關，我希望我們大家都和過戰爭關一樣也過得很好。大家多研究，多商量，打通思想，整齊步伐，組成一條偉大的反封建統一戰線，就可以領導人民和幫助人民順利地通過這一關。只要戰爭關、土改關都過去了，剩下的一關就將容易過去的，那就是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范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

　　土地革命這一偉大的社會變革“關”是過了，中國也如愿走上了快速發展的工業化之路，并在極短的幾十年里走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幾百年要走的路，擠進了世界主要工業國家之列，土地革命對中華民族的文明和進步提供了無法估量的支持和保障，奠定了堅實的復興基礎，其功莫大焉。而為什么在今天會有人大掀翻案風，為歷史上那個極端讓人生厭的、保守的、落伍的地主階級鳴冤叫屈、為這個階級臉上涂脂抹粉呢?這是中國小農經濟、私有化經濟在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的反映，這就回到了毛澤東生前一直強調和擔憂的修正主義復辟問題，回到了毛澤東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創建，一九六三年五月九日，毛澤東對浙江省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等7份材料批示：“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對照現今對地主階級的翻案風，對土地革命的丑化風，毛澤東的擔憂是多么具有超前的預見性，簡直就是一幕生動鮮活的活話劇，這股愈演愈烈的翻案之風，不是起于體制之內嗎?不是得到了體制內的廣泛呼應嗎?

　　土地革命是對中國幾千年封建制度的最后一擊，是瓦解封建制度的最后一只推手，是中國走上工業化和現代文明之途的必由之路，因此，為地主階級翻案，并以此企圖否定土地革命是逆歷史潮流的，在政治上是非常反動的，其妄想恢復吃人的封建制度的內心是邪惡的，其對歷史的認知是癡盲的，這就決定了其思想格局是矮化的，因此必然會被歷史文明的車輪碾壓的非常難看。

　　一個連來自地主家庭的子弟都爭相背叛和逃離的階級，一個連資本主義國家都棄之如敝帚的階級，不知這幫子人哪來的翻案的勁頭和底氣?是因為無知無畏，還是要給這個蕪雜的社會制造一點低級的笑料和噱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