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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新民：毛主席為何會重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點擊：5593 作者：胡新民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10-06 10:30:09

1956年黨的八大以后，毛澤東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考慮如何加快社會主義建設上。為了使全黨改正缺點糾正錯誤、在新形勢下繼續保持先鋒模范作用，毛澤東在1957年4月提出整風和干部參加體力勞動兩條措施。

但在整風開始后，在極少數民主黨派頭面人物的“輪流坐莊”的鼓噪下，引發了一些人的附和，出現了游行請愿、集會呼吁等現象，一度聲勢還鬧得比較大。有的高校甚至掛出了要把蔣介石請回來的標語。這種情況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關注：

為什么就在不久前的八大上，各民主黨派還堅定地表示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舟共濟建設社會主義，現在卻有個別民主黨派的主要成員帶頭要共產黨下臺，而且還能帶動那么多人發出這樣的聲音？這里除了其它的原因外，應該主要還是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沒有跟上。

當時出現極少數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逆流，歷史背景之一是1956年秋收后，不少地方發生了農民“鬧社”“退社”的情況。到1957年上半年，一些地區的發展到農民鬧事，搞請愿。搞農民運動出生的毛澤東，一直重視“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農民”。這也是當時黨中央領導層的一致認識。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社會主義教育的指示》。

鄧小平起草的文件和胡耀邦的農村考察報告

在八大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鄧小平，于1957年8月14日代中央起草了一份文件，內容如下：

“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在全國的農村中，正開始進行一場社會主義教育的大辯論。各地報紙、刊物、廣播電臺等宣傳機關對于農村的這個報道，應著重于好的經驗的介紹，正面道理的宣傳（包括對于資本主義思想的駁斥）。在反映農村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時，要恰如其分，不要使人感到漆黑一團。”

廬山會議后，毛澤東針對農村中出現的認為富裕中農是我們在農村中的依靠力量的思想，再次提出要在農村進行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在進行中毛澤東發現，農村干部中強迫命令、虛報浮夸、多吃多占、多記工分等方面的問題相當嚴重。接著又出現了“單干風”。這些都引起了毛澤東的極大憂慮。1962年7月18日下午，毛澤東同楊尚昆談話。要點是：

一、是走集體道路呢，還是走個人經濟道路？二、對國家計委、商業部不滿意，要反分散主義。

楊尚昆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我覺得事態很嚴重！！十分不安！”他在晚上將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報告了周恩來。（《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5》以下簡稱《年譜》第115頁）第二天，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把這一問題正式提了出來，但沒有點名批評人。

在這段時間，毛澤東一直很注意傾聽來自各方面，包括青年人對農村問題的意見和建議。

1961年10月6日，毛澤東閱胡耀邦十月二日報送的農村考察報告《二十五天三千六百里路的農村察看》，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原件退毛。”考察報告說：我帶了三名工作人員，從九月四號到二十九號，在黃河、淮河平原農村跑了一趟，一路上，我們注意觀察了生長的莊稼以及群眾的勞動、體質和氣色，有時候停下車來找群眾作了一些訪問。報告認為過去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五風”傷了元氣，現在好轉的原因，在于認真而具體地貫徹了 “農業六十條”，強調調動生產隊小集體積極性的關鍵是實行分配大包干。報告認為

在安徽實行的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是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年譜》第37頁）

1962年8月20日毛澤東批示將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8月2日關于團的三屆七中全會情況的報告，印發中央工作會議。報告說：

會議主要是根據中央一月工作會議和三月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精神，討論如何適應目前形勢，健全團的經常工作，學會做艱苦細致的群眾工作問題。在思想教育方面，目前遇到的最突出的問題有兩個，一是一些青年干部和青年對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發生懷疑和動搖，一是對克服困難的信心不足。因此，建議在今冬展開一個深入的全民性教育運動。（《年譜》第139頁）

胡耀邦的這兩份報告，反映了當時黨內對兩個問題的代表性意見。一個是：“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是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一個是“展開一個深入的全民性教育運動。”

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在全國的廣泛開展

“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后，黨中央決定在全國城鄉發動一次普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展大規模的階級斗爭。”（《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第528頁）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通過了《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1963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嚴禁打人的通知》。2月11日至28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厲行增產節約和反對貪污盜竊、反對投機倒把、反對鋪張浪費、反對分散主義、反對官僚主義運動的指示》（3月1日正式發布），確定以“五反”運動作為在城市中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方式。以這次會議為標志，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開始在全國廣泛開展起來。

毛澤東在閱讀了一些匯報材料，例如保定地委的“事實再一次證明階級和階級斗爭確實是存在的。兩條道路的斗爭是激烈的”后，于1963年5月在杭州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開會，草擬指導全國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文件并進行討論。5月20日，形成了《中共中央關于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

關于城市社會主義教育，1963年5月29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直屬機關負責干部會議上作報告，其中談到領導干部要過好“五關”，即思想關，政治關，社會關，親屬關，生活關。關于過思想關，周恩來表示：

“要堅持反省，與同志們交換意見，經常‘洗澡’。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氣一樣，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會生銹，就會受到腐蝕。”

關于官僚主義，周恩來列舉了20種表現，指出“官僚主義是領導機關最容易犯的一種政治病癥”，“的確是十分有害、非常危險的”。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轉發華北局和中南局的兩個文件，要求各地繼續抓緊進行“五反”運動。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在討論到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劉少奇在會上提出，

“和平演變已經演變到高級機關中的某些人了，省委、市委都有他們的人。”

他不再強調依靠基層干部，而且認為有些“四不清”干部是抵抗“四清”（即“清工分，清賬目，清倉庫和清財物”）的，這就是“反黨”，破壞“四清”，就是“反革命”，要開除黨籍。毛澤東在會上談到防止修正主義的問題。

會議贊同毛澤東和劉少奇的看法，提出要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會后中央成立由劉少奇主管的“四清”“五反”指揮部。6月23日，中共中央批轉了甘肅省委、冶金工業部黨組《關于奪回白銀有色金屬公司的領導權的報告》，使運動“左”轉，開始轉向奪權斗爭。在農村，1964年7月5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會議上作了“桃園經驗”的報告。劉少奇和毛澤東先后表示同意報告內容。劉少奇代中央擬的批語說這個報告“是在農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一個比較完全、比較細致的典型經驗總結”，“是有普遍意義的”（《年譜》第394頁）。后經中共中央同意，這個夸大農村階級斗爭的“桃園經驗”，正式向全國推廣，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央領導層在這段時間出現了分歧，主要是關于運動的性質和運動的搞法。關于性質，劉少奇認為，

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者說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交叉。

毛澤東則認為

“性質是反社會主義的嘛！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關于搞法，毛澤東批評劉少奇說，

“四清”工作隊集中大批人員，是搞人海戰術；對干部不可搞得打擊面太寬。

毛澤東還強調指出，

對干部的“四清”，是清少數人，有問題則清，無則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1965年1月14日，《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簡稱“二十三條”）正式下發。該文件宣布統一提法，今后全國城鄉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律簡稱“四清”。

毛澤東對陳正人的信的批示和批注

在這次政治局全國工作會議召開前夕，毛澤東對時任八機部部長的陳正人信件作了批示和批注。從這件事，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初心。

1964年10月上旬，陳正人到洛陽拖拉機廠蹲點搞調查研究。工廠領導考慮他是老同志、年齡大、身體有傷、蹲點時間較長，安排他住賓館，他不同意；住招待所，他再次拒絕，自己把鋪蓋放進精密鑄造車間生活間，和工人們住在一起。白天以裝配車間工段作為勞動基地，一日三餐和工人一道排隊吃大食堂，沒有絲毫的特殊化。陳正人在工廠學會了開拖拉機、操作和修理機床，交上了不少工人朋友，深得工人們的愛戴和擁護。從親身經歷中，陳正人感悟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和群眾生活距離如果不逐步縮小，群眾是必然會脫離我們的。”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閱讀了薄一波12月10日報送的陳正人12月4日給他的信和陳正人11月25日關于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報告。毛澤東批示：“送少奇、薄一波同志酌處。同意轉發。”毛澤東對陳正人的信和報告寫了一些批注。

陳正人信中說：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

（薄一波在這段文旁邊批道：“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

毛澤東批注：

“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

在信中談到拖拉機廠的領導同志每星期勞動兩個下午處，毛澤東批注：

“為什么不可以勞動四個到五個下午呢？剩下還有兩個整天和四個到五個上午做別的事。”

信中談到“目前我所注意的問題，主要放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方面。有關企業管理方面的問題，準備放到后一步來研究”。毛澤東批注：

“管理也是社教。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小組搞‘三同’（指同吃、同住、同勞動——引者注），拜老師學一門至幾門手藝，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狀態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不學會技術，長期當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

陳正人的報告談到這個廠和農機工業部門相當多的一部分干部中，尤其是在不少企業的領導干部中，相當普遍地存在著對于敵情估計不足，對于企業內部存在的嚴重問題認識不足，特別是對于當前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性認識不足。毛澤東批注：

“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年譜》第445頁）

“二十三條”下發后，城鄉“四清”運動逐步糾正前一階段的偏差，大批基層干部獲得解放，理順了一些關系，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趨于平穩并向好的方面發展。

三年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對克服官僚主義等現象、解決干部作風問題，起了積極作用；在凈化社會風氣、解決城鄉基層暴露出的諸多問題上，也起了一定作用。對于運動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偏差，中共中央及時總結經驗，注意糾偏，并一再強調不要因運動耽誤生產，從而減少了負面影響。但是，由于對當時形勢的估計過于嚴重，在指導思想上持續受到“左”的干擾，造成了一些不良后果。這是要引以為深刻教訓的。

《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指出：

“在執政條件下加強共產黨自身建設方面，毛澤東最早覺察到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的危險，號召共產黨人提高警惕，同這種危險作斗爭。同時，他又十分警惕黨在執政以后可能產生的種種消極現象。為此，他提出：共產黨員必須堅持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務必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各級領導干部必須自覺地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依靠人民群眾行使這個權力，并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必須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平等待人；必須防止在共產黨內、在干部隊伍中形成特權階層、貴族階層，堅決地反對黨內和干部隊伍中的腐敗現象；必須切實解決‘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問題。”（見該書第640-641頁）

黨的十八大閉幕后，十八屆中共中央政治局于2012年11月17日上午就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進行第一次集體學習。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

“全黨要增強緊迫感和責任感，牢牢把握黨的建設總要求，堅定理想信念，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保持黨的肌體健康，不斷提高黨的領導水平和執政水平、提高拒腐防變和抵御風險能力，使我們黨在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當年的憂患意識。這在陳正人的信中和毛澤東對陳正人信的批示和批注中體現得特別鮮明。盡管這段史實不可避免地有時代烙印，但這段史實提出的黨的高級領導干部要高度自律，要經常深入實際去搞調查研究，這不但是一個干部作風轉變的問題，更是黨風中一個拒腐防變的極端重要問題。今日重溫仍不失現實指導意義。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淮左徐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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