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歐洲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結束。日軍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連遭敗績。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杜魯門和丘吉爾(7月28日以后是新任首相艾德禮)在柏林近郊波茨坦舉行會議,7月26日晚發表了美、中、英對日最后通牒式公告,史稱《波茨坦公告》。中國沒有參加會議,但公告發表前征得了蔣介石的同意。杜魯門在回憶錄中說:“蔣介石的同意附有一項保留條件:他要我們把列在上面的三個發起國的政府首腦的名字次序更換一個,他要把他放在英國首相之前,因為這樣做會在國內對他有利。為了迎合蔣介石的心意,公告就作了這項改動。”蘇聯于8月8日對日宣戰后加入該公告。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公告實際上是美國一手操辦的,具體內容并沒有與中國領導人、英國領導人會商。而美國起草這份公告的目的,仍然還是著眼于美國利益。短期的目標是減少美國軍隊在進攻日本本土時的損失,長期的目標是爭取日本在戰后能夠最大限度地服從美國的戰略目標。至于羅斯福生前信誓旦旦的“日本軍國主義必須象德國軍國主義一樣被徹底鏟除”很快就成為了昨日黃花。因此,按美國政府的看法,對日本的處理有別于對德國的處理,簡單地說,德國的投降是真正的無條件投降,而日本的投降實質上是有條件投降,其條件就是“不包含變更天皇的統治國家大權的要求”。因此,日本天皇的“八一五”《終戰詔書》,只是宣布為了日本民族生存和為了“人類文明”而“終戰”,沒有“投降”“戰敗”之類的字樣。
起草《波茨坦公告》的是兩位美國國務院的“日本通”官員。最早是國務院特別助理杜曼。他是出生在日本的美國人,直到13歲才回到美國,后來擔任過國務院的日本課課長。提出最終稿的是曾經長期擔任過美國駐日本的大使格魯,時任美國副國務卿和代理國務卿。
當時多數美國人都認為不廢除天皇制,日本就無法消除軍國主義,日本就談不上民主化。但格魯和杜曼認為,保存天皇制符合美國利益。因為,第一,如果美國明言要廢除天皇制,日本就會繼續頑抗,美軍勢必付出更大的犧牲;第二,還要放眼戰后的大格局,如果美國要廢除天皇制,就不免會與日本真正交惡,美國在遠東的影響力就會受到很大的限制。據《昭和天皇“獨白錄”》記載,當裕仁天皇將他對投降的決定通知皇族的時候,朝香親王問如果“國體”(即天皇制----引者注)得不到保留,戰爭是否還要繼續時,裕仁回答說:“當然”。
在杜曼和格魯,特別是格魯的努力下,排除了反對派的意見,這個為美國起草的敦促日本投降的宣言書,最終成為了美英中三國聯合發表的《波茨坦公告》。這個公告最可肯定的是仍然堅持了《開羅宣言》的限制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侵略的原則,但留下的最大遺患是實際上為日本保留天皇制留出了余地,使得日本的錯誤歷史觀有了很大的市場,以致于發展到了今天成為了日本的主市場。
《波茨坦公告》傳到日本后,并沒有引起日本的重視。這是因為當時的日本主戰派的強硬以及日本民眾一直還受到“一億玉碎”的激勵,加上日方摸不清盟國的真實意圖等原因造成的。7月28日,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舉行記者會,記者問:“對于三國聯合公告,首相的看法是什么?”鈴木回答說:“我相信三國聯合公告僅僅是《開羅宣言》的重復,對于日本政府來說,并沒有發現什么重要價值,沒有什么要求助,僅僅是完全忽略它,為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而戰。”
這種忽略的直接后果是引來了美國的在8月6日對廣島投下了原子彈。蘇聯8月8日的對日宣戰徹底消除了日本企圖通過蘇聯調停的幻想。
在日本忽略期間,有些日本駐外官員卻全面理解了美國的心機。當時日本與反法西斯盟國的外交聯絡,是通過日本駐瑞典和瑞士的外交機構進行的。日本駐瑞士的公使加瀨俊一,在詳細比較了《波茨坦公告》和《克里米亞宣言》(對德國投降要求)后,發現對日和對德的態度有“顯著不同”,其中主要有:沒有觸及天皇及政體、承認日本的主權、在使用無條件投降的字句時只限于日本軍隊等。他認為,美國為了防止蘇聯的勢力擴張,想早日結束對日戰爭,沒有打出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招牌,事實上是要放寬條件,早日和日本言歸于好,所以美國爭取了主動權,發出了三國公告。加瀨俊一將這些意見于8月1日用電報報告了東京的外相東鄉,還標以“十萬火急”。這封電報也轉給了日本駐蘇聯大使佐藤,佐藤研究后完全同意,也于8月5日發電告訴了東鄉外相。佐藤的電報到達的第二天,廣島遭受到了原子彈爆炸。8月9日,長崎也遭遇到了廣島同樣的打擊。
日本為何去何從舉行了的御前會議,并于8月10日凌晨由天皇作出“圣斷”,采用“只把保持政體作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條件-----東鄉案(甲案)”。8月10日上午7點半,華盛頓收到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上午9點,美方由杜魯門總統主持,開會審議對日本的《答復》。美方的立場是“天皇統治國家的權力,要置于聯合國軍(即盟軍---引者注)最高司令部的限制下。”8月11日,美國將任命麥克阿瑟為盟軍最高司令官的消息通報給了蘇聯。
英國著名研究日本史的學者肯尼斯.G.韓歇爾,在其名著《日本小史》中指出:“1945年6月進行的一項民意測驗顯示,77%的美國人要裕仁受嚴厲懲罰,而同年9月18日,參議院提出一項共同決議案,宣布裕仁應以戰犯身份受審。其他盟國的許多領導人物,諸如新西蘭總理以及澳大利亞、蘇聯、荷蘭、中國領導人,也都認為裕仁應該受審。”“美國政府對裕仁的立場基本上是謹慎處理。美國并不真正想廢除天皇制”。“裕仁的偉大救星是麥克阿瑟。他們在9月底私下見面,而裕仁在麥帥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他們之間似乎彼此有強烈好感,尤其,他們都厭惡共產主義。麥帥感覺保留裕仁本人,而不光只是保留天皇制,將是防范混亂與共產主義的最有效的安全手段。”(見該書第188頁 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010年)
日本對美國那些“國務院的日本事務專家”是感恩的,特別是對格魯和杜曼。1960年5月17日,日本贈給杜曼二等旭日重光勛章。稍后,在9月29日,日本贈給格魯一等旭日重光勛章,這是為了紀念日美百年修好而去美國的皇太子夫婦特意送去的。
(來源:本文原標題《日本是真正的無條件投降嗎?》,“淮左徐郎”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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