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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我國有許多地方志都對三年困難時期水腫病這一類疾病的發病、治療情況和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數做了記載。顯然這一類記載是研究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問題非常重要的資料。但對于這些重要資料，曹樹基卻絕大多數都向讀者隱瞞了，而采取他的錯誤方法編造全國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這很明顯是一種嚴重的造假行為。地方志的記載揭穿了曹樹基的造假。上面列舉的僅僅是其中很少數的一些例子。我們對曹樹基在《大饑荒》給出的一些地區的計算過程進行了重復，發現他在這些計算中所表現出來的邏輯思維之混亂，計算過程之荒謬，都是非常讓人吃驚的。

 

 

曹樹基為日本法西斯細菌戰洗地炮制“造假論”

 

曹樹基是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最近，他在接受某個媒體采訪[1]時，公然為日本法西斯在侵華戰爭的實施的滅絕人性的細菌戰洗地。他稱：侵華日軍鼠疫戰

 

“是建構的，并不是歷史真實。”

 

為了證明這一點，他炮制了“造假論”。他說：

 

“每個時代都有人作假。民國時期的老百姓會作假，衛生防疫人員會作假，政府部門會作假，日本軍醫會作假，作戰參謀也會作假。今天的疾控中心專業人員和有關部門，也公然作假。”

 

總之他認為一切揭露日本發動細菌戰的材料都是“造假”，一切提供相關證據的人（民國時期的老百姓、衛生防疫人員、政府部門、日本軍醫和作戰參謀等等）都在造假！他稱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是

 

“今天的學術界為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潮所籠罩”，

 

并公開宣稱：

 

“推翻定論，就是我現在的工作。”

 

他的上述言論發表以后，已經有一些學者列舉了大量證據駁斥了他的錯誤言論。[2]

 

看了他的上述言論和他炮制的“造假論”，我們想起了他的另一項更有代表性的“研究”，這就是他在2005年出版的專著《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以下簡稱《大饑荒》），在這部書中他“計算”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的總人數為3245.8萬人。

 

我們在研究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過程中，仔細閱讀了他的《大饑荒》。為了閱讀他的這部書（同時也為了全面研究我國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我們先后查閱了全國各個地區的各種地方志約兩千多種。我們把曹樹基在《大饑荒》中編造的數字同各地地方志的記載進行了對比，發現曹樹基在《大饑荒》中的各個省、市、自治區、專區（曹樹基所說的“府”）、縣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都是錯誤的。

 

2003年年底在《開放時代》雜志舉辦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我們和曹樹基進行了一次面對面的激烈辯論。

 

通過閱讀曹樹基的《大饑荒》和與他的直接辯論，我們對他在學術研究中所表現出來的學術水平、學術作風和邏輯思維特點有了較深刻的了解。在我們看來，他今天走上公然為日本法西斯在侵華戰爭中滅絕人性的細菌戰辯護的錯誤道路，是他在《大饑荒》中表現出來的學術思想的繼續，是有一定必然性的。

 

曹樹基在《大饑荒》中的“造假論”

 

曹樹基在撰寫《大饑荒》一書的過程中也提出了“造假論”。他說：

 

“在經歷了人口大規模死亡的地區，地方政府公布的數據有許多是不可靠的。”“在一些經歷了大規模人口死亡的地區，地方志所記載的災前、災后人口與人口出生率與死亡率，完全不能對應。”“一些地區，災前人口被縮小”，“在全國許多地方，災后兩年的人口往往被夸大。”“地方志中披露的歷年人口統計數據及相關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口遷移數據，……有相當一部分是虛假的。在人口死亡的較多的地區，更是如此。”“在一些地區，人口總數是虛報的”，“災情嚴重的地區，地方志所記載的災后人口數據則往往虛報。”

 

他認為各地地方志中的人口數據

 

“有許多是不可靠的”、“相當一部分是虛假的”、“有重大隱瞞”、“是虛夸的”、“在一些地區，人口總數是虛報的”，是“編造的”、有關數據“是根本不可能的”、“更加離譜”、“使人不能相信”、是“皆不可用”的[3]。

 

他在研究安徽省的情況時認為《安徽省志》第八卷《人口志》

 

“隱瞞了死亡人口”、“廬江和舒城兩縣皆提高了大災中的人口”，“巢縣的數據更加離譜，……皆不可用”，“肥東縣1959—1961年的死亡人口……不可信”、

“1962年的肥東縣人口是虛夸的”“《肥東縣志》所載1960年死亡人口有重大隱瞞，數量多達十余萬人”、

“1963年的人口外遷，是《巢湖市志》作者編造的”

 

《巢湖市志》記載的有關數據

 

“是根本不可能的”、“《無為縣志》隱瞞了大量死亡人口”等等[4]。

 

他在《大饑荒》一書中對他所使用的大多數地方志所記載的人口數據都做出了“造假”的指控。他認為我國三年困難時期許多地區的政府、戶籍管理部門、統計部門以及后來的地方志編寫人員都在“造假”，故意篡改、偽造、隱瞞了三年困難時期及其前后人口統計數據。

 

事實上，我國三年困難時期及其前后的人口統計數據中確實出現了重大矛盾，這一重大矛盾必然要在各個地區的人口數據中體現出來。曹樹基由于自己的學術水平太低和他的學術偏見，無法解釋這些矛盾，就炮制了“造假論”。我們在關于三年困難時期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中對這些重大矛盾做出了完整、系統地解釋。這就從根本上駁斥了他的“造假論”。

 

他在對他所使用的各個地方志記載的人口數據做出“造假”的指控以后，也使得他自己陷入了一個巨大的自相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自己宣稱全國各個地區地方志所記載的人口數據是他的全部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礎；另一方面，他卻認為這些數據都是“不可靠的”、“虛假的”、“編造的”、“有重大隱瞞的”、“根本不可能的”、“使人不能相信的”、“皆不可用”的。既然這樣，一個十分尷尬、同時又是他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就擺在了曹樹基的面前：你究竟是怎樣以這些連你自己也不相信的數據為基本依據去進行你的所謂“計算”的呢？對于這個問題，曹樹基在他的整個研究中都沒有向讀者解釋清楚。

 

顯然，僅僅這一條就已經使得曹樹基的這一研究成為“使人不能相信”的了。

 

曹樹基才是真正的“造假者”

 

曹樹基口口聲聲污蔑其他人“造假”。污蔑別人“造假”恰恰是為了掩蓋自己的造假。其實他自己才是真正的造假者。下面我們看一看他在《大饑荒》一書中究竟是怎樣造假的。

 

（1）曹樹基在《大饑荒》中敘述了湖南省湘鄉縣的情況，他引用了胡喬木1961年4月寫給毛主席一封信中的話：

 

“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餓死3萬人”[5]。

 

經查證，胡喬木給毛主席寫的信中這句話的原文為“據縣委說，全縣三年約死三萬人”。[6] 曹樹基將這封信中的“全縣三年約死三萬人”公然篡改為“全縣三年約餓死3萬人”。經他這么一篡改，總死亡人數就變成了“餓死人數”。他這里的手法與楊繼繩的《墓碑》完全一樣。

 

（2）關于湖南省南陽專區的情況，曹樹基說

 

“依《南陽地區志》所載資料，1959年全區死亡人數29.5萬，其中非正常死亡21萬。”[7]

 

經查證，《南陽地區志》所記載的1959年的總死亡人數為8.0萬[8]，曹樹基在這里首先把《南陽地區志》所記載的1959年總死亡人數由8.0萬人篡改為29.5萬（在他眼里，反正讀者不會那么較真，真的去找《南陽地區志》核查一下這個數字），然后再使用與“楊繼繩公式”類似的方法由“總死亡人數29.5萬人”編造出該專區1959年非正常死亡21萬。最后他還來一句：這是“依《南陽地區志》所載資料”，把他制造的這個謠言栽贓于《南陽地區志》。在這里他的造假手段表現的淋漓盡致。

 

（3）曹樹基稱三年困難時期江蘇省昆山縣非正常死亡“約0.9萬”[9]。

 

經查證，《昆山縣志》以“浮腫病、消瘦病”為題專門記載：1959年冬到1962年春該縣營養不良性浮腫病與消瘦病

 

“累計病人62,932人。中共昆山縣委及時組織全縣576名醫務人員，成立15個公社療養院和227個大隊療養院，實行集中與分散治療相結合，休息、營養、治療三結合等綜合治療措施，治愈90%以上的病人，死亡166人。”[10]

 

按照這一記載，昆山縣三年困難時期由于浮腫病、消瘦病死亡人數為166人。這就明確揭露了曹樹基的非正常死亡約0.9萬人是造假[11]，他的數字比縣志記載的數字擴大了50倍以上。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曹樹基在書中引用了《昆山縣志》，但他隱瞞了上述這一關鍵性記載。

 

（4）曹樹基認為湖南省澧縣1960年非正常死亡1.2萬，并稱他

 

“對于澧縣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估計只會低，不會高”[12]。

 

經查證，《澧縣志》以“水腫病（含干瘦病）”為題專門記載：浮腫病（干瘦病）

 

“1960年，全縣發病16,179人，死亡308人。為救治浮腫病人，實行營養、治療、休息結合，設立治療點175個，療養院277個集救濟資金64500元，撥放19 .25萬公斤大芽黃豆、麥粉及豬油、食油、紅糖等食品。”。[13]

 

按照這一記載，澧縣1960年由于浮腫病消瘦病死亡人數為308人，這就明確揭露了曹樹基的非正常死亡1.2萬人是造假，他的數字比縣志記載的數字擴大了40倍左右。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曹樹基在書中引用了《澧縣志》，但他隱瞞了上述關鍵性記載。

 

（5）關于陜西省紫陽縣，曹樹基稱1959年

 

“紫陽縣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1萬人”[14]。

 

經查證，《紫陽縣志》以“三年嚴重自然災害期間的干瘦浮腫病”為題，用力一個整節的篇幅詳細記載了該縣浮腫病這一類疾病的發病、治療和造成的死亡情況。根據這一記載，該縣從1959年由于遭受嚴重自然災害于

 

“10月就開始發生各種疾病，12月下旬以后，發生浮腫等干瘦病較多，并逐漸蔓延全縣。”

“從1959年10月1日至1960年2月,全縣農村不正常死亡500余人。”[15]

 

這一記載說明在1959年10月以后紫陽縣開始出現各種疾病，12月下旬以后才出現“發生浮腫、干瘦病較多，并逐步蔓延全縣”的情況，

 

“從1959年10月1日至1960年2月，全縣農村不正常死亡500余人。”

 

即使把該縣從1959年10月1日至1960年2月的全部不正常死亡500余人都算成是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的，曹樹基也把數字擴大了二十倍左右。這就說明曹樹基的所謂非正常死亡1萬人是造假，他的數字比縣志記載的數字至少擴大了二十倍左右。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曹樹基在書中引用了《紫陽縣志》，但他隱瞞了上述關鍵性記載。

 

（6）曹樹基稱四川省江油縣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約”4.5萬”[16]。

 

經查證，《江油縣志》以“水腫病”為題專門記載：

 

“1959年，大部分公社突發水腫病。年底，41個公社共發現水腫病人1萬余人。水腫病發生后，各級黨委、政府采取緊急措施，設臨時水腫病醫院205個，組織干部、醫務人員1000余人進駐醫院，采用中西醫結合、調養與治療相結合的方法治療病人。”“各醫院1962年底統計，全縣共治療水腫病115520人次。據各公社醫院上報統計，全縣死于水腫病的有5885人。[17]

 

按照這一記載，江油縣1959年到1962年年底死于水腫病的人數為5885人。這就說明了曹樹基的所謂非正常死亡4.5萬人是造假。他的數字是縣志記載的數字7,6倍。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曹樹基在書中引用了《江油縣志》，但他隱瞞了上述關鍵性記載。

 

（7）曹樹基稱咸豐縣“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至少0.3萬—0.4萬”。[18]

 

經查證，《咸豐縣志》以“營養性浮腫病”為題較為詳細地記載了該縣水腫病的發病情況：1959年至1961年，

 

“浮腫病大量發生。1959年發病20,106例，遍布全縣各地。縣委立即組織人力，物力、財力，采取管、休、防、養、治的綜合措施予以防治。1959年5月，成立縣生活福利委員會領導這項工作。縣委書記處書記任主任委員，副縣長任副主任委員，下設辦公室，由民政、衛生、婦聯等單位抽調專人辦公。公社管理區，直到生產大隊、生產隊都有專人負責。抽調機關干部380人，組成12個工作組，深入災區組織群眾抓生活，生產自救；抽調醫務人員370人，在61個管理區建立72個臨時浮腫病院，組織危重病人入院治療。同時，省委、省人委派來由武漢醫學院專家、教授、學生160人組成的除害滅病大隊，分成8個醫療隊，在縣境各公社巡回指導。生活上由糧食部門補助大批黃豆，大米，糯米，保證每個病人每天0.5公斤細糧，每月200克食油；食品部門和生產隊盡量供應豬、牛，羊肉。”“1960年有浮腫病人13,275人，治愈12,440人，死亡208人。”[19]

 

按照這一記載，咸豐縣1960年浮腫病死亡人數為208人，這就說明了曹樹基的所謂該縣1960年“非正常死亡至少0.3萬—0.4萬人”是造假。他的數字是縣志記載的數字15倍以上。

 

（8）曹樹基稱大悟縣三年困難時期

 

“非正常死亡人口約1.9萬。”[20]

 

經查證，《大悟縣志》記載：1959年至1962年，全縣

 

“有‘四病’（即浮腫、干瘦、閉經、子宮脫垂）病人1.5萬人。國家共撥發救災款118.5萬元、醫療補助費14.5萬元，……免費治療‘四病’病人。”[21]

 

由這一記載可知，該縣三年困難時期的“四病”患者人數約為1.5萬。由于“四病”患者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死亡，上述患病人數（1.5萬人）就已經說明曹樹基的所謂非正常死亡1.9萬是造假。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曹樹基在書中引用了《大悟縣志》，但他隱瞞了上述關鍵性記載。

 

事實上我國有許多地方志都對三年困難時期水腫病這一類疾病的發病、治療情況和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數做了記載。顯然這一類記載是研究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問題非常重要的資料。認真分析這些資料中的數據，就可以對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情況做出較為準確的判斷的。但對于這些重要資料，曹樹基卻絕大多數都向讀者隱瞞了，而采取他的錯誤方法編造全國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這很明顯是一種嚴重的造假行為。地方志的記載揭穿了曹樹基的造假。上面列舉的僅僅是其中很少數的一些例子。

 

我們對曹樹基在《大饑荒》給出的一些地區的計算過程進行了重復，發現他在這些計算中所表現出來的邏輯思維之混亂，計算過程之荒謬，都是非常讓人吃驚的。（對此我們將另外發表文章予以揭露）曹樹基在這次接受媒體采訪中說：

 

“我想不管在什么時候，實事求是，不說假話，嚴謹治學，比什么都重要。”

 

但是我們在《大饑荒》中卻根本看不出他有哪怕一點點“實事求是，不說假話，嚴謹治學”的精神！

 

曹樹基在這次采訪中大談“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魔幻交替”。看看他在《大饑荒》中表現，就可以知道，他在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籠罩”之下，完成了由 “編造‘餓死三千萬’謠言”到“為日本法西斯滅絕人性的細菌戰洗地”之間的 “魔幻交替”，是毫不奇怪的。

 

最后以錢昌明先生在批駁曹樹基時說的一句話作為本文的結束語：

 

“曹樹基號稱某著名大學的歷史系主任、博導教授，可惜其邏輯思維水平還停留在‘低能’的水平。以這樣的‘教授’在霸占高校講壇，不能不讓國人齒冷!更不能不令人遺憾!”[22]

 

注 釋：

[1] 專訪丨曹樹基：瘟疫與防疫，在歷史與現實之間的魔幻交替，見網頁  http://www.bjnews.com.cn/culture/2020/02/19/691748.html

[2] 錢昌明：為侵華“731”部隊翻案為哪般? ——評曹樹基教授“魔幻歷史”的夢囈  http://www.cwzg.cn/history/202002/55416.html

水銀：“曹樹基訪談”讀后感  http://www.cwzg.cn/expose/202002/55283.html

水銀：曹樹基訪談讀后感（續）  http://www.cwzg.cn/history/202002/55309.html

趙明：替日軍細菌戰洗地：餓死三千萬謠言制造者又惹爭議 http://www.cwzg.cn/expose/202002/55303.html

[3] 這段話中“”中的文字均引自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國人口科學》，2005年第1期，第16 —20頁。

[4] 同上，第18—20頁。

[5] 曹樹基：《大饑荒》，第83頁、

[6] 胡椒木給毛主席的信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01——302頁。

[7] 曹樹基：《大饑荒》，第255頁。

[8]南陽地區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南陽地區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4頁。也可以查閱http://www.hnsqw.com.cn/nyssjk/nysjksz/nydqzs/

[9] 曹樹基：《大饑荒》，第31頁。曹樹基實際上認為昆山縣非正常死亡人數更多。

[10] 江蘇省昆山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昆山縣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46頁。

[11] 在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實際上就是指浮腫病、干瘦病這一類疾病造成的死亡。

[12] 曹樹基：《大饑荒》，第85頁——86頁。他的原文為澧縣“1960年全部死亡人口1.6萬，其中正常死亡人口約0.4萬”

[13] 澧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澧縣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16頁。

[14] 曹樹基：《大饑荒》；第266頁。

[15] 紫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紫陽縣志》，三秦出版社，卷二十一第一章第三節，“不正常死亡人數”見卷六第一章第三節。該縣志可以在陜西省地方志網站找到。網址：http://www.sxsdq.cn/sqzlk/xbsxsz/

[16] 曹樹基：《大饑荒》，第196頁。

[17] 江油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江油縣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77頁

[18] 曹樹基：《大饑荒》，第110頁。

[19] 咸豐縣志編纂委員會編：《咸豐縣志》，武漢大學出版社，1990年，第519、21—22頁。

[20] 曹樹基：《大饑荒》，第100頁。

[21] 湖北省大悟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編：《大悟縣志》，湖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6年，第480頁。

[22] 錢昌明：為侵華“731”部隊翻案為哪般? ——評曹樹基教授“魔幻歷史”的夢囈  http://www.cwzg.cn/history/202002/55416.html

（作者系江蘇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來源：“察網研究”微信公號【授權編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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