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5月，周恩來同志帶領工作組在河北磁縣農村調查。
一 “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重大謠言的來源
在“餓死三千萬”的制造和傳播過程中，一個“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的重大謠言在國內外廣泛流傳。這一重大謠言起源于楊繼繩。楊繼繩說：“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當年的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三個人的調查。”【1】“1961 年底，糧食部長陳國棟、國家統計局長賈啟允、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報一個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他們三人將這個報告送周恩來，周看了后沒有否定，只是說：‘不要外傳，立即銷毀！’幾天以后，周恩來又問他們：‘銷毀了沒有？’周伯萍回答：‘銷毀了，連版也銷毀了。’”為了讓讀者確信這件事是不容置疑的，楊繼繩在這段話后面加了一個注釋：“2003 年9 月25 日，楊繼繩專門到周伯萍家問起此事，周確認。”【2】
1. 1961 年底，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于“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3. 周恩來總理看了以后說“不要外傳，立即銷毀”，周伯萍等人銷毀了；4. 楊繼繩專門到周伯萍家，以上說法得到了周伯萍的確認。
楊繼繩把他的這些說法發表在美國《紐約時報中文網》、我國的《炎黃春秋》，并在接受《美國之音》訪談時更詳細的加以渲染【3】，這就使得周恩來銷毀“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的大饑荒證據這一重大謠言在國內外廣泛流傳起來。
我們對這一問題進行了仔細考證，考證結果表明楊繼繩的以上說法是他蓄意制造的一個重大謠言。
二 陳國棟等人進行的究竟是什么調查？
楊繼繩說：“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這就是1961年底陳國棟、周伯萍、賈啟允三個人的調查。那么陳國棟、周伯萍等人進行的究竟是什么調查呢？周伯萍先生生前（2008年）寫了一本《糧食部12年紀事》的書，書中敘述了這件事情。他在書中回憶說：“從1961年開始，由國務院安排調撥的糧食，除了增加進口糧食外，又增加了很多列入國務院開支的專項用糧，情況非常復雜。當時糧食部長沙千里同志已調撥不動糧食，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同志也無能為力。為此，周總理只得親自與各有關省、區的一把手逐一商定解決。周總理因而設計了一張與歷來的表格式樣完全不同的‘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每省一張。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區間糧食調撥和國務院糧食收支的情況。”【4】我們為此專門查證了《周恩來傳》和《周恩來年譜》，其中的記載證實了周伯萍先生的回憶。1960年下半年，我國許多地區的糧食問題出現了很大困難，這是一個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周恩來傳》中說：“為了救急，只能使用國家手中的為數不多的機動糧和進行地區間的調撥。這樣，擺在周恩來面前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做好全國范圍的糧食調運工作。” “要做到在全國范圍內合理地調撥糧食，必須對各省糧食的真實情況心中有數，因此，周恩來設計了一種《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上面按期記載著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看起來一目了然。這張表比較長，所以又被稱為‘哈達表’，周恩來總是看得很細，記得很牢。他通過這張表隨時掌握動向，部署糧食工作，檢查糧食政策的執行情況。”【5】 《周恩來年譜》記載，1961年2月4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第一季度糧食調撥和棉花收購等問題。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周恩來要求糧食部門按時送閱糧食購銷調存表（《周恩來傳》注釋：糧食部根據周恩來要求制作的購銷調存表，由于項目、數字詳細，表很長，被人稱為“哈達表”），他在審閱、修改這些報表過程中，精心計算糧食的安排，解決人民的吃飯問題。【6】周伯萍先生在他的書中接著說：“‘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設計完成后，周總理囑咐陳國棟同志立即組成一個三人小組，并決定由陳國棟同志任組長，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同志和我為小組成員，立即編制一份當年的‘糧食調撥計劃表’，由國棟同志三天內直接送交總理審定。”“賈啟允同志當時在國家統計局的任期已滿，即將赴貴州省任省長，他本未參加‘三人小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國家統計局的一名秘書送給我一份統計材料，就匆匆赴貴陽上任去了。”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憶和《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中的記載，已經把事情說得很清楚了。由于當時我國出現了糧食供應緊張的局面，為了在全國范圍內合理地調撥糧食，必須對各省糧食的真實情況心中有數，為此，周恩來總理親自設計了《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上面記載的內容是：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周總理設計好了‘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后，囑咐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組成三人小組，立即編制一份當年的《糧食調撥計劃表》。這就充分說明，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周恩來總理之命，編制的是《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調查的基本內容是全國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數據，而根本不是楊繼繩所說的“全國餓死人的數量”。這就是歷史的真相。但是這一歷史事實被楊繼繩篡改偽造為“就餓死人的數量問題，……據我所知，全國性的調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當年的糧食部黨組書記陳國棟、糧食部辦公廳主任周伯萍、國家統計局局長賈啟允三個人的調查。”他們“三人受命，讓各省填寫了一個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在這里，《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被楊繼繩篡改為“有關糧食和人口變動的統計表”，調查的內容“各省市的糧食收購、庫存、銷售和調撥數字、中央糧食收支情況等”也被楊繼繩篡改偽造為調查“餓死人的數量問題”。周伯萍先生本人的回憶和《周恩來傳》、《周恩來年譜》中的記載，明確否定了楊繼繩的篡改和偽造。關于這次編制《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的時間，綜合周伯萍的回憶（從1961年開始）、《周恩來傳》的敘述（1960年下半年以后）、《周恩來年譜》的敘述（1961年2月14日）和賈啟允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時間（1958年11月-1961年6月【7】，編制表格時賈啟允任期已滿），可以判定是在1961年上半年，這一時間也被楊繼繩說成是在1961年年底。由周伯萍的回憶可以知道，國家統計局的“賈啟允同志當時在國家統計局的任期已滿，即將赴貴州省任省長，他本未參加‘三人小組’的任何工作”。換句話說，在“三人小組”中參加工作的只有陳國棟和周伯萍兩人。如果這次調查真的像楊繼繩所說的那樣，是調查全國的“餓死人的數量”的話，就必須調查這一期間浮腫病、干瘦病等這一類疾病在全國的發病和救治情況，調查由于各種原因死亡 (其中包括正常死亡、浮腫病這一類疾病死亡和由于其他各種原因死亡) 的人數，這樣才有可能得到全國“餓死人的數量”。而要調查這些內容，就至少應當有公安部（主管人口統計）、衛生部（主管浮腫病等疾病的救治和因浮腫病等疾病死亡人數的統計）、民政部（主管救災）和國家統計局這些有直接關系的主管部門參加。但是公安部、衛生部、民政部這三個直接的主管部門都根本沒有參加這次調查，國家統計局事實上也沒有參加。僅僅單靠一個糧食部，是根本無法對“餓死人的數量”問題進行全國性調查的。作為一個長期做高級記者工作的楊繼繩，不可能連這一點起碼的常識也不知道。由周伯萍的回憶可知，當時周恩來總理要求立即編制一份當年的“糧食調撥計劃表”，“由國棟同志三天內直接送交總理審定”。如果真的像楊繼繩所說的那樣，這次調查的內容是全國的“餓死人的數量”的話，那么在“三天內”任何人都無法在全國范圍內完成對“餓死人的數量”的調查的。這些事實充分說明，陳國棟、周伯萍等人根本沒有、也根本不可能對“餓死人的數量”進行“全國性的調查”。楊繼繩的所謂1961年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于“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純屬捏造，是他制造的重大謠言。
三 關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數字的真相
楊繼繩說：這次調查“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那么這一數字的真相究竟是怎樣的呢？周伯萍先生在他的書中說：“我們連續工作了兩天兩夜，編出了一份‘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印出四份，交國棟同志面交總理和李先念、李富春、薄一波等同志審閱。”“總理審閱后，發現報表中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總理隨后又質問國棟同志這到底是何原因。國棟同志說，‘據我的調查，人口減少的原因，是婦女由于食物中缺少蛋白質，導致子宮下垂，全身浮腫，暫時失掉了生育能力，而不是死亡人數增加。這段困難時期過去后，情況即將逐漸正常。’總理說，‘這樣我就放心了。不過你們糧食部不能盲目樂觀，粗心大意。如發現新情況，務必立即向我報告。’國棟同志表示，一定堅決照辦。”周伯萍先生的這段回憶說明了以下幾個事實：第一，他們從表格中發現“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第二，這些人口的減少包括出生人口的減少。既然是要編制“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全國各個地區的人口總數是一個必須的數據。那么全國各個地區的人口總數數據是從哪里來的呢？周伯萍先生說“我們連續工作了兩天兩夜，編出了一份‘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在周伯萍等人“連續工作了兩天兩夜”的時間內，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重新調查一次各個地區的人口總數數據的。因此，這里的人口總數數據只可能直接來源于國家的戶籍統計數據。周伯萍先生說國家統計局的賈啟允同志“未參加‘三人小組’的任何工作，只是由國家統計局的一名秘書送給我一份統計材料”，因此周恩來、陳國棟、周伯萍等人所使用的全國人口總數數據，很可能就直接來自這份“統計材料”。周伯萍先生沒有說明他們推算的細節，也沒有說明他們是以哪一年作為基準來推算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減少的數量的。不過我們可以用1983年國家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作一個驗算。根據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我國1956、1957、1958、1959、1960年的歲末人口總數分別為62828萬、64653萬、65994萬、67207萬、66207萬，這幾年的人口總數增長數分別為1363萬、1825萬、1341萬、1213萬和-1000萬。如果以1957年年底人口總數64653萬人為基準，按照每年增加1594萬人（1956、1957年這兩年人口總數增長數的平均值）計算，1960年年底應為69435萬，但統計數為66207萬，減少3228萬。如果以1958年年底人口總數為65994萬為基準，按照每年增加1583萬人（1957、1958這兩年人口增長數的平均值）計算，1960年年底應為69160萬，但統計數為66207萬，減少2953萬。我們無法確切的知道陳國棟、周伯萍等人具體的推算過程和所使用的基準時間，但是以上計算應當說大致上還原了當時的推算過程。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周伯萍所說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的準確含義是：當年（1961年年初、即1960年年底）的全國戶籍統計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大約減少了3000萬。同時還可以知道：當時陳國棟、周伯萍等人所推算的人口減少的數字同按照二十多年以后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據所推算的數字是一致的。這就是說，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這一期間的人口數據與陳國棟、周伯萍等人當年所使用的人口數據是一致的。【8】周伯萍先生的回憶和以上分析說明，他所說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的準確含義是：1961年年初全國戶籍統計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減少了約3000萬（這一減少的數字包括了出生人數的減少）。但是這一事實被楊繼繩篡改偽造為“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
四 “人口減少3000萬”的真實原因分析
在種種復雜的歷史條件下，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確實出現了人口統計數據“1960年年底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減少了約3000萬”的現象。那么造成這種減少的真實原因究竟是什么呢？1. 在1959年年底以前，由于工業發展的需要和大躍進運動的發動，我國出現了從農村到市鎮的人口大遷移活動，至少有3000萬以上農村人口遷移到市鎮，在這一過程中產生了重報虛報戶籍人口1162萬人；2. 在1959年以前，由于戶籍管理制度不健全，在我國（主要是廣大農村地區）存在著較為嚴重的死亡漏報現象。根據1953年和1957年兩次抽樣調查的結果，可以估計出我國這一期間產生的死亡漏報人口約為750萬人；3. 由于我國經濟出現重大困難，在1960年下半年到1963年期間開展了大規模精簡市鎮人口運動，3000萬以上的市鎮人口被精簡返回農村。在這一過程中產生漏報戶籍人口數1482萬人。由于以上原因，造成了這一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數據與實際人口數據出現了嚴重不符的現象，所以這一期間我國的人口數據必須調整【9】。這幾年調整以后的數據如下：我國1956、1957、1958、1959、1960年的歲末人口總數分別為62219萬、63564萬、64618萬、65295萬、65666萬,這幾年的人口總數增長數分別為1128萬、1345萬、1054萬、677萬和371萬。按照這些數據，我們對1960年年底人口總數減少的實際情況做一個分析。如果以1958年年底調整后的歲末人口數為64618萬為基準（以1957年為基準得到的情況基本相同），按照每年增加1199.5萬人（1957、1958這兩年調整后的人口增長數的平均值）計算，1960年應為67017萬人。但調整后的1960年歲末數為65666萬，實際減少數為1351萬。這就說明，1960年年底的實際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減少了1351萬。這一數字中包括了這一期間少出生的人口數。我們看一下當時少出生的人口數是多少？下面是這一期間我國人口出生的數字：1956年到1960年我國的出生人口總數分別為1976萬、2166萬、1905萬、1647萬和1389萬【10】。如果以1957、1958年出生人數的平均值2035.5萬為基準，則1959、1960年兩年合計少出生1035萬人。這樣，上述人口總數減少的1351萬人中，扣除掉少出生的1035萬人后，減少的數字約為316萬。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對周伯萍先生所說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這一數字做出如下的分析。如果以1958年年底的歲末人口數為基準（以1957年為基準的情況基本類似），按照當時的戶籍統計數據，1960年年底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減少了約2953萬。但是，這一數字必須扣除由以下原因造成的減少：第一方面原因，1958年年底以前存在著嚴重的遷移重報虛報戶籍和死亡漏報現象，這些虛假戶籍人口的戶籍在1959年以后被清理；同時1960年開始的精簡市鎮人口的運動中又出現了遷移漏報戶籍現象。在扣除了由這些原因造成的虛假減少的數字后，1960年年底實際人口總數比按照正常時期計算應當達到的數字減少了約1351萬。第二方面，1959年和1960年出現了出生人口大幅度減少的情況，大約少出生了1035萬人。在扣除這一數字后，1960年人口減少的數字約為316萬。這316萬人大致上可以看成是1959年和1960年的超線性死亡人數。從這一數字中還必須扣除由于傳染性疾病、嚴重自然災害等多種非饑餓原因造成的超線性死亡人數，剩下的才是這兩年由于饑餓原因死亡人數。以上分析說明：周伯萍先生所說的當時全國人口統計數據比正常時期約減少3000萬人，僅僅是人口統計數據減少數字，并不表示是實際人口真實減少的數字，由此更推不出“全國餓死人幾千萬”這一荒謬結論的。這就充分說明了楊繼繩的所謂“全國餓死人幾千萬”，是對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偽造！
五 關于“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知道，陳國棟、周伯萍等人根本沒有（也不可能）對這一期間“餓死人的數量”進行“全國性的調查”，從他們調查所使用的人口統計數據中也根本推導不出全國餓死幾千萬的結論。所謂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于“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從根本上就是一個莫須有的重大謠言。搞清了上述事實后，所謂周恩來銷毀大饑荒“全國餓死人幾千萬”的證據，也就從根本上是楊繼繩編造出來的重大謠言。1983年前后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李成瑞先生說：“關于‘大躍進’和隨后的經濟困難時期的戶口登記數字，長期沒有公布。特別是由于這些數字中顯示1960年全國人口比1959年凈減1000萬，所以當時把它作為絕密資料。直到1983年，國家統計局報請國務院批準，才將這些數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第一次向國內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戶口登記的每個年度的人口數字”。【11】 我們已經說過，陳國棟、周伯萍等人當時所使用的人口數據實際上與國家統計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數據是一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數據雖然當時沒有公布，但是這些數據也絕對沒有銷毀，而僅僅是“把它作為絕密資料”封存起來。這些數據在1983年正式公布于世。這就是說，也根本不存在銷毀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統計數據的事情。周恩來總理這次銷毀的僅僅是陳國棟等人這一次編制的《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的表格。至于周總理為什么要銷毀這一表格，周伯萍先生在他的回憶中做了明確的解釋：周恩來總理擔心“這張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產生錯覺，誤以為我國餓死了3000萬人，那將在國內、外引起極大的震動，國內外的反動派都將對我國進行瘋狂誣蔑；不明真相的人們也將敵視我們。總理當即決定，把這四份材料全部銷毀，并囑咐徐明同志立即執行。”這僅僅是一種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而采取的一種保密措施。1983年以后的事情發展完全證實了周總理的擔心是正確的。198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了三年困難時期我國的人口數據之后，在國內外立即就出現了三年困難時期我國“餓死三千萬”的重大謠言，并且這一謠言持續傳播長達三十年之久。周總理的擔心完全成為現實。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楊繼繩對周伯萍先生采訪的事情小結一下了。周伯萍先生本來的真實意思是：1961年，周總理設計了一張“中央糧食調撥計劃表”，“從這張表上能夠一目了然地反映出省、區間糧食調撥和國務院糧食收支的情況。”然后“周總理囑咐陳國棟同志立即組成一個三人小組”，“編出了一份‘全國糧食調撥計劃表’”。“總理審閱后，發現報表中的當年人口總數比正常時期約少3000萬。”，他“認為這張表如果泄露出去，可能使人產生錯覺，誤以為我國餓死了3000萬人”，當即決定銷毀。就是這樣一件事情，經過楊繼繩的“采訪”以后，就變成了性質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情：
1961 年底，陳國棟、賈啟允、周伯萍“三人受命”，進行了一次關于“餓死人的數量”的“全國性的調查”，調查結果“經匯總后，全國餓死人幾千萬”。周恩來總理看了以后說“不要外傳，立即銷毀”，周伯萍等人銷毀了。
不僅如此，楊繼繩還信誓旦旦的說：他“專門到周伯萍家，以上說法得到了周伯萍的確認。”楊繼繩就是通過這樣的采訪，編造出了這一重大謠言，在美國《紐約時報中文網》、《美國之音》、《炎黃春秋》等媒體上廣泛傳播，并且把這一重大謠言強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當著楊繼繩編造這一重大謠言的時候，也許他認為周伯萍先生已經去世，這件事已經死無對證，人們只能相信他的說法。但是他根本沒有想到，周伯萍先生在生前留下一本回憶錄。在這本回憶錄中，周伯萍先生以嚴謹的語言敘述了這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和真實情況。這就為后來的人們留下了一份非常寶貴的真實記錄。正是這份寶貴的記錄，幫助我們揭穿了楊繼繩制造的謠言。楊繼繩顯然也沒有想到，周伯萍先生的兒子周軒進先生也發表了文章，澄清了楊繼繩的偽造。周軒進先生說：“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什么大饑荒時期的全國餓死人的統計數據。”“爸爸絕無可能對任何采訪者公布什么餓死人數。即使是確實采訪過爸爸的楊繼繩，公布的對爸爸采訪記錄中，也借爸爸之口，參雜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論。”【12】通過這件事情，一切善良的人們就應當了解楊繼繩的所謂“采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既然他可以通過對周伯萍先生的采訪，肆意歪曲周先生的原意，用篡改、偽造的手法編造出“周恩來銷毀大饑荒證據”的重大謠言，并把它強加到周伯萍先生身上，那么他在《墓碑》中所敘述的那些“采訪”究竟有多大的可信性，也就可想而知了。【1】楊繼繩：《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再答孫經先對《墓碑》的指責》，《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2】楊繼繩：《脫離實際必然走向謬誤——就大饑荒年代的人口問題與孫經先商榷》，《紐約時報中文網》，2012年9月17日。【3】關于這件事，楊繼繩在接受《美國之音》訪談時有更為詳細的敘述。《美國之音》2013年1月13日的網頁載有他同訪談者李肅的對話——美國之音：《解密時刻: 大饑荒——周恩來下令毀證》，見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rticle/1583085.html。【4】周伯萍：《糧食部12年記事》，藍天印務商社，2008年出版；轉引自華新民：《關于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新資料》，原載《華夏文摘》，見http://tieba.baidu.com/p/2745069525。本文關于周伯萍先生的回憶均引自同一資料【5】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559、1562頁。【6】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389頁。【7】見http://www.gov.cn/test/2005-06/08/content_4789.htm【8】華新民先生在《關于大饑荒時期人口變動的新資料》一文章中也認為“當時糧食部和國家統計局掌握的人口減少狀況同二十多年后國家公布的數字大體上是一致的，或者毋寧說，1983年國家經中央批準正式公布的那幾年的人口數字還是沿用二十多年前統計部門所收集到而一直沒有公布的資料。”在這個問題上他同我們的看法是一致的。華新民先生的文章載《華夏文摘》，見http://tieba.baidu.com/p/2745069525。【9】以上結論的詳細論證和這一時期人口數據調整的方法和調整以后的數據，均見孫經先：《關于我國三年困難時期的人口變動（1959-1961）》，《中國社會科學內部文稿》，2013年第4期，17-198頁。【10】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公安部三局編：《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統計資料匯編（1949—1985）》，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8年，第268頁。我們沒有對出生人數進行調整。【11】李成瑞：《“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中共黨史研究》，1997年，第二期。【12】周軒進：《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白金婚風雨情>續記三》，參見《中華魂》網站。【作者簡介】孫經先，徐州師范大學數學學院特聘教授，山東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石油大學兼職教授，全國非線性泛函分析學術會議聯絡組成員。1992年起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1995年起任博士生導師。
（來源：昆侖策網，本文原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2014年，后載于《世界社會主義黃皮書》（2014-2015），384-3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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