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在福建省龍巖市上杭縣古田召開的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即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因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召開，這次在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的發展史上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會議史稱為"古田會議"。作為黨和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90年前召開的古田會議并沒有因為歲月流逝而被淡忘，反而在今天凸顯出其更重要的現實意義。2014年10月30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鎮召開，被稱為“新古田會議”，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對比兩次古田會議，會發現歷史驚人相似，不僅都是在人民軍隊面臨眾多考驗的關鍵時候召開，而且都為此后的軍隊建設乃至整個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意義。尤其是面對“去意識形態化”、“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普世價值”論等錯誤思潮蔓延和黨員隊伍良莠不齊、意識形態斗爭形勢復雜、民主集中制被妖魔化等問題凸顯，認真總結古田會議精神的亮點及其現實意義，對于新形勢下如何更好地加強黨和軍隊建設，切實把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貫徹到軍隊建設各領域全過程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意義。
作為黨和軍隊建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1929年12月28日召開的古田會議并沒有因為歲月流逝而被淡忘，反而在今天凸顯出其更重要的現實意義。2014年10月30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被稱為“新古田會議”，習近平出席會議并發表重要講話。對比兩次古田會議，會發現歷史驚人相似，不僅都是在人民軍隊面臨眾多考驗的關鍵時候召開，而且都為此后的軍隊建設乃至整個黨的建設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意義。尤其是面對“去意識形態化”、“軍隊國家化”、“普世價值”論等錯誤思潮蔓延和黨員隊伍良莠不齊、意識形態斗爭形勢復雜、民主集中制被妖魔化等問題凸顯，認真總結古田會議精神的亮點及其現實意義，對于新形勢下如何更好地加強黨和軍隊建設具有極其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堅決反對“去意識形態化”等錯誤思潮
從1921年正式成立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思想政治工作，而古田會議正式確立思想上建黨的原則更是標志著黨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視達到一個新高度，這也是古田會議最突出、最重要的一個歷史貢獻。在為大會撰寫決議時，毛澤東特意把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放在第一部分，旗幟鮮明地指出了當時紅四軍黨內存在的極端民主化、個人主義、主觀主義、單純軍事觀點、流寇思想等非無產階級思想，不僅剖析了其表現、來源，而且提出了糾正辦法，并號召大家共同努力徹底肅清。這是毛澤東一貫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的體現，也是我們黨加強意識形態能力建設的一次重要努力。當時，因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失敗，很多中國共產黨人無法在城市開展革命，被逼著來到農村，發動廣大農民開展土地革命。經過一個時期的發展，農民出身的黨員成為黨員隊伍構成的主要成分，工人出身的黨員在黨員總數中所占比例越來越小。因此，在古田會議上，針對當時農民黨員占多數的實際情況，毛澤東等認為，既然沒有辦法選擇黨所處的環境，但黨的性質和黨員社會成分之間的矛盾卻可以通過大力加強黨員的思想教育進行解決。以古田會議指出“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1]85為標志，中國共產黨已經把農民視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而不是以前那種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定位了。根據這種實際情況，會議抓住當時黨內最主要、最本質的矛盾——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矛盾，提出重點從思想上建黨這一重要原則，并特別突出了無產階級思想領導問題，把思想建設放在第一位。會議提出和確立的“用無產階級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等思想不僅在當時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直到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不僅如此，會議還總結出了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法、途徑，從而實現了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通過思想教育灌輸到廣大黨員的頭腦中去，使得廣大黨員真正實現了從思想上入黨。
也正是從古田會議開始，一直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理論建設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也推動著全黨都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毛澤東在1938年10月強調指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2]533揭示出革命理論對中國共產黨這樣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極端重要性，讓更多人認識到沒有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為指導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這是對從思想上建黨原則的堅持和深化。1962年9月，他又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再次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3]正是在毛澤東主席的模范帶頭作用下，我們黨形成了堅持思想上建黨、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的優良傳統，一直堅持到今天。雖然已經過去86年，但古田會議形成的從思想上建黨的優良傳統不應該丟、也絕不能丟。走過前30年、后30年，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率領中國步入新30年，能否真正抓好意識形態工作對于中國能否在新30年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決定性意義。而由于我們一部分黨員干部在過去一個較長時期內丟掉了從思想上建黨的優良傳統，放松甚至忽視意識形態工作，再加上遭受全球化、市場化、網絡化沖擊和西方不斷加強對中國進行意識形態滲透，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形勢嚴峻。因此，我們必須正視現實、直面問題，高度重視、切實抓好意識形態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新三十年的意識形態工作，特別強調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掌握思想領導是掌握一切領導的第一位。”兩年多來，習近平總書記在意識形態領域大力開展新一輪撥亂反正，使得廣大黨員干部開始高度重視意識形態能力建設。什么是意識形態能力？就是通過新的理論觀念、新的理論概括、真正理論創新來辨別、引領和掌控社會思潮與社會主流意識的實際水平，可以通過思想辨別力、理論創新力、共識凝聚力和話語支配力體現出來。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意識形態多元化”、“非意識形態化”、“去意識形態化”等錯誤思潮蔓延，過去那種大而空的意識形態傳播方法、手段、方式在新30年面臨嚴峻考驗、遭遇眾多挑戰，在意識形態能力上對廣大黨員干部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高度重視意識形態能力建設。而在中國已經進入新媒體時代的今天，要真正抓好意識形態能力建設，就應該繼承、發揚好從思想上建黨的優良傳統，并在媒體融合的大潮中切實抓好理念創新、手段創新、基層工作創新，堅決反對“去意識形態化”等錯誤思潮和西方的意識形態滲透，更好地發揚好我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優良傳統和政治優勢，不斷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在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總結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繼承、發揚從思想上建黨的優良傳統，強調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結合落實制度規定來進行思想教育，使得加強思想建黨和加強制度治黨相融相生、相互促進。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是對古田會議思想上建黨原則在新時期的繼承、發揚和提升，也推動整個黨建工作和意識形態工作上升到了一個歷史新高度，是我們今后應該認真貫徹的重要指導原則。在“新古田會議”上，他進一步強調指出，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這是對古田會議精神的高度肯定和堅定繼承，也讓更多人深刻認識到革命的政治工作對保證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始終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任何時候都不能削弱政治工作，必須積極作為地抓好政治工作。由此可見，雖然已經過去86年了，但我們黨對思想政治工作不僅沒有忽視或者輕視，反而更加重視了。可以說，“新古田會議”再次吹響了全軍意識形態能力建設的沖鋒號！
二、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決反對“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思潮
確立了“黨指揮槍”的建軍綱領和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被認為是古田會議的最大歷史貢獻，標志著毛澤東建軍思想的形成與確立，尤其是在有些人極力鼓吹“軍隊國家化”、“軍隊非黨化”、“軍隊非政治化”等錯誤思潮的今天，重溫古田會議精神這一重要亮點和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新古田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對于進一步加強黨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決反對、有力回擊“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思潮，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的湘南起義部隊來到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革命軍勝利會師，合編后的工農革命軍在5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成為紅軍最重要的主力之一，被稱為紅四軍。但由于很多人是從舊式軍隊過來的，舊式軍隊的一些思想對紅四軍官兵影響很大，軍事不受政治節制等錯誤思想可以說是普遍存在。正是看到了這些問題，1929年6月，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專門指出紅四軍中偏于軍事觀點的人和站在政治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是很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只重視槍桿子、追求單純的軍事影響等錯誤思想應當引起重視。面對單純軍事觀點等錯誤思潮的危害，毛澤東決定盡快進行清除，打造一支真正忠誠于黨的人民軍隊。針對當時有些人主張軍事領導政治的錯誤思想，古田會議不僅批判了“司令部對外”等單純軍事思想，而且在決議中明確指出：“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1]86從而明確了紅軍必須堅決服從黨的絕對領導這一指導思想，并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作為紅軍隊伍建設的根本原則明確了下來，從而鑄就了人民軍隊的軍魂，一直到今天沒有改變。并且，決議還同時批判指出，如果任由單純軍事觀點等錯誤思潮發展下去，便會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革命政權等危險。針對當時有些人對紅軍軍事、政治兩大系統的關系認識模糊甚至錯誤的問題，決議對政治、軍事工作機關進行了明確分工，從而使二者都能各負其責，推動紅軍朝著發展成為新型人民軍隊的方向邁出關鍵性的一步。從此，“黨指揮槍”的重要原則得到確立，再加上“支部建在連上”的這一重要制度保證，紅軍從此一直堅決服從黨的絕對領導，并將其作為根本原則長期堅持下來。
為進一步明確紅軍的階級性質，決議強調紅軍不僅要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還要負擔宣傳、組織、武裝群眾和幫群眾建立革命政權等重大任務。不僅明確了紅軍的無產階級性質，更使紅軍成為踐行黨的群眾路線的先鋒隊和主力軍，成為決定中國前途和命運的重要力量。因此，古田會議被認為是紅軍真正成為黨領導的人民軍隊的開始，是人民軍隊同舊式軍隊的鮮明分界線。正如羅榮桓元帥所說：“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以后，我軍要建立一支什么樣的軍隊，就定型了。”[4]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西方敵對勢力始終沒有放棄對人民軍隊進行滲透。從前些年鼓吹“軍隊非黨化”、“軍隊非政治化”到近些年來不斷炒作、大肆宣揚的“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思潮，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逼著黨放棄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最終使人民解放軍脫離黨的領導。尤其是“軍隊國家化”具有非常大的蠱惑性，不僅故意攪亂軍隊與政黨、國家的關系，而且把軍隊的政治屬性同國家屬性對立起來，以軍隊的國家屬性否定軍隊的政治屬性，目的就是要從根本上否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極其重要的根本原則。戈爾巴喬夫篤信“軍隊非黨化”、“軍隊國家化”，使蘇軍脫離蘇共、實行“軍隊國家化”，不僅是蘇共亡黨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蘇聯解體的主要推手之一。因此，今天再次深入學習、領會古田會議精神，就是要深入剖析、正確把握軍隊與政黨、國家之間的本質關系，深刻認識、充分揭批“軍隊國家化”等錯誤思潮的欺騙性、荒謬性和危害性，進一步加強黨對軍隊絕對領導這一根本原則不動搖，在新時期更加牢牢確立“黨指揮槍”的重要原則，確保人民軍隊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對黨忠誠、聽黨指揮，真正做到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新古田會議”上所強調，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是我們的強軍之魂，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在新30年，我們必須進一步大力加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確保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制度得到不折不扣地落實，確保黨指揮槍的原則在全軍落地生根，切實引導廣大官兵保持政治定力，站穩正確立場，積極培育好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真正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人民軍隊，不僅關系到黨和國家、民族的前途命運，也是真正維護好國家綜合安全和戰略利益的需要，更是沿著正確道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偉大事業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需要。
三、大力加強黨的純潔性建設，確保黨永遠不變質、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
純潔性建設一直是共產黨人不可回避的一個重大問題。沒有純潔性就沒有先進性，共產黨只有始終保持純潔性，才能提高黨在群眾中的威信，才能贏得人民信賴和擁護。而在古田會議召開之前，紅軍中的黨員、黨組織建設可以說是思想混亂、成分復雜、問題眾多，如果不能純潔黨的隊伍，革命的前途不容樂觀。因此，古田會議不僅提出要通過加強黨內教育實現思想上的純潔，而且要通過整頓黨員隊伍實現組織上的純潔，標志著我黨從此開始大力加強純潔性建設，成為黨的建設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隨著黨的十八大將純潔性建設列為黨的建設的主線，重溫古田會議精神，對于搞好新形勢下黨的純潔性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屬性之一，黨的純潔性問題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一直高度重視黨的純潔性建設。正是深刻認識到思想是行動的先導，保持思想上的純潔和先進是保持黨的純潔性和先進性的根本所在。在古田會議決議中，針對紅四軍黨組織中無產階級思想和非無產階級思想斗爭的主要問題和矛盾，不僅提出必須加強對廣大黨員的馬列主義正確路線的教育，而且強調要通過加強思想建設和對農民等出身的黨員進行思想改造，保證無產階級思想領導與黨組織的無產階級性質，這樣才能達到擔負重大斗爭任務的目的。決議明確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有計劃地進行黨內教育，糾正過去之無計劃的聽其自然的狀態，是黨的重要任務之一。”[5]94并進一步規定了閱讀黨報、編寫印發各種開展教育的小冊子、開辦訓練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等18種加強黨內教育的好方法，邁出了黨的純潔性建設的關鍵一步。組織紀律渙散是當時紅四軍面臨的嚴峻問題之一。1929年3月，紅四軍打下閩西重鎮汀州城后，竟然有包括黨員在內的一些青年士兵用剛發的零用錢去大吃大喝，甚至出現了偷著去賭博嫖娼、私自結伙打土豪、偷挾公款逃跑等問題。據1929年5月的統計，4000人左右的紅四軍中有黨員1329人，這些黨員成分比重分別為工人23.4％、農民47％、小商人8％、學生14％、其他7％。能不能把中國共產黨真正打造成為一支無產階級先鋒隊是包括共產國際負責人在內的不少人擔憂的問題。面對黨的組織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的嚴峻現實，在通過加強黨內教育實現思想上的純潔的同時，古田會議也采取了通過整頓黨員隊伍實現組織上的純潔等舉措，實現了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一致。為了保證黨員質量，加強黨的組織建設，決議先是制定了“以戰斗兵為主要對象，同時對非戰斗兵如夫子、勤務兵等亦不應忽視”[5]88等組織路線，肯定和進一步明確了“三灣改編”確立的每個連建立一個黨支部以及每個班、排建立黨小組等重要原則，并進一步對紅軍中發展黨員的條件做出了更加嚴格的新規定：政治觀念沒有錯誤，忠實，有犧牲精神和能積極工作，沒有發洋財的觀念，不吃鴉片、不賭博。這些舉措對于純潔黨的隊伍和增強黨的戰斗力、影響力、號召力、凝聚力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高度重視、大力加強黨的純潔性建設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要求，而且是極其重要的重大任務和永恒主題。因此，馬克思主義者一直高度重視黨的純潔性建設，并使其成為共產黨人的優良傳統。列寧早在1919年10月就旗幟鮮明地指出：“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我們也不要。”[6]并成功開展了幾次“清黨”運動，對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產黨人也深知純潔性建設的極端重要性，并從古田會議開始注重加強這方面的工作。后來的事實證明，古田會議通過加強黨內教育實現思想上的純潔、通過整頓黨員隊伍實現組織上的純潔，使得黨員真正在紅軍中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黨組織戰斗力、號召力也比以前大大增強，為黨的建設積累了寶貴經驗。有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思想上建黨、加強純潔性建設又讓黨的戰斗力大大提升，極大鼓舞了整個紅軍隊伍和全黨的革命信心和斗志。就在古田會議召開僅僅五天之后，信心百倍的毛澤東就寫下了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指明了中國革命前進的道路。截至2013年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8668.6萬名，比上年凈增155.9萬名，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而隨著黨員人數急劇增加，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一些地方、單位放寬了入黨標準，不少不合格黨員混進了黨內，造成了惡劣影響，也對黨的建設提出了不少新挑戰。因此，今天站在時代角度解讀古田會議，想想當年在那么艱難的環境下，我們黨都能痛下決心加強黨的純潔性建設，今天還有什么猶豫的呢？尤其是在全黨深入開展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不僅為新30年加強黨的純潔性建設創造了有利條件，更為在全黨范圍內全面開展純潔性建設打下了堅實基礎。剛當選黨中央總書記不久，習近平就鄭重表態，對一切違反黨紀國法的行為都必須嚴懲不貸，絕不能手軟。2014年1月14日，他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上又一次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刮骨療毒、壯士斷腕”來表示從嚴治黨的勇氣、決心與信心。在“新古田會議”上，他又進一步強調，要堅持抓常、抓細、抓長，確保改進作風規范化、常態化和長效化。2014年12月中旬，他在江蘇調研時更是將“從嚴治黨”首次提升到“全面從嚴”的高度，首次提出“全面從嚴治黨”，凸顯出他對黨的純潔性建設的高度重視。因此，我們應該有“刮骨療毒”的勇氣，借鑒古田會議、延安整風等歷史經驗，結合新形勢、直面新挑戰、剖析新問題，在總結山東省壽光市暢通“出口”、嚴把“人口”等探索的基礎上，依據黨章規定科學界定不合格黨員的標準，建立不合格黨員的甄別、處理機制，堅決清退不合格黨員，同時進一步切實嚴把黨員“入口”關，不斷增強黨的自警能力和自凈能力，最終確保實現進口嚴、出口暢、管得好、作用大，建立起加強黨員隊伍純潔性建設的長效機制，確保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
四、不斷加強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堅決反對迷信西方民主
民主集中制是列寧在1905年提出并開始推行的，但中國共產黨真正開始推行，則是從古田會議開始的。在批判極端民主化等錯誤思想的基礎上，古田會議強調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并做出了一系列制度規定，使得民主集中制從此真正在黨內生根發芽并一步步成長為枝繁葉茂的大樹。在某些人或勢力借鼓吹“普世價值”論大肆宣揚西方的所謂民主自由、攻擊甚至妖魔化民主集中制的今天，回顧古田會議是如何批判極端民主化和推行民主集中制的，對我們在新時期進一步健全和完善黨內民主制度體系，搞好黨內民主建設具有重要現實意義。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是黨永葆生機和活力的關鍵。因此，黨的一大、二大都提出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加強黨的建設，第五屆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更是把民主集中制明確規定為黨的指導原則。但由于種種原因，民主集中制并沒有真正得到貫徹、落實。古田會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召開的，如何解決好黨內民主問題成為會議的重要議題之一。因此，古田會議不僅旗幟鮮明地指出和批判了極端民主化思想有削弱以至于完全毀滅黨的戰斗力等嚴重危害，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糾正方法，強調要通過建立黨委領導制實行集體領導、通過正確開展黨內批評解決黨內矛盾等，并提倡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正是這些有力舉措，古田會議被認為是我們黨開始真正確立和推行民主集中制的開始，是我們黨的建設歷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為確保民主集中制在紅軍隊伍中的執行，大力推進軍內民主，古田會議決議規定在黨的領導下，紅軍隊伍中連、營、團各級都要建立士兵委員會，不僅代表士兵利益，而且協助黨組織開展政治工作；而在經濟制度方面，則實行軍事共產主義。明確指出：“官兵生活平等(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分別，沒有階級的分別，官長不是剝削階級，士兵不是被剝削階級)”。[5]106并且，在實行官兵平等、官兵一致的基礎上，決議提出紅軍要主動接受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充分體現了軍政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推動建設良好的軍政、軍民關系。這不僅有利于及時發現、糾正紅軍中不利于革命斗爭的問題和隱患，也是對黨的群眾路線的積極探索和成功實踐。古田會議之后，以毛澤東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人不斷鞏固和發展民主集中制，推動其成為我黨建設的一大法寶。1937年10月，毛澤東對民主集中制做出了這樣的論述：“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將民主和集中兩個似乎相沖突的東西，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民主和集中之間，并沒有不可越過的深溝，對于中國，二者都是必需的。”[2]3831945年4月，在黨的七大上，他又對民主集中制進行了進一步闡述：“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說，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2]1057并且，黨的七大制定黨章時特別對民主集中制做出了明確規定：“即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7]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民主集中制在中國才有了一個明確定義。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修改黨章規定：“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就是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8]1962年1月，毛澤東主席在擴大的中央會議上的講話中又對民主集中制進行了重點論述：“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9]291并嚴厲地批評那些違背民主集中制的領導干部：“現在有些同志，很怕群眾開展討論，怕他們提出同領導機關、領導者意見不同的意見。一討論問題，就壓抑群眾的積極性，不許人家講話。這種態度非常惡劣。”[9]2921992年12月制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權利保障條例(試行)》則進一步明確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比八大黨章更明確了“相結合”的要求，從而使“民主”和“集中”兩大過程更加有機地結合起來，避免了被某些人人為分裂開。正是在毛澤東等人的大力推動下，民主集中制理論不斷豐富和發展，實踐也更加生動、成功。
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多年的歷史就是一部民主集中制理論、實踐在中國的發展史，越來越多人深刻認識到，民主集中制是黨的根本組織原則和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制度，必須真正實行、科學推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要健全和認真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各項具體制度，促使全黨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辦事，促使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帶頭執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激發黨的創造力、保持黨的團結統一的根本保證。民主集中制貫徹得怎么樣，關鍵看高級干部做得怎么樣。”但我們必須看到的是，由于部分領導干部尤其是黨政“一把手”沒有堅持好民主集中制，甚至大搞“家長制”、“一言堂”，引起一部分人攻擊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是虛假的，并借機大肆宣揚“一人一票”、“多黨制”等所謂西式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導致一定的思想混亂。面對新形勢、新問題，2014年8月2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強調指出，黨的組織制度改革的重點就是堅持、完善民主集中制和嚴格黨內生活，進一步健全、完善黨內民主制度體系。這再次凸顯出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此，在新30年，我們要切實堅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就必須結合新的形勢堅持和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尤其是在前不久結束的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各級黨組織積極加強領導班子建設，各級領導干部尤其是高級干部、“一把手”起到了模范帶頭作用。因此，我們在新30年要不斷加強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深入理解、準確把握民主與集中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不斷增強領導班子凝聚力、號召力、創造力和戰斗力，不斷加強黨員的黨性修養、作風建設，堅決抵制各種不正之風和西方的所謂民主自由、“普世價值”論等錯誤思潮的侵襲，揭批所謂西式民主的虛偽性、欺騙性，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通過加強民主集中制建設充分調動、切實發揮全體黨員、各級黨組織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用好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有力武器，努力構建新時期無產階級革命政黨堅持真理、高舉旗幟、明辨是非、敢于亮劍、善于批判、勇于擔當的良好政治生態，并以黨內民主帶動社會主義民主，才能真正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1]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194.[4]何紹斌：論古田會議決議對軍隊建設規律的認識[J].黨史文苑，2009，(4).[5]毛澤東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2.[7]劉少奇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58.[8]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9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318.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秘書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思想火炬”，原載《理論探討》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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