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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國企“三年行動方案”正在緊鑼密鼓地編制。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年，全社會對國資國企改革充滿著新的期待。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指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按照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要求，四中全會《決定》關于國資國企改革的闡述，大體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國有經濟布局改革，把混合所有制經濟納入國有經濟布局，探索公有制實現的多種形式；二是國資監管體制改革，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有效發揮國有資本投資、運營公司功能作用；三是國企改革，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理論基礎

供給側是相對于需求側而言的。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管理和調控宏觀經濟的兩個基本手段。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主要是通過調節稅收、財政支出、貨幣信貸等來刺激或抑制需求，進而推動經濟增長。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主要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調整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進而推動經濟增長。

當我們的生產力水平尚不能充分滿足社會需要的時代，需求側便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方法。隨著技術的不斷革命和信息化社會的發展，滿足社會一般需求的生產能力已經達到了極致，在生產能力過剩新時代，供給側便是引領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調通過一系列政策舉措，特別是推動科技創新、發展實體經濟、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措施，來解決我國經濟供給側存在的問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也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也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對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歷史和現狀深入研究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時代思想并將之付諸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動。2015年11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研究經濟結構性改革和城市工作。2016年1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研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案。2017年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必須把發展經濟的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把提高供給體系質量作為主攻方向，顯著增強我國經濟質量優勢。2018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認為，我國經濟運行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2019年底召開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作出的《決定》明確指出：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奠定了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的基礎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憲法》第六條第一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國有企業是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的主要形式，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兩個毫不動搖”實際上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結構描述，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并不是改變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即“生產資料的公有制”，恰恰相反，為非公有制經濟依法有權平等使用生產資料提供了法律支撐，為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奠定了基礎。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指出：“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競爭力、創新力、控制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無論是鞏固和發展公有經濟還是支持和引導非公有經濟的發展，從本質上說，都是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根本制度，新時代非國有經濟必須要學會約束自己的行為即自覺地服從國家發展戰略、依法合規健康發展。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國家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一項重要舉措。 

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了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管理體制和實行股份制改革的要求，90年代初期則進一步提出了國有企業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90年代后期則明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經過四十年的改革，尤其是2017年底，國有企業基本完成了按照公司法注冊為有限責任公司以后，現代企業制度的形式基本具備了，但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本質尚未實現。習近平同志明確提出，新時代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依然要堅持“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現代企業制度”。

現代企業制度的作用沒能很好地發揮出來，主要的原因還是對其內涵沒有形成共識。現代不只是時間的概念，企業也不只是盈利的工具，公司也不能只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的形式，現代企業制度的本質在于遵從的文化價值觀。我們必須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刻理解全面深化改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要求，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的理論。完善現代企業制度不只是國有企業自身的問題，更是國家政府如何認定國有企業的地位作用的問題。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必須系統推進國資國企整體改革。政府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國資監管機構授予國有企業作為市場主體的權利，國有企業用市場主體標準約束自身的行為而自覺接受國家發展戰略規劃，唯此才能激發出現代企業制度的功效。

（作者為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研究員；來源：“ 現代國企研究”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