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做a爰片性色毛片思念网,91美女主播在线视频,97在线视频人妻无码

梁軍：誰是下一個“劉建新”？——國企改革再評論之十六

點擊：5387 作者：梁軍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8-12 09:37:41

1.webp (18).jpg

原打算出一本書，書名叫《國企改革再評論》。把十年間公開發表的國企改革評論文章集合呈現，再以現在的觀點與視角，對舊文所涉題材逐一進行二次評論。也許是因為批評味太濃，沒有出版社愿意接單。在此連載，給聽得見、聽得進批評意見的人，留下值得深思的話題。

2013年9月11日，我在《南方日報》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題目是《如何解讀中石油腐敗窩案的警示意義》。

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蔣潔敏剛剛出事兒不久。國資委一位負責輿論宣傳的同志打來電話，說蔣潔敏出事兒“對國資系統損傷太大了”，網上一片罵聲，對國資監管體制造成巨大的壓力。能不能實事求是、就事論事，從加強國資監管的角度正面解讀一下？我沒有片刻猶豫就答應了。因為，這位同志所說的情況，也正是本人的擔憂——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前，把一個國資系統領導腐敗案例，放大到體制痼疾層面，借此否定十六大以來形成的國資監管體制，進而對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國資系統實施精準打擊。

在這篇文章中，本人闡述了蔣潔敏腐敗問題與國資監管體制的辨證關系，還沒有做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因為，當時周永康還沒有出事兒，我還不知道蔣潔敏腐敗問題的底層緣故。十八屆三中全會還沒有召開，我也不知道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在國企改革議題上會出現一些不好理解的提法。當然，也不知道因蔣潔敏的落馬，導致整個國資系統在全會《決定》起草小組里沒有了當事人，這給后續的國企改革帶來多么復雜和被動的局面！

從蔣潔敏走馬上任國資委主任，到東窗事發，只有短短的半年時間（2013年3-8月）。這讓我浮想聯翩。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把他調離中石油一把手的位子，實際上就是為了更方便、更徹底地調查他的問題，而且一定是紀檢工作中最后的取證和收尾工作。否則，半年之內，就能夠完成從發現問題、調查問題，到做出結論全部程序，將一個正部級干部拉下馬，時間上是不可能的。那么，為什么要將他任命為國資委主任，再一刀拿下呢？那可是百萬億級資本的大管家啊！這讓全國人民怎么看國資委、怎么放心得下？這讓全國國資系統的廣大干部情何以堪？

我一直認為，在干部任免問題上，國資系統與其他部門應有所區別對待。一直以來，由于各種原因，國資系統的社會輿論環境非常惡劣，直接影響了國資國企改革與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就曾針對這一局面做出重要指示，要求“要加大正面宣傳和形象公關力度，增信釋疑，促進了解，樹立良好形象，為國企深化改革和做大做強營造有利的國內國際環境。”這充分說明，輿論環境對國企改革，已經構成了外部影響內部的格局。而將蔣潔敏擺在國資委主任位置上將其拿下，正如那位國資委干部所言，“對國資系統損傷太大了”。這一后果，有關部門事前沒有預料到嗎？如此操作，雪上加霜，乃下下策也！

本人也是事后八卦，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公布以后，尤其是見到張卓元、鄭新立二位退休官員學者，以起草小組成員的身份到處解讀《決定》精神，而其解讀觀點與政策主張，本人并不完全認同（后續評論會有所提及）。于是好奇心起，在網上找尋起草小組成員的有關信息，才得到一個大致的組成結構輪廓。蔣潔敏最初是在起草小組里的，但是估計他并沒有什么心思在國企改革政策的框架、細節和表述上，與其他強勢成員短兵相接。他出事兒以后，《決定》起草已近尾聲，不再遞補。結果就是，起草小組在事關國企改革重大議題的討論中，來自國資委系統的聲音非常微弱，而對國資委及其監管體制不太感冒的其他部委官員和學者，卻能列出好幾個。由此，導致《決定》中出現一些不好理解的提法（在隨后發表的幾篇對“1+N”文件解讀中，我都有所提及）。其中一些提法，可以這樣說，令國資國企改革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在謎團中打轉轉。形成這樣的結局，是有關部門始料不及的吧？如果不是始料不及，那我就更加無話可說了。

蔣潔敏違法行為，核心罪狀是向周永康家人輸送利益。這就扯出了國資監管體制的一個老大難問題——國企領導為什么要為了上級更大領導而出賣自己的靈魂？為什么上級更大領導能夠對國企領導實施有效的控制？為什么國企領導都渴望得到上級更大領導的庇護？為什么在上級更大領導的庇護下，國企領導能夠為所欲為？為什么有了上級更大領導的庇護，那么多紀檢、監察、審計、董事、監事都形同虛設？

我研究國企改革問題多年，就從來沒有見過有哪位學者從這個領域思考并展開研究的。大家都習慣性地、順嘴而說“政企不分”，批“政企不分”。結果都是說國資委本身是“政”，它的身后就是政府。以及橫向的政府各組成部門，都通過國資委管企業，管得太多了，“企”無所適從。所以，要解決“政企不分”問題，就是要國資委少管，最好不管。最極端的建議就是取消國資委——這又回到徹底否定十六大以來所建立的國資監管新體制的根本問題上了。如果能夠深入地進行實證研究，就國企的“腐敗”與“低效”表面問題，通過國企主要領導人權力的授予、評價、庇護這條線索展開分析，所謂“政企不分”癥結，才有可能水落石出。

幾年以后，一部反腐題材的電視劇《人民的名義》火爆大江南北。劇中那位一直沒有出鏡，卻讓人感到無處不在的漢東省前省委書記趙立春，與他的前任秘書、漢東油汽集團總經理劉建新的關系，似乎就是周永康與蔣潔敏主仆關系的翻版，而趙立春的公子趙瑞龍，仿佛就是周永康的公子周濱的化身。劇中較為出彩的是由高亞麟飾演的劉建新，他將現實生活中不得不人身依附于上級高官，又心甘情愿做官家“白手套”的人物心理，刻畫得淋漓盡致。在目前不完整、不到位的出資人權利授予與監督框架下，劉建新們的所作所為，既是無可奈何，也是順理成章之事。

中石化銷售公司搞混改，對董事會發揮制衡作用，進行了大膽的設計。中石化集團占有混改后的銷售公司約70%股權，其他25家戰略投資者合計約占30%股權。董事會設11位董事席位。其中1位職工董事，3位獨立董事，剩下7位董事名額，在中石化集團和25家戰略投資者之間分配。按照70%對30%的股權比例，中石化集團理所當然可以獲得其中的5個席位。但是，混改在這里寫下了出彩的一筆。如果中石化集團理所當然地占有5個董事席位，再加上1個可以完全控制的職工董事席位，那么，基本上就擁有了超過半數的董事席位。結果，中石化集團主動讓出一個董事席位，只取4個席位。這樣一來，即使加上職工董事，合計也就5個席位，還未超過半數。如果中石化集團主張通過某項重大決策，還必須爭取到另外至少1位由戰略投資者派出的董事，或一位獨立董事的支持。而從理論上講，戰略投資者與獨立董事如果意見一致，也完全可以聯手否定來自70%股權的大股東中石化集團的提案！

如此這般，中石化集團的一把手，或者隱藏在這位一把手身后的政治勢力，還可以在銷售公司為所欲為嗎？獨立董事還是“花瓶”嗎？銷售公司的原體制內員工，還可以把公司規章制度不當一回事兒嗎？我在給企業講課時，喜歡用這個例子來講解什么叫“相互制衡、協調運轉”的現代企業制度精髓——如果“劉建新”還在某個國企一把手位置上，而這家國企又正好按照中石化銷售公司的模式進行了混改，當“趙立春”要求“劉建新”關照“趙瑞龍”，“劉建新”完全不必左右為難，直接提交董事會審議即可。當提案被董事會否決以后，再向“趙立春”表示：本人已盡力，公司班子里的董事都已表態支持，但是，結果是5:6，沒能通過，私人老板和獨立董事不聽話，他們不歸本人任命管理，本人也沒有辦法......

每一次看到關于國企領導因腐敗問題被查處的新聞，內心都十分難受。因為，你可以想象得到，他們因貪婪而主動為之的違法違紀行為，必然有現代企業制度不健全而給予的制度性便利，而他們因權力脅迫（或曰誘導）而不得不為之的違法違紀行為，必然有“政企不分”而給予的權力授予與庇護成分作祟。這才是國企改革必須直面的痼疾！可惜的是，每一輪國企改革，我們并沒有準確的“對癥”，也沒有進行科學地“下藥”，就妄稱實施“攻堅戰”“打通最后一公里”，然后在并不長時間里，就大言不慚地昭告天下稱“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而后又被不斷出現的國企領導腐敗案啪啪地打臉。

唉......

原文：

如何解讀中石油腐敗窩案的警示意義

（《南方日報》2013年9月11日）

果不其然，近期曝出的中石油腐敗窩案，成為對國企一直持否定態度的政見群體投向對方陣營的重磅炸彈，以及借此向十八屆三中全會進言，要求進行“更徹底的”市場化改革的絕好素材。

通覽近期的媒體評論，有一種觀點相對集中、曾似相識的解讀范式。其大致脈絡是：國企政企不分、壟斷得利、與民爭利，已經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集團——國企的腐敗是制度性尤其是產權屬性決定的——這種制度性缺陷是國企本身無法克服的——必須加快推進產權制度上的變革——為此必須進行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予以保障。

說白了，還是那個一路伴隨著國企改革進程的，而今愈益成為“改革共識”的國企民營化亦即私有化主張。

中石油腐敗窩案確實給國企改革與國資監管大局造成巨大的傷害。原因在于：其一，中石油是央企陣營里的超級巨無霸，富可敵國。發生這樣的腐敗窩案，讓其真正的所有者即廣大民眾心驚膽顫；其二，中石油的經營成本與大眾消費品汽油價格密切相關。這本已是極端對立的矛盾，發生這樣的腐敗窩案，無異于火上澆油；其三，蔣潔敏在中石油董事長任上犯下的事兒，卻以國務院國資委主任的角色被拿下，將廣大民眾對國企的不滿引向整個國資監管體制。這十分要命！

如今，中石油腐敗窩案還在發酵。相信還會有其他的央企貪腐丑聞陸續曝光。因而，十六大以來所建立的國資監管體制還將承受更猛烈的質疑。盡管如此，我們依然要對中石油腐敗窩案及其他央企腐敗案件給予客觀、冷靜和理性的解讀。

中石油腐敗窩案，暴露了現行國資監管體制建設上的不足。根據筆者的研究和觀察，其實很多從事國資監管工作的同志都能看到問題所在，一直對“出問題”有所擔心。但是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我們總是受到理論支撐不足和決策動力不足的困擾，因而越來越失去最終解決問題的耐心和信心，這最終可能導致原有的問題演變成另一性質的“大問題”——即還有沒有必要繼續依原路徑治理原有的“問題”，是否該下決心另辟蹊徑、推到重來？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中石油腐敗窩案所暴露出來的問題，是改革本身在認識、進程和重點上不到位，而不應理解為制度設計本身的先天性缺陷。

借鑒成熟市場經濟體系所探索出的現代企業制度，讓出資人監管、政府監管、社會監管以及所有利益攸關方共同發揮作用，使企業經營決策在公開、透明和法制的制約之中運行，企業管理層難以尋找到損害各方利益的機會。其重點是過程中的防范，而不是在發生損害之后的嚴懲，這是現代企業制度在杜絕內部人控制問題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精髓。

現有的國資監管體制，一直在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對照現代企業制度，卻存在許多形似而神不似的困擾。其中最關鍵的出資人監管，還是沿用了政府監管的形式和路徑。比如監事會監事的選任、權利保障、作用發揮等，都與黨政機關的紀律監察部門的運作機制相似，甚至重疊，都是一種職能性工作，并不能很好地體現出資人的內生性態度、責任和動力，不能發揮出資人代表那種近身監管、事前監管和全程監管的作用。這需要更進一步的理論探索和制度創新。比如中石油案，就是在蔣潔敏調離以后的審計中發現問題，而且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發生的問題。那么我們要問一句，中石油的監事會，為什么沒有在腐敗起始的苗頭上予以發現和制止？國資委作為出資人代表，何以在窩案形成并由中紀委立案以后才如夢初醒？全國人大作為法律意義上的全民所有資產最終所有人權益的集中代表，何以全然不知、無所作為？

行百里者半九十。十六大確立的國資監管體制大方向無疑是正確的，我們所要面對并攻堅克難的是這“最后一公里”。中石油腐敗窩案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道分值畸重的選擇題。不同的解讀，不同的選擇，答卷分數將天淵之別。但愿能壞事變好事，促使更科學、更完善的市場化監管體制改革，而不是成為肢解國企、推進私有化的一個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