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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關于我們對策的幾點思考

點擊：4558 作者：李慎明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8-10 08:51:16

【編者按】當今世界局勢如同白云蒼狗，詭異多變；中美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廣大國人更是引頸關注。但是，任何事物，無論微觀還是宏觀，總是有規律可尋，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1999年發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捍然襲擊我駐南斯拉夫使館后，作者即著手寫作此文，定稿于2000年5月1日，共7萬多字，收錄于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作者的《戰爭、和平與社會主義》集子的第一篇。該文對于關心世界格局變化和中美關系走向的讀者可能會有所裨益。本公眾號分別用6期連載，此為全文的第六部分（已發第一、二、三、四、五部分可點擊文后【相關閱讀】）。

六、關于我們對策的幾點思考

綜合以上五部分所述，有助于我們更加認清馬克思主義在關于和平與戰爭問題上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一系列重要的基本觀點。我們將更加明確：面向21世紀的當今世界，戰爭的危險依然存在；和平局面的存在與發展，完全憑借我們盡心竭力去爭取。

現在我國是世界上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又處于低潮，社會主義制度能否在中國堅持得住，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影響極大。既然正確處理戰爭與和平的關系，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死存亡，那么，在實際工作中正確把握這一問題對我國當前以及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有著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極其深遠的歷史意義。

1. 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社會主義革命是在帝國主義鏈條的薄弱環節首先突破并獲得成功的，這是社會主義革命不同于其他社會革命的顯著不同之點。社會主義在一個相當長的發展時期，不可避免地落后于發達的資本主義，這就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必須把追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現代化作為自己的戰略目標。在相對的和平時期，國家要發展，社會要前進，經濟建設則始終是國家各項建設的基礎、大局和首要任務。而國防建設決不能過多地占用國家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從而影響國家經濟的發展。過去，我們對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關注比較多，這當然是對的。但對“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理解得還不甚深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我們黨的大政策。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能不能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我們黨的生命所在，就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生命所在。在人類沒有到達世界大同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和平，往往是力量均衡或制衡的態勢。自從社會主義制度誕生以來，特別是當今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的較量，最主要的是綜合國力的較量。而綜合國力中除了民族凝聚力外，其主要內容和物質基礎則是直接體現自然力、科技力等諸要素的經濟力。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中、美、法諸國與德、意、日三國對比，人力具有4倍優勢，鋼鐵具有3倍優勢，石油的優勢更大。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充分說明強大的物質基礎對于戰爭的勝利的極端重要性。這就是戰爭中，正義一方因軍事和經濟實力過分懸殊往往失敗于邪惡一方的根本原因所在。恩格斯明確指出：“暴力的勝利是以武器的生產為基礎的，而武器的生產又是以整個生產為基礎的，因而是以‘經濟情況’，以暴力所擁有的物質資料為基礎的。”[1]列寧也說過：“戰爭是對每個民族經濟力量和組織力量的考驗。”[2]經濟發展了，綜合國力提高了，國防建設才有先進的科學技術和雄厚的經濟基礎，國防力量包括武器裝備才可能逐步強大和得到改善。敵人才不敢輕易對我言武，也才可能為經濟建設創造和維護一個相對和平態勢的國際環境。因此，面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威脅，我們既不能置若罔聞，只講和平與發展，也決不能過分夸大威脅的嚴重性，反應過度，只講戰爭，把國家的資源空耗在無限制的戰備之中，從而給國家經濟建設造成巨大的損失。只要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不發生舉國迎敵的局面，我們就應毫不動搖地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有了強大的綜合國力，有了雄厚的物質資料基礎，在戰爭爆發之時，才可能堅決地打贏戰爭，從而進一步贏得新的和平局面。

2. 抓緊組織國際戰略問題研究。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無疑是當前乃至今后相當一段時期內的大局。為了實現這一宏偉目標，就必須精心營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和相對和平的周邊安全環境。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制定一個符合當今世界格局的國際戰略。一個主權國家有了一個正確的國際戰略，那么，便較為容易地“分娩”出國際戰略的各個正確的分支：國家安全戰略、外交及國際地區戰略、軍事戰略、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文化及意識形態戰略等。現在的關鍵問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冷戰格局結束后，世界格局有沒有發生變化？對這一重大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一些同志認為，世界冷戰格局結束后，和平與發展依舊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流，甚至如前所說，我們處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筆者認為，這類學術觀點很值得商榷。我們先來看看鄧小平是如何論述的。從1984年5月到1992年春，鄧小平先后12次公開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1989年政治風波后，面對西方七國對社會主義中國氣勢洶洶的制裁，鄧小平在9月19日會見日本朋友伊東正義時說：一個新問題，我對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主宰一切表示懷疑，過去我們總是講列強，這是不是又是列強主宰的形式。這個問題在我腦子里存在了好幾年了。11月13日，他在會見日中經濟協會訪華團時又說，究竟現在世界政治格局是否發生了變化？變化是什么？很值得研究。美蘇實現了對話，改變了政治格局。但是另一方面，又冒出了一個七國首腦會議，代替了美蘇爭奪。七國首腦會議是否超越了聯合國的作用？這種新的政治格局，是正常的嗎？我們應當分外注意，鄧小平在這里明確地提出了“新的政治格局”的判定。所謂的“新的政治格局”就是“新的世界格局”，而且，這還是在蘇聯、東歐劇變和華約解體之前。十多年過去了，當回顧這些年國際形勢的風云變幻、激烈動蕩和深刻變化，我們不得不佩服鄧小平當年的歷史眼光的洞察力和穿透力。筆者認為，十年前，蘇聯、東歐的巨變和華約的解體，即明顯標志著世界格局開始發生重大的變化；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公然粗暴踐踏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系準則，赤裸裸地入侵南聯盟，并竟敢轟炸我駐南聯盟大使館的野蠻行徑表明：世界格局已經發生重大失衡。21世紀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個世紀，整個世界有可能極不平靜。

由于世界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由此引發了美國在其全球戰略重點的改變。毫無疑問，在冷戰時期，美國一直在把歐洲作為其全球戰略的重點，企圖通過歐、日聯盟，并積極尋找中國的戰略合作，以共同遏制蘇聯的對外擴張。冷戰結束后，美國與歐、日經濟軍事同盟進一步加強，美在亞洲的戰略意義也愈加突出。從經濟上講，1995年，美國對亞洲的進口和出口分別約占其進出口總額的41.2%和31.4%。[3]另外，美國已把防止核、生、化武器的擴散列為其優先關注的重點，印巴核試驗和朝鮮導彈試射也已引起美國高度關注。2000年3月，克林頓總統出訪印度等南亞三國，正是其調整戰略重點的具體體現。隨著俄羅斯的衰落，其重新崛起尚需較長時間，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快速增強，特別是我國堅定地走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示范作用，使美國在近年來，越來越在整體上把歐亞大陸視為全球戰略的重點，甚至把中國視為今后最主要的潛在的敵人。因此，21世紀前二三十年，我國周邊安全形勢有可能出現較為嚴峻的局面。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假若確能判定世界格局已經開始并將繼續發生重大的變化，若能判定美國在其全球的戰略重點已經有所改變，那么我們就應統一組織多方面的專門力量，根據變化著的世界格局，抓緊進行國際戰略問題研究，不斷調整我國的國際戰略。有了正確的國際戰略，就能恰當應對不斷變化著的國際形勢，即使21世紀前二三十年及至上半個世紀，整個世界極不平靜，甚至在世界上極端重要的地區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不一定是世界大戰），我國也完全可能躲過這些劫難，繼續贏得和平與發展的大好局面，成為全球烽煙四起中的“世外桃源”。這就如同美國一樣，兩次世界大戰和多次局部沖突中，美國雖是參戰國，但其本土上從來沒有飛進和落下異國的一粒子彈和一顆炸彈。假若掉以輕心，則不排除我國有可能面對周邊狼煙四起的較為嚴峻的局面。

3. 事情的關鍵在于做好我們國內的社會政治穩定工作。

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場政治風波前，鄧小平就無比堅定地指出：“我們搞四化，搞改革開放，關鍵是穩定。我同布什談了，中國的問題，壓倒一切的是需要穩定。凡是妨礙穩定的就要對付，不能讓步，不能遷就。不要怕外國人議論，管他們說什么，無非是罵我們不開明，”“中國不能亂，這個道理要反復講，放開講。不講，反而好像輸了理。要放出一個信號：中國不允許亂”。[4]1989年政治風波后，鄧小平又說：“中國自己要穩住陣腳，否則，人家就要打我們的主意”。[5]我們必須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是硬道理，只有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最終才能堅持下來并不斷發展壯大。但是，我國目前仍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的極大提高需要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因此，在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過程中，穩定壓倒一切。如果中國內部亂了，隨意立黨結社，新聞出版放任自流，各種錯誤政治思潮招搖過市，非法示威游行接連不斷，甚至如鄧小平所說：“亂到黨不起作用了，國家權力不起作用了，這一派抓一部分軍隊，那一派抓一部分軍隊，就是內戰的局面……所以，中國不能把自己搞亂。”[6]如果中國內部亂了，那么可以斷言，我國的周邊戰亂則必起無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建設乃至各個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發生了世人公認的巨變。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繼續深化，隨著經濟成分、經濟利益的多樣化，社會生活方式、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隨著經濟結構和社會關系的多樣化，一些地方出現了貪污腐敗現象屢禁不止、下崗待業人員過多、農民負擔過重、分配嚴重不足、社會治安狀況不好等社會現象；一些大中型企業深化改革的任務還比較繁重，有的金融部門的呆壞賬比例過大；有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和陣地不時發現各種政治錯誤思潮和觀點；在一些人中還產生了“信念危機”，等等。所有這些，都已經并會繼續給社會政治穩定工作帶來負面的影響。在加入WTO之后，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又一次將面臨著新的難得的發展機遇和從未有過的嚴峻挑戰。面對機遇，我們一定要毫不動搖，抓住不放，大膽改革，奮勇前進；面臨挑戰，我們也一定會大智大勇，胸有成竹，審慎縝密，趨利避害。“籬笆扎得緊，野狗鉆不進”。中華民族這句樸素而又普通的諺語，有著十分豐富而又深刻的內涵。只要我們的經濟建設始終保持良好的發展勢頭，只要我們的社會政治穩定工作始終保持良好的發展狀態，我們就能任憑國際風浪起，不僅我們國家不會面臨舉國迎敵的嚴峻局面，而且也有利于我們國家的周邊安全形勢的穩定。

4. 必須充分做好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

對于戰爭的軍事斗爭準備的重要意義，古今中外，不少名流都有過精辟的論述。達爾文在其《物種起源》中說：“對于勝利，盾可能與劍或矛一樣重要”。[7]華盛頓在向國會兩院發表的演說中指出：“做好戰爭性準備是維持和平最有效的手段”。[8]我們黨的三代領導人都對戰爭的軍事斗爭準備十分重視。1965年4月，毛澤東在《關于作戰計劃和改變帽徽、領章問題的指示》中明確指出：“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1977年，鄧小平說：大戰固然可能推遲，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況是難以預料的。我們應該想到，如果現在敵人打來怎么辦?[9] 1993年初，江澤民講話中指出：我們在戰略上必須深謀遠慮。既要力爭避免與超級大國發生對抗，又必須對其保持警惕，不能存有不切實際的想法……在軍事上要不動聲色而又扎扎實實地做好應變準備。江澤民這一論述明確地告訴我們：現實的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決不直接等于現實的軍事實力。只有打贏戰爭的軍事實力，才能有力地扼住戰爭的喉嚨。1999年5月間，美國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在回答記者關于“北約空襲科索沃是否會成為未來介入中國等其他國家事務的先例”的提問時坦率承認，美國不敢循南模式襲擊中國，因為“中國具有核嚇阻力量”，以軍事介入中國事務風險太大，顧慮遭到核報復。這又一次反證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在當時進行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的戰略決策的英明正確。五六十年代下決心搞出的兩彈一星，將是中華民族避免遭受戰爭之苦的強大盾牌，并使中華民族澤惠數代。否則便可能任人宰割。

1997年7月1日，日本《每日新聞》刊登該報外信部長觀堂義憲的文章中說：“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占有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1/3，像現在的美國一樣傲視全球。但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一下子被英國超過，20年后被美國超過，此后20年又被德國、俄羅斯和法國超過。即將沒落的帝國無計可施，國土任憑西方諸國蹂躪。”筆者手中沒有確切的資料來核對鴉片戰爭前中國在世界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份額，但經濟實力遠遠超過當時英、美諸國確是不爭的事實。鴉片戰爭的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但清政府沒有把強大的經濟實力轉化為強大的軍事實力不能不是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鴉片戰爭開始時，英國“遠征軍”一共配16艘有大炮的兵船，4艘輪船及一些運輸船，全部海陸軍人數不過區區5000余人。戰爭后期不過有39艘兵船，除少量炮兵外，步兵才10000余人，且分駐在香港、廈門、定海、鎮海、南京等地。清政府鴉片戰爭的慘敗充分說明，單有強大的經濟實力，而無強大的軍事實力之國家，就像僅有腦滿腸肥的皮囊，而無強健無比的筋骨的巨人一樣，其外表倒也凜人唬人，實則是毫無防御能力和不堪一擊的。被人擊倒之后則會任人宰割，腦滿腸肥的皮囊則慢慢會虛空起來。

因此，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的關系。在堅持國防建設必須服從并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的同時，也應注意經濟建設對國防建設需要的兼顧，在綜合國力允許的情況下，立足當前，著眼未來，扎扎實實地做好軍事斗爭的各項準備工作。立足當前，就是要深刻領會和堅持貫徹我國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增強確保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能力，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祖國疆土被分裂、邊境領土被侵占、海洋權益受侵犯等各種復雜情況。著眼未來，就是我國的國防建設和軍事斗爭準備必須全面考慮國家安全和未來反侵略戰爭的需要。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歷來堅持不懈地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在努力推動建立和平穩定、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維護和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必然把我國視為眼中釘。我國的軍事準備工作必須全面考慮國際安全環境和整個國際戰爭形勢的需要，既要保持當前適當的實力，又要為今后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軍事斗爭準備工作是多方面的，準備的基點，則根據國力的可能，必須立足于應付復雜因素的局面。一是立足于用武力手段解決問題；二是準備在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同強敵作戰；三是準備與聯盟對手作戰；四是準備幾個方向同時出事。準備得越充分，制勝能力越強大，戰爭發生的可能性便越小。如果對戰爭的危險失去警覺而放棄必要的準備，則戰爭這一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降臨的便越早。世界上近幾年發生的幾場高技術局部戰爭實踐證明，科學技術滲透于戰斗力諸要素之中，是衡量戰斗力的主要標志之一。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科技強軍的戰略思想落到實處，除了用正確的思想理論武裝全軍外，還應用高科技知識武裝全軍，適應形勢需要，發展軍事理論，加強對未來戰爭式樣的研究，千方百計把發展武器裝備搞上去，科學地確立編制體制，改革教育訓練，加速人才培養。在發展武器裝備時，我們必須明確一個指導思想，這就是走自己的路。我們應當十分注意學習和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和裝備，以早日實現國防現代化。但我們隨時都應清醒認識，我們國力有限，且是一個大國；世界上幾個少數強國一直在對我國進行高新技術特別是國防高新技術的封鎖。我們絕不可能買進一個國防現代化，別人更不會恩賜我們一個國防現代化。在國防現代化的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以自力更生為主，以引進借鑒為輔的正確道路。否則，便會鑄成歷史性的錯誤。

除以上之外，在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方面，是否還應注意：一是必須深刻汲取蘇聯在冷戰期間陷入惡性擴軍備戰，最終在經濟上被拖垮的教訓，決不能夸大外患威脅的嚴重性，從而反應過度，把國家有限的資源空耗在無限制的戰備之中。二是必須堅持必要的扎扎實實的軍事斗爭準備，也決不能一進行適度的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便過分不適當地擔心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拖上軍備競爭的“賊船”，從而放棄適度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三是正因有了適度必要的扎扎實實的軍事斗爭的準備工作，才遏制住了可能爆發的戰爭。這也是我們在軍事斗爭準備方面有益的歷史經驗。因此，我們也決不能因為遏制了戰爭，戰爭沒有爆發，卻回過頭來指責當初必要適度的軍事斗爭準備工作是多余的，甚至認為是戰略決策失誤。

5. 要堅決維護我國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

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自己退休的時間和方式時語重心長地說：“國際形勢有一個戰爭問題”，“想整我們的人也有的是。我們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維護我們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們絕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勢力就越大。并不因為你軟了人家對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軟了人家看不起你。”“我們怕什么？戰爭，我們并不怕，”“真打起來也不怕。”“我們的基礎好，是幾十年打出來的，這個威勢一直要傳到后代，保持下去，這是本錢。”[10]1987年5月11日，鄧小平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時甚至說過：現在的中國不是過去的中國，誰要想同我們干，首先要下決心打二十年，包括打原子彈、氫彈。我們不相信原子彈能把十幾億中國人都打光。剩下百分之一二，還相當于阿富汗現在的人口，我們可以干阿富汗游擊隊現在干的事。維護獨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這個打出來的威勢一直要傳到后代，保持下去。這是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集體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國際戰略思想。毛澤東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輝典范。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美帝國主義這個邪惡之鬼便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直接威脅我國安全。

當時，戰爭雙方的經濟力量和軍事技術裝備優劣異常懸殊。毛澤東以頂天立地的超人膽略，力排眾議，說服戰友，毅然決定出兵朝鮮。抗美援朝戰爭，打得艱苦卓絕，也打得無比輝煌。這一仗，打出我國、我軍和中華民族的威勢，為在國際上樹立我們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和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繼承和發揚光大了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光榮傳統。1989年6月，我國平息那場風波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七國首腦通過決議，掀起反華逆流，聯合制裁我國。此后，東歐、蘇聯又發生劇變。國際敵對勢力躊躇滿志，加緊對我施壓，妄圖迫使我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真是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之勢。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集體堅決頂住西方壓力和“蘇東波”沖擊，打破了制裁，并且進一步發展壯大，取得了更加引人矚目的成績。我們要戰勝國際上武裝到核牙齒之敵，需要兩種本錢，一種是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一種是不信邪、不怕鬼的光榮傳統。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們第一種本錢還不會很殷實、豐厚，但是我們的第二種本錢卻有相當好的基礎。這種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和威勢的本身，對那些妄圖染指我國領土和主權的敵人就是一個強大的威懾。我們決不稱霸，決不擴張，決不主動惹事，但也決不懼怕強敵高技術條件下的武力威懾，在未來的反侵略戰爭和維護祖國領土完整、海洋權益的斗爭中，有著準備付出任何代價的決心和意志。“不戰則已，戰則須挾全力致勝。”這是我們威懾敵人、遏制戰爭、維護和平的根本可信的途徑之一。

6. 正確處理遏制與打贏戰爭的辯證統一關系。

戰略指導思想是戰略指導對軍事斗爭全局指導規律的總結和理論概括。馬克思主義軍事哲學認為，戰爭的勝負，主要取決于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同時還取決于雙方的主觀指導能力。而戰略指導思想則是主觀指導能力的主要體現。武器裝備總體技術水平愈是處于相對劣勢的軍隊，就愈加需要戰略指導思想的正確。杰出的軍事家可以依據正確的戰略指導思想，憑借建筑在客觀物質條件上面的舞臺，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戰爭話劇。在新時期軍事斗爭準備過程中，貫徹好遏制與打贏戰爭相統一的戰略指導思想，必須結合不斷發展變化著的實際情況，實施靈活、正確的戰略指導，要把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機地結合起來，針對不同對手、不同情況，采取不同對策。既要堅決斗爭，又要留有余地，做到軟硬兼施，剛柔相濟；既要積極參與國際事務，顯示我國的國際地位，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又要避免把不必要的矛盾引到自己身上。

首先要著眼遏制。遏制戰爭是和平時期軍事戰略的基本著眼點和重要功能，不戰而勝，是遏制戰略的最終目的。我們要達到遏制的目的，就要以強大的實戰能力為基礎，通過各種方式、形式，示形造勢，積極顯示我打贏戰爭的強大實力和堅強意志，使任何敵人都充分認識，與我作戰必將付出巨大代價，得不償失并慘遭失敗，從而迫其放棄發動戰爭的企圖。由于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性質，我國經濟、科技、軍事力量發展水平的限制等諸多因素，在新的歷史時期，從進行軍事斗爭準備的著眼點上講，從所要爭取的最好結果上講，我們不僅要努力遏制戰爭的發生，當對戰爭的遏制無法奏效時，則要努力創造條件使戰爭朝著有利于我的方向發展，并堅決打贏。二是審慎使用武力。核心是做到有理有利有節。有理，就是在使用武力前和使用武力中，要充分運用強大的宣傳手段，講清戰爭的正義性，對內激發全體人民愛國熱忱，全力支援戰爭；對外爭取大多數國家和人民同情支持。有利，就是在充分準備的基礎上，能持重待機決不隨意從事；能創造充分條件后再戰決不倉促上陣；能小戰決不大戰；能低烈度決不高強度；能速決決不持久；能一面作戰決不多面用兵。有節，就是服從政治、外交大局，打、停、進、撤，完全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集中統一指揮，一旦達到戰略目的，果斷迅速收兵。三是奇策多謀善戰。要巧妙運籌，多謀善斷，利用矛盾，靈活用兵。要堅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只要我們深入研究敵戰略、戰術、技術的系統的弱點，認清敵我優劣短長，確立正確戰法，選好戰機，果敢起戰，就能將敵調動起來，揚我之長，擊敵之弱。四是力求速戰速決。在強敵侵占我疆土的情況下，我們不怕打持久戰。但在高技術局部戰爭中，我們須集中數倍于敵的優勢力量，使用精兵利器，爭取速戰速決。速決是高技術局部戰爭制勝的關鍵之一，我們可把戰略上的后發制人與戰役、戰斗上的先機制人有效結合起來，充分利用戰略上的主動權和戰爭的突然性，實行前伸作戰，連續高強度地擊敵要害，盡量縮短作戰時間，趨利避害，減少風險。五是多種手段并用。無論是遏制戰爭還是打贏戰爭，在運用軍事手段的同時，都要采取政治、經濟、外交、國際法律等一切積極有效手段加以配合，并輔助以其他各種有效手段，軍事手段便顯得愈加有力、有效。

7. 高度重視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我進行“西化”、“分化”的戰略圖謀。

現在很多人都在談論信息戰。筆者完全贊成在扎扎實實的必要的軍事斗爭準備中，認真加強對信息戰的研究和準備。這是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的必然。在未來的戰爭中，“信息戰”的地位與作用越來越突出。從某種意義上說，和平演變是“信息戰”，或者說和平時期的“信息戰”就是和平演變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在當今世界，“信息戰”已愈加成為政治、思想、外交、科技、軍事等諸方面的獨特而又強大的武器。這一武器運用得當，完全可以達到過去只能用強大武力才能達到的顛覆一個國家政權的目的。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的和平演變，就是在和平時期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帶有長遠戰略目標的信息戰。蘇聯東歐劇變和華約解體，就是它們成功的例證。在現代人類社會，在信息化的今天，這種沒有硝煙的戰略信息戰，是不流血的政治和戰爭，并在靜悄悄地時時刻刻地在我們身邊進行和發生，只是我們認識或仍未認識而已。和平時期的“信息戰”與戰爭中的“信息戰”在戰爭和戰略的目的上是一致的。但和平時期的“信息戰”與戰爭中的“信息戰”有著重要的區別，其作用有著明顯的不同。戰爭中的“信息戰”主要用來摧毀敵人的指揮、控制、通信和預警情報系統，以瓦解敵軍的戰斗力。而和平時期西方國家采用的“信息戰”，則主要用擾亂視聽，擾亂民心，動搖其信念，甚至制造混亂和動亂，直接摧毀敵對國家的意志，最終實現其顛覆敵國政權之目的。從這種意義上講，和平時期的“信息戰”更加重要，特別是在今天，美國等西方強國壟斷著世界新聞的90％以上，美國的電影產量僅占世界的6％-7％，但卻占世界市場的50％以上，電視占世界市場的75％，對此，我們更加不能掉以輕心，再加上國際因特網迅速發展特別是中國加入WTO之后，如何對應西方國家和平時期的“信息戰”就顯得愈加重要。

西方國家的“信息戰”要從根本上動搖和改變我國廣大人民的信念和意志，我們從根本上應對，就應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參與反“信息戰”。人民戰爭是我們中華民族克敵制勝的法寶。無論是在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還是在現代戰爭的“信息戰”中，或是在和平時期的“信息戰”中，都不會過時，只是參與的形式有所改變而已。教育人民群眾參與和平時期的“信息戰”，就能進一步增加全民族在政治思想上的凝聚力，并能用技術上弱勢之力量戰勝高新科技占優勢之敵。

關于警惕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問題，眾所周知，毛澤東生前強調了很多，這里不再贅述。世界冷戰格局剛要結束之時，鄧小平也高瞻遠矚并十分莊重地數次提出反“和平演變”的問題。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指出：“帝國主義肯定要社會主義國家變質。”[11]1989年9月16日，他在會見美籍華裔學者李政道時又說：“美國，還有西方其他一些國家，對社會主義國家搞和平演變。美國現在有一種提法：打一場無硝煙的世界大戰。我們要警惕。”[12]1988年11月23日，他在會見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時又強調指出：“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爭。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13]江澤民同志也多次強調要高度警惕西方國家對我們黨、國家和軍隊進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圖謀。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不可調和的社會制度，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總是無時無刻不想摧毀我們。戰爭相加無法奏效，它們便以“西化”、“分化”為主。美國政府的當權者雖然不斷更迭，但其對社會主義國家和進行和平演變的戰略卻有著驚人的連續性，如果稍有變化，也僅僅是形式、方式和方法上的改變，這種改變恰恰是為了使其和平演變戰略日臻完善并不斷適應變化著的新的情況。美國對蘇東“和平演變”的成功極大地鼓舞著他們繼續堅定不移地推行其“西化”、“分化”的戰略。1997年1月，克林頓在第二任期的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在談到美國對中國采取的建設性接觸政策時明確指出：“我仍然相信，從長遠看，同中國接觸”，“最有可能對中國產生積極的影響”，“就像柏林墻最終倒塌一樣。”[14]1997年10月24日，克林頓在江澤民主席訪美前夕，就對華政策發表講話，其中又直言不諱地說：“美國現在必須繼續奉行與中國接觸的政策”，“我們就能促進我們的利益和價值觀，促使中國發生歷史性的變化。”[15]美國共和黨競選人小布什雖稱中國是美國的“競爭者”而非“戰略伙伴”，但其在競選中也數次強調，若他執政，促進中國的“自由”將是他的對華政策的重點。[16]美國政界對中國“西化”、“分化”的戰略越來越得到更多的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及其代理的心領神會與喝彩。1997年2月出版的美國《時代》周刊和多倫多《環球郵報》前駐北京記者伯恩斯坦和芒羅所著的《即將到來的美中沖突》一書中直言不諱地聲稱：“中國，一個幅員遼闊，終將變得十分強大的國家，而且是這個星球上尚存的最后一個共產黨大國，正在以有違于美國利益、有悖于美國價值的方式行事。”[17]因而要“對付中國”，要“采取相應的措施”，使中國“成為一個”“守規矩的國家，最重要的是使中國跟隨全球的民主趨勢，這樣最尖銳的沖突幾乎一下子就可以消失。”[18]該書還說：“美國外交的另一項重大的任務是與人口眾多的中華民族中世界主義觀念比較強的開明派保持良好的關系。避免與中國發生沖突的最可靠的辦法，是讓中國生活中的這一思潮得勢并指引整個中國進入21世紀。”[19]“長期以來，美國決策人一直寄希望于中國變成民主國家，這些樂觀派最終可能證明是正確的。”[20]1997年4月17日，美國《華盛頓郵報》刊登的一篇文章中更加明白無誤地說：“不管實行什么戰術，美國政策要達到的戰略目標是，而且必須被認為是顛覆中國政權。現在該輪到中國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對我“西化”、“分化”戰略的罪惡目的昭然若揭，并完全付諸行動。

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和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原理認為，物體的質量越大，對其他質量小的物體的引力就越大。當物體接近光速時，質量很大的物體的引力甚至能使時空發生彎曲。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憑借雄厚的經濟實力，高新的科學技術和強大的綜合國力以及先進眾多的傳播媒介，運用經濟的、教育的、科技的、文化的、行政的、法律的、外交的、民族的、宗教的等多種斗爭形式，吸引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吸納入其“運行軌道”。對此，我們既要藐視，處變不驚，又要高度重視，沉著應付。既然西方對我們“西化”、“分化”，我們也應該有一整套的與之針鋒相對的戰略和策略。筆者贊同，完全沒有必要在全民中間，大張旗鼓地去開展不適當的反對和平演變的斗爭，從而動搖我們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國策。但是，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中，則必須進行反對“西化”、“分化”的教育，與此同時，應開展對西方強國所大肆宣揚的各種霸權主義理論進行必要的揭露和批判。如它們刻意宣揚的“人權高于主權論”、“為價值觀而戰論”、“合法的人道主義干預論”、“文明沖突論”、“第三條道路論”、“歷史終結論”等這些謬論，既是它們在大打沒有硝煙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戰爭，又是為其適時公然發動野蠻而血腥的戰爭尋找必要的借口并進行輿論準備。如果我們對此等閑視之，中國便會像鄧小平所講的那樣，成為一個亂的社會，甚至國內會起戰端，虎視鷹瞵的國際霸權主義還可能乘隙而入，把一個好端端的社會主義中國，重新置于社會動蕩、戰亂頻擾的國家。這不是危言聳聽。

但是，我們黨的三代領導集體都十分強調并反對和平演變。西方國家對我和平演變的陰謀很難得逞。邱吉爾曾說：戰爭是一種所有其他辦法都失效后才使用的手段。但是一旦必要，他就將毫不留情地進行戰爭。[21]這是一切壟斷資產階級的信條。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演變的幻想一旦徹底破滅，可以想見，他們將會隨著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矛盾對抗的發展，隨著各種條件的成熟，將會再一次赤裸裸地發動矛頭指向中國的戰爭。

8. 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努力爭取良好的國際和平環境和周邊環境。

毛澤東、周恩來為我們制定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排除避免使用武力解決國際間問題，促進世界和平、穩定、發展的唯一可靠的途徑。這五項原則，同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是完全一致的，又充分體現著新時代國際關系中的主權、平等、互利、和平和民主的精神。鄧小平和江澤民也多次反復地強調要在國際關系中推行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在黨的十五大的報告中，江澤民又明確提出：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是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反映了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潮流。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有許多工作要做，但主要是加大全方位外交力度，充分利用世界上各大力量之間的矛盾，維護我國的國家根本利益。

一是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把加強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作為我國對外政策的立足點。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戰后國際政治中的頭等大事，它從根本上摧毀了舊殖民制度，削弱了帝國主義的統治基礎。近些年來，由于種種原因，廣大第三世界國家互相聲援、互相支持的凝聚力、作用力雖有所下降，但是，隨著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變本加厲的盤剝和霸權主義無所顧忌的擴張，隨著對西方強制推行的“私有化”和“多黨制”帶來嚴重后果的反思，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正在進一步覺醒。當今世界，廣大第三世界依然是經濟上反對新殖民主義的主力軍。第三世界的進一步發展壯大，必將有力地影響著世界格局的演進，并將深刻地改變聯合國甚至正在改變世貿組織這一經濟上的聯合國。世界上4/5是發展中國家，中國是其中的一員，同屬第三世界，我們的歷史命運、根本利益和發展前途是共同的。因此在國際事務中我們彼此同情、相互支持；我們的團結與合作是反對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實基礎和可靠保證。對這一原則，我們任何時候都不能有任何的懷疑和動搖。在國際事務中，中國將始終加強與第三世界的協調與配合，堅決支持它們維護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共同維護第三世界國家的權益，并努力探討同第三世界國家進行雙方互利合作的新途徑，進一步加強經貿關系，促進南南合作，爭取共同發展。第三世界的團結合作和發展壯大，將是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有力牽制，將從根本上緩解西方對我進行“西化”、“分化”甚至企圖干涉我國內政的壓力。江澤民總書記最近指示要加強對第三世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二是與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不同的西方國家在國家關系上力爭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利益有根本對抗和沖突的一面，看不到這一點，要犯歷史性的錯誤。但是，雙方從各自的戰略利益出發，也有著一定的共同利益。只要西方國家不對我言武，不干擾我內政，我則一律尊重、友好相待之。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我們要堅持以兩手對兩手，既要講原則，又要講策略，在堅決維護我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爭取做到斗而不破。革命是不可能輸出的，最終埋葬什么制度和實行什么制度，只能是本國人民自己的事。對雙方的分歧和利益沖突，力爭通過協商對話來解決。中俄東段邊界歸屬懸而未決，是幾十年來雙方邊界關系不穩定的焦點之一。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國力急衰，極需穩定的周邊環境，與我國有著共同的內在需求。1997年11月10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來訪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會見時共同正式宣布，中俄東段國界勘界工作已經全部完成，并簽訂了兩國邊界協定。這無疑是平等協商、互諒互讓、公正合理地解決雙方存在問題的成功范例。

三是繼續積極發展同周邊國家睦鄰友好關系，為我國深化改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周邊安全環境。周邊安全對于中國的改革、發展和穩定十分重要。因此，爭取和平安定的周邊環境應是中國外交工作的重點之一。我們應積極鞏固和發展同周邊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推動區域經濟合作；增強信任，消除疑慮；對與鄰國之間存在的爭議問題，應著眼于維護和平與穩定的大局，爭取通過友好協商和談判解決；一時解決不了的，只要不損害我國的主權和權益，只要還有時間，我們都力爭求同存異，暫時擱置，留待時機和條件成熟后再去解決，以防霸權主義從中漁利。中國永遠不稱霸，即使中國強大了，也決不搞擴張，謀求地區霸權。

四是充分利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各種國際會議，通過發展中國家間的相互支持和聲援，進一步形成一種強大的政治力量，有理、有利、有節地開展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斗爭，積極參與各項國際條約的制定，積極呼吁修改不公正、不合理的條約和規則，加大對“人權高于主權”等“新干涉主義”理論基石的揭露和批判，失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妄圖改變《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以建立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主導下的國際秩序的圖謀。

在過去的百多年中，飽經憂患而又淵源綿長的中華民族，既有屢遭外來民族鯨吞蠶食的欺凌，內戰頻頻的磨難，又有告別災難深重的大規模戰爭，巍然屹立、揚眉吐氣、和平發展的輝煌。中國人民站立起來了，并正在富強。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已經站立在雄偉壯麗的21世紀的門檻上，讓我們艱苦奮斗，扎實工作，勇于開拓，張開雙臂，去迎接和平、穩定、發展、進步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新的明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206頁。

[2]《列寧全集》第30卷，第131頁。

[3]王誦芬主編：《世界主要國家綜合國力比較研究》第194至195頁，1996年，湖南出版社。

[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6頁。

[5]《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1頁。

[6]《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60－361頁。

[7]《西方思想寶庫》第1077頁，198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8]《西方思想寶庫》第1073頁，198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9]《鄧小平論國防和軍事建設》第31-32頁。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19-320頁。

[1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