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中共加強對外宣傳及海外人士對中共有關事跡和信息的傳播，對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和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只是手段和外因，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即中共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和模范行動，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內外因相互作用，相輔相成，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宣傳是中共建構國際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功績，宣傳最終也會是無本之木。
盧溝橋事變后，中國共產黨作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倡導者和踐行者，走在了抗日的前列，成為抗日的先鋒，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
毛澤東指出，此后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要“動員一切力量”，就必須加強對外宣傳，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爭取全民族抗戰的勝利中國共產黨建立之初，處于秘密狀態，國際社會較少了解。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但共產國際也不可能對其進行公開的宣傳和報道，因為這樣無異于暴露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雖然中國共產黨有了一定的公開性，國內影響也逐漸擴大，但當時的國共合作是以黨內合作的形式進行，中共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也制約了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大革命失敗后，中共開始將工作重心轉向農村，在國民黨統治區從事地下斗爭。由于中共建立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大多處于幾省交界的偏遠農村或大山之中，在國民黨的重重包圍下，中共與外界聯系尤其是與國外聯系極為不便。在蘇聯有少量關于中共的報道，但因蘇聯同英美處于意識形態對立狀態，有關中共在這些報道和書籍中的形象，離被英美公眾認知，還有相當的距離。20世紀30年代，中共在海外的報紙以《先鋒報》和《救國時報》為代表。這兩份報紙的受眾主要是當地處于社會中下層的華人華僑，內容主要是宣傳中共的政策主張，包括中國各黨派的抗日主張，揭露日軍侵華罪行，被譽為“西半球華僑愛國反帝的兩面鮮明的輿論旗幟”。但當時華人華僑在所在國人口占比不高，社會地位也相對較低，對華人華僑的影響很難轉化為西方主流社會的認知。正是因為國際社會對這一時期的中共知之甚少，國民黨的封鎖也使在華外國記者和官員不易得到關于中共的第一手材料，關于中共的消息大多來自國民黨方面，中共被國際社會嚴重誤讀。正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說，“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這句話形象地道出了當時中共在國際上尤其是在西方社會形象的真實狀況。
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對外宣傳工作。大革命失敗后，由于受到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對外宣傳受到極大影響。1935年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逐漸明確并深化了對擴大中共國際影響的重要性的認識。1936年1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發出指示，“為加強對外聯絡、宣傳、外交等事宜”，“特在西北辦事處下設立外交部”。至全面抗戰爆發前，中共主要通過接觸在華外國記者等渠道，宣傳中共政策主張，塑造中共國際形象。1936年7月，斯諾到達延安后，毛澤東多次同他談話，內容涉及蘇維埃政府內外政策、中國抗日戰爭形勢方針等問題。1936年8月，為《長征記》征稿事，毛澤東等發出信函指出其目的是“進行國際宣傳”和“在國內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擴大紅軍“國際影響”。1937年2月，周恩來電告延安，建議在紅軍中加強新政策的宣講；訓練一批接待人員；對重要地區加以整頓，以方便美國記者參觀攝影，擴大紅軍和蘇區的影響。1937年3月，毛澤東在會見史沫特萊時指出，“我們主張中、英、美、法、蘇建立太平洋聯合戰線，否則有被敵人各個擊破的危險”。盧溝橋事變后，中共得到國際社會更多的關注，也更加重視加強對外宣傳，以塑造良好的國際形象。毛澤東要求搜集八路軍新四軍的英雄事跡并加以表揚，指出其對“對外宣傳與對內教育均有重大意義”。1939年3月，周恩來在皖南新四軍軍部干部大會上指出，“國際上也是極注意中國問題的”。194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傳部成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主動向海外人士宣介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斗爭的事跡，及抗日根據地建設情況。此后，中共中央創辦了外文對外宣傳刊物《中國通訊》。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組織海外工作委員會。1944年4月，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專門發出通知指出，“望敵后各地區部隊首長及宣傳機關，注意指導并組織我軍的對外宣傳工作”。周恩來在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全體干部大會上強調，對外宣傳工作要采取“宣傳出去”和“爭取過來”的方針。1944年6月，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達延安后，毛澤東多次會見他們，認為“他們對英、美、蘇的新聞報道有利于我們”。1944年8月，中共中央又從國際統戰的高度發出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對國際統一戰線的中心內容、外交工作注意事項等進行了詳細闡述，指出國際統戰政策的實施成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必增加許多便利”。中共中央對對外宣傳工作的高度重視，對構建中共國際形象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導作用。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工作在大后方主要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體負責。在中共中央領導下，南方局在中共國際形象建構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提供豐富的“原料”。國際形象建構的前提是讓國際社會了解該主體的作為，需提供全面而豐富的“原料”。南方局十分重視辦好《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畢竟“報紙、刊物、書籍是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最銳利的武器”。抗戰時期，這兩大媒體充分發揮公開發行的優勢，刊登了大量介紹中共政策主張及八路軍新四軍抗戰業績的消息，成為大后方外國人士了解中共的重要窗口。在南方局開辟的這些渠道中，大后方的英美記者，成為傳播中共相關事跡和信息的重要中介。這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其一，由國民黨封鎖帶來的中共一手信息的缺乏，激起了外國記者強烈的好奇心;其二，抗戰時期，大量外國記者來到大后方，其傳播到國外的信息量相應增加;其三，外國記者的語言優勢及對外國讀者心理的把握，有助于中共相關事跡和信息在國外的傳播；其四，在華外國記者特別是美國記者有與國民黨當局交涉的優勢，能夠突破國民黨對新聞記者的一些限制。
因此，大后方外國記者在抗戰時期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過程中才能發揮重要中介作用。通過各方面努力，中共打破了國民黨的新聞封鎖，向國際社會展現了自己生機勃勃、充滿希望的真實面貌，其政策主張和英勇抗戰事跡得到了國際社會相當程度的認可，抗戰之初中共國際形象缺失和被誤讀的狀況得到改善，隨著抗日戰爭的進行，中共的國際知名度也逐步提升。一方面，西方社會關于中共的正面報道大量增加。1940年12月，周恩來在致毛澤東等人的電報中指出，抗戰以來英美記者宣傳中共及八路軍新四軍的書籍不下二三十種，影響我黨信譽極大，并發生一些外交影響。至抗戰后期，英美記者宣傳中共的報道和書籍則更多。另一方面，中共在國際社會的形象顯著提升。1944年七八月間美軍觀察組抵達延安。他們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比較客觀地反映了中共的方針政策和根據地的政治、經濟、軍事等情況，承認中共已經得到敵后抗日根據地廣大民眾的支持。如戴維斯指出，“共產黨的政府和軍隊，是中國近代史中第一次受有積極的廣大人民支持的政府和軍隊。他們得到這種支持，是因為這個政府和軍隊真正是屬于人民的”。雖然中共加強對外宣傳及海外人士對中共有關事跡和信息的傳播，對中共國際形象的建構和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這些只是手段和外因，起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內因，即中共以自己的政治主張、堅定意志和模范行動，在全民族抗戰中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內外因相互作用，相輔相成，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宣傳是中共建構國際形象的重要手段和方式，但如果沒有實實在在的功績，宣傳最終也會是無本之木。毛澤東在會見赫爾利時談到，“你看解放區為什么這樣廣大，這就是八年來廣大人民艱苦戰斗的結果”。因此，無論是記者團還是觀察組，他們對中共的褒揚都是在其親身所見所聞的基礎上得來的。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共國際形象成功建構的真正根基所在。中共國際形象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為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提供了積極有力的外部支持。
（作者：洪富忠系重慶工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來源：“北京日報”微信公號，原載“北京日報理論周刊”；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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