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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友良 | 國共兩次廬山談判有多激烈？蔣介石想逼毛澤東朱德“出洋”
點擊：6908  作者：何友良    來源：《現代快報》  發布時間:2020-06-08 20:04:52

 

按照蔣介石的預案，實現國共合作，“共黨首要應離軍區或出洋”，并明確提出要朱德、毛澤東出洋。這個要求，遭到了周恩來的嚴詞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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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從左往右為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廬山合影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圍繞著如何實現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國共兩黨1937年先后在西安、杭州、廬山和南京進行了五次重要的談判，最終在9月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

其中兩次廬山談判，是指國共兩黨1937年6月上中旬和7月中旬在廬山舉行的關于國共合作的兩次談判。它們既是1937年2月上旬到3月中旬西安談判、1937年3月下旬杭州談判的繼續，也是1937年8月南京談判的基礎，是西安事變后國共多次談判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一次廬山談判為1937年6月4日至15日。中共代表周恩來6月4日到廬山。第二次廬山談判為7月13日至18日，13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抵達廬山。


廬山談判的主要成果

國共兩次廬山談判，內容豐富，交鋒激烈，互有進退。盡管談判在總體態勢上，蔣介石處于強勢、“主動”的地位，雙方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完全平等的談判，但廬山談判還是取得了重要成果，較以往談判又前進了一步。

首先，談判體現了國共堅持合作抗戰的民族大義和正確方向。

談判是一門既有斗爭又有妥協的藝術。這個特點，在廬山談判中同樣鮮明。中共對蔣介石的諸多限制予以爭論反駁，同時作出不少讓步，如接受蔣介石提出的合組革命同盟會的條件及蔣介石的最后決定權，承認國民黨事實上的領導地位，表示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進行改制改編。

同樣，蔣介石一面對中共提出苛刻的條件，對中共的要求也一度不滿，另一面也作出了一些讓步，在其日記中甚至出現“為收編共軍事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猶未發耳”之類的記載。

從談判過程看，雙方交鋒固然反映兩黨現實政治的考量，但更突顯的還是合作抗日的民族大義，民族大義自始至終主導著廬山談判，并成為雙方讓步、談判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其次，在兩黨合作形式上達成共識，保留了中國共產黨的名稱。

早在廬山談判前的1937年5月29日，蔣介石便定下取消共產黨名稱的預想：“對共問題，如其要公開，則應取消黨名”。

5月31日，他在廬山“研究對共策略”，設想“組織國民革命同盟會”，作為國共合作的最高組織形式，要求共產黨誓行三民主義，國共“各先取消原有黨籍，重填盟約、誓書”，各派五至七人組成最高干部會，以蔣為主席，蔣擁有“最后決定權”。

在第一次廬山談判中，他將這個方案告之周恩來。周即電告延安，中共中央在認真權衡后作出讓步，原則同意，并先后提出中共的五人名單及希望作為同盟會和兩黨合作“政治基礎”的共同綱領。

蔣介石在第二次廬山談判中，對中共所提同盟會綱領“承允討論”，但最后他還是打消了合組同盟會的打算，取消共產黨名稱的最初設想沒有實現。到9月國民黨正式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共取得了完全合法的地位。

 

第三，確定了紅軍改編和轄區政府組成等問題。

關于紅軍改編，1937年春西安談判時，雙方的差距非常大：中共要求編為12個師，10多萬人；國民黨提出編為2個師，1.5萬人。到第一次廬山談判時，中共提出編為4個師，蔣介石同意紅軍編制為3個師，照12個團編制，4.5萬人。雖少了一個師，但已與中共要求的12個團基本吻合，因此得到中共的認可。

關于邊區政府，雙方也取得共識，即成立邊區政府，政府正職由南京政府從中共推薦的國民黨方面人士中擇任，副職由中共推薦。

紅軍編制數目和成立邊區政府，是在廬山談判中進一步得到確認的兩個重要問題，表明國民黨承認了中共軍隊和邊區政府的合法地位。

據學者楊奎松所說，第二次廬山談判結束不到10天，蔣介石即“電催共產黨人照廬山所談在10日內改編完畢，明示南京將發表三個師的番號，及各師旅團長與政治主任名單”。

第四，蔣介石放棄了要朱德、毛澤東出洋的提議。

按照蔣介石6月上旬的預案，實現國共合作，“共黨首要應離軍區或出洋”，并明確提出要朱德、毛澤東出洋。這個要求，遭到了周恩來的嚴詞拒絕。蔣雖暫未接受周的意見，在6月17日還想要“毛澤東出洋”，但最終放棄了原案，改為要朱德、毛澤東“須出來做事”。

在周恩來申述紅軍改編后設立的政訓處主官要以“朱正彭副”（即朱德為正、彭德懷為副主官）意見后，蔣雖不同意，但在7月17日的談判中，提出主任由周恩來或林伯渠擔任，最后甚至提到可由毛澤東任副主任。

這說明，蔣介石像對待楊虎城那樣來對待朱、毛的設想，未能成功，在要求朱、毛出洋包括南方各游擊區領袖離開問題上做出了讓步。這一點，對于中共來說，其意義非同小可。

第五，蔣介石為談判預設的對共嚴格方針，也多半未能落實。

5月底，蔣介石日記記有他的“對共方針”，除前述組織同盟會外，還有10條：

“甲、經濟從寬；
乙、政治次之；
丙、軍事嚴定限制；
丁、主張堅決絕對不能遷就;
戊、行動須令一致;
己、區域與軍官僅施監察亦可；
庚、勿準聯合各黨各派主張；
辛、勿準宣傳；
壬、改黨名，誓行三民主義；
癸、領袖權責。”

6月5日蔣在日記又提及：

“一、對共警告：
甲、不能提不必做之言，不能做到之事；
乙、絕對服從與一致，不得擅自宣傳；
丙、不得任意活動與組織；
丁、對第三國際之限制。
二、國民革命同盟會之組織。
三、對倭之攻守。
四、對各黨各派聯系之斷絕。”

這些說明，蔣介石在談判前對中共的方針，十分嚴苛，除了經濟上從寬外，在政治、軍事、對共產國際和各黨派關系上，都意圖對中共予以嚴格限制。但在談判中，所有這些方面都有松動。

因此，其日記也出現很有意思的記載，如說“與恩來談話，解決共黨問題”，但研究共黨條件“費心神，不亞于去年對倭寇與粵桂叛變之情景”；又如一面表示“對共黨條件應嚴格規定”，一面又認為對共黨要“減低目標，注重實際”；一面表示對中共主張不能遷就，一面又說“共黨輸誠條件亦可接受”。這些，也頗能反映蔣介石在談判時的真實心態。

第六，蔣介石同意了釋放被關押的共產黨員。

在廬山談判中，蔣介石對周恩來表示：“在獄共黨可由國方開始分批釋放”。蔣還同意共產黨代表可出席國民大會、國防會議及解決破壞國共合作、與共產黨為難者等問題。與此同時，還確定了盡快釋放被關押的沈鈞儒等七君子，蔣在6月17日同意“對沈等之處置，宜早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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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于1937年7月17日在廬山發表《抗戰宣言》

 

爭論最激烈和未能解決的問題

廬山談判沒有解決的重要問題有，紅軍改編后是否設立總指揮機關和正式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其中，公布合作宣言只是個時間問題，而設立紅軍總指揮機關則是貫穿兩次廬山談判，爭論最為激烈而未能解決的問題。

否設立紅軍指揮機關，實質上決定著紅軍的指揮權，因此成為廬山談判的核心問題。

早在廬山談判前的3月上旬，蔣介石即定有對紅軍“只可編其部隊，而決不許其成立軍部，或總指揮部”的方針。中共的原則立場則是，堅持“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最多讓步為“設總指揮部”。

在第一次廬山談判中，周恩來對此作了充分闡述。但蔣介石堅決不讓步，其6月8、9日的日記記有：

“共黨必欲將收編部隊設立總機關，此決不能允許也”
“共黨尚設軍事總機關，余嚴拒之”，

堅持紅軍改編后只設政訓處，還要求朱德離開紅軍。

對此，周恩來明確表示不能同意，堅持設立總司令部或總指揮部，并在同宋子文、宋美齡等會談中，再三陳述以政治名義管理軍隊不妥，紅軍改編后師以上的統帥機關應給軍事名義，并通過他們同蔣介石磋商。在離開廬山回延安后，周恩來仍多次與國民黨方面進行協商。

6月22日，周恩來在延安分別致電蔣介石、宋美齡和顧祝同、張沖等，重申中共中央的意見，指出如紅軍改編后三個師之上無指揮機關和主持人選，“實無法進行改編”，尤其是朱德的去留影響極大，希望國民黨方面鑒察實情，改變處置，以渡難關。

26日，顧祝同致周恩來電轉達蔣介石的意見，指出對中共意見實難同意，要求體念其處境之苦，不必斤斤計較于此“區區小枝節”。29日，南京政府再電延安，堅持只能設政訓處。

事實上，紅軍的指揮權是大問題，而不是“區區小枝節”，蔣介石如此堅持，也正說明該問題的極端重要。

因此，設立紅軍指揮機關繼續成為第二次廬山談判的重心。此時，盧溝橋事變已經爆發，國共合作更顯急迫，但蔣介石不但仍不讓步，而且竟然表示紅軍改編后，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與6月廬山談判時的意見“出入甚大”。

周恩來當然不滿，對蔣介石表示如此則事難做通，且恐礙此后各事之進行，再申華北炮火正濃，“寇深禍至，抗戰前線使用改編之紅軍，當在不遠。編整訓練，萬難無兼籌并顧之統率機關。”

在蔣堅不退讓之下，中共于7月17日提出從大局出發，紅軍改編后平時可設政訓處指揮，以朱德、彭德懷為正副主任，但戰時不能不設指揮部，以資統率。但這些都未能讓蔣改變主意，致使第二次廬山談判匆匆結束。

直到8月，由于日軍進攻形勢嚴峻，蔣才接受中共主張，紅軍的指揮機關、軍隊序列和統帥人選等遂得到圓滿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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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抗戰紀念碑

國共廬山談判是西安事變后雙方一系列談判曲折推進的重要環節，雖然沒有最終簽訂協議、完成合作，但有重要的階段性成果，是談判最終成功、第二次國共合作最終實現的必要步驟和重要過程。

中共中央對廬山談判十分肯定，第一次談判后即作出了“國共合作漸趨明朗化”的判斷，“黨中同志極感興奮”。

1941年，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沖病逝時，周恩來發表感情深切的文章，談及廬山談判的功績：一登莫干，兩至匡廬，“兩黨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

廬山談判在國共第二次合作史和民族抗戰史上，無疑具有重要的地位。


（作者系江西省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蘇區研究》編輯部研究員；來源：“東方紅啦”微信公號，原載《現代快報》2011年8月22日，標題為“抗戰爆發前后國共的兩次廬山談判”，本文有刪減，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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