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今天是：2025年-5月7日-星期三
鄭姣 | 五四之前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
點擊：6545 作者：鄭姣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0-06-08 19:20:35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榮休教授王五一在“中國思想史中的天下主義傳統”講座中用“目的因”和“致動因”方法分析了世界上民族國家形成的關鍵原因。
他認為，從目的因分析來看，戰爭創造了國家。而這套戰爭邏輯則適用于達爾文進化論的內在邏輯體系，戰爭要求統一，戰爭要求團結，戰爭要求國家；從致動因來看，民族為國家的組建提供了現成的文化素材。
因民族具有天然的、無可比擬的組織強勢，從歐洲歷史來看，宗教社群、封建領屬關系、階級、城邦等社會實體始終未能超越民族概念的文化強勢，在歐洲永恒的戰爭史中，戰爭強化了民族，也使得民族集團開始逐漸形成領土概念。
王五一認為，民族主義文化是一個民族國家大系統中的骨干子系統，而國民的愛國精神是國際爭斗最重要的能源，也正是因為這種“能源替代”的需要，促進了民族國家的產生。
卡爾·瑞貝卡將“民族-國家”中間這個被自然化的符號，定義在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晚清時刻，更確切地說定義在了1895-1911間清帝退位民國肇建的關鍵時刻，卡爾·瑞貝卡將中國置于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之交的世界大舞臺上，試圖從正在出現民族主義和反殖民主義運動的亞非拉地區找到答案，她認為中國的民族主義話語的出現是與被創造出來的漫長的二十世紀全球的經濟、政治、文化、表述、力量的不均衡緊密相連的。
汪暉則認為民族主義就是在這種全球的不均衡性中被構造出來的，同時也是構造的力量。他認為“五四”文化運動的根本特征是文化與政治之間的相互轉化、滲透和變奏，要理解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必須要從全球史的角度切入，“五四”不僅回應中國問題同時帶有全球性色彩，所探討的道路也帶有全球性。
本文試圖簡單勾勒民族主義這種被構造并且成為構造的力量在中國晚清思想場域中為“五四”時刻的誕生所做的思想準備。
一、中國民族主義觀念的萌芽（1840-1894）
（一）“師夷長技以制夷”民族觀念的萌芽
1840年，鴉片戰爭一聲炮響，中國被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體系中，中國這頭沉睡的雄獅慢慢開始從“天朝”的美夢中醒來，走上了一條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民族覺醒、民族獨立、民族自強、民族復興的道路。
以林則徐、魏源、左宗棠、李鴻章等為代表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開始開眼看世界，在鴉片戰爭失敗的戰爭陰影下，民族危亡、國將不國之際，林則徐、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從器物層面向西方學習的主張，這是中學教科書上的標準教法，但當回顧魏源的《海國圖志》時，卻并未僅止步于此，魏源提出此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可見，師夷目的在于攻夷，在于款夷，學習西方為我所用，而非全盤西化。
他說：“故同一御敵, 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古之馭外夷者,諏以敵形, 形同幾席；諏以敵情, 情同寢饋。”
從魏源作書的目的便可看出，魏源已經開始有了內外之別，夷夏之辯的觀念。
他在《圣武記》中提到：“昔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 當渙汗大號之日, 必然以軍令飾天下之人心, 皇然以軍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 人心肅則國威遒, 一喜四海春, 一怒四海秋。五官強, 五兵昌, 禁止令行, 四夷來王, 是之謂戰勝于廟堂。”
這里的“飾天下人之心，延天下之人材”已經有了“用夏變夷”的意味，也有了強烈的“中為體，西為用”的思想內涵，同時他也深刻意識到這一前提在于加強內部的團結與認同感，這樣才能在“四夷來王”時，“戰勝于廟堂”，這一思想已經初具近代民族主義意識的萌芽。
（二）“塞防觀”與“海防觀”民族觀念的崛起
1864年，新疆各少數民族爆發了大規模的反清舉事，舉事的上層頭目占地為王稱汗，把新疆地區分裂成若干小汗國。
其中，南疆以金相印為頭目的舉事者攻下了喀什葛爾的回城，但久攻清軍堅守的漢城不下，當時的清廷向中亞一個小汗國浩罕（現在的烏茲別克斯坦東部）乞師，于是浩罕攝政王派阿古柏率兵萬余入侵新疆。
阿古柏1865年入侵南疆，攻占了漢城。1867年，他在喀什葛爾悍然成立所謂的“哲德沙爾汗國”，自稱“畢調勒特汗”，在中國境內建立了一個反動的非法的由外國干涉軍把持的國家政權。
阿古柏的勢力最盛時占領了整個南疆和北疆的大部，此時占中國領土近六分之一的新疆可以說是岌岌可危。同時，兩次鴉片戰爭使得清廷損失慘重，國家主權危在旦夕。
在內憂外患之際，清廷衍生出了兩派，一派是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加強海防，防范列強從海上入侵，避免兩次鴉片戰爭的慘禍重演，對新疆問題不作為。另一派則是以左宗棠為核心的“塞防”派，主張“東則海防，西則塞防，兩者并重”。
以慈禧太后為核心的清廷最高統治者最終采取了左宗棠的主張，采取東撫西剿的策略，這才有了后來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壯舉，到1878年1月，在左宗棠帶領下，清軍已收復幾乎整個新疆，擁有160多萬平方公里遼闊土地的新疆重回祖國懷抱。
從這一歷史事件便可看出，“塞防觀”和“海防觀”這兩種觀念便內涵著民族主義觀念的崛起，深刻上演著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保衛民族，保衛國家的民族觀念的生動實踐。
二、民族主義思潮在知識界的大討論（1894-1911）
百年前，梁任公在1899年12月23日的《申報》副刊《自由談》中曾說過這么一句話：
“（中國人）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
百年后的今天，此種崇洋媚外之情尚有變否？抑或是換上了“新裝”，依然迷惑著當代知識青年。
百年之前，此種民族親疏意義上的怪異情節在今天長成了參天大樹，新一代的知識青年在這參天大樹之下讀著一本本新版的中國近代史，民族自卑感油然而生。
帶著這樣的困惑，有必要重新翻開晚清以降的歷史，把這段歷史辯上一辯。
甲午中日戰爭戰敗后，清廷簽署了一系列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進一步被卷入19世紀末的世界序列革命的浪潮中，歐洲列強企圖瓜分中國的狼子野心顯露無疑。
而鄰國日本通過了明治維新，宣布“脫亞入歐”，開始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試圖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而歐洲的兩次工業革命使得日本的產業革命走上高潮，加之日俄戰爭后日本的勝利使得日本民族自信心高漲，開始想盡辦法去擴展殖民地甚至制定了所謂的“清國征討策略”，企圖滅亡中國，征服亞洲，稱霸世界。
而日清戰爭后，中國的殖民地化程度不斷加深。中國從19世紀60年代轟轟烈烈開展的學習西方的洋務運動宣告徹底破產，民族危難之時，中國思想界開始反思“學什么，怎么學，哪些學對了，哪些學錯了”的關鍵命題。
不僅僅是知識界開始反思，上到政客，下到士農工商階層也都開始了集體反思，展開了一場到底是革命還是改革的道路探索。
實踐證明，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改良派探索的資產階級改良道路百日后便被迫宣告破產。
1900年義和團運動將這場反思的矛盾瞬間點燃，梁啟超在《滅國新法論》中這樣說：“義和團之運動，實由其愛國之心所法，以強中國、拒外人為目的者也”。
民族主義思潮呼之欲出，開始在主流思想界展開了一場大討論，知識界開始尋求救國救民的中國方法。
就連做了二十多年買辦、在十里洋場混了近半個世紀、有著許多洋人朋友的鄭觀應也寫出了《盛世危言》，回應著民族主義思潮的討論，表達著“進步與愛國”的辯證思想，他在書中寫道：
“有國者茍欲攘外，亟須自強；欲自強，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講求學校，速立憲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蓋憲法乃國家之基礎，道德為學問之根柢，學校為人才之本源。政治關系實業之盛衰；政治不改良，實業萬難興盛。”
王五一認為鄭氏這段話的百分之九十乃是今天的進步主義者、普世主義者所愛聽的，但如果把這段話的整體結構比作一棵樹的話，這百分之九十都是大樹的枝蔓葉，其根其本其干則是第一句“有國者茍欲攘外”。也就是說攘外是目的，其他百分之九十都是手段，手段有用時就有用，無用時必須去掉。
就這個論點，筆者專門仔細觀察了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門前約218年的雪松，在雪松的綠蔭下仰視雪松，會發現雪松的根和主干非常強壯且高聳入云，而主干上的有些枝干卻被“人為的”砍掉了，留下許多整齊的被砍掉的痕跡，而這些“痕跡”就是在完美地表達著“進步與愛國”的辯證思想。
在這個意義上，愛國與進步就是一個整體，是一個完美的統一體，用學者王五一的話來回答便是：
“以國而言，求進步是為了救國；以人而言，向往進步就是因為熱愛祖國”。
“攘外必先安內”這個問題的解決在改良的道路上失敗了，以章太炎為核心的革命派登上了歷史舞臺，這一階段，中國革命的核心任務是推翻清王朝封建統治，推翻帝國主義的任務沒有根本解決，至于中國未來走什么樣的道路也尚未明確，此后出現的復辟帝制就是一個小的注腳。
無論如何，孫文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zz制度，推動了中華民族思想的解放，民族主義思潮漸漸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中國人也漸漸開始有了民族國家意識，中國人的民族觀念開始了大覺醒，“五族共和”理念的提出就是一大明證。
三、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1911-1919）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主義這座大山，帝國主義以及和帝國主義勾結的mg政府這兩座大山靠誰來推翻，是這一階段中國知識界迫切需要解決的命題，為了推翻這座大山，該做哪些思想上的準備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關鍵問題。而新文化運動就是為這一場艱巨革命的到來進行思想準備的契機。
王傳利認為：
“較之于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蘊含著深刻的民族文化覺醒意識”。
而這個民族文化覺醒在王傳利看來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思想觀念變化，而是喚醒沉睡或被束縛的自我意識，對世界、民族和個人前途命運進行科學理性地自覺認知和實踐追求。
筆者認為在此意義上涌現出來的梁啟超、李大釗、陳獨秀、魯迅、胡適、瞿秋白、劉半農、郭沫若、成仿吾、錢玄同等民族意識覺醒的思想領袖，才真正開始引領新文化運動前進的方向，民族主義思想在這個過程中漸漸形成。
梁啟超在1902年寫下的《國家思想變遷之異同論》所表達的民族主義思想在這一階段得到了真正的用武之地，他明確表達了：
“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于世界也，國之獨立”。
任公還高呼
“凡國而未經過民族主義之階級者，不得謂之為國。譬諸人然，民族主義者，自胚胎以至成童所必不可缺之材料也……”。
這些思想都在表達著民族國家意識的不斷覺醒。
王五一認為標志著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的臨界點便是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而毛澤東思想就是構建民族國家的整體構想和戰略部署。
在此意義上，可以認為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大抵可以標志著中國民族主義思想的形成。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也有一段經典表述，他說：
“在中國文化戰線或思想戰線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構成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五四‘以前，中國文化戰線上的斗爭是資產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斗爭…那時的所謂學校、新學、西學基本上都是資產階級代表們所需要的自然科學和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說基本上，是說那中間還夾雜了許多中國的封建余毒在內）。在當時，這種所謂新學的思想，有同中國封建思想作斗爭的革命作用，是替舊時期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的。可是，因為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和世界已經進入到帝國主義時代，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就被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所打退了……‘五四’以后則不然，‘五四以后’，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
汪暉在接受南風窗采訪時，也將“五四”視為世界歷史上的中國時刻、中國歷史上的世界時刻。他認為“五四”這個“決定性瞬間”是讓人們重新獲得自身新的主體性并且創造出新的主體性的時刻。意即將這個時刻看成是一種能量、它是以文化運動為方法，重新創造出了一種新的政治空間，從而得以形成新的政治。
如果按照這個脈絡來思考，就可以在一定意義上闡釋毛澤東思想作為民族國家意識覺醒的思想形成是這個時刻所蘊含的巨大能量。
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也旗幟鮮明地指出：
“五四運動改變了以往只有覺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覺醒的人民大眾的斗爭狀況，實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自鴉片戰爭以來的第一次全面覺醒。經過五四的洗禮……,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國歷史掀開了嶄新的一頁”。
在五四百周年之際，在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之際，中國歷史進入嶄新的一頁怎么持續走下去，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也做出了強有力的回應和呼吁：
“五四運動，孕育了以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偉大五四精神，其核心是愛國主義。愛國主義是我們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華民族團結奮斗、自強不息的精神紐帶……愛國主義自古以來就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之中，去不掉，打不破，滅不了，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維護民族獨立和民族尊嚴的強大精神動力，只要高舉愛國主義的偉大旗幟，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就能在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拼搏中迸發出排山倒海的歷史偉力！”。
四、結語
習近平五四百周年講話在筆者看來，通篇都在表達一個核心即“愛國主義”，而愛國主義的本質和學理基礎就是民族主義及其內生性與源動力。
陳平原談到在五四百周年之際，不能就“五四”談“五四”，這樣是不得要領的，必須拉長這個時刻。
他認為有兩個路徑可以談論“五四”：
第一個便是往后梳理百年來“五四”因不斷被紀念與闡釋是怎樣成為一種重要的思想資源的；
第二個便是往前追溯晚清以降“新文化”是怎樣逐步積聚能量最終破繭而出的。
汪暉在接受三聯生活周刊專訪時，也談到自陳獨秀開始以“器物——制度——觀念”三階段來表述“五四”成為經典表述，但是這個表述又全部服從于現代化的目的論，也遮蓋了這一進程中現代化進程自身的不同思考和批判。汪暉坦言是否可能從另外的脈絡來理解“五四”。
本文試圖以“民族主義”思想的萌芽——發展——討論——形成這個內嵌于歷史事件的民族國家意識覺醒這個維度試圖來理解晚清以降的近代史，理解“五四”的發生，理解“五四”所蘊含的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國家意識覺醒的巨大能量。
由于史料搜集能力的局限性，根據具體歷史事件的相關文本做了一個歷時性的線索勾勒，本文尚未真正完成，需要后續繼續做出努力，但以期提供這樣一個視角供大家參考借鑒，期待與大家共同從民族國家意識覺醒，中國民族主義這個視角來理解“五四”，理解當代青年，理解當代中國。
參考文獻
[1]王五一.中國思想史中的天下主義傳統講座速記.北京師范大學國際文化學院主辦.2019年4月22日.
[2]卡爾·瑞貝卡.世界大舞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的民族主義[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10月第一版.第4頁.
[3]汪暉.文化與政治的變奏——戰爭、革命與1910年代的“思想戰”[J]. 中國社會科學, 2009(4):117-141.
[4]劉周巖.專訪汪暉：何以“五四”？[J].三聯生活周刊微信公眾號,2019年5月1日.
[5]張治江.“師夷長技”與“通經致用”——重讀魏源《海國圖志》[J]. 華夏文化, 2006(3):61-63.
[6]王五一.鄭觀應財政金融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11月第一版.第5頁.
[7]王傳利.王傳利：中國需要新一輪文化覺醒[J].環球時報.2015年4月16日
[8]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第696-698頁
[9]榮智慧.汪暉：五四是一個“決定性的瞬間”[J].南風窗微信公眾號.2019年4月17日.
[10]陳平原.危機時刻的閱讀、思考與表述——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J].論文衡史微信公眾號.2019年5月4日.
[11]楊際開.清朝世界秩序的近代轉型——以魏源海防思想的形成與傳播為線索[J]. 杭州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6, 38(3):53-72.
[12]左宗棠的學術思想[D]. 湘潭大學, 2002.
[13]羅志田.“天朝”怎樣開始“崩潰”──鴉片戰爭的現代詮釋[J].近代史研究, 1999(3):13-28.
[14]黃興濤.重塑中華——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念研究[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
[15]龐樸.文化結構與近代中國[J].中國社會科學, 1986(5):81-98.
[16]汪暉.作為思想對象的二十世紀中國(上)——薄弱環節的革命與二十世紀的誕生[J].開放時代,2018(05):78-103+6-7.
[17]汪暉.作為思想對象的二十世紀中國(下)——空間革命、橫向時間與置換的政治[J].愛思想網站,2018年11月15日.
[18]汪暉.世紀的誕生——20世紀中國的歷史位置（之一） [J].開放時代,2017(04):11-54+5.
[19]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全文實錄）.人民網微信公眾號.2019年5月1日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昆侖策網】微信公眾號秉承“聚賢才，集眾智，獻良策”的辦網宗旨，這是一個集思廣益的平臺，一個發現人才的平臺，一個獻智獻策于國家和社會的平臺，一個網絡時代發揚人民民主的平臺。歡迎社會各界踴躍投稿，讓我們一起共同成長。
電子郵箱：gy121302@163.com
更多文章請看《昆侖策網》，網址：
http://www.kunlunce.cn
http://www.jqdstudio.net
責任編輯：紅星
特別申明：
1、本文只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僅供大家學習參考；
2、本站屬于非營利性網站，如涉及版權和名譽問題，請及時與本站聯系，我們將及時做相應處理；
3、歡迎各位網友光臨閱覽，文明上網，依法守規，IP可查。
內容 相關信息
? 昆侖專題 ?
? 高端精神 ?
? 新征程 新任務 新前景 ?
? 習近平治國理政 理論與實踐 ?
? 我為中國夢獻一策 ?
? 國資國企改革 ?
? 雄安新區建設 ?
? 黨要管黨 從嚴治黨 ?
圖片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