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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靖邦：震驚中外的高、陶事件是怎樣發生的（這是中日最原始的檔案）

點擊：作者：溫靖邦來源：察網發布時間:2020-06-08 10:15:40

一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停頓了很久的日汪談判重新開始。日本方面的影佐禎昭、谷獲那華雄、犬養健邀請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周隆庠到上海江灣六三花園。高宗武稱病未去。

影佐將《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附件》和各項秘密條款的打印本交給周佛海本人，請他們帶回去交“汪先生審閱”。

周佛海打開一看，如同掉進了冰窟窿一般。日方條件之貪婪、苛刻，不要說違反近衛聲明發表以來的一系列日汪協議，與他數日前赴日談判所達成的“共識”也相去甚遠。即使是當漢奸，面對日本這樣肆無忌憚變鄰邦為殖民地的滅國企圖，內心也會苦惱和失衡。但是，要靠日本人支持，在日本軍隊占領區組建政府，不靠出賣主權和資源，日本哪里會答應呢。按照汪精衛的理論，欲取之，先予之；曲線救國，投降只是手段，救國才是目的。周佛海尋思，這是按汪精衛理論操作的，他不會不同意吧？

周佛海在會上不敢公開反對日本方面的幾份“要綱”，只委婉含蓄地要求：

【“今后討論的問題，要以去年的上海會議記錄、近衛聲明和本年的東京協定為基礎。但是從這次貴方交來的文件看，不少地方脫離了這三個文件的精神。”“另外，關于蒙疆自治政府所管轄地區，歷來都是綏遠和察哈爾兩省，但是貴方硬把山西北部的十三個縣也劃了進去；把河南的一部分也劃到了華北自治的范圍，也欠妥當。至于長江中下游地區由日本協助管理的問題，在東京時也沒有涉及。”】

第四次會談改到愚園路六十號。已經討論了幾次的蒙疆與華北區域的劃界問題，影佐請示了東京以后，在這次會上以決斷的語氣說：

【“將晉北十三縣劃歸蒙疆，諸位不要固執，這才是聰明的。這是我嚴肅的忠告！”接著又明確宣告將河南省黃河以北土地全部劃歸華北。】

周佛海苦笑道：

【“以妥協聞名的我，也感到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已經在諸多問題上讓步了，懇切希望貴方務必在這個問題上也做出讓步！這個問題對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具有重大影響……”】

會上的正式談判之余，會下還有私下交涉。犬養健往往在散會以后，回到下榻處洗個澡，便到愚園路周佛海公館吃晚飯。這位孫中山至交犬養毅前首相的公子后來在回憶錄中不無懷念地寫下了這么一段文字：

【“為人善良的女主人周佛海夫人，因為我每晚都來的緣故，一聽到汽車停靠的聲音，便到大門口歡迎。很快又把白蘭地和她湖南家鄉風味的很辣的下酒菜端到飯廳。每當在雨下個不停的夜里，我就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覺，周夫人的熱情好客、美味的湘菜、醉人的白蘭地，都讓我揮之不去。我與周佛海的‘深夜交涉’雖然頗不順利，后來也多少取得了一些成果。不過，一旦接觸到興亞院原案中那些過苛的條件，在經過一次又一次商談也不能得到結果時，只得將雙方意見暫且保留，以后再談。這種情況有五、六次之多。”（頁末注：犬養健《長江仍在奔流》，日本文藝春秋新社1960年版86頁）】

周佛海是個急性子，打不得持久戰。他本來要堅持的事情，只要時間一長，加上犬養健會后閑居時的水磨功夫，也就懶得爭執，權且如彼了。就這樣，那些密約的苛刻條件，在正式會談與私下交涉的交錯進行下，逐漸為汪精衛集團接受了一部分。

汪偽集團主要成員每天早餐都安排在汪公館。因為汪精衛不參與談判，大家須要把頭天會談的情況向他報告，同時聽他對當天會談的指示。其實這也成了一個形式，周佛海每天的報告千篇一律，不是會談正在進行，就是雙方爭執很大；對汪精衛的指示，他也是姑妄聽之而我自為之。

陳璧君看出了蹊蹺。一天早餐后，把陶希圣留下。陶希圣因為向管財務的周佛海多次要錢遭拒，兩人發生過多次沖突，不會替周佛海遮掩什么。陳璧君留下他詢問談判的真實情況，原因蓋在于此。

陶希圣告訴她，盡管周佛海同意了一部分，還是有一些太苛刻的條款不敢接受。如華北政務委員會，基本上是日本人操縱的機構，其所管轄的區域除了河北、山東，還要把河南省的黃河以北區域劃進去；晉北十六個縣也要劃給蒙疆自治政府；長江中下游成了中日共管經濟帶不必說了，海南島還得交給日方建軍事基地。

陳璧君沒有參加最初的閱讀文件會議，汪精衛也沒告訴她日本那些文件內容，此時聽陶希圣一說，大為驚惶，沒有想到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她扔下陶希圣，獨自沖上樓去，對餐后休息的汪精衛說，日本人這哪里是在談和，明明是要滅亡中國呀。

汪精衛不是蠢漢，當然早就明白這點。但是已經跌下泥坑，想爬上去談何容易。他忿忿然說，日本征服不了中國，要我簽字承認他們的征服，這就能起作用嗎？中國不是我簽了字就能出賣的；即使我在他們的文件上簽了字，也是簽的我自己的賣身契啊。說到后來竟哽咽不能畢其詞。

陳璧君呆在那里，無話可說，只能陪著流淚。

陳璧君下樓，見陶希圣還在那里，皺著眉頭吸煙。便把汪精衛的抱怨轉達給他，希望他和周佛海商量，太苛刻的條件不能同意，該堅持的立場還是要堅持。大不了決裂走人就是了。

陶希圣沉默了一會兒。搖了搖頭，微微冷笑，說：

【“佛海未必會聽，除非汪先生直接對他說。我以為，這場談判，汪先生也真是應該干預了！日本人欺人太甚，把晉北十三縣劃進蒙疆范圍，而這個蒙疆自治政府又顯然是早遲會徹底獨立出去的；華北政務委員會說白了是日本人假中國人之手統治華北的機構，現在又要把河南的一部分劃入；華中、華南幾條重要鐵路由日方經營；永久性駐軍區域無限擴大；海南島簡直就成了臺灣！如果答應了這些條件，也許我們的政府就成立起來了。但是國人會認同嗎？不會罵我們是漢奸政府嗎？”】

陳璧君憤慨地說：

【“沒有想到日本人這么不講信用！汪先生說過了，日本人固執己見，那就不談了，政府也不成立了！我們準備把愚園路這套住宅交還日本人，搬回法租界福履理路我們自己的房子去。然后汪先生發表聲明，停止和談，去法國賦閑。”】

由于汪精衛的干預，談判陷入僵局，雙方形將決裂。

汪精衛敦請影佐來公館面談。他面帶悲愴，對影佐說：

【“以你為首的梅華堂（頁末注：即梅機關。）諸公努力使談判能靠近近衛聲明，對這種極富遠見卓識的態度，我十分敬佩；諸公對中國和我個人的深情厚誼，我更為感謝。然而你也知道，日本方面目下提出的議案與近衛聲明相去太遠。我的同志們感到失望，已經有人退出談判，今后還會有人退出。我對中日和談前途已經失去信心，打算暫時中止一段時間；原擬組府一事，也決定打消。我打算發表一個聲明，回到最初的計劃，也就是只以在野之身，在民間做些促進和平的工作。請影佐君原諒。”】

影佐手里攤著個本子記錄汪精衛的話。此時放下筆，長嘆一聲，說：

【“我們攜手跑完了一大段路，現在目標就在眼前，只消大家再一個沖刺就到達了！何必把最后一段短短的沖刺線放棄呢？太可惜了！當然我理解汪先生的立場和為人；其實我十分愿意代表我的國家作些讓步，以此報答汪先生為和平運動付出的重大犧牲！”

“假如影佐君在這些關鍵性問題上作了讓步，固然對和平運動有益，但必不見諒于日本政府。作為朋友，我于心不忍！唉，私人友誼畢竟與國家意志是兩條道上跑的車！談判破裂并不意味著我們私人友誼的結束！”】

據在場者的回憶，影佐的眼里滾出了兩行眼淚，滴到他膝上的筆記本上。他拭去眼淚，說：

【“我來協助汪先生遷居；我先去法租界巡捕房，請他們出動巡警作好保衛。然后回東京叩見陸軍大臣，質問他究竟還要不要和平運動，要求他當機立斷。主要是內閣的興亞院在起壞作用，鼓動首相和天皇聽信三井銀團的蠱惑，總想一口吃成個大胖子；軍部大批少壯軍官也深受他們的影響！我一定要讓陸相明辨是非；另外還要把談判破裂稟告近衛公爵，請他出面干預。”】

影佐果然聯系了法租界。對方同意出動兩百巡捕迎候汪精衛。

影佐回到東京，向陸相畑俊六、參謀本部次長澤田茂以及有關的部長、軍長進行匯報，坦陳自己的觀點。聽到汪精衛拒絕談下去，準備避走法租界，軍部兩機關的人們也感到詫異。有人當場打了個比方，勒在魚鷹脖子上的束縛太緊了，得稍稍放松一些，否則它會拒絕打漁的。

影佐對這個比喻大為贊賞。

他指出，與汪精衛簽定秘密條約讓其組府的目的，在于向重慶政府和中國民眾表明日本的態度，表明日本并沒有考慮滅亡中國，而是一種善鄰友好行動，幫助他們驅逐英美殖民勢力。也就是說，秘密條約在形式上是和汪精衛簽訂，其實是以重慶和中國民眾為對象！如果我們堅持不讓步，汪精衛受不了，就會永遠中斷談判，避走法國。出現了這種結果，重慶政府和中國民眾勢必會想，像汪精衛這樣愿意妥協的人都受不了，誰還受得了？那么，和平將永遠無望，在我們的占領區還能找到什么像樣的中國人幫助我們呢？

在場的人都知道，朝野對汪精衛組府從而實現和平并非完全不存希冀；而且陸軍兩首腦機關（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在前期下了大注，又花錢又花工夫，如果失敗，殊為可惜。他們其實也清醒白醒，由興亞院匯總各單位擬定的那個《日支關系調整要綱》確實跡近滅國條款，嚇退對方應是情理中事。大家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有人提議，不妨將駐兵時限恢復到重光堂密約的約定，仍提兩年撤兵。至于兩年后撤不撤兵，主動權還不握在我們手上嗎？其他類似條款，也可照此辦法稍作松動，留待以后實際操作時再行解決。這個叫做條條道路通羅馬，又叫做以柔克剛，何必定要劍拔弩張嚇退對方呢。

畑俊六斷然說：

【“必須叫興亞院讓步，不能任由三井財團為首的產業界牽著我們的鼻子走！影佐君，我命令你，無論如何要挽留汪精衛，必須使談判成功！”】

在陸相干預下，興亞院終于勸得各方對汪精衛稍作讓步；但是告誡，讓步的程度必須盡量小，僅使談判免于決裂就可以了。畢竟日本的利益不能遭受絲毫損傷。

影佐禎昭回到上海，重新開始與汪方的談判。

日本方面作了些無關痛癢的讓步，竟讓汪精衛受寵若驚，以為顯示了日本有識之士的誠意與遠見卓識。

正當此時，陳璧君已飛赴香港數日。假借探視陳公博母親為名，勸說陳公博歸隊。陳公博躊躇不決。陳璧君以情責之，汪先生與公博情同手足，當他困難之際需要公博支持之際，公博為什么要這樣自私、規避責任呢？糊涂的陳老太太早就被陳璧君哄得顛三倒四，竟訓誡陳公博說：忠孝不能兩全，事君就等于盡孝，吾兒追隨汪先生，為母就會心安體泰。于是陳公博與陳璧君一起飛赴上海。汪精衛見他終于歸隊，大喜過望，長時間拉著他的手，淚眼婆娑地說，我就知道公博不會扔下我不管的。陳公博也陪著流了一會兒莫名其妙的眼淚。

陳公博來上海，正好碰上周佛海與日本方面在海南島問題上又卡了殼。日本海軍要在海南島建海軍基地，在規模和程度上汪方難以同意。海軍省迫切希望促成此事，派來一個六十歲的少將須賀與汪方談判。

汪精衛認為，須賀有三十多年的海軍履歷，據說是個談判高手。應該有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與之搏弈，就由公博擔此重任吧。

陳公博推脫了一番，也就勉為其難了。

陳公博與須賀面對面展開交鋒。兩人針鋒相對，各不相讓，狼煙彌漫，殺機畢露。吵到最后，陳公博拍了一掌桌子，宣稱再不與這個老武夫談了。當即拂袖而去。倒把須賀搞得很詫異，目瞪口呆了半天。最后，還是汪精衛親自出面，基本接受了須賀的要求；同時勸須賀在某些并不損傷駐瓊日本海軍根本權益的枝節問題上作一丁點讓步以敷衍陳公博面子。談判這才沒有破裂。

全部談判最后完成的時候，中方簽字者為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周隆庠。本來有高宗武和陶希圣，這兩人都稱病不出席。陳公博也驚駭于汪先生什么都敢應允，后果堪憂，不僅躲開了簽字，索性又返回香港去了。

高宗武自從發現日本人胃口一天大似一天，自己若伙同汪派諸人繼續飼虎喂狼，必致萬劫不復。開始暗中與軍統聯系，請求代為向委員長致意，愿脫離深淵，回歸抗戰陣營。軍統上海區負責人陳恭澍向重慶稟告后，向他轉達三點：歡迎回歸；最好能拍攝到汪精衛賣國的證據；完成任務后由杜月笙的人安排離滬赴港。

高宗武專門買了一個德國萊卡相機。將《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等一系列日方草擬的談判密件借回家，陸續拍成照片。

他從陶希圣的態度，也看出不滿情緒，考慮勸其一起行動。

陶希圣對汪精衛的抱怨主要是汪對周佛海太倚重，把自己放到等而次之地位；對周佛海那就不是抱怨而是仇恨了。周佛海奉命管經費，日本人每月劃撥的三百萬銀元全由他支配。這個就很讓陶希圣垂涎了。周佛海自己花錢很大方，對別人卻摳門。陶希圣為自己部下爭薪水待遇，也為自己報銷一些大面額單據，屢遭周佛海拒絕。兩人大吵過幾次。

高宗武對他進行試探，一拍即合。

他們兩人逃離上海，系由香港的杜月笙遙控安排。杜月笙的門徒留在上海的尚有一千多人，處于地下狀態，由萬墨林統馭。護送高、陶的任務即由萬墨林執行。

多年后萬墨林在《滬上往事•高陶事件舉世震驚》（頁末注：臺北1973年版中外文庫之九）里述其經過：

【“當時，我奉到杜先生的命令，護送兩名重要人物離滬赴港。我既不知道是哪兩位先生，也不曉得內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所做的，只不過是預備兩張一九四0年一月四日（筆者注：應為三日。）由上海駛往香港的‘胡佛號’輪船船票，按照杜先生交代的方式，交到兩位先生手里。然后從送達船票的時刻起，出動武裝弟兄保護他們的安全，直到胡佛號離岸為止。胡佛號上，杜先生另有安排。所以（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轟動世界的高陶攜帶日汪密約脫險抵港的時間，最重要的一個階段，擺脫敵偽的嚴密監視，完全是高宗武、陶希圣兩位先生憑他們的機智與勇氣完成的。……后來，方始由高陶兩先生告訴我，他們都是用的金蟬脫殼之計完成脫險的第一步。譬如陶希圣先生，他就是在那天早晨，算準了時間，由家里乘汽車到國泰飯店。叫司機在外面等一等。然后走進前門，穿出后門，再雇出租汽車到黃浦灘碼頭。神不知鬼不覺地登上了胡佛輪。平安出海。”】

一月二十二日，香港《大公報》發表了高、陶致該報的公開信以及《日支新關系調整要綱》影印件。汪精衛集團賣國嘴臉暴露無遺。重慶當局和國內外進步報紙乘機大張撻伐，一時抗日討偽情緒沸騰。

汪精衛集團惶惶不可終日，日本人也深為狼狽。

高陶事件使汪精衛倍感凄惶，派陳璧君再去香港勸陳公博歸隊。

陳公博為高陶事件所激，他不能眼看著汪精衛獨撐危局而不顧，毅然拋卻游移，決定北上支持汪。他說：

【“我只好用行動來答復高陶，馬上去上海歸隊，否則我算什么呢！”】

二

中國派遣軍參謀長坂垣征四郎征得東京同意，派東京參謀本部的鈴木卓爾中佐到香港擔任領事館武官；實際工作是尋找重慶政府的聯絡渠道。這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的事。不到半個月，鈴木桌爾就找到了這條渠道的入口。

宋子文與蔣介石鬧矛盾，辭職到香港做生意。宋子良和宋子安等胞弟和他在一起，宋美齡也不時飛來與他們一聚。

鈴木一到香港就獲悉了這個情況。尋思如果能與宋家人見面，不等于直接與蔣介石搭上線了嗎？睡意來了就有人送枕頭。領事館一名中國職員看出了他的來意，告訴他，香港大學一位教授與宋家很熟。鈴木大喜，馬上塞給這人一沓港幣，請他無論如何引見一下。

這位教授叫張治平，三年前在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干過，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香港。見面時，鈴木竭力拉近乎，說既然在殷汝耕先生手下高就過，那就是日本的朋友嘛。

看起來，張治平是個十分精明的人，幾番來往之后就察覺到鈴木有事求他。徑直鼓勵道，有什么事盡管說，只要在能力范圍，定會幫忙。

鈴木大喜，坦言自己十分希望與宋家成員晤見，就中日戰爭與和平問題交換看法。說這是東京的意思。

張治平毫不驚訝，當即表示不成問題。“在下與子文先生的胞弟子良先生過從甚密，可以代你問問。”

鈴木激動地說：“張先生能夠幫忙，我的事情就成了一半！事成之后定有重謝。”

說著就開了一張五千港幣的支票交給張治平，說是車馬費。張治平拿起支票瞧了瞧，退還他，說朋友之間幫忙，哪里需要這個。

鈴木哪里知道，張治平早就加入了國民黨，一切都是重慶的精心安排。連日本領事館那個介紹人也是軍統分子。

不料兩天后張治平回他的話，宋子良認為與日本方面晤面不是個小事，他不敢自專，須其兄宋子文同意。推說以后再說吧。

鈴木頗失望，好一陣沒說話。后來又懇切地請張治平再幫幫忙，務必說動宋子良出來見見。

張治平開初推脫難度大，后來拗不過鈴木一再央求，答應再試試。

直到十二月下旬，鈴木完全失望的時候，張治平傳來了好消息：宋子良征得乃兄宋子文同意，表示可以見上一面。

鈴木大喜過望，對張治平千恩萬謝。暗地里又尋思，宋子良開頭拒絕，現在又同意，應該是反映了宋子文或者重慶政府的意愿。

宋子良以前當過廣東省財政廳長，現在是西南運輸公司總經理。公司總部就在香港。他個人當然沒有對日談判的權限，但是背后有宋子文、宋美齡、蔣介石，日本方面的種種主張、意向都可以通過這條渠道直達蔣介石。

第一次見面，由鈴木做東，在港灣飯店宴會廳招待宋子良。那天，宋子良身穿藏青色法蘭絨西服，下裝線條與上裝折皺都燙得很道地；大背頭和棕色皮鞋油光賊亮，上下交相輝映。鈴木握手之間略一打量，就明白宋子良對這次晤面其實相當重視。不過初次交談，一開始并不愉快。事后鈴木自我檢討，覺得當時實在不應該觸及戰場上的話題。

幾杯酒下肚以后，鈴木兩顴酡紅，悲天憫人地說，如今戰場上中日兩軍每天都在大量傷亡，中國老百姓也蒙池魚之殃。為體現上天好生之德，大日本軍部和內閣希望能通過談判來結束戰爭，特派遣在下來打個前站，與宋先生共商謀求和平之道。

這話讓宋子良不高興了。放下正要伸向巴西烤龍蝦的叉子，用餐巾揩了揩嘴巴，微微冷笑了一下。

鈴木又喝了一杯酒，乜視他。“怎么，宋先生不同意在下的話？”

宋子良說：

【“貴國自從七七事變以來，幾曾體現過上天好生之德，這個恐怕不用我說了吧？貴國之所以要求和談，在下以為是戰場不利而然！”】

鈴木大搖其頭：

【“恕不能茍同，恕不能茍同！皇軍占據了大半個中國，最富饒的地區都裝進了囊中！怎么能說是‘戰場不利’呢？”】

宋子良說：

【“鈴木先生說得一點不差，貴軍是侵占了不少地方；殊不知麻煩也正在這里！鈴木先生是軍人，應該比我更清楚，占領區是需要軍隊防守的，占領區越大，用于防守的軍隊就越多，那么用于主戰場的兵力就不得不相應減少。對于人口資源匱乏的日本來說這是很嚴峻的問題！而且，戰場上每天都在減員。七七事變以來貴軍減員多少？不妨就依貴國的數字吧：中國軍隊傷亡八十多萬，貴軍傷亡四十多萬——還不算諾門坎死于蘇軍槍炮下的五萬多。鈴木先生，你想一想，貴軍還能支撐多久？”】

鈴木癟了癟嘴做出一副不值一辯的神態，說：“那又怎么樣，皇軍不是依然牢牢控制著既占區域嗎？而且不久以后還會調派大軍再次會攻長沙，拿下這個魚米之鄉的中心城市！”

宋子良哈哈大笑，搖了搖頭。“算了吧鈴木先生！難道先生對貴軍最近連吃敗仗的事一點也不知道？”

鈴木愣了一愣，有點尷尬。旋又強詞奪理道：“貴軍第三戰區十二月中旬以來確實發動了軍事冒險，調動了十四個師的兵力，分別向長江沿岸進攻。結果如何呢？竄擾了一陣，又在皇軍強有力打擊下退回原防，并沒有完成作戰目的！”

“鈴木先生說得對，我三戰區的作戰目的確實沒有完全達到；但是三路大軍幾個回合下來，總共消滅貴軍三千多人這算不算戰績？貴軍能有多少人馬經受得起如此一次又一次的消耗？除了三戰區之外，我各戰區執行軍委會指令，發動冬季攻勢，各自都有斬獲，難道鈴木先生毫無耳聞？”接著，宋子良滔滔不絕地講起了冬季攻勢。

他說，第一戰區各部，在衛立煌司令長官指揮下，十二月中旬向豫東、豫北發起攻擊。第三集團軍派遣部隊切斷開封至蘭封的公路，用另一部分人馬分別向蘭封、開封攻擊，一度攻進開封，燒毀貴軍第三十五師團倉庫；騎兵第二軍襲擊商丘，焚毀貴軍機場的汽油庫，并伏擊了由碭山開來增援的貴軍騎兵第四旅團；我新五軍、四十七軍、第九軍攻至安陽附近，破壞了平漢路、道清路的交通設施，使貴軍交通至今恢復不了。

我第二戰區第二十七、第四十軍一度攻入了黎城、涉縣、潞城，消滅貴軍有生力量一千多。

我第四戰區的冬季攻勢，主要是攻打南寧和昆侖關。共消滅貴軍五千多人。

我第五戰區的進攻策略是散點突擊，力求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最后獲取總的較大戰績。李宗仁司令長官用三個師向信陽一線貴軍第三師團發動進攻；用兩個軍向廣水、花園進攻，威脅武漢；用六個師攻打隨縣、應山貴軍第三師團之一部；在漢宜公路方面，李長官遣十五個師向鐘祥、京山、皂市的貴軍第十三師團進攻，切斷交通聯絡線，打下了多處據點。整個冬季攻勢我五戰區共消滅貴軍官兵五千多人。

“怎么樣，鈴木先生，在下說得不差吧？”見宋子良得意洋洋地住了口，鈴木十分惱怒，但又不敢發作，只好隱忍不開腔。喝了一陣悶酒，才由張治平來打破僵局。

張治平笑嘻嘻地說：

【“在下只是個介紹人，沒有置喙的資格；這里只想饒舌兩句，二位如果有談下去的愿望，最好只涉及和談方面的話題，不必言及其他，以免言語之間出現火星。你看，鈴木先生兩句話，不就惹得宋先生不快了么？”】

宋子良冷笑一下，兩手一攤。

【“談不談我無所謂，橫豎已經打了兩年多了，繼續打下去好了！中國不怕犧牲，再死一億人也不要緊的！”】

鈴木聽出宋子良這話的弦外之音是日本軍隊死得起這么多人嗎？看來這宋子良一點沒有富家子弟的紈绔氣與愚蠢，懂得在談判之前示敵以威，先聲奪人；也很熟悉當下戰場局勢，所言一點不差。可不應該小覷此人，得罪了他，那就封死了和談之門，前期的努力也就白費了。

他調整出一點戲謔的笑，半是道歉地說：

【“在下不敏，不該言不及義，惹得宋先生不快；當然，宋先生話鋒之銳，在下也領略了——甘拜下風，甘拜下風！”】

接下來，雙方很快就進入了正題。

宋子良首先提出質詢，日本方面是否執意要扶植汪精衛組織政府？嚴肅告誡，如果是這樣，那么任何形式的和談都不必進行。同時說明，這是蔣委員長的態度。

鈴木回答，只要與宋先生的會談健康發展了，汪精衛先生那邊的事情好說；到時候一切都會商得蔣委員長同意，否則決不會施行。這個請放心。

宋子良說，倘使日本方面尊重中國的名譽和主權，國民政府就會同意會談。會談之前，有一些原則性觀點必須澄清：當初，近衛聲明稱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是否可以糾正或廢止？若認為可以，將采取何種方式使中國方面確認日方態度？整個局勢能否恢復到七七事變以前？日本有沒有對國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圖？若有，能否秘密地向蔣委員長個人遞交這方面的親筆信？

鈴木說，這個不是他能答復的范圍；得向上請示。

宋子良表示理解。

鈴木向派遣軍司令部參謀長坂垣征四郎請示。

坂垣指示，對宋子良其人了解甚少，他也沒有攜帶任何足資證明他可以充當重慶政府代表的官方文書。所以暫時不能作出任何確定的答復，只須反復闡明大日本尋求和平道路的誠意即可。重點應放在努力使重慶政府盡快派遣能代表中樞的人員前往香港。

半月后，阿部信行內閣總辭職，米內光政組閣，陸相畑俊六留任。政策不變。所以，鈴木與宋子良的晤見沒有中斷。

鈴木對宋子良解釋，近衛聲明中關于不以重慶政府和蔣委員長為對手的言辭，并不是日本政府的真正政策，只是一種宣傳攻勢而已。旋又試探，如果將來和平實現，蔣汪能否合作？

宋子良對第一點表示理解。說最近就會專門去一趟重慶，向蔣夫人轉達這個意見；同時強調，蔣汪合作一事，日本方面最好想都不要想。

正巧在這一天，高陶揭露汪日密約文件的公開信及相關附件發表。日方急于了解中國方面對這事的反應。坂垣指示，“倘重慶方面能（對日汪密約）認真提出意見，則我方不妨使交涉有所進展。”意思是說，重慶政府如果對密約接受不了，提出修改意見，可以商量。

宋子良去重慶后，坂垣命令今井武夫飛香港，主持與宋的會談。宋子良三天后將返港。

今井武夫時任中國派遣軍兩個課的課長。他秘密取道廣州、澳門到香港，住進了鈴木的住宅。他對外用“滿鐵”干部佐藤正的名字。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在臺灣拓殖公司經營的東肥洋行會客室中，第一次把自稱為宋子良的那個人介紹給我。我們初次見面。他果真是宋本人嗎？當然不可能斷定。這人四十歲左右，白皮膚，身量不高，約五尺二、三寸，英語流利，手里時常拿著雪茄煙，很有禮貌。宋子良同鈴木的居間人張治平，當年我在北京使館武官室任職時，他就在冀東政府供職，后來是北京的新聞記者。這次的奇遇使我吃了一驚。”（頁末注：《今井武夫回憶錄•桐工作經過概要》1957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

宋子良向今井武夫和鈴木卓爾轉達了蔣介石的幾點意見：不久以后將派出實際進行談判的代表赴港；第一次會談在香港舉行，以后可在河內或馬尼拉。

鈴木提出中方代表的身份問題，也就是代表應攜帶蔣介石簽署的委任狀。

陸軍大臣畑俊六指示中國派遣軍司令，將“宋子良路線”命名為“桐工作”；參謀總長載仁親王也發出指示，要“借此以誘導重慶參加談判乃至分化離間工作”，但“不得給人以正在商談停戰協議之印象”。

宋子良對今井武夫等人宣稱，國民政府很重視這次談判。蔣夫人專門飛來香港在大姐宋靄齡公館安營扎寨，擔任與重慶蔣介石聯絡的工作。這個說法雖然得不到證實，但中國方面攜有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簽發的身份證明書的代表正式加入了宋子良工作，與今井武夫等人正式晤見，卻是無法掩蓋的事實。他們是前駐德使館參贊、現任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軍委會參謀處副處長陳超霖中將。

就在會談期間，日本方面秘密地對宋子良的真偽進行了調查。據今井武夫回憶說：

【“自從去年十二月鈴木同他開始會見以來，在我們周圍找不到以往和宋子良相識的人，因此便擴大范圍，探尋同他有過交往的人。但因為屬于秘密事項，難于公開明講，得不到積極的協助。不得已，姑且信賴張治平的介紹。

“第一次正式會談時，陳超霖和章友三都帶了張群簽署的身份證明書，惟獨宋子良沒有。他們的解釋是宋并未擔任公職，所以不便頒發。而且從宋子良在會談上發言的情況和地位的對比，也使人感到有諸多疑問。還有，關于宋子良的能力，中國人是有一些傳聞的，同這個實際的對手比較起來，大有優劣，更加深了我們的疑問。決定徹底追查清楚。安排了一些在中國事變前就認識宋子良的人，由中國派遣軍司令部第二課參謀岡田芳政中佐指揮，秘密進行辨識。惜乎各說不一，毫無結果。有一次。我（今井武夫）親自帶照片到南京，交給陳公博、周佛海等中國要人辨識。周佛海說更像宋子良下邊的弟弟宋子安，四明銀行總經理吳啟鼎也說像子安；陳公博卻說既不像子良，也不像子安。各說不一，依然無法確認。”】

后來坂垣指示，不必管宋子良是真是假，從其他兩名都有重慶證明書來看，他們代表重慶政府是沒有疑問的。所以，不要過于拘泥了，關鍵在于會談效果——把功夫用在這上面吧。

在整整四天的會談中，從表面上看，大體能夠在笑談中交換意見，沒有發生劍拔弩張的情況。在談判中始終成為爭論中心而無法妥協的，依然是中國承認滿洲國問題、日本在中國駐軍問題、汪精衛政權的成立問題。

日本方面將汪政權的成立推遲，等待蔣介石對香港會談的答復。拖了若干天，宋子良等人才轉達了“答復”：關于承認滿洲國問題，政府內部意見對立，一時不易決定，希望延期一個月再作明確答復。日本政府大為光火，認為是在捉弄人。作為報復，馬上就將汪偽政權烘熟出爐——時為一九四0年三月三十日。但日本政府尚未正式表態承認汪偽政權，以表示不關死與重慶交涉的大門。

四月十一日，宋子良向鈴木提出再開預備會議。解釋說國民政府已決定了成熟的方案。接著，上次參與會談的代表也到香港來了。

今井武夫探問重慶方面哪些人在阻撓中日和談。

宋子良說，蔣委員長表面上如何姑且不談，內心希望和平卻是事實。委員長認為，關于承認滿洲國問題，原則上可以考慮，但方式卻要細加斟酌，以免犯了眾怒；關于共同防共，那就更沒有問題了，但應當在和平實現后再協商辦法。目前，反對達成和平的是共產黨和馮玉祥。中日和平如果實現，當然要公開討伐共產黨。已經訂立了討共計劃，也許在中日雙方談妥之前就會有局部行動。

今井武夫等日本人對此十分贊賞，不斷說蔣委員長是位十分明智的偉大人物。

但是，雙方對日本在華駐軍等一系列原則問題依然爭論不休。后來，雙方代表達成了一項令人驚嘆的妙策：由蔣介石、汪精衛、坂垣征四郎三人在長沙會談，一舉解決一切難題。

日本當局同意了這個計劃，通知汪精衛準備起程。汪精衛不干，他認為去長沙定然會被薛岳抓起來。坂垣只好稍作修改，由他一人與蔣介石會談，地點仍在長沙。

本來重慶方面弄了一個似是而非的宋子良就是為了萬一秘密接觸暴露，可向國內外聲明蔣介石的小舅子宋子良并未參與過談判，一切都是日方虛構；現在與坂垣在長沙接觸，紙里怎能包得住火，泄露出去那還了得。所以對此遲遲沒有作復。不過香港的接觸仍在繼續。后來中方又加進了交通銀行董事長錢永銘和鐵道部財務司前司長張竟立。直到后來日本宣布承認汪政權，一切接觸才停止。蔣介石在日記里說：

【“近衛無智無能，承認汪偽，使中倭釀成不解之仇，既為敵國惜，更為東亞危也。”】

蔣介石在日記里為什么把責任歸于近衛？此公不是早就下野了嗎？

原來，在整個日本上層對德國的勝利歡欣鼓舞，從而愈益垂涎東南亞石油和眾多豐富資源之際，意識到像德國那樣擁立一位有威望的領袖多么重要。大家不約而同地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近衛文麿。七月底，在大家熱烈的勸說下，近衛終于同意出山，再次組閣。

內閣中兩個要職由剛露頭角的兩個人物充任。一個是能言善辯的外交家松岡洋右。這是個堂吉珂德式的人物，也是個出爾反爾的人物，由他出任外交大臣；另一個是東條英機，不用說是出任陸軍大臣。近衛認為東條工作勤奮，頭腦清醒，克己奉公，不腐敗，無劣跡，能出色地完成任務。他特別贊賞東條事事從“法制”出發考慮問題，不容忍“下克上”觀念。這同時也足以迎合軍政兩系中保守派害怕再發生流血政變的心理。這一條是近衛選中他的主要原因。

松岡洋右曾任南滿鐵路總裁，那時東條正好任職關東軍參謀長兼憲兵司令。當時兩人過從甚密，友誼較深。這個情況也讓近衛感到得意：內閣中兩個關鍵人物不發生爭吵，將是一大成就。

然而松岡與東條的性格全然相反。東條沉默寡言，做事果斷，認準的事情決不放棄，拼命也要干到底；松岡浮夸外露，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掙個綽號“講話機器”。他自己卻否認這點，一本正經地指出“說話多那就意味著出爾反爾。我從來不這樣，我說話從來就不多。”英國駐日大使克雷評論道，“我從來就沒見過像他那樣說話那么多卻很難找出幾句真話的人。”近衛幾乎傾聽每一個人的意見；而松岡幾乎誰的意見也不聽。他只忙于闡述不斷從他那機靈頭腦涌出來的各種念頭。他故弄玄虛的話語把許多人弄得糊里糊涂，有些人竟認為他神經不正常；而外務省的屬下齋滕良衛博士則認為，那不過是他矛盾百出的天性使然。的確，他經常說一些與他的信仰相反的話；后來，他暗地里解釋這是為了讓反對他的人上當。他一再向同僚表示他是親美的，但在一些場合提及美國時卻出言不遜；他不相信德國，卻向希特勒大獻殷勤；他反對軍國主義抬頭，卻發表主戰言論。

就是這樣一個人在強有力地影響著近衛及其內閣；連一向頭腦清醒的東條也不能幸免，往往在他炫人耳目的語言急湍之下變得糊里糊涂。

在松岡的有力斡旋下，成立剛到第四天的內閣就一致通過了新的國策。這項國策大聲疾呼要實現世界和平。為此，必須由日本聯合滿洲國、中國（是重慶政府還是汪偽，沒明說），以建立在日本領導下的大東亞新秩序；必須實行全國總動員，全體國民都應獻身國家；必須實行計劃經濟；改革國會；圓滿結束中國戰爭。

另外，要在以往《反共同盟條約》之外，再與德國、意大利簽訂一項共同進退的軍事同盟條約；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以便趁歐戰之機，搭乘德國節節大勝的東風，開進印度支那或更遠的地方，把那些區域豐富的石油、橡膠、稻米控制在手中。只要美國同意日本的這些“正當要求”，那就可以設法與它就互不挑釁達成諒解。

這個國策是由三井那邊的財閥和大企業協會的胖子們想出來，又灌輸給他們的座上客松岡洋右，再由松岡用炫惑的言辭顛倒了隨時都欲拔劍四顧的軍方首腦們，彼此結合在一塊說服了近衛和內閣里的其他文官，讓大家相信，在當今混亂的世界上，這是日本求得大發展的千載良機。這就意味著，“勿誤良機”這一口號已經變成了國策，將會把日本推上進一步擴大戰爭的道路。他們決不會去客觀地預測戰爭的最終結果；只看到法國為首的歐洲民主國家戰敗投降了，英國節節敗退正作困獸之斗，印度支那上空的強勁巨掌已消瘦得無比孱弱，那里的橡膠、錫、鎢、石油、稻米，“是扔在街上只待天皇子民去揀拾的東西”。

近衛內閣說到做到。不到兩個月，日本就迫使無能的法國維希政府簽訂了協議，允許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建立空軍基地，為徹底占領那一地區，也為北控中國的廣西，打下基礎。

與德、意簽訂軍事同盟條約的討論最后通過了，盡管海軍依然反對。海軍擔心這種條約將會要求日本在某些情況下自動參戰。松岡用沒完沒了的辯駁來說服海軍，將那些被他私下譏為“漁夫”的海軍將領們“繞”得昏頭昏腦。他說“這個條約將迫使美國在執行反對日本的計劃時更加謹慎從事”，日美之間反倒不致發生戰爭。退一步說，如果德國真的向美國開火，除非戰爭已出現曙光，否則日本也沒必要傻瓜似的遵守條約去參戰。

由于敵不過松岡的詭辯，那些首鼠兩端的人被爭取了過去。

與海軍一樣，天皇裕仁也對簽訂三國軍事同盟條約心存疑慮。在他手執御璽往條約草案上蓋時，憂心忡忡地對自己的至交近衛說，真擔心這個條約最終會導致同英美開戰。

一九四0年九月二十七日，條約在柏林簽字，真正意義上的軸心國集團這才形成。

美國大怒，立刻進行報復，宣布把各種廢金屬和航空汽油等戰略物資列入對日本的貨運禁單。

英國人也對日本破口大罵。

蘇聯真理報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個條約“使戰爭進一步惡化，擴大了戰爭的領域”。

德國外長里賓特洛甫急忙向蘇聯外長莫洛托夫保證，這個條約只針對美國戰爭販子。

【“當然，條約也沒有侵略美國的意圖。它的唯一目的是告誡那些竭力要求美國參戰的華盛頓軍火商放明白一些，膽敢參加目前的角逐，他們就將自然而然地與三國為敵。”】

他甚至盛情邀請蘇聯參加這一條約。他請莫洛托夫捎去一封長信給斯大林，說世界四強——德、意、、日、蘇如果團結起來，世界難題將一一迎刃而解。

松岡洋右認為，軸心國同盟條約十分有益于解決中國問題。蔣介石不能不意識到他現在的敵手不只是日本了，還有德國和意大利，弄得好的話還可能加上蘇聯。繼續頑抗下去沒有出路，必須讓蔣介石認識到這一點。如果蔣介石一時放不下架子明確表示愿意接受日本的觀點，那么用實際行動作出一些反共實績也是應該得到嘉許的。

湊巧的是皖南事變不久就發生了。

【節選自溫靖邦《虎嘯八年》第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