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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明：戰爭可以制止和平可以爭取

點擊：作者：李慎明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8-07 09:21:25

【編者按】當今世界局勢如同白云蒼狗，詭異多變；中美之間會不會爆發戰爭，廣大國人更是引頸關注。但是，任何事物，無論微觀還是宏觀，總是有規律可尋，有前后現象可供思索。1999年發生以美國為首的北約捍然襲擊我駐南斯拉夫使館后，作者即著手寫作此文，定稿于2000年5月1日，共7萬多字，收錄于社科文獻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的作者的《戰爭、和平與社會主義》集子的第一篇。本公眾號分別用6期連載。該文對于關心世界格局變化和中美關系走向的讀者可能會有所裨益。此為全文的第三部分（已發第一、二部分可點擊文后的【相關閱讀】）。

三、戰爭可以制止和平可以爭取

這里所說的和平主要是指與局部戰爭、有限戰爭不同的，與各國家聯盟之間運用武裝暴力手段進行全球對抗的世界大戰相區別的狀態，是指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間隙。

戰爭可以制止，和平可以爭取，是毛澤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后不久，對戰后國際形勢進行科學的分析，創造性地提出的完全嶄新的論斷。此后，毛澤東又不斷豐富、發展和完善了這一論斷。

1946年4月，毛澤東就指出：“世界反動力量確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戰爭危險是存在著的。但是，世界上的民主力量超過世界反動力量，并且正向前發展，必須和必能克服戰爭危險。”[1]

1946年8月，毛澤東在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著名的談話中說：“我以為，美國人民和一切受到美國侵略威脅的國家的人民，應當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及其在各國的走狗的進攻。只有這個斗爭勝利了，第三次世界大戰才可以避免，否則是不能避免的。”[2]

1950年6月，毛澤東再次指出：“帝國主義陣營的戰爭威脅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制止戰爭危險，使第三次世界大戰避免爆發的斗爭力量發展得很快，全世界大多數人民的覺悟程度正在提高。只要全世界共產黨能夠繼續團結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獲得更大的發展，新的世界戰爭是能夠制止的。”[3]

1959年10月，毛澤東還指出：“我們歷來是這樣估計的，整個國際形勢是向好發展，不是向壞。只是有個情況也要估計，那就是瘋子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怎么辦？所以，戰爭的情況也要估計到。和平有可能被破壞，緩和之后又會搞緊張，搞突襲，打大戰，等等。對這些情況都估計到了之后，我們說總的看來，形勢是向好的方面發展的。從總的情況來看，爭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時間是可能的。假如這種情況實現了，那時要打世界大戰，他們就比現在更加困難了。那時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要比現在大得多。西方國家的矛盾，日美矛盾，由基地和條約而造成的許多矛盾，都很難解決。”[4]

只是到60年代以后，中蘇兩國的關系日趨緊張，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之后，毛澤東才逐漸對戰爭的危險性估計加重，并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的戰略方針。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這里所說的早打、大打、打原子戰爭，主要是指中蘇之間的戰爭，而并不是指特定的世界大戰。

直到70年代前后，西方國家的不少學者看到蘇聯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勢，紛紛著書撰文，驚呼“第三次世界大戰已到了間不容發的地步”，1969年，毛澤東在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時，說的仍是：“關于世界大戰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5]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對國內一些學者和國外有的政治家經常提及的“毛澤東斷言世界大戰是不可避免”的說法，筆者曾認真查閱了大量的資料，但至今仍未看到有確切的出處來說明毛澤東有此所言。而恰恰相反，如前所引，毛澤東關于第三次世界大戰可以制止，和平可以爭取的論述卻比比皆是。

1997年3月，施密特撰文說：“1975年10月，我作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總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首次正式訪問，當時毛澤東曾簡潔地對我說：‘我知道蘇聯將如何：將爆發一場戰爭。’我表示了異議，認為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可能的。然而，毛澤東堅持他的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論。”[6] 按照施密特的回憶和辭句的組合，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施密特認為爆發第三次大戰不大可能，毛澤東堅持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說毛澤東堅持新的世界大戰的不可避免，既不符合毛澤東的一貫思想，特別是施密特22年后的回憶與中國外交部當時的原始記錄也根本不符。1975年10月30日下午，毛澤東會見時任西德總理的施密特。當時陪見的有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翻譯是唐聞生、徐維勤，記錄為王海容。會見中，施密特問：“毛主席能否告訴我，蘇中美關系的形勢將來會怎樣？”毛澤東說：“也要打仗。不能永遠PEACEFUL　COEXISTENCE（和平共處）”毛澤東還對施密特說：“你是康德的學生。我是馬克思的學生。馬克思就學黑格爾。”筆者理解，毛澤東是在含蓄地告訴施密特：事物總是在發生變化，永遠和平共處靠不住。毛澤東在這里強調的僅僅是戰爭，其中包括世界大戰的危險性，但主要是講局部、有限戰爭的必然性，卻并未斷言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國內外一些學者和政治家可能是誤讀了毛澤東。

與此相反，拼命鼓吹“美蘇必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必然爆發”的恰恰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其目的是訛詐、恐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革命和解放運動，訛詐、恐嚇社會主義各國不敢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的侵略戰爭。

鄧小平進一步繼承和豐富了毛澤東關于戰爭可以制止、和平可以爭取的思想。

1980年1月，鄧小平說：“我們有信心，如果反霸權主義斗爭搞得好，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7]

1984年10月，鄧小平又說：“我們感到戰爭危險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戰爭爆發的因素仍然在增長。”[8]

1987年7月，鄧小平又進一步指出：“當然戰爭的危險仍然存在，但是可以爭取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發展起來，第三世界國家發展起來，可以避免世界大戰。”[9]

江澤民也多次論述了戰爭可以制止、和平可以爭取的思想。他說：“從國際來說，世界正處于新舊格局的交替過程中，雖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和平與發展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但仍然可以爭取一個較長時間的和平環境。”[10]

毛澤東、鄧小平和江澤民關于戰爭可以制止、和平可以爭取的思想，是中國國際戰略思想的理論基石和重要內容，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這一思想與列寧關于帝國主義就是戰爭的論斷并不矛盾。

馬克思、恩格斯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把戰爭與一定社會的經濟制度聯系起來考察，科學地闡明了戰爭是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的出現而出現的。馬克思明確指出：“掠奪是一切資產階級的生存原則。”[11] 階級社會的戰爭，“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為經常的職業了”。[12]

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戰爭根源的思想，并更加明確指出：“私有制引起了戰爭，并且永遠會引起戰爭。”[13] 從而揭示了發生戰爭的物質原因。列寧繼續從戰爭的根源社會經濟制度出發，對資本主義發展的最終階段即帝國主義作了詳盡的理論分析：帝國主義經濟制度，是以“壟斷”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私有制，銀行資本已和產業資本結合起來，資本向國外的輸出已發展到極大的規模，地球上的財富已集中在個別國家手中，這幾個最富裕的國家已把全世界的領土瓜分完畢；再要瓜分土地，再要擴大財富，就只有犧牲別人，為了一個國家而犧牲另一個國家。這只有訴諸武力，因此世界掠奪者之間的戰爭就不可避免了。列寧由此斷言：“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列寧在這里所說的帝國主義就是戰爭，是指帝國主義是現實戰爭的根源，但是，現實戰爭的根源，并不等于現實戰爭。戰爭從根源轉化為現實戰爭，是有條件的，是由各種錯綜復雜的經濟、政治、軍事等因素所共同決定的。列寧指出：“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帝國主義聯系和相互關系的基礎上，產生著和平斗爭和非和平斗爭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14]

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斗爭是這樣，帝國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矛盾斗爭也是這樣。在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中，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對抗和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兩種社會制度矛盾的對抗是絕對的，但這種絕對的矛盾對抗可能采用兩種形式。不僅帝國主義國家而且在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經濟政治斗爭發展到非采取外部對抗形式不能解決時，和平斗爭形式便轉變為非和平斗爭形式，其互相關系也就由原先的和平狀態轉化為戰爭狀態。而當它們之間的經濟、政治利害沖突還沒有尖銳到非用武力解決不可的時候，就是所謂“和平”時期，其矛盾對抗采用的是和平斗爭形式。這是戰后五十余年來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和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兩種社會制度之間的矛盾在發展、集聚，幾次走到沖突和對抗的邊緣，甚至爆發了局部戰爭，卻無大規模的世界性戰爭的理論依據。

中國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作出的戰爭可以避免，和平可以爭取的戰略判斷，不僅包含著對現代戰爭根源的深刻觀察，而且包含著對帝國主義矛盾斗爭和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兩種社會制度矛盾斗爭兩種形式相互交替、轉化的特定的經濟、政治、軍事等條件的高瞻遠矚，是對戰后各主要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之間和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兩種制度之間矛盾斗爭的變化、格局、態勢和未來趨勢的一種判定，因而也是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中國黨的三代領導集體作出的戰爭可以避免，和平可以爭取的戰略判斷，不僅在理論上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符合戰后世界經濟和世界政治的客觀實際。

先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體系內部的矛盾對抗由和平斗爭形式向非和平斗爭形式轉化的制約因素：第一，戰后生產國際化以及與之相適應的資本國際化的持續發展，使美、日、歐盟各國在經濟上的相互滲透、相互聯系、相互依賴大大加深了。第二，在戰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上，各國參與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國家調節，今后仍將不斷加強。第三，日本、歐盟各國經濟上雖然正在調整并正在新的崛起，但美國在今后較長一段時期內仍將是西方實力最強大的國家。這種經濟、政治、軍事上“一超多強”的多極化趨勢，有利于促進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長。第四，遭受過戰爭嚴重破壞的西歐和日本各國，和平運動力量不斷增強，維護世界和平的愿望不斷深入民眾之心。

再看發達資本主義體系之外的對其體系之內的矛盾對抗由和平斗爭形式向非和平斗爭形式轉化的全球性的制約因素：第一，蘇聯對美國、歐盟、日本所構成的嚴重軍事威脅，以及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仍維持強大的軍事力量，從外部為西方各國緩和內部矛盾，協調對外政策、聯合抗蘇或抗俄提供著一種向心力。第二，第三世界在政治舞臺上的崛起，南北矛盾與斗爭的發展，對新殖民主義構成沉重打擊，使西方各國能夠在維護國際壟斷資本的根本利益上聯合一致，以確保共同的戰略利益。第三，當代世界兩大經濟體系的斗爭，兩種社會制度的根本不同，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決定了西方發達國家在妄圖使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根本態度上是一致的。

正因為發達資本主義體系內外部強大的制約因素的存在，決定發達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對抗仍以和平斗爭形式存在和發展。

蘇聯解體之前，“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能力，只有兩個超級大國才有資格發動。”[15] 蘇聯解體之后，環顧當今世界，有能力、有資格發動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恐怕只有美國。

古代基督教的最大代表、宗教哲學家和思想家奧古斯丁對和平曾作過精彩的議論：“任何人都不會通過建立和平來進行戰爭。甚至那些故意破壞自己所享有的和平的人也并不憎恨和平，他們只是希望把它變成一種更有利于他們自己的和平。因而，他們并不希望不要和平，而只是希望有一個更合自己心意的和平。”[16] 戰爭的式樣是多種多樣的，和平的式樣也是多種多樣的。從全球來看，從本質和一定意義上而言，當今世界和平的式樣更多的符合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是美國治下的“和平”。

美國嘗過大發戰爭橫財的甜頭，也吃過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苦頭。美國人的仗是越打越精了。他們有著巨大的進行全球戰略研究的軍費撥款，有著龐大的有關研究機構。二戰后直到越南戰爭，可以說美國對與其制度不同的社會主義國家，像條動不動就張牙舞爪、揮拳動足的魯莽漢子。越南戰爭后，他們十分推崇中國孫子“上兵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思想，努力動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等多種手段，建立符合美國經濟、政治利益的相對和平的全球經濟政治一體化的新秩序。兩霸對峙，蘇聯解體，美國獨自傲視全球，正在加快推進“三個轉變”，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不戰而威震、獨霸全球，從而建立更加符合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心愿的和平秩序。

第一個轉變是從冷戰到沒有硝煙戰爭的另一種冷戰的轉變。1989年11月，蘇聯解體的前夕，鄧小平就十分敏銳地指出：“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17] 赤裸裸的武裝干涉和入侵，不但沒有摧毀社會主義的蘇聯，反而使蘇聯更加強大。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早提出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和平演變戰略的是美國駐蘇聯大使代辦、國務院政策設計委員會主任喬治·凱南。1953年，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更加明確提出必須用“和平的方法”，“使中蘇集團內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變。”[18] 這種和平演變的效力究竟如何？對社會主義國家究竟是以武力方式還是以和平演變方式為主？西方壟斷資產階級內部眾說紛紜，鷹、鴿兩派交替領騷。但最終以“文”為主，“文”武兼備的主張“不戰而勝”的“和平演變”派了上風。從1989年入夏后到1991年9月，短短的兩年多時間內，波、匈、民德、保、捷、羅政治局勢急劇動蕩，先后易旗，偌大的蘇聯頃刻解體，令幾乎所有的政治家、歷史學家驚異不已。劇變瓦解之速，恐怕連唯一預測到此災難后果的偉大政治家毛澤東也沒料到。俄羅斯著名學者科索拉波夫甚至認為：“現在世界的劃分證明，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過了，克勞塞維茨把戰爭定義為‘擴大了的對抗’，這種對抗與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人的其他企圖的區別在于，在運用某些手段方面雙方都無所不用其極，力圖粉碎對方的軍隊，占領或瓜分它的領土，壓制抵抗的意志。1989-1991年華沙條約和蘇聯的解體具有戰爭的所有這些特征。希特勒肢解蘇聯的計劃實際上完全實現了，不過不只是對一個德國有利，而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的聯合勢力有利。現在出現了帝國主義勢力之間進行第四次世界大戰的現實危險。在這次大戰中俄羅斯有可能成為重新瓜分的主要客體和軍事行動的場所。這一戰爭的策源地已經在南斯拉夫、車臣、俄羅斯和其他相鄰共和國領土上的內戰地區出現了。在這些條件下，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有最迫切的意義，用歐亞主義、文明論方法和某些俄羅斯愛國主義者的激情都不能代替它。”[19] 規模不大的越南戰爭，美國竟花費幾千億美元尚碰得頭破血流，區區幾百億美元就使華約集團和蘇聯解體，其他成員國易旗，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歡欣若狂，對所剩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繼續實施“和平演變”戰略更是躊躇滿志。特別是對于社會主義中國，他們更是上心，采用各種手段，千方百計進行“西化”、“分化”。比如，美國中央情報機關每年撥出了3000多萬美元專款用來支持包括中國在內的幾十個國家內部的不同政見者。美國還把控制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作為引誘和牽制中國脫離共產主義的王牌。按照他們的規劃，勿需動槍動炮，2015年前后，中國將成為所謂的“民主國家”，即被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美國經濟自1991年第二季度以來，至今持續增長已10年，這是二戰后美國經濟的最長增長期。究其根本原因，就是美國用“和平演變”等手法，搞垮了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搞垮了與其對峙的世界上另一個最大的經濟、政治、科技與軍事集團。美國在資金、技術、商品、原材料市場、人才智力資源諸方面所獲得的直接和間接的“和平演變”成功的“紅利”是無可估量的。所謂的美重視產業結構調整，重視高新科技投入，率先由工業經濟時代步入信息經濟時代；金融業實現制度革新，金融市場在全世界最具活力；冷戰結束后，美共節省軍費1萬億美元；將開拓國際市場作為經濟政策的重點等等，均是美經濟連續十年增長的重要原因。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重要原因都是在搞垮蘇聯東歐這個根本原因，也可以稱這為母原因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子原因。沒有搞垮蘇聯東歐這一大前提，其他子原因可以說是無從談起。如1996年美國的軟件和娛樂產品在國際上銷售額高達602億美元，超過該國其他任何行業。這一統計數據表明，自從1991年蘇聯的解體使世界各地的新市場向美國開放以來，美國知識產權的出口額上升了94％，這還不包括每年由于盜版而造成的不計其數的損失。[20] 因此，可以想見，美國今后在對社會主義國家繼續實行軍事威脅的同時，將更加重視運用“和平演變”的手法。

第二個轉變是從赤裸裸的用劍與火的直接豪奪向利用資本和高新科技產品輸出等手段的巧取轉變。從根本上說，戰爭的主要目的無非是搶占別國領土，掠奪對方財富。這些目的在科技水平低下的年代，主要靠暴力手段來實現；而現在則靠歷年的資本輸出及借貸的贏利，靠正在興起的成本低、所用原材料少、利潤極其豐厚的高新科技產品占領市場就可得到。資本輸出是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重利盤剝的重要手段。資本大規模輸往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其原因就是那里的發展程度低、工資低、原材料價格低，而利潤率高。美國每提供1美元輸出，就可獲得4美元以上的出口效率。其產品又可以占領資本被輸入國的市場，從而建立一種新的“殖民地式的經濟關系”，使發展中國家一方面掉入債務的陷阱，一方面加深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的依附性。發達國家通過輸出資本，還可以從發展中國家獲取各種特權，以各種方式干涉其內政，最終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導向有利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軌道。西方強國還憑借其雄厚的經濟實力投資高新科技的研究和開發，使其高新科技在經濟發展所起的作用達到50%以上，高新技術企業的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5%，比10年前翻了一倍。未來的增長會更快。1996年國際網絡技術銷售額達50億美元，2000年總產值可望超過1萬億美元。美國經濟持續增長，失業率也創近30年來新低，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高新技術特別是信息產業已取代傳統的周期性產業，根據美國總統的經濟顧問委員會發表的報告說，美國企業1997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中有1/3以上用于信息處理和與之有關的設備。從1991年到1997年的增長總額中有近2/3同計算機有關。[21]在過去的4年中，27%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自高技術企業和部門。美高新科技產業發展的后勁也最堅挺。隨著時間的推移，發展中國家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科技水平必然進一步拉大。首先，高新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和工藝的不斷發展，使現代工業產品對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賴性相對減少，能源和初級產品價格下跌，發展中國家的自然資源優勢日益喪失，國際競爭力日益下降；第二，發展中國家長期經濟落后，資金、人才缺乏，而高技術的開發研制卻需要高度的組織和大量的投入，這就使廣大發展中國家被排斥在新技術革命的外圍；第三，發達國家在新科技革命帶動下加速實現產業結構的現代化，隨著高新技術產業的廣泛發展，發達國家又將傳統產業，其中絕大多數是勞動密集型和耗費資源型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同時對高技術產業和關鍵技術嚴格控制，從而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技術和經濟上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由于利用資本輸出和高新科技等手段重利盤剝，使發展中國家年損失5萬億美元，并使其債務不斷加重。從整個發展中國家來看，債務總額從70年代初的不到1000億美元，上升為1998年的19220億美元；近幾年，盡管發展中國家每年都在以2000-2800億美元的速度償還債務，但是債務仍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到期不能償還債務的國家很多。1998年拉美地區的債務總額高達7374億美元；非洲地區債務總額以23％的年增長率遞增，目前已達3500億美元，占非洲國民生產總值（不含南非）的93％，年出口總額的327％。1999年非洲人均年收入只有221美元，而其中的203美元卻要用于償還外債，占其外匯收入的30.9％。[22] 發達資本主義在克隆羊的同時，也在大量“克隆”自己源源不斷的財富和第三世界的貧窮。對西方壟斷資產階級來說，能用動聽的“支援”手段所巧取，何必明火執仗去硬奪？

第三個轉變是從直接出兵去干涉侵略向在發展中國家尋找代理人進行戰爭轉變。侵略戰爭，名聲不好；現代戰爭，費用極高。因此超級大國和霸權主義者總是假別人之手去火中取栗，總是想方設法避免在本國領土點燃狼煙。美蘇超級大國和國際壟斷資產階級通過向其他國家提供軍援、經援，在一些國家建立軍事基地，與其建立軍事合作和同盟關系，到處插手各國內部事務和國際關系，必要時則發動代理人的戰爭。據不完全統計，在二次大戰后發生的大約400次的軍事等危機中，美、蘇直接操縱或介入的分別約占300次和280次。戰后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的局部戰爭，與20世紀前半期相比，有著明顯的不同特點：一是美蘇之間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雖沒有爆發過直接戰爭，但東歐和原蘇聯地區沖突不斷。如前南斯拉夫的內戰，格魯吉亞、塔吉克斯坦、俄羅斯境內的車臣等內部沖突連綿不絕。二是西歐、北美無戰爭，戰爭主要發生在第三世界國家之間，集中在亞、非、拉美地區。特別是非洲局勢動蕩不已，有十多個國家發生政權更迭，三十多個國家政局不穩，許多國家都發生軍事沖突，甚至陷入戰亂，目前在撒哈拉以南42個國家中有將近1/3在進行戰爭，武裝沖突數量與1989年或1979年相比大體相當。西方強國為爭奪勢力范圍、干涉非洲事務和培植親西方勢力，向非洲提供軍火，非洲因此背上了總債務中1/3左右的軍火債。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戰，的確有其內因，不能說都是別人挑起來的，然而，個別霸權主義大國，出于他們自身的經濟、政治利益，或事前或事后，或早或遲，或直接或間接地要擔任黃雀或漁翁的角色。戰后的全球各個角落的180余次的各種局部戰爭的背后，往往都能看到過去的美蘇現在的美俄的身影。只有美蘇兩家有資格發動的世界大戰，實質上已被他們長期地分散地“轉化”為在第三世界國家之間或內部進行的連綿不斷的“小戰爭”所代替，給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了2000萬人，第二次世界大戰死了5000萬人，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至今死于各種局部大小戰爭的總人數卻已達7000余萬。這7000余萬人中，絕大部分是第三世界的普通人民。冷戰結束之后，美國全球戰略調整，克林頓政府1994年7月正式推出“參與和擴展”戰略。該戰略特別強調美在國際上發揮領導作用必須以“預防性外交”為主，并實施多邊主義的武力干預，其中均包含了尋找代理人進行戰爭，以確保美全球戰略利益實現的實質。全球范圍內的武裝沖突和局部戰爭不斷，給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帶來了巨額的軍火利潤。自80年代中期至今，僅中東地區進口武器裝備每年耗資就達1000億美元。從1994年到1998年，美國的軍火銷售總額高達957億美元，而1999年美國的軍火利潤至少比1998年增加20％，[23] 其總額比名列第2位到第15位的軍火出口國（俄、法、英、德、中、荷、意等）的銷售總和還多。[24]

我們還應看到，引起戰爭的力量和動因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制止戰爭的力量和動因同樣是多種多樣的。除了上述因素之外，制止戰爭、維護或平衡和平的力量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第三世界仍然是國際上一支十分重要的力量。盡管廣大第三世界愈加貧窮的總趨勢在短時間內難以改變，第三世界各國互相聲援、互相支持、協調一致行動的凝聚力已經下降，同時也失去了兩霸爭強時的回旋余地和空間，但是第三世界國家人口眾多，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巨大，發展前景廣闊，特別是第三世界是冷戰后西方推行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和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新秩序”的最大受害者，他們經過認真反思，已開始認識到多黨政治和自由經濟并非靈丹妙藥，也開始探索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之路。第三世界國家決不甘心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強國的擺布，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開展斗爭。從長遠看，隨著第三世界國家的重新崛起，必然重新成為制止侵略戰爭、維護世界和平的最強大的力量。二是多極化趨勢在調整中仍有望繼續發展。首先看俄國。由于美國堅持北約東擴，進一步向高加索、中亞等地區滲透，并赤裸裸入侵南聯盟，把矛頭直接指向俄羅斯，加上俄國按美“藥方”進行的改革的失敗，使俄對美敵意增強。俄美戰略沖突必將進一步加劇。再看歐美。歐盟雖與美國在總體上以合作為主，但謀求獨立于美的意識明顯增強。法國領導人公開批評美國建立單極世界的企圖；德國也多次宣稱贊同多極化；連一貫追隨美國的英國也主張建立歐洲的獨立防務。最后看日本。盡管美日有軍事同盟關系，且有加強之勢，但在很多問題上雙方互不信任，在經貿等領域的矛盾和摩擦不斷。在中國，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堅持原則，態度靈活，利用矛盾，縱橫捭闔，必能為制止戰爭、爭取和平作出更大的貢獻。三是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國間的經濟聯系越來越緊密；在對付國際恐怖勢力、販毒集團及環境保護諸方面都需要各國的合作，如此等等。

我們已經跨入21世紀的門檻。展望21世紀初的國際形勢，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有很多制止戰爭、爭取和平的有利條件，在可預見的未來，世界大戰可能打不起來。

注釋：

[1]《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84頁。

[2]《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4頁。

[3]1950年6月13日，《人民日報》。

[4]《毛澤東外交文選》，第385頁。

[5] 1969年4月28日，《人民日報》。

[6] 1997年3月2日，《環球時報》。

[7]《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41頁。

[8]《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04頁。

[9]《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49頁。

[10]《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第2061－2062頁，人民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