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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紐約市選舉風波的擴大，“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在選舉中取得勝利，選出了四名新的民主社會主義者，以很大的優勢再次獲得州議會席位。

勝利者包括28歲的住房顧問和皇后區“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成員佐蘭·夸梅·曼達尼（Zohran Kwame Mamdani），他擊敗了在位十年的州議會議員阿貝拉·希莫塔斯（Aravella Simotas）。這場競選的結果是顯而易見的：一位社會主義候選人，在競選中提出了一些大膽的要求，比如人人都有住房，而另一位建制派候選人卻未能提出滿足該選區人民要求的政策要求。

多年來，希莫塔斯從紐約州州長安德魯·庫莫（Andrew Cuomo）那里獲得了多年的企業捐款和不經審查就被批準通過的緊縮預算。曼達尼和“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等團體決心阻止從房地產利益集團和警察工會收取利益的政客進入阿斯托里亞（Astoria），阻止他們通過上漲租金和過度監管將工人家庭趕出城市。

希莫塔斯試圖以溫和的方式減少曼達尼競選對她造成的壓力，退還了在任期間收取警察工會的一半捐款。她還呼吁進行“撤資”，以減少紐約警察局（NYPD）的經費。但是，這為時已晚，如果沒有一個強調階級斗爭的挑戰者，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相反，曼達尼拒絕了所有公司的贊助資金，僅僅接受了36美元的捐款。此外，他還參加了一場團結運動，凝聚了阿斯特里亞工人進行斗爭。斗爭運動的勝利使他們明白，要想贏得一個更美好世界，的唯一的途徑就是組織起來。

從曼達尼的成功當選，我們可以了解到“階級斗爭”的選舉方式意味著什么、這一做法在行動中是怎樣展示的，以及為什么社會主義者要在全國范圍內開展類似的競選活動等寶貴經驗。

1、劃清階級界線

像曼達尼這樣具有階級斗爭意義的選舉證明了，當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為共同利益而戰時，他們就會比比政治顧問和億萬富翁更強大。

政客們一直在為富人推行財政緊縮政策和減稅措施，但卻從不懲罰他們的不當行為，部分原因是缺乏一個有組織的、足夠強大左派力量來對抗統治階級及其推動發展的企業。因此，“社會主義者”候選人的關鍵任務之一就是為選民劃出一條清晰的界限，以區分溫和派、偽進步派和工人階級的真正擁護者。

在競選的最后一個月，希莫塔斯開始采用類似于曼達尼在競選過程中一貫使用的具有進步性的言論。但她的言辭與她的政績并不相符。當左派開始用2018年亞歷山大·奧卡西奧-科爾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和皇后區與亞馬遜(Amazon)的斗爭等選舉事件質詢民主黨時，希莫塔斯承諾不會接受任何房地產公司提供的資金，但她的競選資金披露后卻表明她違背了這一承諾，因為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捐助，民主體制將無法承受工人階級運動帶來的壓力，例如要求統一的租金管制和結束大規模監禁。

數百萬工人在與剝削政策斗爭，而這些政策是由既得利益者實施的。為了打敗這些政客，堅持階級斗爭的候選人就必須向選民傳達這樣的信息：確保每個工人階級選民都知道他們選出的領導人是如何不公平地對待他們的。

我們的競選宣傳對比了兩位候選人的做法，即佐蘭只對推動競選的工人階級選民負責。這使得他非常清楚我們的敵人是房地產業，制藥公司和私人能源公司。相比之下，希莫塔斯對這些企業捐贈者十分感激，他們的捐款總額超過了23萬美元，因此根本不會公開挑戰他們（即使她想挑戰）。然而，當奧爾巴尼被腐敗侵蝕的時候，僅指出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物質生活不夠的。

2、建立多民族的工人階級統一陣線

盡管民主黨口口聲聲地支持種族平等，但改善有色人種的物質生活條件并不是他們的重點任務。在紐約，民主黨推行財政緊縮政策，迫使民眾流離失所，并在政治體制中剝奪了選民的選舉權，還剝奪了他們其他應有的權利，這也使該區選民的投票率最低。對這些社區來說，具有階級斗爭意義的競選運動可以為工人階級進入政治領域提供一條途徑，增強凝聚力，并賦予我們作為一個階級的權力。

阿斯托里亞是大量阿拉伯和南亞人口的聚集地。我們使用多種語言（包括孟加拉語和阿拉伯語）向這些民眾發送了郵件和其他材料，涉及這些社區許多重要的問題，包括將清真食品引入公立學校和保護移民出租車司機的權利。

這種外聯活動使我們能夠將穆斯林和南亞人民（其中一些人是第一次參與選舉政治）一起加入到我們的競選活動中。為了更好的建設阿斯托里亞，這些普通社區的居民自己承擔起了向家庭、朋友、同事和其他人做宣傳的責任。

在選舉日，我們的競選團隊組織了七輛綠色出租車，舉行了一場“投票”游行，借助擴音器用英語、西班牙語、阿拉伯語和孟加拉文高喊“給佐蘭投票”！這一活動集中體現了工人階級的多民族團結，這也是獲取階級斗爭成功所必需的。

種族主義的偏見，加上在美國工人階級所處的物質環境，都激發了人們對社會主義政治的向往，而開展階級斗爭運動則恰好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條途徑。

3、非選舉組織策略

我們在租戶權利和食物分配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在社區內建立民眾對社會主義者的信任和認可，民主黨長期以來一直忽略這些工作。在阿斯托里亞，住房是最大的問題之一，24%的租戶將收入的一半用于房租。通過與阿斯托利亞租戶聯盟的合作，我們得以將數十名選民與租戶組織者、租戶權利資源聯系起來，并與他們討論關于“全民住房”的競選計劃。

隨著冠狀病毒的出現，選舉活動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競選運動也要必須與之相適應。我們幫助200多個家庭提供食物籌集了65000美元的互助費用，購買了1.4萬多份熱飯和1000多袋食品。

我們的競選辦公室也成為阿斯托里亞食品儲藏室的所在地，任何人都可以進來吃飯。食品分發計劃將會一直進行下去。

除了我們的食物分配計劃和住房工作滿足了實際需要外，還有一個重要區別就是：我們不僅僅是在做慈善；我們正在社區內建立組織和促進團結，以確保將來不再需要慈善。

4、社會主義綱領

阿斯托里亞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綱領，是一個明確的、公開的一個重要綱領，對我們在這場運動中取得成功至關重要，對我們建立工人階級政權這一長期目標也至關重要。

我們動員了“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志愿者，并激勵他們積極投入這一基層運動當中，這對如何建立一個美好世界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

像醫保和公共住房這樣的全民需求，是不需要向普通選民隱瞞的。這些要求說明了我們在當前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真正需要。無論你在哪個地區，總有人不得不在支付食物、房租或醫藥費之間做出選擇，因為我們目前的經濟體制不能保證一個人最基本的需求能夠得到滿足。

我們競選的三個中心原則是：住房、正義和能源充足。作為社會主義者，我們有義務確保所有人都能參加競選活動。在競選過程中，我們經常會有支持者加入我們，因為他們看到我們的志愿者在人行道上涂鴉，或者在商店門口張貼海報，使他們更明確地進行政治斗爭。

5、發展與選民的關系

佐蘭親自做了大量的選民宣傳工作，包括（隔離前）就阿斯圖里亞人面臨的問題進行面對面的談話。這說明人們需要一個可以與自己互動的候選人。在競選中經常聽到的一句話是：“我在接到佐蘭親自打來的電話后就開始做志愿者了！”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組織一個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那么我們的運動就需要深入到工人階級中去。我們進行競選是為了幫助勞動人民掌權。我們制定了一個關系組織計劃來促進整個阿斯托里亞的政治組織。它幫助支持者與他們認識的人（家人、朋友、同事等）建立聯系，并鼓勵他們投票給曼達尼。

這會產生一個組織鏈，可以使每個人之間相互交流。這樣一個支持網絡，使我們能夠接觸到一些選民，否則在大流行期間不可能進行拉票。

我們的短信和電話銀行項目是由當地志愿者創建和運行，這也成為了選民與志愿者聯系競選活動的另一個重要媒介。經過了幾十年的政治缺失之后，人們只想聽到自己的聲音。

通常，在資本主義的異化下，我們的對話變得難以接近，但我們贏得選舉、組織工人階級選民、建立權力的唯一途徑，是與我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每個人，能夠進行明確有效的政治對話。

在選舉日的早上5:30，志愿者們興奮地來到投票站，深深地被曼達尼的個人魅力和外貌所吸引。在阿斯托里亞以及全國范圍內的工人階級，都確定了一個明確的任務：我們厭倦了現狀，要拋棄建制派民主黨人，轉而支持那些提供租金上漲和醫療免賠方案的候選人。

雖然單靠選舉并不能帶來社會主義，但事實證明，選舉對左派的復興至關重要。參加選舉的目的之一當然是為了贏得職位，但更重要的是可以接觸到數百萬的工人階級，他們主要或唯一的政治參與就是投票；我們把這些人帶入一個比候選人或一個種族更廣泛的斗爭中（即讓他們組加入“美國民主社會主義者”、工會等）；提高他們對我們獲勝的期望；在工人階級和資本家之間劃清界限。

只有群眾運動才能贏得社會主義者所渴望的政治自由和經濟利益，所以我們應該利用選舉等機會來宣傳我們的思想，提升各種形式的組織機構，明確我們的工人階級立場。如果我們能從戰略上做到這一點，并擴大我們的運動，那么我們將在勞動人民的眼中成為一股為正義而存在的，獨一無二的合法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