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筆者在十年前提出“中美經濟脫鉤”的概念，并詳細論證了中國實施“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總體構想和政策建議。為了配合“國內大循環”戰略而實施“國內國際雙循環”，筆者在2011年提出“以中國為龍頭，團結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建立一種與美元體系相平行的國際經濟新秩序”的戰略構想，并在2014年2月撰寫了《“農村包圍城市”與中國不對稱全球化戰略》作為“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內在構成要素。這里刊出的論文是筆者在2010年春天提出“中美經濟脫鉤”和“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時的原始論文《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與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筆者在這種宏大戰略基礎之上撰寫了許多論文，部分精選的論文已經收錄到《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一書中，幾天后將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但該書沒有收錄這篇原始論文。
早在2008年下半年，筆者就開始從世界經濟史的歷史經驗和對“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批判入手，對“中美經濟脫鉤”的可能性和“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展開研究。2009年，筆者撰文指出，“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是……破解美元霸權和應對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根本性措施”（見賈根良：《化危為機：中國外向型經濟需作戰略轉型》，《廣東商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
中美經濟戰爆發后，美國經濟戰略家提出“中美經濟脫鉤”概念并對中國強行推行這一戰略。但實際上，“中美經濟脫鉤”這一概念是筆者在2010年作為一種戰略主張最早提出的。筆者寫到，“19世紀的美國學派認為，只有當美國經濟與英國以及其它發達的工業國隔離開來，美國才能相對于英國和其它歐洲國家保持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由于國內需求的增長可以為其經濟擴張提供融資，因此美國不需要依賴外部市場，這種理論指導了美國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崛起為世界工農業強國的經濟政策制定。……中國要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地位并貫徹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應該考慮中美經濟‘脫鉤’的可能性和途徑。”（這段話是筆者代邁克爾•赫德森教授為其《美國學派的技術樂觀主義與帝國的悲觀主義》一文撰寫的中文摘要中提出的，見邁克爾•赫德森著：《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版，第312-313頁。）2009年11月，筆者在廣州財經大學、華南農業大學、天津商業大學和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第17次會議上做了《國內經濟大循環：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和破解美元霸權的戰略抉擇》的學術報告。為了為2010年6月15日上午在清華大學召開的“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智庫第3屆高層論壇”準備論文，筆者整理了這個學術報告的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撰寫了《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與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提交給會議。在這篇會議論文中，筆者對我國如何實現從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向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戰略大轉型提出了如下建議：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在國內大循環經濟的內部環境上下功夫。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對外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重新實施貿易保護模式和進口替代，嚴禁包括稀土等在內的資源或原材料出口，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發展；對內則以工人和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場， 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通過各產業民族企業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回生產、重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軍工)的迂回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抓住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將要爆發的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實施主權信貸, 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這篇會議論文經過修改，以《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呼喚經濟發展戰略的變革》為題發表在了《經濟縱橫》2010年第9期。筆者在十年前提出的上述建議目前在國家相關政策中已經部分地得到實現。例如，我國在2011年底開始對稀土出口亂象開始進行整頓，這與筆者從2010年初就開始對嚴禁包括稀土在內的有色金屬原材料出口的呼吁具有很大關系。又如，筆者在上文中提出了將“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作為國內大循環戰略三大引擎之一，并“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發展”，這在黨的方針政策中也得到了某些體現：黨的19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2019年11月29日出臺《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
但是，這篇論文畢竟是在十年前當時的歷史環境下寫出的，個別提法和政策建議在今天可能已不具備很強的針對性，一些說法也陳舊了，所以這篇論文就沒有收錄到筆者的新著中，但該文的基本原理仍然是適用的，我國在今天仍有必要實施該文中提出的大部分政策建議。例如，該文呼吁：撤消政府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的承諾，堅決把跨國公司或外國資本排除在自主創新支持之外。其背景是：2011年在美國政府的粗暴干涉下，我國財政部在2011年6月28號宣布，自2011年7月1號起停止執行財政部2007年頒布的有關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三個文件。筆者在當時就撰寫了《取消自主創新政府采購政策堪比近代史上關稅自主權的屈辱喪失》等一系列文章對這種做法提出了嚴正的批評。我國取消自主創新政府采購政策已經對我國自主創新事業造成了沉重打擊，這是我國出現大量產能過剩和在國際分工被壓制在全球價值鏈低端的根本原因。
筆者從2016到 2020年初一直在呼吁恢復執行2011年關于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三個文件。據報道，2019年12月8日，英國《金融時報》一篇題目為《北京下令政府辦公替換掉國外PC和軟件》的報道，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該報道稱，中國計劃從2020年開始，3年內完成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計算機和軟件的國產化替代。但是，建立政府采購的自主創新體系仍未在國家戰略層面得到重視。在“中美經濟脫鉤”大背景下，中國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已經完全不可能。我們現在還害怕美國什么？針對美國，我們總不能在反擊上“干打雷不下雨”吧？因此，筆者在這里繼續建議：要本著“只爭朝夕”的精神，盡快恢復執行2011年關于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三個文件，將政府采購的自主創新體系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新型舉國體制”的一件大事來抓。筆者的新著《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新戰略與政策選擇》收錄了作者自2009年以來圍繞這一戰略撰寫的政策研究論文，并對相關提法和論述進行了修訂。筆者這本新著闡明了“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基礎原理，并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議：通過國內經濟結構的重大改革，實現“國內經濟大循環”，即在核心技術創新、鄉村振興戰略、新基建、“中國版綠色新政”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之間逐步形成互為市場的良性循環；逐步減少并最終取消出口退稅，實行貿易平衡或略有逆差戰略；運用現代貨幣理論討論了保護我國財政金融體系的戰略；等等。具體內容下次再介紹，本文旨在于回望筆者十年前提出“國內大循環”的最初思考。
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與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智庫第3屆高層論壇》（清華大學,2010年6月15日上午）會議論文
【摘 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場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革命，我國應對“后危機時代”的絕大部分政府政策都存在著致命的缺陷。英國和美國在經濟崛起過程中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經驗對我國具有重大借鑒價值，中國需要效仿美國19世紀保護國內市場和民族企業、排斥外國直接投資和實施內部改善等為核心的內需發展戰略。為此，必須對我國過去15年奉行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徹底的批判。我國亟需盡早做出戰略規劃，經過幾年的戰略調整，最終實現向“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大轉型。目前在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需要實施如下措施：強制性地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國家通過直接干預統籌對外貿易，建立中國出口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的卡特爾（即價格聯盟）；回購外資企業；大幅度減少出口退稅；提高進口產品關稅；撤銷政府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的承諾，堅決把跨國公司或外國資本排除在自主創新支持之列。
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第三次社會經濟大變革，而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應該是中國“后危機時代”總體戰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但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由于人們仍沒有跳出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傳統思維，我國對未來經濟發展的長遠戰略缺乏研究。為了對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提供一種深邃的歷史視野，本文首先討論了英國和美國崛起過程中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經驗。在此基礎上，本文對“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了初步的批判。深刻認識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致命弊端是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前提。最后，本文提出了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和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具體建議。
一、英國和美國崛起過程中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經驗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以外部需求、外國直接投資和自由貿易為核心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遭遇空前危機，政府采取了許多措施應對危機，但這些措施的絕大多數部分都值得商榷。首先，政府采取了兩年內投資4萬億人民幣等重大措施拉動內需，這些措施雖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卻造成了嚴重的房地產泡沫，為未來的城市化埋下嚴重的隱患。其次，政府重新恢復出口退稅，是一種飲鴆止渴式緩和危機的做法，它將使我國更深地鎖定在依附美元霸權的殖民地經濟而推遲發展模式的轉型。[1]再次，今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國發〔2010〕9號）將對中國經濟造成深遠的惡果。[2]最后，美國發動貿易保護戰和匯率戰的目的是聲東擊西、暗渡陳倉，其目的是要讓中國放棄自主創新政策和誘使中國在金融自由化的泥潭中愈陷越深[3]，在2010年5月23-24日召開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美帝國主義的這種目的最終得到了實現，我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實際上已經被跨國公司所埋葬[4]。總之，我國政府實施的大部分政策措施都說明，目前我們應對金融危機的措施仍沒有跳出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思維，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上缺乏長期戰略，其原因就在于沒有認識到，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場發展思維的革命。在這方面，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深思。
讀過李斯特的《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的人都知道，英國在崛起前曾與外國商人、投資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經濟進行了反反復復的斗爭。16世紀上半葉，英國自由貿易的政策雖然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但卻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后果：德國、尼德蘭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倫敦半數以上的出口額，倫敦成了安特衛普的“衛星”，英國經濟受制于低地國家，并從16世紀中期開始陷入頻發的經濟與社會危機。英國對安特衛普的供過于求在1552年導致英國呢絨出口下降36%，政府關稅收入減少40%，許多紡織手工業者失業或破產，1556年為了緩和呢絨積壓，英國甚至停航了所有開往尼德蘭的船只達四個月之久。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危機最終引發了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革命。“16世紀50年代的失調揭開了英國經濟史上的新篇章，……開辟了新的階段，經濟政策如果不是完全逆轉，也至少是激烈地改造了，……（其中）最顯而易見的特征便是經濟民族主義的迸發”[5]，這種經濟民族主義最終凝固為保護國內市場、發展高端產業和開拓國際市場的重商主義經濟發展模式，并最終引發了英國工業革命的爆發。
美國的崛起也同樣得益于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因禍得福”。美國在獨立后的三十多年時間里，實際上仍沒有擺脫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地位。重大的轉變起因于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這兩個重大事件沉重地打擊了美國自身的對外貿易和航海業,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但正是這兩個事件使美國人切實地感受到了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對于民族獨立和國家強大的重要性，使美國轉向了長達一個世紀的以貿易保護主義、排斥外國直接投資、技術創新和資本生產率立國、工農業協同發展和內部改善（統一國內市場）為核心的內需發展戰略，從而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成功地從昔日的英國殖民地崛起為世界的產業帝國，從而為落后的發展中大國樹立了獨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榜樣。我們知道，盡管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91年在著名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中早就提出了保護幼稚工業、獨立自主發展國民經濟的政策方針，但直到這兩個“意外的”歷史事件發生后，美國才開始有意識地實施推動民族產業發展的高關稅制度，逐步扭轉了以初級產品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的依附地位，成功地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并為20世紀美國的霸主地位奠定了基礎。這兩個“意外”事件在當時給美國人民所造成的痛苦決不亞于我們今天所面臨的以廉價商品出口導向為特征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危機，但正是這種“因禍得福”使美國避免了拉丁美洲直到今天仍沒有擺脫的依附型經濟的命運！
英美上述發展戰略的革命性轉變是其經濟崛起的起點和基石，這種歷史經驗也說明，在遭遇重大外部需求危機時，對難以為繼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修修補補是無濟于事的。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目前，我國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基本特點是：制成品出口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貿易條件一直在不斷地惡化，它不僅通過低廉的價格給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補貼，而且由于價格競爭所導致的通過人為壓低工資所產生的“沖向底部的競爭”也使我國試圖通過提高工人實際工資實現國民財富增進的目的成為泡影。更為嚴重的是，我國巨額的外匯贏余在美國金融市場上的再投資不僅為美國的過度消費和在中國周邊建立軍事基地提供了資金支持，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并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了融資。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自殺性的，它不符合我國長期發展的根本利益。[6]
我國早在12年前就已經提出啟動內需的口號，但為什么一直無法實現？這個事實本身就說明：由于路徑依賴，外向型發展模式自身根本就不具有改弦更張的自我變革的動力。但愿目前的危機能夠產生深刻的結構變革，引發我國從國際經濟大循環到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戰略轉型！英國和美國都曾遭遇與我國目前具有驚人類似性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危機，但英國和美國通過大辯論和艱苦的斗爭，終于摸索到了國家富強之道，導致了經濟發展模式的重大革命，從而使保護主義的經濟發展戰略成為其經濟崛起的起點和基石。
不破不立，為了加快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就必須對造成我國目前嚴重經濟困境的“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進行深入的批判。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是1987年11月1日原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王建在新華社的內部刊物《動態清樣》發表的文章《走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可能性及其要求》中提出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弊端已經充分暴露，但王建提出的戰略構想及其理論在2009年卻仍然被推薦為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候選理論，這說明傳統思維模式的影響是多么的根深蒂固！實際上，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對中國經濟的正面影響不能被高估，因為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我國主要是依靠內需而非“國際大循環”得到發展的，所謂“中國經濟奇跡”就是在那時奠基的；只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特別是加入WTO以來，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才得到了充分的實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是隨著這一理論的徹底貫徹，我國經濟卻陷入了日益難以擺脫的嚴重經濟困境。
由于跨國公司模塊化生產、發達國家對國際貿易的壟斷結構和美元霸權的支配性影響，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不僅使我國在國際分工中被鎖定于產業低端的依附地位，而且也使我國遭受到美元霸權的殘酷掠奪，這是我國經濟雖然高速增長，但已經無法再像戰后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福利得到普遍提高的基本原因。與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初衷相反，“大進大出”不僅沒有解決沿海與內地的矛盾，反而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所擠占并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并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7]
2010年3月1日，在我國人大和政協兩會召開前夕，人民日報發表署名為任仲平的政論文章《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大抉擇——論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文章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中國 20世紀以來曾有的兩次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要轉型——6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開放相提并論，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作是我國第三次社會經濟大變革。因此，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起源于外部環境急劇變化的要求，而且也是革除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并實施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所提出的內在要求，這是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前提。
三、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與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權支配之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致命缺陷，而歷史經驗則說明，以內需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更適合于發展中大國。新自由主義對拉丁美洲的內向型發展戰略進行了無以復加的批判，但事實卻勝于雄辯：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實行貿易保護的進口替代時期，在這個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2.9%；但在實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1981-2001年，年均經濟增長率則僅為0.4%[8]。由于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性影響，人們不僅無從了解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基本經濟學原理，而且已經忘記了美國在19世紀正是通過這種戰略而崛起的歷史經驗。目前，世界經濟正面臨著全球化逆轉的可能，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我們迫切需要從比較和借鑒的角度重新探討外向型與內向型工業化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需要重新探討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的工業化邏輯及其歷史經驗，這其中包括對拉丁美洲內向型進口替代工業化道路的經驗教訓進行重新探討，特別是要對中國建國六十年以來工業化歷史經驗和教訓進行再反思。筆者組織翻譯赫德森的《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的目的就是為了呼喚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大變革準備思想材料，并為筆者提出的“國內經濟大循環發展戰略”提供歷史經驗的借鑒。[9]
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產業價值鏈和金融開放已經成為美帝國主義“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致命的絞索”，“中美國”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與寄生蟲（新型宗主國）的關系，為了逃脫這種殖民地經濟的命運，我國亟需盡早做出戰略規劃，逐步實現從“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發展戰略”的大轉型：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在國內經濟大循環的內部環境上下苦功，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對外則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限制乃至最后取消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重新實施貿易保護主義和進口替代，嚴禁包括稀土等在內的資源或原材料出口，不惜以退出WTO為籌碼對世貿條約重新進行談判，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和高附加值產品出口的發展；對內則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通過各產業民族企業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回生產、重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軍工）的迂回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抓住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將要爆發的以納米、生物電子、新能源等為代表的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反對金融開放，實施主權信貸，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這種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不僅是解開“套在巨龍頭上的五條致命絞索”特別是破解美元霸權的根本途徑，而且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10]
按照這種國內經濟大循環發展戰略的構想，對外經濟發展方式要服務于我國國民收入的增長，以下提出幾條初步的具體建議。第一，國家通過強制性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就能對轉變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據報道，在富士康科技集團今年出現連續“十二跳”之后，6月1日，富士康科技集團宣布為其基層員工調升薪資30%以上，作業員從原本每月基本薪資900元調升至1200元；6月7日再次宣布，自2010年10月1日起，對富士康集團深圳地區各廠區經考核合格的作業員及線組長的標準薪資再度調升為每月2000元。我們在歡迎富士康科技集團的這種舉動的同時，不能不問這樣一個問題：跨國公司在中國建立的高科技血汗工廠原先榨取了工人階級百分之幾百的剩余價值或血汗？我國的各級政府長期以來在調節資本和勞工利益矛盾上為什么總是站在資本（特別是外國和港臺資本）的一方？富士康集團的情況說明，在不提高產品價格和造成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國家通過強制性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不僅可以在初次分配上改善收入分配，而且可以解決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的問題。
第二，國家統籌對外貿易，或者通過產業協會，或者通過建立大型企業集團，或者通過政府的直接干預，建立中國出口產品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卡特爾（即價格聯盟），并通過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合作，在中國出口的大宗產品上建立類似于國際石油輸出國組織的機構，大幅度提高出口產品價格，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企業之間以及我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打入底端”的自相殘殺的局面。第三，改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重新實施進口替代政策，禁止外國直接投資的獨資企業，只允許合資和合作經營，具有同類技術的跨國公司最多只允許進入兩到三家，逼迫跨國公司把最新技術轉讓給我國，否則，跨國公司就別再想分享中國巨大市場規模所帶來的收益。第四，大幅度減少出口退稅，只對民族企業自主品牌的且賺錢的產品實施出口退稅支持。第五，逐步提高高端產品進口關稅水平，先從現在的關稅總水平9.9%提高到15%，過兩三年再提高到20%以上，以保護民族產業和市場。第六，撤銷政府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的承諾，堅決把跨國公司或外國資本排除在自主創新支持之列。通過這些措施推動以內需為核心的國內經濟大循環發展格局的形成，從而從根本上實現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賈根良經濟學”）【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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