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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基建：集中力量辦大事，補上基礎性、戰略性領域投資短板

多年來，我國投資增速下降，這不是因為國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減速了，而是因為市場經濟自身規律導致一般競爭性領域投資和產能過剩，資金難以找到足夠投資標的。要持續經濟高速增長，就必須面向人民的實際需要開辟新的投資領域。開辟新投資領域，往往要求技術、業態、基礎設施更新換代，這就需要一個大規模初始投入和培育市場的過程。

這次疫情為啟動大規模新基礎設施創造了窗口期。因為疫情相當于一次全面的“極限壓力測試”，在測試中摸清了我國經濟發展的許多底線和底數，對我國產業鏈的優勢和短板、經濟發展的穩定性、協調性等都有條件進行更深入的評估，未來科技進步、企業投資、產業政策的方向都會更加精準。

在經濟增長乏力時，集中力量投入到基礎性、戰略性投資，這是新中國70年實現快速增長的一條經驗。2018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首次提出“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概念，包括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基建”的實質是超前布局，在未來可能形成具有引領性、戰略性、帶動力的領域進行巨量投資，從而為未來發展開辟新的空間。

疫情之后，“新基建”可以選擇的范疇更為廣泛，那些具有公共性、為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拓展空間、儲備勢能的領域，那些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的基礎性、戰略性短板領域，那些公益性強、投資收益周期長、市場自發投資動力不足的領域，如醫藥自主研發、應急醫療救治、公共安全設施、城鄉人居環境整治、國家物資儲備、人力資源建設、軍民融合、農業農村發展、共性技術研發平臺等領域，都有大量投資空間。

“新基建”不僅包括硬件，還包括軟件。一支高素質的新型產業工人隊伍，是未來產業升級的重要軟基礎設施。在就業壓力加大的情況下，應該大幅提高產業工人培訓的力度，再造一支高素質人才大軍。

搞好“新基建”，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進入技術前沿之后，要更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進行“試錯”，也需要更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特別是越進入技術前沿，市場形態就越不完備，一些在若干年后才能看到結果的基礎領域，市場還沒有產生，不可能完全靠市場配置資源。在這些領域，必須發揮政府主導作用，通過科學決策和技術民主的方式，整合碎片化的利益，按照科技發展的自身規律，找到技術進步路徑。

搞好“新基建”，要更好地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我國國有經濟集中在基礎產業和有先導性的戰略型產業，有利于把更多資源集中到那些帶動力強、外溢性強但卻短期投入大的項目，有利于提高經濟發展的長遠和整體效率。

二、新農村：走新型集體化道路，在農村再造一個中國經濟奇跡

農村是未來若干年經濟增長潛力最大的空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做好，必須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推動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

當前，在城鄉資源流動中，呈現“城市強、農村弱”的局面，優質人才、土地、資本等生產要素總體呈現由農村向城市流動的局面，弱化了農村的內生發展能力。而在“新冠”疫情當中，人們發展，留在農村的勞動力如果組織起來，就地創業就業，不僅有利于社會穩定，而且是啟動鄉村振興的強大動力。

在疫情之后，農村生態良好、環境容量大的優勢更加凸顯，農業生產升級、綠水青山轉變為金山銀山的潛力巨大，有利于扭轉大規模人口進城打工這種單一路徑。另一方面，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產能過剩現象已經比較突出，我國城市建成區人口密度偏大、過于集中，不利于經濟均衡發展和健康生活，綠色消費、食品安全、生態消費、田園生活，日益成為新的趨勢。這都決定了，有可能大規模把城市優質資源引向農村，啟動這個最大的經濟增長潛力空間。

啟動鄉村振興，不能走其他發展中國家搞土地私有化、跑馬圈地、竭澤而漁的老路，必須在黨的領導下走新型集體化道路，讓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成為農村各種資源和資產的經營主體，讓廣大農民充分占有農業農村資產收益。

山東省煙臺市是全國首個提出“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以黨的領導帶動集體經濟全面發展壯大的地方。2017年以來，山東省煙臺市抓住“黨支部領辦合作社”這個牛鼻子，帶動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環境和黨建全面振興，面貌煥然一新。全市1500多個村由黨支部領辦了合作社，村級集體經濟收入增加3億多元。在我國人多地少、農業產業化程度低、農村人才流失嚴重、老齡化到來的形勢下，只有把農村黨建和經濟發展結合起來，才能一攬子應對這些挑戰。利用城市經濟下行的機遇，讓更多優質資源回到農村，把農民組織起來，激活農村，讓農村各種資源的收益留在農村和農民手里，這樣做能夠補上農村這個最大的“短板”，也將成為宏觀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

【反映煙臺市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視頻《鄉村Disco》】

實現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的有益探索 ——對煙臺市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調研

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

三、新西部：開展新時代的三線建設，推進區域均衡發展

20世紀60年代，面對霸權主義的壓力，黨中央毅然做出“好人好馬上三線、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戰略決策，調動全國優質資源開展“三線建設”，既在戰略上化解了外部壓力，又拉動了投資，大幅提升了中西部地區的工業水平。

5月17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新時代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的指導意見》，這既是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也是統籌東西部發展“兩個大局”的戰略性決策。

在“新冠”疫情中，大量跨區域流轉的農民工推遲返工，這啟示我們，區域發展不平衡，在一定歷史階段固然是經濟增長的動力。但是，這種依賴部分中心城市、大型集約化生產、人口大規模跨區域轉移的方式，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效率和速度，卻影響發展的均衡性、協調性、彈性和抗風險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合理分工、功能互補、協同發展；堅持生態文明，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這次疫情讓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了這些重要思想。如果做到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循環經濟充分體現，那么區域經濟就有更強的抗擊打能力，在遇到重大危機時能夠盡快自成體系，形成“大循環”、“小循環”“微循環”協調發展的格局。這既是經濟增長的巨大動力，更是維護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和促進共同富裕的強大動力。

歷史上看，還沒有一個大國真正實現區域均衡發展。我國東部地區在發展中也走過一些彎路。西部地區完全可以依托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吸取東部地區發展經驗和教訓，在新時代再造一個新西部。

四、新醫改：把公益性寫在旗幟上，做身體健康的民族

我國疫情防控取得階段性重大勝利，充分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和公益性醫療衛生體制的巨大優越性，和西方形成鮮明對比。在疫情中受沖擊最大的美國，醫療體系是全球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大量私人資本不斷推高保險和治療費用，但只有3%的衛生總費用投入到預防部門，過去10年又不斷削減預防部門的經費及人力。英國和意大利本來有完善的公立醫院體系，但由于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的缺陷，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大幅減少了對公立醫院的投入，過去10年意大利削減370億歐元醫療經費，醫務人員減少42800名，成為歐盟護士與病人比例最低的國家。隨著醫療經費削減，私有化、外包化嚴重沖擊了公立醫院體系，削弱了其應對疫情的能力。

這次疫情，我國醫藥衛生體制同西方相比，展現了巨大優勢。但同常態化疫情防控和人民群眾更高的健康需求相比，還有一定差距。從國內外經驗來看，公益性、公平性的醫療衛生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動力。醫療衛生領域的投入對GDP有巨大帶動效應。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每投資1美元在疾病預防上，就將在增加就業、提高生產率以及延長壽命方面為社會帶來至少7美元的回報。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降，一定程度上和人口紅利下降、人力資源水平不高有關，要轉到依靠勞動者素質的軌道，就要大幅提高醫療衛生投入。

恢復經濟增長和贏得國際斗爭，迫切需要加快醫改。“新冠”疫情將帶來一系列更加艱巨復雜的國際斗爭。加快公立醫院改革，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夯實衛生健康和國家安全的銅墻鐵壁。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釋放消費潛力，拉動信息化等基礎設施建設。有利于增強“四個自信”，充分展示我們黨對人民健康高度負責的精神，建設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奪取國際斗爭話語權，更有力地占據道義制高點。

深化醫改的關鍵是“兩個根本轉變”。一是公立醫院運行從逐利性向公益性的根本轉變，公益性的管理體制、財政投入、薪酬制度、人事分配、考核監管等制度初步建立并有效運行。二是醫療資源布局從“治療為中心”向“健康為中心”的全周期衛生健康服務的根本轉變。醫療資源向大醫院和中心城區集中的趨勢得到遏制，基層醫療服務大幅度加強，分級診療制度形成，全國范圍內實現緊密型醫聯體全覆蓋，群眾能夠享受到從公共衛生、預防保健、治療到康復的全流程、全周期服務。

當前，醫改剩下的都是硬骨頭，要在較短時間內實現新舊體制“轉軌”，必須聚焦政策、集中精力突破關鍵的體制機制。必須鞏固和加強公立醫院絕對主體地位，合理布局基層、二級和三級醫院數量規模，從國家安全的角度重新審視公立醫院布局，留出適當冗余。面向為群眾提供全生命周期衛生健康服務，實現全國范圍緊密型醫聯體全覆蓋，承擔所輻射地區居民的公共衛生、基本醫療、專科醫療、康復等全流程全周期服務。落實公立醫院公益性事業單位地位，把政府財政投入提高到國際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切實保障財政對公立醫院投入到位。全面實施醫務人員薪酬制度改革，保障醫務人員合法收入，落實公立醫院編制制度，讓醫務人員真正回歸治病救人本色，讓白衣戰士永遠純潔無瑕。

五、關鍵是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更有機地融合

這“四新”，本質是都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更好地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有機融合。

 

“新基建”，關鍵是避免西方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單純依靠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經濟的弊端，而是既依靠財政和貨幣政策，更依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公有制主體地位、推進共同富裕等制度優勢，從根源上消除有效需求不足。

“新農村”，關鍵是避免一些發展中國家實行土地私有化、資本化，帶來破壞農村村社、土地惡性集中、城鄉兩極分化、大量流民遍地，甚至引起社會動蕩，中斷現代化進程的教訓，而是發揮黨的領導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優勢，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讓全體農民公平分享日益增長的農業經營收益和農村資產增值。

“新西部”，關鍵是避免資本運動導致的“馬太效應”，發揮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共同富裕的優勢，推進區域協調發展。

“新醫改”，關鍵是避免美國等西方國家醫療衛生體制過度商業化、市場化、資本化的導向，而是發揮公有制為主體的優勢，堅持衛生健康事業的公益性。

今年5月18日，黨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顯著優勢。

世界上不存在純而又純、教科書式的市場經濟，各國市場經濟都要建立在具體的制度、文化、國情基礎上。所以，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也是雙向的。要實現這個優勢，關鍵是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而不是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割裂和對立起，不是單方面強調向西方那種市場經濟融合。把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融合起來，既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又發揮社會主義制度以人民為中心、公有制為主體、集中力量辦大事、促進社會公平、治理市場失靈等優勢，在經濟發展中更充分地體現制度自信。中國經濟就必將獲得更強勁的動力，中華民族就將贏得更光明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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