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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美國是如何通過“國內大循環”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的？

點擊：作者：賈根良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發布時間:2020-08-05 07:37:04

【摘要】“中美經濟脫鉤”一詞是筆者在2010年作為一種戰略主張最早提出的，筆者寫到，“19世紀的美國學派認為，只有當美國經濟與英國以及其它發達的工業國隔離開來，美國才能相對于英國和其它歐洲國家保持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由于國內需求的增長可以為其經濟擴張提供融資，因此美國不需要依賴外部市場，這種理論指導了美國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崛起為世界工農業強國的經濟政策制定。……中國要擺脫美元霸權的支配地位并貫徹獨立自主的發展方針，應該考慮中美經濟‘脫鉤’的可能性和途徑。”——邁克爾•赫德森著：《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12-313頁。）

邁克爾•赫德森在該書中指出，“美國學派認為，只有通過高關稅保護，使美國經濟與英國經濟脫鉤，冀希望于國內市場而非著眼于海外市場，美國才有可能擺脫對英國的依附型地位，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的發展。亨利·凱里甚至認為，對外貿易對美國來說不僅是沒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歡迎的。這種自給自足的孤立主義思想支配了美國經濟的崛起，為美國內向型工業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指導。”

筆者組織翻譯赫德森的這本著作就是為了呼喚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大變革準備思想材料，并為筆者提出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提供歷史經驗的借鑒。——賈根良：《譯者前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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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譯者前言

按照赫德森的看法，貫穿于19世紀的政治經濟學美國學派指導了美國經濟的崛起，這些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提出了與政治經濟學英國體系相對立的“美國體系”，制定了美國經濟崛起的大政方針并為之提供了理論基礎。但奇怪的是，在目前的西方經濟思想史教科書中，美國學派卻幾乎完全被人們所遺忘。

2007年秋，筆者和一位博士生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查閱了中文和翻譯成中文在內的所有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學說史教科書共計三十二種，但是非常遺憾地發現，除了一本教科書在談到凱里時提到了“美國學派”這一概念外，許多教科書甚至都沒有介紹任何一位美國學派的成員。為了給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變革提供可供借鑒的歷史經驗和思想資源，并恢復美國學派在經濟思想史中的歷史地位，筆者組織翻譯了赫德森的這本著作。

該書實際上是赫德森于1975年出版的《19世紀美國思想中的經濟學和技術：被遺忘的美國經濟學家》的修訂版。原書緣起于1974年，當時，美國加蘭出版公司在一個42卷本的叢書中重印了19世紀美國學派34位經濟學家的46本重要著作，并邀請赫德森為之撰寫了這本導論性的著作。在目前的修訂版中，作者重寫了第一章，撰寫了新的序言和導言，增加了三個附錄，這個中文版還比2010年的英文版增加了第三十章。

閱讀本書后，我們就會了解到，保護主義是美國經濟崛起的基本特征，而美國學派則為之提供了基本的指導。但是，由于美國經濟戰略家非常熟悉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自由貿易是在損害弱者的情況下使經濟強大者獲益的，因此，在美國經濟崛起后，出于美國國家利益的考慮，美國經濟戰略家已經清除掉了美國學派在美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大部分痕跡。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學派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就成了美國經濟崛起秘而不宣的訣竅，這是本書中文版書名的基本含義。

在這里，筆者根據自己對美國學派的初步了解，對該學派產生的歷史背景、發展過程和理論主張做出非常簡要的評述;并通過對當代國際分工的新發展，就美國學派有關美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對當下中國問題的有效性進一步展開討論，以便作為讀者進一步閱讀的提示。

筆者對本書的基本看法是：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我國經濟的戰略安排，如果繼續以廉價勞動力參與以模塊化生產為基礎的所謂新型國際分工，那么，我國將無法逃脫在國際分工“擔水劈柴”的地位。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權支配之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嚴重弊端，我國應該解放思想，盡早做出戰略規劃，穩步實現從“國際經濟大循環”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戰略大轉型，而本書則為這種戰略大轉型提供了理論和歷史經驗的借鑒。

一、美國學派關于美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

與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把低工資成本看作是廉價生產的基礎相反，美國學派卻認為，高工資才是廉價生產的標志[1]，而這種廉價生產則來自于物化于機器和人力資本之中的科技進步，因此，落后的發展中大國要想實現對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就必須保護科技創新機會窗口大的、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并在國內為之創造廣闊的統一市場，這不僅可以實現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發展，而且也將使勞工通過分享科技進步的成果使其工資水平得到進一步提高，而工資的提高反過來又刺激了更進一步的科技進步，通過這種循環累積因果的良性循環過程，直到該國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之時，它才能實行自由貿易的國家戰略。恰如赫德森所指出的，“正是這些（美國學派）經濟學家制定了指導美國工業、農業和商業政策的大政方針”，美國經濟幾乎完全是按照美國學派的理論而崛起的。那么，美國學派是怎樣論證這種經濟學邏輯的呢?

美國學派這種經濟學邏輯的理論基礎是其與眾不同的資本概念。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將資本視為價值理論的附屬物，因而把資本主要看作是表現為物化勞動形式的一種成本;而對于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來說，資本則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雖然資本被看作是生產關系的表現，但其資本概念仍然是金融性的，它被用于雇傭勞動力進行商品生產，并在其生產的勞動力成本之上加上毛利進行出售。對于這兩種經濟理論而言，資本總是盡量使工資成本最小化。然而，對于美國學派來說，資本并非僅僅是物化勞動或者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它還是一種自主的生產要素，這也就是說，它可以替代勞動力作為原始工作的一種提供者，19世紀20年代的雷蒙德認為它可以完成人力無法完成的工作，例如使產品絕對一樣，因而可以進行零部件互換的大量生產;1853年帕申·史密斯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手冊》則認為它是激發自然生產力的唯一要素，正如以蒸汽動力為基礎的資本正在替代由體力勞動所從事的許多工作一樣，能量密集型的資本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據此，美國學派提出了一種從生產力而非簡單地從財務成本或價值的角度看待資本的資本理論。

美國學派認為，正是國家間能量密集型的資本生產率差距的日益擴大導致了富國愈富和窮國愈窮的現象。在19世紀早期，許多經濟學家就已經注意到了資本正在替代勞動甚至替代土地，但只有美國學派突出地強調了這種替代對國家競爭力的深刻影響。按照美國學派的看法，如果使用機器的甲國資本的生產率是乙國體力勞動生產率的幾十倍甚或上百倍，那么，即使是甲國的工資水平比乙國高幾倍甚至幾十倍，那么它所生產的產品的單位成本以及產品價格仍然可以比乙國更低，因此，正是資本使得甲國的高工資勞動力在價格上可以比乙國的低工資勞動力更廉價。由于生產率收益超過工資收益，所以在甲國，利潤和工資可以共同提高，而工資水平的提高不僅可以刺激資本的替代，從而將進一步提高資本生產率，而且由于高工資，勞動者可以受到更良好的教育，提高勞動生產率、從事更高端的知識性工作和建造生產率更高的資本貨物，從而甲國可以在高生產率與高工資率之間形成一種正反饋的良性循環。由于資本日益地跨越國界與勞動和資本展開競爭，所以，在自由貿易的情況下，當甲國的資本和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越快，沒有使用高生產率資本的乙國就會越來越遠地被甩在后面，其低級形式的勞動及其資本在國際競爭中將日益變成無用的廢棄物，乙國將因此陷入低生產率與低工資率的惡性循環之中。因此，為了阻斷這種惡性循環，美國學派認為，乙國必須對工業資本投資實施關稅保護。

美國學派的上述思想在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于1791年提交國會的《關于制造業的報告》就有所萌芽或體現，但是，當時的美國正處于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繁榮之中，實際上也沒有什么真正意義的工業需要保護，因此，漢密爾頓的思想就被束之高閣了。重大的轉變起因于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禁運和戰爭所導致的對外貿易的“中斷”迫使許多大貿易商和資本家不得不把資金投資于工業，美國的民族工業才得以誕生和發展。但是，結束美英戰爭的《根特條約》在1815年2月生效后，此前七年間培育美國民族工業的“閉關鎖國”時期就此結束了。大量的廉價英國工業品洶涌而入，美國工業資本面臨著被剿滅的威脅，這導致了美國工業保護主義運動的高漲。馬修·凱里把漢密爾頓的思想重新引薦給了美國新一代民族主義政治家，美國學派因此而誕生，并被輝格黨和1854年之后的共和黨作為競選和施政綱領的指導思想，支配了美國從1865年到1894年狂飆突進的工業化時期的政治和經濟生活。因此，美國經濟是在銅墻鐵壁般的[2]關稅保護之下崛起的：1816年(35%)、1820年 (35%-45%)、1828年(50%)、1875年(40-50%)、1914年(44%)。[3]

為什么關稅保護是美國經濟崛起的關鍵呢？對于當時的美國來說，她的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要比英國落后許多，在自由貿易條件下，高效率的英國工業必然要淘汰掉低效率的美國工業。因此，關稅保護就成了必然的選擇。饒有趣味的是，關稅保護對于當時的美國還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原因就在于當時的美國無論是工人的工資還是工業的資金成本都比英國高。顯而易見，在自由貿易條件下，美國的工業將無法生存。如果按照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美國工業的建立和生存完全就不具備必要的條件。但是，既然報酬遞增的工業對美國人民的福祉具有不可質疑的重要意義，那么，即使條件不利或者沒有條件，美國學派也決心為美國工業的生存、發展和騰飛創造條件。關稅保護就是為之創造的這種條件。但是，在關稅保護之下建立起來的高工資和高資金成本的美國工業的生產率在沒有取得國際領先地位之前，必然是沒有國際市場的。在這種條件下，美國工業只能完全依賴國內市場，“美國的制造商不能企望那些較老的國家供給一個大市場，而必須在國內創造市場，同外國的產品進行競爭”[4]。因此，為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創造國內市場并嚴格保護這個市場就成為我們理解關稅保護的重要意義之所在了。

關稅保護對于美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意義還在于通過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提供相互有保障的和穩定的市場，避免國外經濟周期特別是經濟危機對本國經濟的沖擊和破壞性影響，實現獨立自主和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平衡增長的戰略目標。美國關稅保護的目的并不僅僅是為了工業化，而是希望通過建立國內工業和城市化為美國農場和種植園產品提供一個欣欣向榮的國內市場。亨利·克萊在1824年提出“美國制度”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發展現代工業為美國農業的發展提供廣闊的國內市場，他指出，國外對美國農產品需求的大幅度萎縮所導致的“農業收入的惡化只有靠培育國內工業才可以抵消，把現有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和引導新移民)到城市工業，為農產品創造國內市場”。[5]而馬修·凱里在1820年出版的《新橄欖枝》則強調了農場主和工業家之間的互相依賴和相互提供市場的重要性，提出了保護性關稅的“國內市場(內需)說”，這一觀點很快就得到了國會議員喬治·梯比斯和安德魯·斯圖爾特在國會的大力宣傳。19世紀四、五十年代美國專利局農業處的一系列研究報告對美國經濟崛起的這種“國內市場(內需)說”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在美國學派看來，關稅保護是美國工農業之間乃至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協調和相對平衡發展的必要條件。

正是基于上述資本生產率理論、保護性關稅和國內市場的政綱，美國學派對把美國發展成為一種沒有工人階級貧困化的所謂“新文明”充滿希望。他們認為，由于每個工人所能推動的能量的日益增長，資本增加所提高的生產力要遠遠大于勞力成本的增加，這不僅增加了社會的經濟剩余，而且也把勞動力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從而不斷地提高了勞動者的經濟社會地位，因此，工業化不能基于剝削勞動力，而是要以資本驅動的科技進步開發大自然，并由社會各階級分享技術進步的成果。據此，亨利·凱里提出了著名的“利益和諧論”。亨利·凱里認為，資本的價值是由其再生產費用所決定，由于技術進步，資本的再生產費用將不斷減少，因此資本的價值也將降低，而勞動的價值則將逐漸提高，這是支配勞動產品分配的偉大規律和社會各階級利益達到充分和諧的基礎。由于國家的比較優勢主要是由資本的生產率所決定的，而高工資則是與更高的資本生產率聯系在一起的，因此，在美國工業落后的情況下，美國只能通過關稅保護推進高生產率的工業資本投資，才能使資本家和工人分享由于技術進步所產生的生產率增益。換言之，關稅保護是資本和勞動之間利益和諧的關鍵。

同樣，關稅保護也是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之間利益和諧的基礎。亨利·凱里指出，如果美國不進口外國的工業制成品，農業依靠國內工業和城市化為其提供的國內市場，那么，在這些部門之間將取得平衡的增長;但如果允許自由貿易，制造業就不能得到發展，而農業也就無法在需求充足的條件下以可接受的價格出清其市場，[6]工農業之間以及城市與鄉村之間就不能建立起互惠互利和良性循環的利益格局。總而言之，只有在關稅保護之下，美國才能在勞動和資本之間、工業與農業之間建立起利益和諧關系，從而避免重走英國和歐洲大陸以降低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生活標準為代價的工業化道路。因此，美國學派認為，只有通過高關稅保護，使美國經濟與英國經濟脫鉤，寄希望于國內市場而非著眼于海外市場，美國才有可能擺脫對英國的依附型地位，實現國民經濟獨立自主的發展。亨利·凱里甚至認為，對外貿易對美國來說不僅是沒有必要的，而且也是不受歡迎的。這種自給自足的孤立主義思想支配了美國經濟的崛起，為美國內向型工業化道路的成功提供了理論和政策指導。

二、美國學派的遠見卓識與不足之處

在美國獨立的同一年，亞當·斯密在其出版的《國富論》中規勸美國不要涉足工業制造活動，“英屬美洲殖民地，幾乎把所有的資本都投在農業上。那里也就主要為了這個原因，才很迅速地日趨于富強。那里，除了家庭制造業和粗糙制造業，就沒有制造業。……假使美洲人聯合起來，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歐洲制造品輸入，使能夠制造同種物品的本地人有獨占的機會，因而使本地大部分資本，轉投到制造業上來，結果將不但不能加速他們年產物價值的增進，恐怕還會加以阻礙，不但不能使其國家漸臻富強，恐怕還會加以妨害。”[7]但是，美國學派卻認為，盡管美國具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在農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但如果沒有抓住能夠在國際經濟競爭中生產率占優的工業部門(其地位在當時相當于今天的資本和技術密集的高端制造業以及知識密集型服務業)，那么，美國就將無法與西歐國家競爭；而美國工人由于自然資源豐富和人口稀少所享有的高工資也就不僅得不到持續增長，而且連維持也是不可能的；美國只能在國際分工中仍停留于“擔水劈柴”的地位上，耗竭她的土壤和礦藏，破壞它的生態和環境。

實際上，19世紀美國學派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們深諳英國是如何通過關稅保護等人為手段培育原本就不具有比較優勢的工業部門，從西歐一個貧困的“邊陲國家”崛起為工業化強國的。因此，他們堅決拒絕通過比較優勢和自由貿易融入世界經濟，拒絕外國直接投資，保護國內市場和民族工業，在外交上奉行“門羅主義”，在經濟上實施具有孤立主義特點的高度保護主義，對19世紀下半葉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置之不理，在南北戰爭之后，通過重構要素市場和利用廣闊的國內市場，創造了它原先并不存在的高端產業的絕對優勢，通過開發豐富的自然資源，領導了資本和技術更加密集的第三次(1875年開始)和第四次技術革命(1908年開始)的浪潮。當時的美國人并沒有想著要把自己的國家建設成超越英國的工農業帝國，他們只是為了躲避英國霸權的侵擾和剝削，但到1914年時，美國卻成為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工農業強國。只有到這時，美國才改變了孤立主義的國策，轉而謀求世界經濟霸權。美國經濟幾乎完全是按照美國學派的理論而崛起的，這是我們今天為什么要重新發現美國學派有關大國經濟崛起的經濟學邏輯的重要原因。

閱讀本書，我們不得不對美國學派的許多先見之明而感嘆。例如，美國學派代表人物之一和著名政治家和亨利·克萊早在1824年就指出，“一個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的、培育實用的、機械的和制造工藝優勢的國家必將在力量上是優異的，并能保持這種優勢地位”。這么早就有科技立國之思想，美國焉有不崛起之理?又如，帕滕警告說，如果美國人不采取一種新的和堅韌的新教徒倫理，那么，他們就有可能經受不住使得羅馬、法國和大英帝國衰落的相類似的縱欲主義和奢華;美國學派成員早在一個半世紀以前就對出口導向型農業如何導致了土地肥力的枯竭進行了定量分析，并計算出了由此所產生的得不償失的生態和環境成本，從而否定了這種經濟發展模式;如果考慮到近十多年來廉價商品出口導向型經濟對我國生態環境的破壞和自然資源的迅速耗竭，難道我們就不悲嘆歷史具有驚人的相似性：把貿易的潛在成本轉嫁給子孫后代是大宗低端產品出口型經濟的通例。

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學派的資本和經濟發展理論實際上是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楊格在1928年提出的“迂回生產的經濟”的先驅。阿林·楊格認為，“報酬遞增的主要經濟是生產的資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經濟……”[8]。對于楊格來說，所謂資本化實際上就是指使用機器的迂回生產，而迂回生產則是指兩個方面：第一，密集地使用資本貨物的生產(生產率提高的基本原因);第二，由于資本替代勞動，產業鏈條將越來越長，“經濟發展過程就是在初始要素與最終產品消費者之間插入越來越多的生產工具、中間產品、知識的專門化等生產部門”，[9]正是經濟的資本化和迂回生產推動著產業結構的不斷高級化和知識生產部門的日益擴大，而被機器替代下來的勞動力就不斷地從產業鏈低端的工作轉移到更高端的知識性工作。由于替代了廉價體力勞動者的機器需要受到良好教育的熟練勞動者來操作、設計和建造它，因此，帕申·史密斯和他同時代的美國學派其他經濟學家發展了“人力資本”的概念：只有高工資才能使工人負擔得起越來越高的教育投資，從而適應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的要求。

簡言之，美國學派提供了一種比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現代新古典經濟學更寬廣、更具有動態性和以科技進步為基礎的經濟理論，它把經濟與社會理論從其作為核心的道德主義和個人主義轉變到了以技術為核心的唯物主義基礎之上。正如赫德森指出的，在經濟思想史上， “李斯特仍保留在德國浪漫主義傳統之中，沒有解釋在經濟學上如何對生產力進行量化研究”[10]，而第二代美國學派學者不僅超越了第一代美國學派代表人物李斯特的生產力學說，而且也發展了基礎更加廣泛的經濟學說。此外，美國學派還擴大了經濟學的研究范圍，正如美國著名比較經濟學家格魯奇在對本書第一版即赫德森1975年出版的《19世紀美國思想中的經濟學和技術：被遺忘的美國經濟學家》的書評中指出的，美國學派把經濟學定義為一種研究經濟體系怎樣和為什么發生變化、國家如何從有限福利發展為廣泛福利、經濟如何從稀缺發展為豐裕的科學，而經濟體系基本上則是由科技進步所推動的動態的和演化的過程，[11]這樣一種定義實際上已經與我們現在對演化經濟學的定義沒有多大差別了。從其理論貢獻來說，美國學派不僅是工資生產率理論的先驅，而且還是國際競爭力的“技術差距”理論、人力資本理論和農業報酬遞增理論的先驅。因此，美國學派當之無愧的是現代演化經濟學、創新經濟學和美國制度主義經濟學的重要先驅，也是替代性經濟學教規或演化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12]

但是，從經濟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來看，美國學派的經濟理論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這主要有兩個方面。首先，為了降低利益沖突、彌合社會矛盾，強調社會各階級之間的利益和諧，其立意本身是不錯的，企圖通過技術創新等達到這個目標在理論上也是成立的，但由于缺乏馬克思的階級利益分析，因此它忽視了自由放任不僅帶不來反而會破壞利益和諧的問題。例如，美國學派著名經濟學家凱里堅信只要通過保護排斥了國外競爭，市場機制在國內就會帶來理想的結果。由于這種理論缺陷，凱里之后的第二代美國學派的許多代表人物不贊成政府對工業壟斷或托拉斯進行管制，對如今習以為常的一些政府措施也持有否定態度，幾乎變成了被保護利益的辯護者。而西蒙·帕滕等從德國留學回來的新一代美國學派經濟學家，深受德國歷史學派有關國家要引導和干預市場經濟的理論的影響，其理念基礎也與美國早期保護主義者更為相似，他們將工業利潤視為提升全體國民福利的工具，而非僅僅增加資本家控制資本數量的手段，因此提出要對市場進行政府干預的主張，這種主張對1900-1917年的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其次，美國學派在高工資經濟學說(或“工資的生產率理論”)上有關工資與生產率之間的循環累積因果理論基本上是在產業發展的層面上進行論證的，未能發展出阿林·楊格的收入與生產率正反饋的宏觀經濟理論。楊格定理說明了，市場規模受到實際工資所限制，反過來實際工資又受到生產率的增長所限制。楊格指出，作為經濟進步的核心，“報酬遞增的主要經濟是生產的資本化或迂回方法的經濟……(而)迂回方法的經濟比其他形式的分工經濟更多地取決于市場的規模，當然這正是我們在報酬遞增標題下討論它的原因。”[13]何謂市場規模？市場規模“不是單純的面積或人口,而是購買力，即吸收大量年產出的能力。”[14]這句話最重要的含義是：消費與生產之間具有循環累積因果的關系，消費特別是居民消費或居民收入的增長是市場規模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作為占社會構成絕大多數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勞動者的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是國民財富增進的主要發動機。[15]由于收入分配結構對市場規模具有決定性影響，因此，這樣一種理論與利益和諧理論都與利益分配和社會結構問題密切相關，美國學派未能發展這種理論以及利益和諧理論所存在的缺陷對我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可以借鑒的重要教訓。

對于解釋美國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為什么從內向型經濟轉向殖民主義擴張來說，這種政治經濟學理論也是非常有必要的。美國學派宣揚高工資經濟學說的目的是要使資本家相信高工資工人的高效率是如何符合資本家的利益，以此敦促資本家開發內需，而無需依附于英國，也不需要對外擴張。盡管沒有發展出楊格的經濟理論，但美國學派的這種主張蘊涵有這種思想：工薪階層實際工資收入的增長和利益和諧是內需的主要決定因素。確實，工薪階層分享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生產率增益是利益和諧的基礎，但自由市場競爭卻阻礙了工薪階層合理地分享這種生產率增益。因此，在19世紀末的美國，工薪階層分享到了比較少的生產率增益，而資本家卻得到了很多，自由市場競爭所導致的內需嚴重不足是美國殖民主義擴張的主要推動力。“在1900年到1930年的三十年間，由于美國走上了對外擴張商務與投資的侵略戰略的道路，國內市場才不斷地得到了日益發展的對外貿易的補充。”[16]正如赫德森在本書附錄一中指出的，帝國主義是以其國內不能產生增長作為假定的，美國目前在近東和中亞建立軍事霸權的行徑說明，資源控制和抽取租金的經濟觀而非美國學派的高工資經濟學說支配了目前美帝國主義的好戰行為。

三、美國學派與我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戰略大轉型

美國學派的經濟理論揭示了經濟史上卓有成效的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首先，報酬遞增來自科技進步，正是由科技進步所帶來的高創新率和高水平進入壁壘所產生的高附加值創造了可以由資本家和工人分享的生產率增益，而高質量生產活動是科技進步的載體，因此創造高質量生產活動的絕對優勢對一國國民財富和就業具有決定性影響。其次，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在國家范圍內產生并擴散了這種創新和生產率的增益。我們可以觀察到，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農民也比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發達國家的理發師或出租車司機的實際工資要比生產率相同的發展中國家的同行高出若干倍。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創新所產生的“不斷涌來的收入潮水浮起了所有的船”。最后，國家創新體系在保護和創造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一個國家只有通過各種政策措施把這種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才能通過資本家、勞動階級和政府之間“共謀式”地分配其生產率增益，實現經濟崛起和社會和諧的雙重目標。

從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到戰后日本和韓國的經濟崛起，無不證明了美國學派有關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在實踐上的正確性。筆者在2005年以前曾從事發展經濟學教學十五年，每年的課程我都要給學生強調，經濟發展的出路在于工業化(主要是通過制造業)，對于經典發展經濟學來說，這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發展準則。從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史來看，這種觀點基本上是正確的，因為在那時，除了19世紀末的美國和荷蘭等通過農業科研作為發展的輔助動力外，工業或制造業無疑是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基本載體、報酬遞增的主要源泉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它對一國實現強國富民的奮斗目標至關重要。正是如此，美國學派的資本理論才強調了工業特別是資本貨物工業對大國經濟崛起的重要性。事實上，如果沒有資本貨物工業的高度發展，不僅美國不能成為機械化農業的先驅，而且在農業中應用生物化學技術和土壤保持以提高土壤生產率的資本投資也是不能得到保證的，而正是這種高生產率的資本化農業奠定了美國今天“糧食帝國主義”的基礎。因此，只有保證資本貨物工業的領先，由科技創新和生產率提高所產生的報酬遞增才能由企業家、工人和政府分別以利潤、工資和稅收的形式聯合分享。

但是，自二十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出現了一種深刻的結構變化：由信息革命所催生的模塊化生產在幾乎所有產業(包括許多服務業甚至農業)都導致了生產過程的關鍵性變化：生產功能在地理上的分散。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發達國家采取外包和外國直接投資這兩種形式把大量生產和服務活動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生產活動在很大程度上被納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價值鏈。全球產業價值鏈的迅速發展導致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激增，跨國公司在不同國家的分公司之間的貿易已占全球貿易的1/3，從而使發展中國家工業制成品出口特別是高技術產品出口的激增成為一種引人注目的現象。而對于那些無法采取外包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商品和服務，發達國家則保留了傳統的國際貿易形式，要么在自由貿易旗號下為自己的產品打開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要么則在比較優勢理論的勸誘下，把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密集產品和自然資源出口納入到“購買者驅動”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以美國為首的“邪惡的三位一體”[17]給發展中國家推薦了一種“惟一”正確選擇的經濟發展模式：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并把中國推崇為這種發展的樣板。但果真是如此嗎?

讓我們首先以高技術制造業為例，考察一下跨國公司外包活動的實質。由于高技術產品具有核心功能集成化、整體功能模塊化的特點，因此，跨國公司所采取的“歸核化”戰略使得外包成為必然，即企業運用外部資源來進行它過去用本地的人力物力進行的非核心的經濟活動;而為了在控制技術專有權的同時降低人力資源成本，外包就成為跨國公司最好的選擇。但這種外包活動使得制造業的核心部件與其他生產環節在國家層次上發生了分離：發達國家從事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進入壁壘的核心部件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則從事慣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幾乎沒有進入壁壘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顯而易見，高知識密集型活動和高研發投入等高質量生產活動發生在核心部件的制造上，發達國家專業化于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而發展中國家則專業化于絕大部分是報酬遞減的低質量生產活動。[18]實際上，高質量生產活動遠非局限于高技術制造業，它廣泛地存在于通常被人們看作是中低技術的產業中如服務業、傳統工業和農業中，而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無疑是高質量生產活動的典型代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一個國家通過加工貿易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等途徑全方位地加入到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之中，在這種情況下，它還能夠像19世紀的美國那樣通過“工業化”達到強國富民的目標嗎？

不能，原因就在于目前的世界經濟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工業革命到戰后日本與韓國崛起的時期，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絕大部分是屬于部門間分工和貿易，主要是初級產品(農產品和自然資源)與工業制成品的交換，這種貿易基本上可歸結為工業化國家和農業國之間的水平產業分工。在這個漫長的時期中，抓住工業制成品的生產是國家富強的關鍵;而對制成品而言，整個工業的產業價值鏈都在一國之內，出口就意味著產品生產過程的終結，產品和產業本身就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技術能力和科學水平。因此，發展中國家只要抓住工業就不僅可以獲得高增長率和高就業率，而且同時也就獲得了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資和導致整個國家的國民福利提高的系統協同效應。但是，這種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格局在二十世紀80年代被徹底地改變了：自二十世紀60年代以來就得到迅速發展的產業內貿易與模塊化生產相結合導致了產業價值鏈在全球范圍內的分解。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即使高技術乃至全部工業制成品出口飛速增長，它也無法從根本上擺脫貧困的境地了，因為它已經喪失了工業本身原先所具有的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利潤、高工資和系統協同效應。因此，即使是同樣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我國已經不可能再像戰后日本和韓國那樣使全體國民的福利得到普遍提高了。

企圖通過依靠外國直接投資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對發展中國家的危害更大，在全球產業價值鏈散布于全球的今天，保護國內高質量生產活動并為民族企業預留充足的投資機會，其重要性已經超過了貿易保護的作用。據報道，中國28個主要行業中，外國直接投資占多數資產控制權的已經達到21個，每個已經開放產業的前五名幾乎都是由外資所控制。歷史經驗值得記取，在拉丁美洲，外國直接投資先是控制了這些國家的資源和公用事業部門，然后又控制了主要的制造業部門，并通過“奪走或建立要塞部門，并以此控制其他部門”[19]。對此，早在1913年，當時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就一針見血地指出，“曾有人說拉丁美洲給外國資本以特許權，但從未曾聽人說美國給外國資本特許權，……這是因為我們不給他們這種權利”，因為他深信，“投資于某個國家的資本會占有并且統治該國”，[20]這就是美國為什么在經濟崛起之前排斥外國直接投資的重要原因。[21]在當代世界，與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外包活動相比，外國直接投資更直接地通過控制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把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進入壁壘的高質量生產活動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而發展中國家被迫在技術上依附發達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發展中國家的民族企業的自主創新將如何談起?

一旦一個國家喪失了對高質量生產活動的控制權，那么，這個國家將不僅在自主創新上舉步維艱，而且它也將喪失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使其生產率增益普惠于報酬不變和報酬遞減的行業以及提高全體國民公共福利的機會。現在人們仍沒有注意到我國所面臨的嚴重經濟困境與這個問題的直接聯系。

首先，由于跨國公司通過外包和直接投資控制了我國高質量生產活動，造成國民收入的空前流失：工人實際工資長期得不到提高，民族企業利潤率低下，而獲得巨額利潤的三資企業則通過把大量利潤轉移到海外逃避政府稅收。

其次，由于跨國公司把我國民族企業壓制在低端產業，本土制造業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大量資金不得不流入股市和房地產，國家不得不錯誤地把房地產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而地方政府則靠賣地增加財政收入，從而不斷推高房價，從而成為社會不和諧的重要因素；而富人階層則大量購買奢侈品，2009年中國就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占到全球市場的25%以上，這種狀況對生產力的破壞是不言而喻的。

最后，由于跨國公司在我國攫取了巨額的超額利潤，以至于我國無法利用報酬遞增的高質量生產活動通過系統協同效應解決我國“三農”問題、服務業落后和啟動內需等一系列問題。[22]

上述問題在美元霸權支配下變得更加嚴重。實際上，以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產業價值鏈和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為核心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是美元霸權蓄意剝奪中國經濟的戰略安排，其目標就是達到掏空并最后控制中國經濟的目的。作為一種出口導向型經濟，我國的制成品出口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貿易條件一直在不斷地惡化，它不僅通過低廉的價格給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補貼，而且由于價格競爭所導致的通過人為壓低工資所產生的“沖向底部的競爭”也使我國試圖通過提高工人實際工資實現國民財富增進的目的成為泡影。更為嚴重的是，美元霸權迫使我國巨額的美元外匯儲備購買了大量美國從不打算償還的美國國債，美國再運用向我國等國家發行的美國國債等籌集到的資金，不僅支持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支持顛覆中國政府的活動，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并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了融資。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來說，這種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無疑是自殺性的，“國際經濟大循環戰略”已經使中國經濟越來越陷入難以走出的死胡同之中。

如何破解中國經濟的這種嚴重困境？英國和美國的歷史經驗值得我們深思。英國在崛起前曾與外國商人、投資家和金融家控制其經濟進行了長期的和反反復復的斗爭。16世紀上半葉，英國自由貿易的政策雖然帶來了短暫的繁榮，但卻造成了嚴重的不利后果：德國、尼德蘭和意大利商人分享了倫敦半數以上的出口額，英國經濟受制于低地國家，并自16世紀中期起陷入頻發的經濟與社會危機。英國當時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最終引發了以保護國內市場和發展高端產業為核心的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革命，為后來的英國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美國的崛起也同樣是以這種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危機的“因禍得福”為起點的。美國在獨立后的30多年里實際上仍沒有擺脫對英國經濟的依附，建立的是一種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初級產品出口導向型經濟。1807年的《禁運法案》和1812年的美英戰爭沉重地打擊了美國自身的對外貿易和航海業并引發嚴重的經濟危機，此時的美國人才切實感受到了獨立自主的工業發展對于民族獨立和國家富強的重要性。危機導致了發展模式的重大轉變，最終形成了以貿易保護、技術創新和資本生產率立國、工農業協同發展和內部改善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經歷一個世紀的發展終成世界的工農業帝國。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充分暴露出了美元霸權支配之下出口導向型經濟的嚴重缺陷，而歷史經驗則說明，以內需為核心的內向型發展戰略更適合于發展中大國。新自由主義對拉丁美洲的內向型發展戰略進行了無以復加的批判，但事實卻勝于雄辯：1960-1980年是拉丁美洲實行貿易保護的進口替代時期，在這個時期，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2.9%;但在實行新自由主義時期的1981-2001年，年均經濟增長率則僅為0.4%。[23]由于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性影響，人們不僅已經忘記了內向型發展戰略的基本經濟學原理，而且也無從了解美國在19世紀正是通過這種戰略而崛起的歷史經驗。目前，世界經濟正面臨著全球化逆轉的可能，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我們迫切需要從比較和借鑒的角度重新探討外向型與內向型工業化的歷史經驗，特別是需要重新探討發展中大國經濟崛起的工業化邏輯及其歷史經驗，這其中包括對拉丁美洲內向型的進口替代工業化道路的重新探討，特別是要對中國建國六十年以來工業化歷史經驗和教訓進行再反思。筆者組織翻譯赫德森的這本著作就是為了呼喚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大變革準備思想材料，并為筆者提出的“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提供歷史經驗的借鑒。

目前，自由貿易、外國直接投資、美元霸權、全球產業價值鏈和金融開放已經成為美帝國主義“套在巨龍（中國）頭上的五條致命的絞索”，“中美國”也非常形象地概括了宿主(新型殖民地)與寄生蟲(新型宗主國)的關系，為了逃脫這種依附型國家的命運，我國亟需盡早做出戰略規劃，逐步實現從“國際經濟大循環”向“國內經濟大循環”的戰略大轉型：

通過把注意力轉向“內部改善”，經過若干年調整和準備，對外則拋棄出口導向型經濟；

保護民族產業和國內市場；

限制乃至最后取消引進外國直接投資；

使用美元儲備回購外資企業；

不惜以退出WTO為籌碼對世貿條約重新進行談判；

大力支持我國高質量生產品的出口，對內則以工人農民的收入增長、開發中西部和振興高質量生產活動為三大引擎；

通過讓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和農村市場與原先用于出口的廉價工業制成品相互提供市場，實現國民經濟的平衡發展；

通過民族高質量生產活動的迂回生產和中西部城市化創造比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戰略更多的就業機會；

抓住第六次技術革命的機遇，大力推進以產業技術化為核心的創新型國家建設，實施主權信貸并實現工業中心向中西部轉移。

這種國內經濟大循環戰略不僅是解開“套在巨龍頭上的五條致命絞索”特別是破解美元霸權的根本途徑，而且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

【附錄】

“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內容簡介】

邁克爾•赫德森著賈根良等譯校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版

在美國通過保護主義崛起為全球工農業強國的過程中，一種舉世無雙的被稱作美國學派的經濟學說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美國出于推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和金融帝國主義的目的，刻意地刪除了美國保護主義的歷史以及指導美國經濟崛起的工業化邏輯，從而使保護主義、美國學派與美國經濟崛起的歷史成為經濟學和歷史研究的“黑洞”。本書揭秘了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和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敘述了從根特條約簽訂后到1914年期間，美國學派經濟學的發展及其與政治斗爭之間錯綜復雜的歷史，展現了美國民族主義政治家和經濟學家在塑造美國獨立自主的內向型工業化模式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本書對我國啟動內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呼喚經濟發展戰略的革命具有重要借鑒價值。本書的中文版與英文版在2010年同步出版，英文版書名為《美國保護主義的興起：1815-1914年的經濟理論與政治》。赫德遜教授是新自由主義的最早批評者之一，他最喜愛的美國經濟學家是本書所介紹的美國學派政治經濟學重要代表人物帕申·史密斯、亨利·凱里和西蒙·帕藤，他認為由這些經濟學家發展起來的保護主義經濟學是目前的發展中國家應當效法的。赫德遜教授還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也是他心目中最偉大的經濟學家。

注釋：

[1] 帕申·史密斯指出，“高工資率是廉價生產的指標”，見Erasmus Peshine Smith, 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George P.Putnam, 1853, p104.

[2]麥格勞:《現代資本主義——三次工業革命中的成功者》，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48頁。

[3]張夏準：《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頁。

[4]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下卷第45頁。

[5]見本書第十五章。

[6] Rodney J. Morrison, Henry C. Carey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New Series, 1986,Vol. 76,No. 3 , p64.

[7]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336-337頁。

[8]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載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4頁。

[9]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

[10] Erik S. Reinet, Globaliz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equality[M],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2004, p105.

[11] Allan G. Gruch，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9:1 (1977), pp147-150.

[12]見賴納特、賈根良(主編)：《窮國的國富論：演化發展經濟學論文選》(上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3]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載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5頁。

[14]阿林·楊格：《報酬遞增與經濟進步》，載賈根良著：《勞動分工、制度變遷與經濟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6頁。

[15]市場規模還具有生產的能力取決于生產率和不同的生產活動必須是相對成比例的和平衡的含義，本序言暫不討論。

[16]哈羅德•福克納：《美國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下卷第45頁。

[17]張夏準：《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的秘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頁。

[18]賈根良、秦升：《中國“高技術不高”悖論的成因與政策建議》，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