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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在學術生涯中形成十大馬克思主義觀

點擊：作者：程恩富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0-08-11 07:24:46

【摘要】有人主張“西學為體”或“國學為體”，而我則倡導“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的思想原則和治學方針。為中國和世界人民做學問，為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服務，必須一心一意追求真理，求真務實，而不可“唯書、唯上、跟風、趕浪頭”，對馬克思主義不搞“馬教條”，對西方理論政策不搞“洋教條”，對傳統文化不搞“古教條”。學風是立場的一種表現。應以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立場為核心，并與勞動人民的立場、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中華民族和中國的立場、世界人民和全人類的立場有機結合起來。

一、學術生涯三歷程

回憶總是有意義的，本人的學術生涯有三個歷程。

其一，學成執教復旦園。從1972年4月一直到1989年3月，我在復旦大學讀本科和碩士，以及留在經濟系任教期間，系統鉆研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列寧選集》等馬克思主義及其經濟學的文獻，也認真讀過不少外國經濟學說史和西方經濟學論著。我還利用復旦大學圖書館的豐富資源，廣泛瀏覽哲學、歷史、美學、心理學、文學等社會科學書刊，甚至讀過生物學、醫學等某些自然科學書刊。我的讀書興趣至今仍很廣，思考和研究范圍也常常超出經濟學范疇，這倒為理論經濟學同其他學科之間展開交叉研究和橫向借鑒，提供了知識基礎和營養。

在復旦，我主要師從老一輩著名經濟學家張薰華、洪遠朋（本人碩士論文的導師）兩位教授（屬于青老教師掛鉤），并接替他們為本科生和進修教師系統開設1-3卷的《資本論》課程，還主講過《政治經濟學》《消費經濟學》和《〈資本論〉第一卷與辯證法》（給哲學系本科生開設）的課程。我在復旦大學學習和任教17年，奠定了較深厚的經濟學功底，形成了做學問的風格，并發表了一些有影響的論文，因而我的學術成長首先應歸功于復旦的老師和學術傳統。在復旦工作期間，除了主要擔任助教和講師之外，我還先后擔任過經濟系科研秘書、班主任和教師黨支部委員，使我在知識分子單位的工作能力得到一定的鍛煉。

其二，育人轉教上財大。1989年4月至2005年9月，我調往上海財經大學工作這16年半期間，除了作為副教授、教授和碩士生、博士生的導師，先后為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開設過政治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中外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史、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等約10門課程之外，還擔任過經濟系副主任和主任、經濟學院院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等職務。在此期間，我更加緊張地從事科研工作，基本形成了對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方法、體系與政策的框架性設計，并創立了中國第一個經濟學學派——海派經濟學，還與美國和日本等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一起，創立了“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

令我記憶猶新的是，2002年2月，我曾出席江澤民在上海主持的理論座談會，并匯報了關于國有經濟改革發展思路，還就黨的十六大報告中關于要不要寫上學術爭議較大的勞動價值論問題，當場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寫了書信；2004年5月28日，我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講解“中外哲學社會科學發展”；2004年8月，曾在上海市政協學習會上講解“中外哲學社會科學發展的若干問題”；2004年擔任上海市人大咨詢委員會專家，出席聘任研討會并就更強地發揮人大作用問題建言獻策。

其三，研究任職社科院。自2005年10月至今，我被調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工作，先后擔任常務副院長和院長。2006年被評為中國社科院首批學部委員，擔任學部主席團成員兼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中國社科院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還擔任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創新智庫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和《中國社會科學報》編委等職務。

從調至中國社科院開始，我正式進行理論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兩個一級學科的科研和教學工作。講課任務不重，除系統開設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專題研究》課程之外，還為各類層次的碩士生和博士生就《馬克思主義理論前沿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等課程開設過一些專題講座。不過，擔任約八年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的行政工作量很大，既要解決原馬列所積重難返的內部矛盾，為馬研院職工爭取合理合法的權益，又要迅速使馬研院成為全國和全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重鎮和中心之一，其學術組織和行政工作確實艱巨而又繁重！那時，我的時間基本上是三分之一搞行政、三分之一搞科研、三分之一搞學術組織和交流。

本人一向主張把學術研究、應用探討和理論宣傳三方面有機結合起來，因而必須率先身體力行。在學術研究方面，先后主編《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史》（經典卷、中國卷、蘇聯俄羅斯卷、歐美卷、日本卷）等，發表《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60年》《論推進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學術原則——主析“馬學”、“西學”與“國學”之關系》《現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四大理論假設》《理論假設的分類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創新》等論文；在應用探討和智庫建言方面，主編《激辯“新人口策論”》《激辯“新養老策論”》《激辯“新開放策論”》等，發表《如何建立國內生產福利總值核算體系》《構建國家主導的企業職工權益保護體系》《關于勞動收入分配若干問題的思考》等論文，作為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每年均書面提出幾個政策建言；在理論宣傳方面，主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研究叢書》（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卷本）等，發表《為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繼續解放思想》《民主社會主義及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區別》等文章。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5月，我作為黨中央下達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情況調研》課題組組長，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主持的黨的十七大報告起草組匯報課題研究建議；除了在不少高校以外，還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以及北京市委、重慶市委、山西省委、廣東省委等省部級黨政軍機關和大企業集團的中心組和廳局級干部學習會上，做過各種主題的報告。

目前，我仍在一步步地推進個人學術規劃。在集中精力創新經濟學理論的同時，逐步轉向哲學、政治學、國際關系學等領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并形成了十大馬克思主義觀。

二、十大馬克思主義觀掃描

（一）馬克思主義的定義觀

在我看來，學界絕大多數教科書和論著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定義和基本內涵表述是正確的，但又顯得不夠，不足以充分釋疑解惑。于是，我先將馬克思主義的定義擴展為四層面，[1]后又擴展為六層面，[2]并有針對性地加以論證，以便多層面地豐富和發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

一是在創發主體層面來界定，馬克思主義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創并由后繼者日益發展完善的理論體系。有輿論以馬克思主義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為理由，不贊成提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有領袖和學者兩大主體、有政界和學界兩大主平臺、有作為共產黨指導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和作為學術思想的馬克思主義，從而不贊成提政界與學界馬克思主義應建立良性互動關系。而我認為，這種觀點顯然是陳舊和片面的。其緣由在于：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是一個有機整體，但客觀上是由共產黨領袖群體和廣大馬克思主義學者群體分別進行研究和發展的，兩大群體研究的方法、特點和內容既有共性又存在差異。

二是從學術內涵層面來界定，馬克思主義是關于自然、社會和思維發展規律的學術思想體系。有輿論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革命理論和意識形態。而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其他討論同樣主題的非馬克思主義理論一樣，都是意識形態，同時又是學術思想，只不過立場、觀點和方法有本質區別。況且，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般的學術思想，更為重要的是它是相對最科學的學術體系。

三是從社會功能層面來界定，馬克思主義是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以及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指導思想體系。有輿論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已過時或中看不中用或沒有理論建設。而我認為，僅從《資本論》來說，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經濟形態的論述就有幾十處之多，闡述了該經濟形態的所有制、按比例發展、經濟計劃、再生產、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分配制度、各類基金、農業與土地、人的全面發展與教育以及家庭等一系列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均繼承和全面系統地拓展了這些思想，發揮了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和社會功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應以資本為中心或核心，而應以人民為中心、以自由聯合勞動為核心概念，來全面構建創新的理論體系。

四是從人民福祉層面來界定，馬克思主義是關于改善民生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原則思想體系。有輿論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是“高大上”理論，與創業就業、收入分配、住房居家、社保福利、婚姻家庭等民生和福祉問題沒有關系。而我認為，實際上與此相反，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共產黨領袖以及馬克思主義學者都高度重視并具體闡述了關于民生和福祉的問題，均有前后繼承、與時俱進的大量理論性和方針政策性的論述。我們必須貼近民生、貼近幸福、貼近人的發展，腳踏實地地發展馬克思主義共富、共享、共福的原則和政策思路。

五是從價值觀念層面來界定，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信仰和價值觀的文化思想體系。有輿論錯誤地認為，只有信教才有人生信仰和價值觀。而我認為，一般而言，信仰是對某種主義、宗教或某人、某物的信奉和尊重，并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與基本價值觀相吻合的信仰有三類：一類屬于原始信仰，人們相信圖騰、禁忌、神話和巫師；二類屬于宗教信仰，人們相信由人自己塑造的宗教教義和教主；三類屬于主義、信仰，近現代以來，人們相信各種較系統的理論體系或主義，如西方的普世價值觀、憲政觀、新自由主義等，也包括相信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不過，只有馬克思主義關于人生信仰和基本價值觀，才是科學和先進的，應當和最終必然在全世界普及與實現。

六是從國際交往層面來界定，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世界和平發展和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國際思想體系。有輿論錯誤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只是主張暴力革命。而我認為，實際上依馬克思所見，和平方式和暴力革命方式都是處理國內和國際關系的手段和途徑，應視不同情況靈活運用，并以和平方式為首選，而永久和平則是進步人類追求的理想目標。我們可以在國際關系學派中，創立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的新國際主義學派。

（二）馬克思主義的整體觀

以我所見，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的重要性源于理論和現實兩個方面的迫切需要。從理論看，一方面，加強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是克服以往單純分科研究缺欠、深化對馬克思主義準確認識的迫切需要。以往馬克思主義研究分散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等之中，分學科研究有優長之處，但是，有時會造成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碎片化，影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完整掌握。另一方面，加強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也是消除對馬克思主義的割裂和肢解、回應反馬克思主義思潮的迫切需要。加強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有利于人們把握貫穿于馬克思主義各理論組成部分、各歷史時期的根本精神，理解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脈”，從而有力回應各種反馬克思主義。

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的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的設立，近十幾年來，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取得了突飛猛進的進展。不少學者從不同角度就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的提出、內涵、本質、研究路徑及相關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取得了重要成果。不過，我認為就總體而言，目前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理想。正是在總結以往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以本人為首席研究員的中國社科院創新工程項目“整體視野中的馬克思主義”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即從以下13個視閾展開對馬克思主義全方位的整體性研究。

一是定義性研究，即從創發主體、學術內涵、社會功能、人民福祉、價值觀念和國際交往六個層面出發，創新性地定義和闡述馬克思主義。

二是綜括性研究，即從理論特征、社會理想、政治立場和理論品質四個角度闡述。

三是統一性研究，即按照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辯證統一進行闡述。

四是層次性研究，即從一般原理、具體論斷、思維方法三方面及內部層次和相互關系進行闡述。

五是發展性研究，即從完整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角度闡述。

六是三化研究，即從時代化、中國化、大眾化的整體進行闡述。

七是實踐性研究，即以實踐整體性為根據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整體性。

八是互動性研究，即從領袖思想和學者思想兩條線索及其互動發展來闡述。

九是破立性研究，即從批判性和建設性及其互動性出發進行闡述。

十是分類性研究，即主要從哪些是必須長期堅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發展的理論判斷、哪些是必須破除的教條式理解、哪些是必須澄清的錯誤觀點共“四個哪些”出發進行闡述。

十一是學科性研究，即從馬克思主義一級學科涵蓋的七個二級學科的整體性關系角度闡述。

十二是分科性研究，即從哲學、經濟學、政治學、文化學、社會學、生態學、制度學、人類學等學科及其相互關系出發進行闡述。

十三是致用性研究，即從對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理論、政策及其相互關系角度進行闡述。

十四是國別性研究，即對包括中國、越南、老撾、古巴、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學界和政界的理論進行分析闡述。

因此，我一直強調，高校馬克思主義學院的教研和馬克思主義研究類雜志不宜局限于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宣傳性的“小馬觀”，而應與其他教研機構一起，確立全面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的“大馬觀”，把對馬克思主義的精湛學術研究、廣泛理論宣傳和有效政策探討有機結合起來。

（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觀

如何正確評價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理論成果及其實踐成就？20世紀90年代，我在反駁香港大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的一文中，就較早地批判了對新中國經濟發展采取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之后我在改革開放20周年、新中國60周年和70周年之際，先后撰文強調毛澤東思想指導我國取得了重大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即“第一個奇跡”。

我國在改革開放前的1949-1978年大約30年時間里完成了重化工業化，建立了一個門類初步齊全、依靠內循環可以基本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體系，實現了包括導彈、衛星、核武器在內的自我武裝。經濟發展速度趕上，甚至超過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年均GNP約為6%多，可以躋身同期世界最快經濟發展國家之列。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生活水平等重要指標，比新中國成立前均有較大提高，與主要發達國家的若干重要經濟差距不斷縮小。這一時期中國港澳臺經濟發展成就有成功的一面，但都與中國內地的產業、科技和整個國民經濟體系發展的“第一個奇跡”無法相比。況且，這是在被帝國主義國家封鎖經濟、與蘇聯鬧翻、國際援助較多、國內政策過“左”、人口急劇增加等不利因素共同作用的條件下取得的。因此，鄧小平主持起草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2018年3月全國人大通過的新《憲法》都對“第一個奇跡”作了充分肯定。可見，不是由于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失敗而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而是由于計劃經濟功成身退，市場經濟繼往開來，如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操作得法，可以獲取比傳統計劃經濟更大的成就。

不過，當下有輿論說，毛澤東使我們站起來、鄧小平使我們富起來、習近平使我們強起來；也有輿論說，毛澤東社會主義1.0版本是一窮二白、鄧小平社會主義2.0版本是富起來、黨的十八大后社會主義3.0版本是強起來。在我看來，這些表述有一定道理，但均不準確。準確地說，舊中國是一窮二白，1949年以后的新中國從毛澤東時代開始，我們不僅站起來了，而且逐步富強起來了，富強是一個后浪推前浪的持續更好的過程。新中國70年民富國強的統計數據，并不支撐割裂民富與國強的論點，也不支撐毛澤東時代沒有逐步富強起來的論點。因此，習近平強調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兩個30年建設發展不能互相否定的政治底線和原則，是十分正確的。

事實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都是新中國70余年歷史的有機組成部分，都屬于整體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歷史。應當說改革開放前的發展，為當今發展奠定了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基礎，改革開放后的發展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的更大發展。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外有些論著為了論證改革開放的必要性和偉大成就，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發展采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或者片面地只講失誤和不足，甚至是用歪曲的手段進行基本否定，割裂、扭曲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的繼承和發展關系。這對于我們科學認識新中國逐步富強的歷史發展，從而客觀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把握科學發展規律，是非常有害的。強調的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持續走向繁榮富強”。[3]筆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我國取得更大的經濟成就即“第二個奇跡”，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共同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理論成果，指引改革開放不斷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我們廣大馬克思主義學者作為馬克思主義后繼主體之一，更應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堅定“為人民做學問”的信念，在哲學社會科學的主干性和基礎性學科領域繼續積極豐富和發展中國馬克思主義，為更好地促進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與作為學術思想兩者之間良性互動而努力。

我們應吸取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教訓，不能認為只有領袖可以發展馬克思主義，而學者的任務就是詮釋和辯護。改革開放以來，黨的領袖使用的許多馬克思主義新名詞和新理論不斷被馬克思主義學者所吸收，而學者的許多馬克思主義新名詞和新理論也不斷被領袖和黨的文件所吸收。

要逐步搞清和建立政界（官方）馬克思主義與學界馬克思主義的良性互動機制。社會主義國家只有真正實行“雙百”方針，允許馬克思主義內部各個學派的大發展，才能出現馬克思主義類型的社會科學大師。學術真正繁榮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形成眾多學派。許多馬克思主義觀點在黨的文件里是第一次提，但從整個學術界來看就不一定是首創，因此，不能用政界馬克思主義代替學界馬克思主義。這是我的一個重要觀點，是總結國際共運、執政黨管理社會科學的經驗得出的，在學界已廣為流傳，得到贊同。在2020年4月11日《文匯報》的一篇講演文章中，我也已經用文字的形式提過。要借鑒西方官方和學界的關系，官方是從學術界選擇、綜合某些理論和政策主張來豐富自己，雙方也可以互相討論、批評，真正辯明到底什么對什么錯，當初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就做得較好。不然，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界就會無所作為，不敢想、不敢講，也就沒有學術地位，而非馬克思主義學者卻可以隨便講，擴大在社會上的影響。目前，這種格局仍須改變。非馬克思主義學術完全可以存在和適當發展，但不能占主流地位。

（四）馬克思主義的政策觀

我一向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者應把對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理論宣傳和政策探討三者有機結合起來，而不宜只進行現有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宣傳教育，相對忽視馬克思主義的學術研究創新，尤其是相對忽視探討和創新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密切相關的良策。因此，我高度重視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研究改革開放發展的政策，并提出若干新的政策建言。

例一，提出新的經濟核算指標“國內生產福利總值（GDPW）”。長期以來，GDP成為衡量我國國民經濟的第一指標。在追求經濟增長的過程中，我們付出了太多代價。因此，引入“國內生產福利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of Welfare，以下簡稱GDPW）指標，并檢驗經濟增長中的國民福利水平，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參考GDP定義，GDPW是指一國（或地區）在一定時期內所有常住單位生產經營活動所創造的最終福利總值。它作為一種替代的現代化理念，是經濟、自然和社會三個系統所產生的正效用與負效用的集合，本質上反映的是客觀福利的問題。作為衡量人們生產活動所創造的福利的指數，可以有效補充和修正GDP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而又比可持續經濟福利等名詞更為全面。[4]

例二，提出新的社會衡量指標“幸福指數”。國內外各種“幸福指數”頻繁發布，有些數據與排名還明顯與民眾的主觀感受不相符合。鑒于此種情形，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幸福指數”，分析國內外現有“幸福指數”的優勢和不足，并建立科學的幸福指數指標體系，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新設計的“幸福指數”（全稱為“幸福和幸福感指數”指標體系是以客觀性指標為主，以主觀性指標為輔，是幸福的客觀狀態與主觀狀態及幸福感的綜合，因而與中外已有的指標體系相比，更具科學性和可比較性。同時對應“幸福指數”的研究層次，構建了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的指標體系。其中，微觀層面的指標體系稱為“個人或家庭的‘幸福指數’指標體系”，宏觀層面的指標體系稱為“社會或國民的‘幸福指數’指標體系”。[5]當時，有一家大公司如獲至寶，要求購買這套指標體系，但發明權歸該公司。為維護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創新權，我沒有同意。

例三，提出機關、事業和企業聯動的“新養老策論”。伴隨2008年《事業單位工作人員養老保險制度改革試點方案》（以下簡稱08方案）的印發，以機關、事業、企業為三大主體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已成為推進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重要環節。然而，08方案的先天不足和運行不佳，使我國城鎮養老保險制度改革遇到了瓶頸。當時，筆者在對08方案深入思考的基礎上，提出了機關、事業、企業三者聯動的城鎮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初步方案（以下簡稱聯動方案），并對“新養老策論”的基本內涵、提出背景、提出依據和完善措施進行了分析和探索。我國養老保險制度的目標模式，應是非繳費型城鄉統一的基本養老保險制度，城鎮職工實行占工資比例相同的退休養老金作為基本養老保險，可另加補充養老保險；農民實行相同的基本養老保險，可另加各地補充養老保險。

2010年，我以此為主題，召開首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智庫論壇”，在國內率先提出這一新策論，邀請政府主管部門領導出席論壇進行討論；2009年的“兩會”，包括我的建議在內有20份書面建議，共同對08方案提出有破有立的不同意見；一位國務院主管相關工作的副總理還把筆者上報的新策論內參批示給主管部門研究；事實上，政府主管部門已停止執行08方案。

此外，本人還先后提出和論證“新開放策論”“新住房策論”“新人口策論”“新國企策論”“新民企策論”“新土地策論”“新文化策論”“新分配策論”“新消費策論”“新金融策論”“反通脹策論”，等等。

（五）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化觀

2010年，我撰文認為，長期以來，我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領域存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化”相互分離、割裂的不良狀態。[6]2019年，我又撰文強調，應全面構建全球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中國話語”，繼續引領世界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發展。當下須認識到“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是軟實力的靈魂和核心”，[7]理應加強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成果的國際傳播和互動交流。

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在未來發展過程中，應適應21世紀馬克思主義時代化的要求，在積極把國外馬克思主義理論“引進來”的同時，還要努力使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走出去”，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統一起來，加強與國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領域的交流合作和互學互鑒，全方位拓展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國際視野；應通過翻譯出版中國論著、創辦外文媒體和召開國際會議等，積極向外介紹和解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和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自覺參與國際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熱點和難點討論，著力構建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中國話語權，不斷增強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國際影響力，主動引領國際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未來大趨勢。

在我看來，各國馬克思主義者應加強交流、合作和互鑒，而不應“唯我獨馬”，輕易互相指責或公開論戰，進而影響學際和黨際關系。即使涉及某些馬克思主義還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大是大非理論，也應加強內部討論或爭論，而不宜公開進行黨際論戰。這是因為，各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搞好本國革命和建設。一般來說，哪國共產黨日漸壯大，革命和建設成就越顯著，哪國共產黨的理論也就總體上相對越正確。歷史教訓值得總結。中蘇論戰導致兩黨和兩國關系惡化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分裂，并被美國等西方國家用來攻擊整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其教訓是沉痛的。現實狀況也值得反思。2011年美國共產黨同希臘共產黨、德國共產黨公開論戰。[8]其實，這一公開爭論也未必有用和有益，因為各國共產黨往往都是從本國的國情和黨情出發，在指導思想和最終目標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提出不盡一致的某些理論和工作重點，這一做法完全正常，而且可由實踐來證明這些理論和工作重點屬于最佳還是次佳，屬于創新馬克思主義還是“修正主義”或教條主義。因此，2012年在英國紀念馬克思圖書館召開的國際研討會上，我演講時曾專門闡述了上述歷史教訓和現實問題，又在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雜志上刊發了美國共產黨主席的上述文章。

此外，我在與主要國家馬克思主義學者和共產黨理論家長期交流和自己精心研究的基礎上，2012年撰文提出“在很大程度上，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取決于當代無產階級聯合的水平和工作效率”，要實現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講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現階段應加強多形式或途徑的聯合工作，強調馬克思主義和左翼人士應該注意若干重要戰略和策略問題。[10]2020年，本人在這些觀點和深入研究國際關系的各個流派的基礎上，又提出“新國際主義”的階級學說和國際關系學說，進一步闡發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化理論，其中既包括各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和學者的新型合作，也包括我國與世界各國的新型合作，以便加強世界勞動階級的力量，維護全球共同安全、反對新帝國主義霸權和促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塑造。2005年創建全球學術團體即世界政治經濟學，創辦《世界政治經濟學評論》《國際思想評論》兩份在英國出版的期刊，都是貫徹這些學術思想的重要國際性理論平臺。同時，我既主編十本《國外現代政治經濟學經典譯叢》，又與同事在美國、日本、俄羅斯、意大利、加拿大、越南等十個國家出版著作，發表文章，以實現中外學術雙向交流。

（六）馬克思主義的制度觀

本人關于“社會主義三階段論”（單指經濟制度——筆者注）的形成與完善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第一次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在大會閉幕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我就刊文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經濟特征“既不同于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特征，也有別于社會主義中級或高級階段的特征”；[11]我在《復旦學報》（1988年第1期）刊文，正式從經濟制度角度闡述“社會主義三階段論”；1991年出版專著《社會主義三階段論》，1992年論文《社會主義發展三階段新論》、1998年論文《重構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形態》、2008年論文《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深刻認識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2018年論文《學好用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明確國企改革方向》和《改革開放以來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的若干理論創新》等相繼發表，這方面研究由此逐步完善。

我針對“以生產力發展的水平為標志”“以現代化的實現和相應的生活水平為標志”“以生產關系和生產資料所有制為標志”“以社會經濟運行機制為標志”等觀點，認為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經濟形態和發展階段的一般理論，無論是劃分歷史上的不同社會經濟形態，還是劃分同一社會經濟形態中的不同發展階段，都既要看到生產力的終極作用和間接或終極標志，又要看到生產關系的直接作用、直接標志，并認為由生產力引起的生產關系或經濟制度的部分質變形成社會主義三個階段（這與主要直接從GDP和生活水平來劃分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觀點可以并存——筆者注），即

初級階段經濟制度=多種公有制主體（私有制輔體）＋市場型按勞分配主體（按資分配輔體）＋國家（計劃）主導型市場經濟；

中級階段=多種公有制＋多種商品型按勞分配＋國家主體型計劃經濟（市場調節輔體）；

高級階段=單一全民公有制＋產品型按勞分配＋完全計劃經濟；

共產主義=單一全民公有制＋產品型按需分配主體（個別供不應求的新消費品按勞分配）＋完全計劃經濟；

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私有制為主體＋按資分配主體＋國家指導型市場經濟。

這一新理論客觀界定了不同社會及其發展階段，有益于理論自洽地揭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共產主義遠大制度目標的本質聯系，說明初級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初級形態。

（七）馬克思主義的分清觀

在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十年之際，2013年7月19日召開的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強調要回答哪些是必須長期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加以豐富發展的理論判斷，哪些是必須破除的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哪些是必須澄清的附加在馬克思主義名下的錯誤觀點，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于是，我與余斌研究員立即撰寫《論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整體性研究——圍繞“四個哪些”的闡述》，發表于2013年第11期的《學術研究》上，既是從上述“四個哪些”視角和若干理論來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整體性，也是對中央提出的“四個哪些”的科學解答和響應。由于文章依據馬克思主義經典精神，聯系理論界的某些爭議難題，作了批評性和創新性相結合的闡述，因而被引用和下載次數較多。

我認為，既然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具有科學性、長期性和有效性的特征，那就必須持久堅持，而不存在無須長久堅持的任何基本原理。不必長期堅持的只是根據這些基本原理所做出的因一時一地之特殊情況而得出的具體論斷。針對有論著認為馬克思主義原理不能創新而只能應用的觀點，我強調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可以隨實踐發展或理論認識的深化而得到豐富性和擴展性發展與創新的，例如，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剩余價值論、再生產理論等，發展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理論等，創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等。當然，對于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理解，往往導致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或實用主義等不良傾向，因而在馬克思主義整體性研究中必須破除教條式理解。例如，對于“兩個決不會”的教條式理解，便會否定或貶低“社會主義必然勝利”和“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兩個必然”，甚至認為已經革命成功的中國和蘇聯等都屬于革命的“早產兒”。

我一貫強調，馬克思主義科學性和整體性研究，離不開澄清一些有關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如以為馬克思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是重建生產資料或勞動力的個人所有制，股份制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制是其實現形式；以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比以前和同時代的經濟學論著缺少數學和定量分析；以為馬克思的經濟學著作是經濟哲學而非經濟學作品；以為馬克思的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原理過時了；以為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能與市場經濟體制高效結合；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無法實行按勞分配，等等。諸如此類的錯誤觀點，在中外理論界比較流行，必須一一加以廓清。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曾形象地說道：“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于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12]如果擴展毛澤東的比喻，我認為在理論和實踐的分析上，馬克思主義是望遠鏡，可以看清事物的發展趨勢；馬克思主義是顯微鏡，可以看清事物關鍵細節；馬克思主義是夜光鏡，可以看清黑暗中的光明與希望；馬克思主義是潛水鏡，可以看清深層次的事物；馬克思主義是透視鏡，可以通過表象透視事物的本質；馬克思主義是放大鏡，可以看清模糊的事物；馬克思主義是反光鏡，可以看清事物或事情背后的真像或真相；馬克思主義是多面鏡，可以看清事物的多樣性和對立統一性；馬克思主義是漸進鏡，可以多焦點地看清遠近事物；馬克思主義是照妖鏡，可以火眼金睛地看清錯誤。概言之，借助于馬克思主義這十面鏡子或者說具有十面性的多變鏡子，便可以與歪曲事物本質的各種哈哈鏡理論相反，真正完全分清復雜的事物和事情。

（八）馬克思主義的創新觀

1994年初，我在《21世紀：重建中國經濟學》[7]這一短文中曾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階段和前景做了總體判斷，并引起連鎖反響。2000年，我提出“馬學為體、西學為用”，2009年撰文提出推進中國經濟學現代化的基本方針和原則，并認為總體上適合整個哲學社會科學，即“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世情為鑒、國情為據，綜合創新”。其中，“馬學為體、西學為用”，是對中國清朝末年洋務派官僚張之洞的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種表述在形式上的借用和內容上的創新。

“馬學”是指中外馬克思主義知識體系。經濟學的“馬學”，指的是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知識體系。它是在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指導下形成的內容極為豐富的中外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包含19世紀中期以來馬克思創作的《資本論》及其繼承、豐富和拓展的經濟學方法和理論。“體”，在中國古代哲學語言中具有“根本的、內在的”含義。強調中國經濟學現代化必須堅持“馬學為體”，就是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中國現代經濟學的根本和主導。

強調“馬學為體”，便意味著不宜以“西學為體”。“西學”是指西方馬克思主義以外的知識體系。經濟學的西學，指的是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外的經濟知識體系，主要指闡述西方主流經濟思想的西方經濟學。但是，不能使用“西學為體”，不等于不要“西學為用”。我們所說的“西學為用”，當然不是“西學為體”意義上的“為用”，而是在“馬學為體”前提下對“西學”有揚有棄的借鑒和利用。我們在堅持“馬學”“體用”一致的同時，有必要提出“西學為用”，這與毛澤東提出的“洋為中用”的精神是一致的，是批判地借鑒和利用的意思，而非“體用一致”意義上的“用”。

廣義的“國學”是指中國古近代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知識體系；較狹義的“國學”是單指中國古近代社會科學知識體系或單指中國古近代自然科學知識體系。經濟學的國學，指中國古近代知識體系中的經濟思想。“國學為根”，就是要在中國經濟學現代化過程中，重視中國古近代經濟思想中的精華，并以此為根基。正如毛澤東曾強調“古為今用”，認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12](pp533-534)這對于形成中國特點、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經濟學現代體系，具有不可低估的思想價值。

“世情為鑒”的“世情”有多樣和深邃的含義，從經濟的角度是指世界各國和世界總體經濟的歷史、現狀和趨勢。經濟“世情”的來龍去脈和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對于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實踐來源。

“國情為據”，創造中國特色、中國氣派和中國風格的科學現代經濟學，只能依據由生產力水平決定的社會形態、文化傳統、自然環境等復雜因素構成的國情，其中又包含各種“色層”的省情、市情、縣情和城鄉差別實情等；中國人民的當代社會經濟實踐是在這種現實的國情下展開的，也只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實踐才具有鮮活性和深刻性，才有可能將經濟國情的多樣性和層次性顯示出來。因此，只有依靠廣大人民群眾的經濟實踐，才能做到“國情為據”，這是中國經濟學現代化進程中實現科學創新的主要現實源泉。

上述闡發的“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世情為鑒”“國情為據”，最終都要貫徹和落腳到中國經濟學現代化進程中的“綜合創新”上。在唯物史觀看來，中國經濟學現代化進程中的“綜合創新”，也就是運用唯物辯證法，對古今中外的經濟實踐、對“馬學”“西學”和“國學”三大知識體系所提供的經濟事實和思想材料進行分析與綜合的過程。“綜合創新”，意味著積極吸收和正確處理三大知識體系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理論上的分析綜合與實踐檢驗之間的關系。

（九）馬克思主義的學派觀

依我所見，社會主義國家只有真正實行“雙百”方針，允許馬克思主義內部各個學派大發展，才能出現馬克思主義類型的社會科學大師。學術真正繁榮的一個重要標志是形成眾多學派。

1995年，我和一些學者在上海組織召開“首屆中國海派經濟論壇”，先后在全國多個高校和社科院共召開20多屆；2001年成立的上海財經大學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2019年改名為海派經濟學研究院），屬于校級重點科研基地；2003年創辦的《海派經濟學》季刊，早已被選列為南京大學的核心集刊，并因為該刊學術影響力較大，2020年上半年已被國家批準創辦《政治經濟學研究》新期刊。

海派經濟學是什么？一般人的確容易誤解，以為海派經濟學是研究上海或者上海所有的學者都共同贊成的經濟學。其實，海派經濟學是以地域來稱呼的一個學派，學術史上有不少類似的做法，主要是為了簡便。但學派是開放的，其人員并不以地域為限，只是該學派的領銜者原來主要是上海學者。現在全國有不少學者自愿加入海派經濟學的研究和發展（2003年以李炳炎教授和何干強教授領銜成立的“海派經濟學南京研究所”曾在十多年內召開過約20次研討會）。

若從理論內涵角度來描述，海派經濟學就是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2019年廣西民族大學已成立“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研究中心”），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學界內的一個經濟學派。它的理論特征是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為基點，綜合古今中外合理思想，包括綜合、借鑒、運用各種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方法，在此基礎上綜合創新，構建既超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又超越西方經濟學的新范式。其學術風格是海納百川、推陳出新、探求真理。該學派提出了一系列原創性的理論觀點，比如，關于公平與效率的關系，我們提出二者之間的“正反同向交促互補變動論”。再如，“四主型”的市場經濟改革觀，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公式是“四主型”的：公有主體型的多種類產權改革觀，勞動主體型的多要素分配改革觀，國家主導型的多結構市場改革觀，自力主導型的多方位開放改革觀。其他的原創性觀點還有“新的活勞動價值一元論”“市場型公有高績效論”“一府兩系三層分類的國有資產管理新體系論”“社會主義三階段論”“當代全球基本經濟矛盾論”等。海派經濟學已經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理論體系，也就是系統的經濟學方法、基本假設、基本原理和政策主張，這樣，也就受到廣泛的關注。[13]

近年來，隨著研究面從經濟學向非經濟學領域不斷擴展，新馬克思經濟學綜合學派已逐漸演進為“新馬克思綜合學派”，并陸續提出哲學上的“廣義歷史創造者”概念，[14]科學社會主義領域的“三種科學社會主義觀”“世界社會主義未來說”，[15]歷史學領域的“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新論”[16]“蘇聯劇變三主因說”，[17]社會學領域的“九類利益集團說”，[18]等等。

（十）馬克思主義的學問觀

有輿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看不中用”，持“過時論”“不適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論”等錯誤觀點。而我在年輕時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后，始終認為馬克思主義原理、方法和體系是科學的學問或學術，是真理，而真理都具有絕對性和相對性，因而需要有效傳播、定力堅守與科學發展。

有輿論認為，馬克思主義只能供中共黨員學習和信仰，而不宜進入國民教育體系。而我則認為，馬克思主義與其他主要社會科學理論一樣，具有學術性和意識形態性（價值觀），因而應當進入各國的國民教育體系，但資產階級學術害怕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只能大搞學術封閉性和獨斷性。不僅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在馬言馬、在馬信馬”，而且文科學者應當“為文信馬”，高度文明的現代人應當“為人信馬”。這與“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的道理是一樣的。目前世界上長期存在的戰爭不斷、貧富對立等主要問題的思想根源不是相信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的人太少（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不斷發動戰爭、大搞霸權主義的美國總統等都是相信基督教的），而是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太少。如果世界人民，尤其是各國“精英”真正相信馬克思主義的話，世界便會和平發展、人類便會實現共同富裕、結成命運共同體。

有輿論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者只要做好宣傳教育工作即可，而我主張“五士觀”，即馬克思主義學者應是工人階級的戰略社會科學家，在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上應是“衛士：捍衛真理”，“勇士：勇于創新”，“謀士：謀策國家”，“斗士：敢于斗爭”，“導士：善于引導”。我不贊成明哲保身、左右逢源的折中主義和無原則的和諧觀，而是強調篤學篤行、知行合一。革命領袖和榜樣學者就是如此。恩格斯曾告誡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你是‘科學家’，你就沒有理想，你就去研究出科學的結論，如果你又是一個有信念的人，你就為實現這些科學結論而戰斗。”[19]毛澤東曾題詞贊揚艾思奇為“學者，戰士，一個高尚的人”。習近平曾批評只顧自己名譽和身上羽毛的“開明紳士”，號召新時代應“敢于斗爭、善于斗爭”。

有輿論認為，當今世界學問或學術沒有價值觀和階級性，只需實證性研究；或者認為馬克思主義學者要不唯書而需要唯上。在創立“海派經濟學”時，我便寫下學風之要求：“學風應當嚴謹而不僵化、思想應當解放而不風化”。縱觀古今中外，不唯書較易做到，不唯上、不唯風、只唯實，則難以做到。其緣由不難理解，當面臨反右過頭必出“左”，或反“左”過頭必出右的兩種有誤傾向時，馬克思主義學者就要具有反潮流斗爭精神，而不做盲從者或風派人物確實不易，但又必須踐行敢于擔當的大無畏精神。

作為“50后”的老年學者，本人既經歷了毛澤東時代的熏陶與磨煉，又經歷了改革開放時代的洗禮與創新，從而兼有兩個時代的人格特性、精神境界和工作作風，力圖揚長避短，優優結合，為弘揚馬克思主義知行協調的學問觀而努力。

三、治學體會五點滴

在學術道路上一路走來，我覺得治學成功首先要有濃厚興趣。在一項事業和工作上有沒有成就或貢獻，首先要看有沒有持久的興趣。有興趣，就會鉆研下去；沒興趣，當然就會敷衍了事。興趣是治學的基礎，這是其一。想當初，1969年3月至1972年3月在黑龍江北安國營七星泡農場當“知青”、讀馬列書籍時期，覺得“實業救國與強國”“科技救國與強國”固然有道理，但一個國家要有實業和科技的良性大發展，首先要有良好的文科理論和政治基礎。以魯迅、孫中山等轉行為例，他們持“文科救國與強國”論，因而一心只想讀文科。我至今仍然對文科的不少學科都有強烈的好奇與興趣。

有了興趣，還要有遠大抱負。目標是治學的動力，這是其二。調離復旦的時候，我曾同洪遠朋老師說過，我會在經濟學的學術發展史上留下痕跡的。我的目標十分清楚，因而后來有了當官的機會沒去，有了下海的機會也沒去。我走了學術的道路，而且立下了學術抱負。目標其實是動力，目標定得越高，動力就越大，目標越是難以達到，就越是需要持久地付出努力。

治學要有思想原則。思想是治學的靈魂，這是其三。每一學科和領域的著作家、理論家、政治家和專家等都不等于思想家。思想家的特點是與同時代的杰出學者乃至領袖相比，自己的思想相對超前和科學。馬克思被西方多次評選為“千年思想家”之首，便是如此。現在面對“西學霸權、國學崛起”的學術生態，有人主張“西學為體”或“國學為體”，而我則倡導“世情為鑒、國情為據、馬學為體、西學為用、國學為根、綜合創新”的思想原則和治學方針。北京大學已故經濟學泰斗陳岱孫教授在為我的《西方產權理論評析》一書題詞時寫道：“弘揚馬列，銳意求新，借鑒西學，體察國情。”這也是我的一個寫照吧。

治學要有物化作品。作品是治學的途徑，這是其四。畢業留校的前幾年里，我只注意閱讀、研究和教學，力爭形成自己的正確觀點，但沒有注意寫成論著，眾多思想觀點沒有加以物質化。從1983年出席全國《資本論》研究會大會開始，受到幾位青年同行的榜樣影響，才開始注重寫作，并逐漸注重書面表達自己應時或可傳世的思想、觀點和論著。在研究型重點大學和中國社科院，我始終強調并堅持“教學是基礎，科研是主導”的方針。

治學要有優良學風。學風是治學的精髓，這是其五。我曾為海派經濟學確立的學風是：“海納百川，推陳出新，探求真理，思想應當解放而不僵化，學風應當嚴謹而不‘風化’”。也就是說，為中國和世界人民做學問，為中國和世界社會主義服務，必須一心一意追求真理，求真務實，而不可“唯書、唯上、跟風、趕浪頭”，對馬克思主義不搞“馬教條”，對西方理論政策不搞“洋教條”，對傳統文化不搞“古教條”。學風是立場的一種表現。應以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的立場為核心，并與勞動人民的立場、廣大人民群眾的立場、中華民族和中國的立場、世界人民和全人類的立場有機結合起來。

在長期的教學和科研中，我的體會是：與人摩擦，其煩無窮；與書摩擦，其樂無窮。學者應當永遠與書刊在一起，與學生在一起，與自己的作品在一起！

在未來的學術道路上，我不僅會繼續推進“祖國與我”的學術工作，而且會繼續拓展“世界與我”的學術工作，加快“學術走出去”的步伐，發揮“學術大使”的功能，在“世界、祖國與我”的基礎上實現“推動全世界馬克思主義學者有效聯合”的學術夢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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