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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27日,八路軍戰士、解放軍功臣、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骨科名譽主任、享譽世界的“造手大師”于仲嘉教授在上海辭世,享年91歲。
1978年10月21日,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骨科醫師于仲嘉為失去雙手的陜西青年高天社再造了一只有勾、捏、握功能,能打算盤、寫信,還能提起7公斤物品的新手。隨后,于仲嘉又為100多人再造了有感覺、有手功能的新手,并將“再造手”發展到8種類型。1985年,于仲嘉教授發明的“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技術”獲“國家發明一等獎”,成為迄今為止全國臨床醫學界(不含藥品、獸醫)獲此最高獎項的唯一。
高天社手術前
手術后,高天社展示再造手的功能,并寫道:我要用再造手努力工作
此外,于仲嘉教授1982年發明的“橋式交叉吻合血管游離組織移植術”和1983年發明的“游離組織組合移植術”,先后兩次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
然而,2014年于仲嘉教授接受上海電視臺采訪時,卻失聲痛哭:“再造手快要失傳了!”
“再造手快要失傳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醫療衛生體制市場化改革中一些背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則的導向,是需要正視并解決的問題。
導向一:利益至上,忽視公益職能
市場作為“無形的手”,是通過利益誘導來實現對經濟的調控。而一旦“利益至上”原則用到公益事業上,很容易背離公益。這方面的實例不勝枚舉。
鮮為人知的是,背離公益的極端市場化導向還直接扼殺我國領先世界的四肢顯微外科創新醫術。
以《上海市醫療機構醫療服務項目和價格匯編(2017)》為例,因為缺少“再造手”項目,就以相對簡單的項目來說——“斷肢再植”每肢定價5500元,“斷指再植”每指(趾)5400元;“拇指再造術”六種類型,價格為每次3300元~5400元不等。作為參照,牙齒“正畸治療”27項3000~8000元不等。
就難度而言,“斷肢再植”“斷指再植”“拇指再造”,比做牙齒“正畸治療”難得多得多,因為要接血管、接神經、接肌腱等。而于仲嘉教授做“再造手”比做“斷肢再植”“斷指再植”“拇指再造”更難,因為要再造手掌并保證“對指”等功能。“再造手”每做一例,連中午飯都顧不上吃一口,不在手術臺前站上七八個十來個小時是下不了手術臺的,體力、精力、智慧和膽略的支付,以及風險的承擔,都是超極限的。每做完一次手術,就像害了一場大病,要幾天才能恢復過來,長此以往,還會誘發腿部靜脈曲張、胃病等職業病。全國愿做“再造手”能做并且做得好的醫師屈指可數,全世界也鳳毛麟角,不像做牙齒“正畸治療”的醫師比比皆是。
面對領先全世界的“再造手”醫術,用極端市場化方針指導醫療定價,“市場失靈”在所難免——定價低了,會驅使臨床醫生為追求“創收”而拋棄這項妙手回春的絕佳醫術,反而救不了病患者;定價高了,將迫使眾多殘疾人因囊中羞澀而放棄擺脫殘疾厄運的新生,反而使醫生無從實踐。
如此悖論中的選擇,不僅殘酷無情,而且非理性,反科學,阻撓醫學進步!
有一年,一位省城三甲醫院的骨科主任和筆者說起于仲嘉教授,就贊不絕口:“于仲嘉?那是我們國家的國寶。文化大革命期間,國家衛生部委托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骨科舉辦全國的斷肢再植學習班,我們這些老一點的骨科醫生都知道,講課的時候,好幾個人都能講,但真正上手術臺做教學、示范性質的手術時,多是于仲嘉。我們國家開展斷肢再植在全世界是領先的。于仲嘉是世界斷肢再植和臨床四肢顯微外科的鼻祖。”
贊揚完了,這位骨科主任又表示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遺憾:“像于仲嘉這樣的國寶,我們可請不起。他們這個層次的專家都是有經紀人的。×××前一段時間曾經到這座城市里做過一次手術,比于仲嘉做的再造手、組合移植要簡單得多,他的經紀人開價多少,你知道不?8萬!這人雖然是著名專家,但技術要差于仲嘉一籌。于仲嘉出來要多少錢?照這個價格比較,不算交通、食宿費,出來會診至少得兩三萬甚至三四萬元錢,做個手術嘛,得12萬元!”
當這驚人的“身價”傳到上海,于仲嘉的態度出奇地冷漠,就像冰封的江河、雪裹的大地:“我值多少錢?我不知道。也從來沒有人來找過我。”
再問,他的回答更冷:“我要是走穴就缺德了。為什么?找我做手術的人都是些窮光蛋呀!好多人是賣牛賣驢變賣家產來求醫的。要真收這么多的錢,還讓不讓患者一家老小活了?!”
再造手分類(部分)示意圖
導向二:權威至上,壓制草根才能
在中國,由于幾千年等級制度的束縛和等級觀念的積淀,人們習慣于在金字塔式的階級結構中敬畏等級上端的權威,習慣于依自己的社會地位遵循既有的等級秩序。
對于這種壓制“小人物”、束縛青年人的封建傳統觀念和等級秩序,建國之初,人民領袖毛澤東曾反復強調“青年人是要勝過老年人,學問少的人可以打倒學問多的人”(毛澤東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等民本主義思想,帶領全國人民開展了一次次“破除迷信”的思想解放運動。由此,才有了我國醫務工作者于1960年代初在斷肢再植和治療燒傷兩大領域,取得領先世界的創新性臨床醫術成就。(詳見紅色文化網刊文《新中國開創臨床醫術頂級成就靠誰》)
然而,近些年來的衛生醫療體制改革,在引進西方“利益導向”極端市場化機制的同時,還在臨床醫學科技領域引進了基于私有制的“權威至上”理念和機制——迷信權威,專權的權威難以監督,更缺少制約……
我國現代骨外科的奠基人、華山醫院院長李鴻儒先生90歲高齡時曾賦詩《賀造手大師于仲嘉》,其中有一句道出了于仲嘉開創領先世界醫術成就時的處境——“狹縫生長成奇才,顯微外科君領先。”
李鴻儒老前輩痛斥權威當道制造“狹縫”擠壓草根,是有依據的:
實例一:于仲嘉教授發明“再造手”,最初在上海市連科技成果三等獎都沒評上,在榮獲第七屆國際顯微外科大會唯一首獎后,上海有關方面也只給他申報了國家發明獎三等獎,是國家衛生部看不下去并把項目接過去后,才申報了“國家發明獎”一等獎。
于仲嘉的獲獎證書
實例二:于仲嘉教授發明的“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技術”由國家衛生部申報“國家發明獎”一等獎后,某權威一改以往否認“再造手”是醫術發明的說法,以論文在國外先發為由,誣告于仲嘉教授“剽竊”他的“發明成果”。結果,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科教司根據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報告作出的《關于〈手或全手缺失再造技術〉發明者爭議問題處理意見》(〔85〕衛科教成字第522號),徹底駁回。有關情況,《解放日報》記者陳斌24年后著文《世界首例“再造手”發明者紛爭調查檔案》,發表在2009年第10期《檔案春秋》上。
《檔案春秋》2009年第10期
實例三:發明“再造手”8年后,榮獲第七屆國際顯微外科大會唯一首獎4年后,名列國家衛生部表彰的“上海醫界十杰”榜首2年后,榮獲“國家發明獎”一等獎1年后,當了14年副主任醫師57歲的于仲嘉,終于“晉升為主任醫師”,進而成為中國醫界職稱評定中壓制人才最為極端的案例。
窺一斑而見全豹。
臨床醫學科技界的“權威至上”體制,如今已經成為培育某些學閥的制度土壤,而學閥專制一旦形成,為保障學術“金字塔”頂端利益,必然營造擠壓學界底層的學術“狹縫”。
對此,如果無動于衷,恐怕“要失傳”的,就不僅僅是“再造手”了——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曾多年領先世界的四肢顯微外科技術發展逐漸放緩,進入“平臺期”。而“不發展就意味著退步”。(周范才、潘暉:《中國手”50年 能否繼續引領世界》,新華社《瞭望東方周刊》2013年02期)
導向三:文憑論文至上,輕視實踐技能
在上海醫界,講究師門學派,秉持“排他”習性,是有傳統的。
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外科學家裘法祖回憶:解放前,“國內醫界的派別很復雜,有英美派、有德日派;英美派里又分為英派、美派,德日派中又分為德派、日派,而德派里還分為同濟派、同德派(就是講德文的同德醫學院畢業的醫生組成)。相互不通氣,相互貶低另一派”。
解放后,上海醫界的這種“排他”習性,又罩上了“文憑”光環——認上海醫科大學的校友圈子,看不起外地醫科大學(北京醫科大學除外)的畢業生。就是在上海本地,圈子里還有圈子——上海“一醫大”的看不起“二醫大”的。
這種來自師門學派的偏見和“排他”習性,于仲嘉1959年剛分配到上海就領教了——雖然介紹信評價很高,但接收方一看是安徽醫學院(現安徽醫科大學)畢業生,立刻將于仲嘉安排去搞行政工作。于仲嘉在手術臺上嶄露頭角后,又有人說他“手術粗”。
老院長朱瑞鏞升任上海市衛生局副局長若干年后,一次感慨道:“于仲嘉呀于仲嘉,我算是服你了!你一不是上海人,二不靠老師、同學,三沒有任何背景,卻能在上海大醫院立足,并且做出這么大的成就,不容易,真不容易??!”
中國知識界“唯有讀書高”的價值取向和歧視“小人物”的陋習行規,曾在毛澤東時代受到過猛烈批判(詳見高戈里《新中國開創臨床醫術頂級成就靠誰》,紅色文化網),但并未根除,近些年來在極端市場化的驅動下,已呈蔓延之勢。
如果僅僅是師門學派之間的互相排擠也就罷了。問題是,醫界師門學派的“排他”習性正向著壟斷學術殿堂方向演進。壟斷學術殿堂的標準“法器”,是文憑和論文。而一旦“文憑至上”“論文至上”成為制度導向,輕視實踐技能便要風行醫界。
其經典實例是,從1993年到2001年,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多次為于仲嘉申報中國科學院院士或中國工程院院士,卻每每因“院士遴選受非學術因素干擾過多”(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2014年6月9日),而名落孫山,被醫界權威按照既定的“民主程序”,將全世界首屈一指的“造手大師”冷冷地拒斥在人民共和國科學圣殿的大門之外。
四肢顯微外科包括斷肢再植、肢體再造和肢體修復三大領域,于仲嘉都有領先世界的非凡貢獻:20世紀六七十年代在斷肢再植領域,他首創了奠基性的“四項關鍵技術”;20世紀七八十年代在肢體再造領域,他發明了“手或全手指缺失再造技術”,于1985年榮獲“國家發明獎”一等獎;20世紀八十年代在肢體修復領域,他發明了“橋式交叉吻合血管游離組織移植技術”和“游離組織組合移植技術”(簡稱“橋式交叉移植”和“組合移植”),分別于1985年和1988年兩次榮獲“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此外,于仲嘉發明的“單側多功能外固定支架和關節治療器及其應用技術”,于1992年7月被國家衛生部列為“十年百項科技成果推廣項目”,于同年9月被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列為“國家科技成果重點推廣計劃項目”。
在同代全國臨床醫學領域(不含藥品、獸醫藥,下同):貢獻如此眾多重大的醫療技術發明,榮獲“國家發明獎”一等獎,迄今為止,除了于仲嘉,沒有第二人!
在同代全國四肢顯微外科理論領域,以自己首創并獲得“國家發明一等獎”和“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三等獎”的“三大發明”醫術為全部內容,著述而不是主編、編著一部英文版和兩部中文版共約百萬字的專著,在國內外出版發行,迄今為止,除了于仲嘉,沒有第二人!
在同代全國四肢顯微外科教學領域,以獨創的“三大發明”醫術為教學內容,于“國家級繼續教育項目”下,通過授課、主持培訓班和帶進修醫生等方式培訓四肢顯微外科醫師上千人,包括幾十名外國醫師,通過舉辦醫治骨傷外固定支架新技術的推廣學習班、推廣會等培訓骨科醫師上萬人,還多次應邀出國報告論文、做示范性四肢顯微外科手術,迄今為止,除了于仲嘉,沒有第二人!
本來還有一“比”,就是上手術臺。遺憾的是,時下醫界和醫學科技界看重的是文憑和論文,特別是在國外發表的論文,否則,肯定能把一些“天橋把勢”從“權威”的寶座比下來,反倒讓一些沒有名貴學歷出身、沒有顯赫師門背景的草根竄上“精英寶塔”頂端,壞了尊卑有序貴賤有別的既有等級秩序。
董勤亮手術前
于仲嘉用“組合移植”為董勤亮再造了全手
匯聚中國醫界精英的中國科學院醫學部和中國工程院醫學部,建國至今,無一人獲得“國家發明獎”一等獎,本來,于仲嘉若能進去,可以輕而易舉地實現兩院醫學部“零的突破”,這本應是好事,但那些沒有如此業績的院士在“程序正義”的“黑箱”中就是要于仲嘉落選,哪怕是一票之差。
在四肢顯微外科教學史上,荒唐之事還有:臨床醫術領先世界、學術貢獻和教學貢獻無人比擬的于仲嘉教授,只有資格帶層次較低的碩士生,而高層次的博士生卻要于仲嘉的學生來帶。這其中的個別博士導師,雖然臨床手術技能比較差,但僅僅憑著高學歷,以及在知名刊物上發表的論文,就能在教學資格上,雄踞頂端。
四肢顯微外科的教學目標,是傳授治病救人的醫術。檢驗教學效果的根本標準,應該在手術臺上見高低。如此的制度導向,對那些長于啃書本又工于心計的秀才,倒是個博取“權威”名利雙收的“捷徑”,但對于廣大病患者呢?
于仲嘉教授生前曾為“再造手快要失傳了”而失聲痛哭。他死難瞑目翹首期盼的是——醫療衛生體制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改革。
注:2020年7月22日,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舉辦“中國手”締造者于仲嘉教授追思會。本文由作者發言的部分內容整理而成。
來源:紅色文化網 作者:高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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