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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戈里：人民民主 PK 西式民主之三大本質特征——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經典工作回顧

點擊：作者：高戈里來源：旁觀者更清發布時間:2020-07-06 11:54:47

2020年初，新冠肺炎席疫情卷神州大地后，不到兩個月就被有效控制，中國轉而成為全球難得的“諾亞方舟”。中國共產黨挽狂瀾于既倒，創造了讓世界震驚的醫學奇跡，展示了讓傲慢的西方政客望塵莫及的強大組織力。可以斷言，疫情平息后，世界各國政界學界探尋中國共產黨領導體制真諦的熱潮，將空前高漲。澳大利亞廣播公司（ABC）資深時事評論員斯坦·格蘭特甚至驚呼：“如果中共最終給我們上了一課，該怎么辦？”。

值得警惕的是，在新冠肺炎引發的輿論潮中，中國公知和西方主流媒體繼續里應外合“帶節奏”，將中國共產黨創建的人民民主制度歸類于“威權體制”“專制體制”，企圖引誘“吃瓜”民眾跟風。此類話語經西化主流媒體和公知們多年推銷，已經構建了不容忽視的輿論市場。而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共產黨本原的民主制度已經被大眾所生疏。

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共消化、改造了國民黨起義投誠部隊188萬人。當年，中國共產黨人取得這世界五千年戰爭史上空前絕后舉世無雙的輝煌成就靠什么？靠民主運動！

在階層分裂的時代，不同的民主內涵和民主形式通常能帶來不同的利益傾斜。站在草根大眾的立場上看，中國共產黨創建的人民民主，與公知推崇的西式民主比較，其權益和權力的歸屬有著向民眾傾斜的草根性，其制度操作有著防范極端的科學性：

一、最重要的民主權利是民眾的生存權

民主的內涵，不同階級、不同政黨、不同國家，乃至于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主流話語，多有不同解釋。比如，后毛澤東時代的《現代漢語詞典》就逐漸刪去了民主定義中的階級性表述。

隨之，便有了依據西式民主定義對中國共產黨創建的人民民主制度的質疑。而這種質疑，早在中國共產黨建政之前就有過，而且爭論激烈。

筆者的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六十軍到共產黨五十軍》（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二版。以下簡稱《心路滄桑》）曾記載1946年我軍在改造海城起義部隊之初，部分起義軍官對中國共產黨民主制度的質疑：

在一次關于解放區民主制度的討論中，一位起義軍官一邊頻頻點頭，一邊提出了一個令（解放軍干部）盧昭始料不及的怪問題：“哦，民主，民主！解放區有幾種報紙？”

盧昭有點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好像只有《東北日報》。”

“大后方有幾種報紙？”軍官繼續問道。

“別的地方我不知道。我離開昆明的時候，昆明有《中央日報》《民國日報》《云南日報》……”

“現在就更多了，還有《大公報》《平民報》《正義報》《掃蕩報》……有十來種吧？”另一位軍官插話。

盧昭納悶，他問這個干啥？

提問者狡黠地一笑，伸出了一個手指頭：“大后方有多種報紙，各黨派可以通過輿論隨時監督、批評中央政府。你們解放區只有一種報紙，這能叫民主嗎？”

盧昭年幼時曾患有口吃，參加八路軍后，經常深入群眾，在眾目睽睽之下演講抗日救國的道理，日久天長，練就了機關槍似的“鐵嘴”。

軍官的提問使他又張口結舌了，上下嘴唇顫了好一陣子，始終沒吐出一個字來。

軍官們都笑了。

這一笑，刺激了盧昭敏感的自尊。驚醒的自尊，又激活了大腦深處瞬間被抑制了的思維細胞，他幾乎一口氣將一串連珠炮式的反問“回敬”了對方：“土豪劣紳殘酷地盤剝貧苦農民，解放區有嗎？討小老婆、發國難財的貪官污吏，共產黨內有嗎？抓壯丁、買賣壯丁、吃空額、喝兵血、打罵士兵、殘殺逃兵等封建舊軍制，八路軍、新四軍有嗎？國民黨統治區的報紙固然比解放區多，但在這些最基本的問題上，他們給過人民群眾多少權利？這些最基本的生存問題不解決，空談輿論監督，于人民群眾何益？”

軍官都不笑了。提問的人，無言以對。

那年頭的共產黨人，都這樣理直氣壯！

我采訪過230多名歷史親歷者。不少起義士兵說起國民黨軍隊就要破口大罵：“狗×的國民黨，就是不把當兵的當成人。當官的殺個士兵，就像殺個小雞那么隨便！”

我在《心路滄桑》一書中記載：相當一部分（國民黨）軍官打罵士兵、殘殺逃兵現象十分普遍。有的甚至一邊毆打士兵，一邊公開宣稱：“這叫黑暗專制！”士兵劉紹云所在連隊從云南開赴越南受降途中，軍官只要發現士兵走不動路了，就用刺刀捅死，再一腳踹下紅河。士兵江源濤親眼所見，一名士兵因罵了營長，軍官便“集合全連實行千刀萬剮，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劉家祿在云南路南時，連長曾逼迫他吃逃兵肉，劉家祿不肯，連長就威脅：“你們當班長的不吃，就吃你的肉！” 據《董其武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和《高克林回憶錄》（內蒙古出版社1987年版），在董其武所屬部隊的一次控訴大會上，一位起義士兵哭訴道：某逃兵被抓回后，殺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來后，還要強迫死者的父親去吃！

階級社會中的民主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普世”的。

后毛澤東時代的《現代漢語詞典》刪去了關于民主的階級性表述，并將民主定義為：“人民有參與國事或對國事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3版）

以此定義作現實的、具體的衡量，在國民黨舊軍隊，廣大士兵群眾可以被隨意剝奪生存權、生命權和人格尊嚴，談何“參與國事的權利”？鼓吹“普世”的“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與民何益？

我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最核心的內容和最有效的形式，是充分發動廣大起義官兵開展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的控訴運動——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甚至發生叛變，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進而，完成了民主意識的最初啟蒙。

當年，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的“控訴運動”又稱之為“民主運動”，是有道理的——民以食為天，草根大眾跟著共產黨推翻人剝削人、人壓迫人的舊制度，進而當家作主，所“參與”的，是最大的“國事”！由此，才能真正獲得“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

也正因如此，在2020年初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國共產黨把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不惜一切代價采取了封城、調集全國四萬余醫務工作者馳援湖北等一系列戰疫舉措，才力挽狂瀾，傲視天下。

相比之下，幾乎是腳前腳后面對同一疫情大爆發，公知們迷戀的“天堂國”“紳士國”政客卻公開強調“國家經濟比老年人生命更重要”（環球網2020年03月24日報道），反對衛生防疫專家關于“保持社交疏遠的措施”，甚至鼓吹放任疫情肆虐的“群體免疫”。他們打著“維護國家經濟”、維護個人的“自由權利”的旗號，本質上是輕視草根大眾的生命及生存權，維護資本逐利的本性需求。因為，有錢人不愁“看病難”，怕的是防疫影響企業開工，賺不到錢。

二、最實在的民主形式是士兵委員會制度

從形式上看，西式民主雖然能給底層民眾以“普選”國家首腦的權力及相應的“言論自由”，但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第一，饑寒交迫為衣食奔忙的底層民眾對“普選”有多大興趣？對候選人又知情多少？他們當中又有多少人能拒絕選票換飯吃的誘惑？如此“普選”，又如何不蛻變成“黑金政治”？第二，在西式民主之下，勞動者對老板，士兵對長官，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嗎？

而這，實實在在地關系到占人口絕大多數底層民眾的生存。

不難看出，西式民主虛偽外衣包裹的，是其為資本服務、為權貴服務的反草根性！

相比之下，中國共產黨創建以“士兵委員會”為標志的人民民主制度明確規定：草根民眾有監督直接管理者并參與管理的權力！

中國共產黨這一制度性的草根民主，創立于1927年9月秋收起義部隊的“三灣改編”，定型于1929年12月的紅四軍“古田會議”，在解放戰爭系統化為政治民主、經濟民主和軍事民主之“三大民主”的過程中，開創了舉世無雙的一系列戰爭奇跡（詳見《淮海戰役功勞誰之最——兼述被淡化被抹殺的我軍戰時基層政治工作》，察網鏈接）。

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是這一系列戰爭奇跡的縮影。其中，士兵委員會的建立過程及其作用的發揮，《心路滄桑》記述：（指導員）浦紹林說，（在改造起義部隊過程中）建立士兵委員會很費了一番唇舌。你要打消士兵的顧慮，因為士兵當奴隸慣了。你還得打消軍官的猜疑，告訴他們，成立士兵委員會不是和軍官作對，解放軍所有連隊都要成立這個組織，這是人民軍隊性質決定的。

經過充分的思想動員和醞釀，按指導員的要求，全連官兵先就士兵委員會委員候選人提名，再組織差額選舉。那時，連隊士兵沒幾人識字，選票只好用黃豆代替。在全連軍人大會上，候選人一律背向全連官兵坐在一排板凳上，每人背后放一個空碗，指導員端來一小盆黃豆，按應選人數發給每個官兵相應數量的黃豆作選票，選舉人依次從候選人身后經過時，想選舉誰，就在誰背后的碗里丟上一顆黃豆。投票完畢，再由監票人當眾數黃豆，得黃豆多的當選。

士兵委員會成立后，先實行經濟民主，由經濟委員協助干部管理連隊的伙食，監督收支，并定期檢查，每月公布賬目，節余下來的“伙食尾子”分給大家。指導員介紹說，這是毛主席、朱總司令二十多年前在井崗山上訂的規矩。

第一次領到“伙食尾子”，錢不多，士兵那個激動啊，一個勁地說：“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就是好！”

軍官也感慨：“就憑這一件事，國民黨軍隊也該敗給八路！”

在經濟民主中發揮作用的士兵委員會，在政治民主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整個控訴運動的摸底、發動工作，指導員都得到了士兵委員會的有力配合，各級召開的控訴大會一律由士兵委員會或士兵委員會主任聯席會議主持。從前見了當官的就像老鼠見了貓似的士兵，如今理直氣壯地主持控訴舊軍隊的軍人大會。變化，如同地覆天翻。

這最大的變化，是士兵有了“言論自由”。第四四三團迫擊炮連士兵任成說：“我五十多歲了，當了三十多年兵，想不到今天也能說心里話了！”

士兵的“言論自由”是有制度保障的。各連隊士兵委員會全部建立后，再以師為單位召開士兵代表大會，隆重慶祝廣大士兵群眾的翻身解放。

放手發動群眾，讓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是毛澤東歷來的革命主張，也是中國共產黨扭轉乾坤的力量源泉。《心路滄桑》還有起義部隊士兵委員會建立后，干部自覺接受戰士的監督和批評的歷史回顧：浦紹林在全團介紹經驗沒多久，自己就犯了一次“錯誤”。

那是鄂西戰役的行軍途中。連續幾日，每天翻山越嶺一百多里強行軍，非常疲勞，行軍掉隊的又多了起來。從吉林榆樹補入的翻身農民小崔是個平腳板，沒走過遠路，南方的大山更沒爬過，幾天走下來，腳板痛得鉆心，又逢下雨，在山路上走幾步就要“啪”地摔一個跟頭，幾乎天天掉隊。

指導員通常走在全連行軍縱隊最后。那天，小崔又掉隊了，先是班長接過他的槍，繼而是副班長扛上了他的背包，再后來米袋子落到了浦紹林肩上。小崔還是走不動，特別是過河，腳一浸到冷水里就抽筋。沒辦法，只好讓別人背著過河。

小崔越走越慢，離隊伍越來越遠。鄂西是新區，土匪多，浦紹林心里那個急呀！越急，小崔走得越慢，終于當浦紹林親自把他背過一條小河后，小崔開始耍賴了：“指導員，我實在走不動了，不走了！”

心急如焚的浦紹林忍無可忍，上前兩步，飛起一腳踢在小崔的屁股上。

“你指導員還打人？”小崔嚷了起來。

“打人？”浦紹林先是一怔，隨后一肚子不滿脫口而出：“這幾天，你的槍誰在扛？你的背包又是誰幫你背？你的米袋子落在我肩上的時間還少嗎？背你過河我有二話嘛？你是人，我們共產黨員就不是人啦？”

“你是人，我們共產黨員就不是人啦？”今天某些共產黨員也這么說過，但變味了。當時，在剛剛被改造過來的國民黨起義部隊中，這話卻有著極為深刻的歷史內涵。

浦紹林那天沒想什么“歷史內涵”，他只想著不能讓戰士掉隊。越說越氣的浦紹林抄起路邊一根樹棍，大吼一聲：“你不走？你不走我還打！”

沒等樹棍落下，小崔起身走了，沒再讓人攙。

當晚，指導員打人的事在連隊傳開了。針對個別“群眾反映”，嚴于律己的浦紹林在鄂西戰役結束后的休整期間，就自己的“殘余軍閥作風”問題，主動在全連軍人大會上作了一次深刻的檢討。

各班討論時，對指導員的檢討產生了截然對立的兩種意見。

“干部打人是軍閥作風，應該受到批評。”持有這種意見的主要是新補入的翻身農民，但在連隊戰士中占少數。

起義士兵聽了很反感，一群云南老兵嗓門吼得老高：狗屁軍閥作風！軍閥作風你見過？指導員剝削誰了？壓迫誰了？當官的幫當兵的背東西，背當兵的過河，有這樣的軍閥嗎？打人？該打！我說打輕了。那天指導員打他是為他好。在大山里行軍掉隊后，被土匪剝光衣服弄死在路邊的，我們又不是沒見過。一個家庭，老子還打兒子呢！不該打？那你說怎么辦？他身上的東西全讓別人幫他背走了，道理也講夠了，難道讓他一人在河邊坐到天黑？或者讓指導員陪著不走？

浦紹林制止了起義士兵理直氣壯的反駁，明確支持了對自己的批評，這不僅僅是高姿態，重要的是，他要維護自己嘔心瀝血向起義官兵灌輸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

都說，那個年代戰士給干部提意見，面對面，真尖銳啊！第四四五團炮連副連長楊宗仁回憶，鄂西戰役的一天，本連馱炮的馬摔下了山，楊宗仁見到下山找炮的戰士就問：“炮摔壞沒有？”炊事班長聽到這話就提了意見：“怎么不問人摔壞沒有？說明你的立場還沒轉變！”楊宗仁后來感慨：“這是我一輩子的教訓。”

被浦紹林、楊宗仁們視為政治生命的“群眾反映”，曾是毛澤東時代共產黨隊伍用以評價干部、約束領導并且使用頻率很高的一個流行詞語，如今，已趨于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貶斥“冒雜音”。

干部隊伍流行詞語的這一更替，有著深刻的制度根源——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曾說：“在井岡山時期，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斗，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4頁）

士兵委員會制度是保障底層士兵切身利益的“草根民主”。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的徹底的“草根民主”面前，部分舊軍官曾經有過的抵觸情緒及對立言論，用不著“壓制”，便銷聲匿跡。

抗美援朝時期的浦紹林

如此的民主形式，西方有嗎？資本寡頭敢嗎？能嗎？秉持洋奴立場的公知認可嗎？

三、最科學的民主政體是民主集中制

受地勢西高東低呈階梯狀分布以及季風氣候影響，在孕育中華文明的黃河流域，炎黃子孫不斷與水旱災害做斗爭，特別是黃河下游沖積平原相當一部分區域“十年九不收，一收管三秋”，要生存，就必須年復一年地治水，就必須通過權威將分散的民眾集中起來，于是，有了集中制的政體傳統，有了中華文明千年不衰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大一統”思想傳承。

改革開放后，受西化思潮影響，以公知為代表的不少知識分子不懂集中與民主都各有利弊且能“在一定形式上統一起來”（毛澤東：《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1937年10月25日）的辯證法，無視絕對的集中和絕對的民主都要帶來災難后果的歷史教訓，他們以西方特別是“燈塔國”民主制度為標桿，不僅將堅持“集中”的制度簡單地歸類為人類公敵的“專制”，其攻擊矛頭還直指中國共產黨建立的人民民主專政。

他們之所以猖獗一時，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泛濫，以至于讓大眾生疏了“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之后，中國共產黨率領億萬人民群眾開展的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和前所未有的民主建設，特別是既能遏制專權濫權又能防范極端民主化還能防止“黨爭”泛濫的民主政體——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1940年1月，《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

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起義部隊的民主主義改造，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用控訴運動徹底摧毀了舊軍隊長官對士兵的專制壓迫后，通過建立黨的各級委員會和政治工作制度，使以士兵委員會為標志的草根民主得到有效保障。

我在《心路滄桑》中，記述了在改造起義部隊的控訴運動中，通過“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來防范極端民主化的歷史片段：浦紹林連的經驗很快得到推廣，各團相繼召開“團結大會”，示范典型，而后以連為單位吃“一條心飯”。新型官兵關系隨之建立。

然而，浦紹林卻沒能在三營機槍連呆下去。一天，師政委陳一震、團政委唐鈞將浦紹林找了去：“組織決定將你和本營八連王指導員對調工作。”

“為什么？”

“八連的控訴運動沒搞好。前兩天，八連士兵集體到團里請愿，非要把他們原來的洪連長揪回連隊，面對面地斗爭。”唐鈞說話比較直率。

陳一震是多年的“老政工”，看問題習慣做細致的思想分析：“請愿事件說明，八連的控訴運動未能將士兵的仇恨引導到軍閥制度上去，偏了。當然，王指導員是位參加過海城起義的好同志，只不過人老實厚道，辦法少了點。你去了以后，八連的控訴運動一部分要重搞，一定要在根本問題上深入下去。”

浦紹林走馬上任（八連指導員），背包剛一放下，士兵就圍了上來，七嘴八舌。

這個說：“洪連長從當排長時起，全連哪個士兵沒挨過他打？有沒有道理他都要打，下手特別狠！”

那個講：“這家伙克扣軍餉，克扣伙食，從不讓我們吃上一頓飽飯！”

勤務兵尤其恨他：“連長每到一地都要弄個女人來，老婆不是老婆，太太不是太太，部隊一換防就把人家一腳蹬了。弄來的女人什么活都不干，褲衩也懶得洗。我侍候他們做飯、洗衣服、端屎、倒尿，稍不如意就是一頓拳打腳踢。”

浦紹林心里明白，士兵們的仇恨是控訴運動激發出來的。這仇恨是改造起義部隊根本的內在動力，只能引導，不能壓制。他索性放下別的事情，做起士兵們的思想工作：“在舊軍隊，欺壓士兵，喝兵血的，就他一個洪連長嗎？”

“豈止他一個？當官的好人不多！”士兵們幾乎嚷了起來。

“那么，你們說句良心話，在舊軍隊，要是你們也當上了軍官，能不能做到不打罵士兵，不貪污糧餉？”浦紹林的這一問，與魯迅在《狂人日記》中批判國民性相通的——“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

士兵們啞然了，舌頭全短了一截。

浦紹林不再發問，耐心勸說道：“你們大家，包括我本人受的苦，根子在舊制度上。舊制度在，官大一級壓死人，沒有洪連長，會有張連長、李連長。舊制度在，相當一部分受壓迫的士兵一旦混上個一官半職，保不準也會變成人人痛恨的‘洪連長’。在舊軍隊，士兵受壓迫，但士兵并非僅僅受壓迫，班長打士兵，老兵打新兵，當兵的打老百姓，少見嗎？我們控訴舊軍隊不是為了報私仇。仇恨應該集中到舊的社會制度和軍閥制度上去。”

這么一說，大家的氣順了許多，但還有人不服：“難道他就沒責任了？”

“不！”浦紹林斬釘截鐵地回答：“他有無法推卸的責任。但共產黨有政策，‘既往不咎’。處置他對解放全中國不但無益，反而會產生很壞的影響。日后誰還敢率部起義？你們要相信組織會教育他認識自己的錯誤。你們也要相信洪連長會交代罪行提高認識的。至于他將來如何分配，要看他的表現，若能回來，我敢說，經過脫胎換骨的改造，他不會再是從前的洪連長了。”

“士兵厚道啊！這么一解釋，大家都接受了，個人恩怨一筆勾銷，請愿事件也平息了下來。”（海城起義上等兵）浦紹林也是過來的人，士兵受的苦、遭的罪，他完全理解。

八連的控訴運動經浦紹林補課后轉入正軌，連隊面貌煥然一新。《心路滄桑》還記述了改造起義部隊過程中，通過“民主基礎上的集中”來防范干部專權濫權的歷史截面：經過興隆整訓，（海城起義準尉）林家保又發現：“八路”的政工干部威信高！

入黨后，林家保進一步發現：在誰服從誰的問題上，國民黨講盲從，對不對都得聽。在八路軍，凡大事都要經過黨支部討論。

海城起義部隊組建第三支隊參戰不久，林家保由排長提升副連長。兩個月后，支隊副政委兼營教導員盧昭和營長李維禧找林家保談話，要他改任副指導員。連隊的突擊排通常由副連長帶隊，副連長等于一個敢死隊長。林家保聽說改行，犯疑惑了：“是不是認為我怕死？或者認為我打仗出了什么問題，指揮不當？”

兩位老八路告訴他：“指導員、副指導員的工作就是黨的工作。黨內經常開會傳達上級指示，需要記錄，你識字，又是支部委員，若沒這幾條，你還沒資格呢！”

副指導員好當，大事有指導員頂著。可沒兩個月，第三支隊又擴編，林家保提升為指導員，大事、小事都得自己頂了。

連長鐘毓芳也是剛提的，海城起義時是個士兵，他的水平和林家保差不多，大事、小事都往林家保那里推：“指導員就是黨，黨指揮一切，指導員說了算！”

弄得林家保很不好意思：“什么事都是我這個黨說了算，要你連長干什么？”

不懂，問領導。副營長李德送來《中國共產黨連隊支部工作條例》：“學嘛！”

兩人捧起《條例》，把腦袋一拍：啊？指導員不是黨！哦，原來……林家保邊學、邊摸索，越干越覺得黨支部這個核心重要，不管什么事，開個支委會，統一思想后，布置黨員帶頭，沒有干不好的，士氣“嗷嗷”叫。

長春起義部隊改編后，林家保擔任第四四五團一營教導員，黨內職務是營黨委書記。這時，他對軍隊政治工作有了進一步的感受：黨的基層組織是克服黨內和部隊中錯誤思想的戰斗堡壘。

1949年11月，第五十軍南下鄂西作戰。一次，在野三關附近追擊逃敵，一連副連長高兆松誤報敵情，致使全營急行軍幾十里白跑一趟。營長楊福趕到后，暴跳如雷，當場叫人把高兆松捆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