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紹飛｜70年代初日本曾要求高價購買包頭礦渣，卻被周總理拒絕
點擊： 作者：李紹飛 來源： “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0-01-12 22:00:01
作為世界上稀土儲量最豐富的國度，長期以來，中國缺乏對稀土資源開采、利用與保護的戰略規劃，企業間無序競爭的亂象久治不絕，亂采濫挖造成的生態惡果至今難除，過度出口導致國內儲量急劇下降并失去了稀土在國際上的定價權。
與之相伴隨的一系列管理政策在實踐中的效果始終難盡如人意：控制生產總量的努力不斷失敗，可持續開采、發展進展緩慢；調整產業結構的政策收效甚微；渴望并鼓勵通過技術創新促進產業升級的愿景至今仍是希冀，中國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稀土高端產品研發技術寥若晨星。
正是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痛定思痛，2005年之后，稀土管理政策密集出臺，尤其是進入2011年以來，從《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到《國務院關于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政府接連重拳出擊，大力整頓稀土業亂象，力圖根除頑疾。
在西北發現“萬能之土”
1927年7月，中瑞(典)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科學考察，途經內蒙古烏蘭察布草原陰山北麓、包頭北約150公里處時，中國地質工作者丁道衡被一座黑色山峰吸引。在好奇心的驅使下，他獨自前往查看，首次發現了白云鄂博礦鐵礦，在當時，他并不知道鐵礦中還含有稀土，而且是世界上儲量最大的稀土礦。
直到8年之后，前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研究員何作霖對丁道衡采回的白云鄂博礦石進行研究后，從中發現了稀土。
但是，由于戰爭原因和稀土研究的落后，在相當長一段時間，相關開發利用并未啟動。
20世紀60年代，中國開啟稀土相關研究和實體建設。
1961年，8861稀土實驗廠開工建設，建設項目包括：稀土精礦選礦車間，混合稀土氧化物，混合稀土金屬，單一稀土氧化物，單一稀土金屬提取分離車間以及相應的輔助設施工程，后來發展為包鋼稀土冶煉廠。
1963年和1965年，時任副總理的聶榮臻指示有關部門先后兩次召開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包頭礦綜合利用和稀土應用工作會議”，研究白云鄂博礦山稀土、鈮、釷、螢石等多種有價值礦藏的綜合利用。
為研究白云鄂博資源的綜合利用以及如何從包頭礦中提取稀土稀有金屬，1963年，包頭冶金研究所(包頭稀土研究院前身)正式成立，由冶金部直接領導。
但是，當時發達國家將稀土生產技術作為高度機密對中國實施嚴格封鎖，中國守著世界上寶貴的稀土礦卻不知如何開發使用。對此，一個有關周恩來總理的故事被媒體廣泛地引用，70年代初，日本曾經要求高價購買白云鄂博鐵礦中的礦渣。此事報到國務院，周恩來總理指示中國科學院和礦冶研究院進行調查，不過，由于當時中國科技水平的限制，對于日本的動機，科學界無法解釋。盡管如此，周恩來還是拒絕了這筆看似合算的買賣，同時，指示相關部門對包鋼礦藏進行進一步的研究。
后來，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才明白，白云鄂博鐵礦的礦渣中含有寶貴的稀土。
在這種被動落后的局面下，中國不得不加緊稀土分離和提純技術的研發，1972年，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徐光憲等人接受了分離鐠、釹的緊急任務，開始了中國稀土分離提純技術領域的實驗。
在巨大壓力下，徐光憲課題組完成了任務。1976年，在稀土分離領域，徐光憲課題組創建了新的串級萃取理論，引起世界關注。
不久之后，“全國串級萃取講習班”這種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特色形式迅速培訓了一批專業人才，徐光憲課題組的研究成果在當時全國三大國營稀土廠(包頭稀土三廠、上海躍龍化工廠、珠江冶煉廠)得到推廣和普及。
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中國經濟整體形勢一樣，中國稀土生產迎來了狂飆突進的十年，稀土生產技術的突破、國家政策支持以及人力、環境成本的優勢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稀土工業的競爭力。1985年，中國開始實行稀土產品出口退稅政策，第二年，中國稀土總產量就超過美國，躍居世界第一，從此成為世界第一稀土生產國和供應國，直到今日。
低價出口的暗流
上世紀90年代，面對稀土這一高利潤的行業，各種企業紛紛涌入，一大批國企技術人員紛紛跳槽，并將所掌握的技術帶到了新的企業。當時，由于中國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落后，稀土企業的“后起之秀”幾乎就是免費使用稀土相關技術，稀土企業急劇增加的直接結果就是產能的飛速上升，并最終導致供過于求。
中國科學院院士徐光憲對那段歷史頗為痛心，他告訴《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有一些地方企業還有私營企業用高薪把國營大廠的總工程師和高級工程師挖走，全國一下子就建了100多個稀土分離廠，每年的產能超過15萬噸。而全世界的需求量才10萬噸，供大于求，價格也就下來了。”
新華社的報道說，從1990年至2007年，中國稀土出口量翻了9倍。國家信息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世界稀土消費量約為13萬噸，而中國稀土實際冶煉分離能力已經超過20萬噸。結果就是徐光憲院士所說的，在出口量大增的同時，稀土的價格每況愈下。
根據《中國冶金報》的統計，1979～1986年，稀土出口均價為7美元～9美元/公斤；1987～1991年，稀土出口均價為9.5美元～13.5美元/公斤；1992～2001年，稀土出口價格便回落到9美元～11美元/公斤；2002～2005年，稀土平均價格跌至5.5美元/公斤，達到歷史性低點。
徐光憲遺憾地表示，從1995年至2005年，中國因為稀土低價出口造成的外匯損失達數百億美元。
在中國稀土企業惡性競爭、互相壓價的背景下，美國、澳大利亞等擁有稀土礦的國家則普遍實行限制或停止開發本國稀土礦的政策，從我國進口稀土作為戰略儲備。稀土儲量僅次于中國的美國封存了國內最大的稀土礦芒廷帕斯礦，全面停止鉬生產及其他稀土礦的開采，而資源匱乏的日本更是長期大量從中國進口稀土。
面對嚴峻形勢，2005年9月，徐光憲、師昌緒、何祚庥等15位院士聯名寫了《關于保護白云鄂博礦釷和稀土資源，避免黃河和包頭受放射性污染的緊急呼吁》的建議，上報國務院。
不久，這份緊急呼吁得到國務院主要領導的批示：這個建議很重要，請國家發改委閱辦。
2006年6月19日，徐光憲就如何落實批示再度上報，國務院主要領導再次批示：請培炎同志閱轉發改委研究，發改委可邀請徐光憲同志談一次。
日前，在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徐光憲特別找出了當年上書國務院的建議，他頗為憂慮地說，如果不加以合理保護和采用先進工藝，按照目前的開采量計算，白云鄂博礦將在20年內開采完畢，更加珍貴的南方中重稀土也將在10年內開采完畢。
實際上，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政府主管部門已經開始重視到稀土企業無序競爭、中小企業亂采濫挖造成的惡性后果，并連續出臺政策試圖遏制。
1998年，中國開始實施稀土產品出口配額許可證制度，并把稀土原料列入加工貿易禁止類商品目錄；2000年，對稀土開采實施配額制度；2005年，中國政府取消了綿延20年之久的稀土出口退稅，并進一步壓縮了出口配額企業名額。
然而，稀土礦山亂采濫挖現象并未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尤其是南方地區，由于礦山小、布局分散，盜采和無證開采現象嚴重，主管部門屢次打擊，卻總能死灰復燃，而且，稀土走私愈加猖獗。國家信息中心數據表明，中國稀土開采總量控制指標是8.23萬噸，但實際產量卻達到了12.94萬噸。
對此，一位要求匿名的稀土企業家向本刊記者分析了個中原因：其一，經濟利益的驅使，這也是被媒體和專家們廣泛提起的原因。其二，國家政策的導向使然，政府重視社會穩定，“關停企業，那么多人吃飯怎么辦？這是政府考慮的，(百姓)一上訪政府就頭疼，它就要考慮怎么平穩事態。”其三，(官商)利益糾葛，執法不嚴，“這不僅僅表現在稀土這一領域。”
稀土業長期的亂象不僅僅造成了巨大的資源浪費和經濟損失，還有難以恢復的生態環境。
稀土開采產生的“三廢”造成稀土礦地區地下水的污染和大量耕地的荒廢，同時，稀土礦伴生的放射性元素造成周邊居民癌癥等疾病高發。
用于堆放廢渣的包頭稀土礦尾礦壩周邊農村環境污染問題至今陰影猶存。7月10日，本刊記者在距離尾礦壩較近的新光村調查時發現，大量耕地荒蕪，雜草叢生。當地村民反映，這里曾經是頗有名氣的蔬菜種植基地，幾乎家家都有蔬菜大棚，但是，自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由于地下水污染，就已經無法再種植，糧食產量亦直線下降，目前，玉米畝產僅500斤左右，投入與產出不成比例，很多耕地都無人耕種。
記者在村中走訪時了解到，村民家中的自來水管上都套著一個布袋，用于過濾水中的污染物，村民李秀英告訴本刊記者，每當燒水時，鍋里都會冒出白漿似的東西，“都是我們喝，從不敢讓孩子喝，都是給他買礦泉水。”她說，“(男人)討媳婦都困難，人家不敢來。”
內蒙古之外，江西、廣東等稀土礦區都曾經因為嚴重的環境污染問題而被媒體多次曝光。
中國政府網的報道指出，稀土行業每年產生的廢水量達2000多萬噸，其中氨氮含量300～5000mg/L，超出國家排放標準十幾倍至上百倍。由于沒有針對稀土工業特點的污染物排放標準，長期以來，稀土工業企業污染物排放管理和建設項目的環境影響評價、設計和竣工驗收等，只能執行綜合類污染物排放標準，稀土行業生產過程中排放的特征污染物始終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稀土新政
2006年4月，中國國土資源部停止發放稀土礦開采許可證，開始了對“稀土礦的開采、加工和出口”的嚴厲調控。
2009年底，工信部審議通過《2009—2015年稀土工業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兑巹潯访鞔_指出，未來6年，中國稀土出口配額的總量將控制在3.5萬噸/年以內，繼續禁止出口稀土初級材料。
2010年5月，工信部發布了《稀土行業準入條件》(征求意見稿)，首次從生產規模方面設置稀土準入門檻，為之后的行業重組奠定基礎，同時，提高資本金比例，抑制投資沖動并限制新增產能。
今年2月，環境保護部發布《稀土工業污染物排放標準》(以下簡稱《標準》)，這是“十二五”期間環境保護部發布的第一個國家污染物排放標準，對稀土生產企業的污染物排放進行嚴格規定，自2011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
中國有色金屬設計研究總院教授王國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根據《標準》，全國80%以上的稀土冶煉企業都達不到要求。
5月，在稀土行業引發更大震動的《國務院關于促進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出臺，這份被稱為稀土“國22條”的文件為中國稀土業的發展設立了明確的目標：用1～2年時間，建立起規范有序的稀土資源開發、冶煉分離和市場流通秩序，資源無序開采、生態環境惡化、生產盲目擴張和出口走私猖獗的狀況得到有效遏制；基本形成以大型企業為主導的稀土行業格局，南方離子型稀土行業排名前三位的企業集團產業集中度達到80%以上；新產品開發和新技術推廣應用步伐加快，稀土新材料對下游產業的支撐和保障作用得到明顯發揮；初步建立統一、規范、高效的稀土行業管理體系，有關政策和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再用3年左右時間，進一步完善體制機制，形成合理開發、有序生產、高效利用、技術先進、集約發展的稀土行業持續健康發展格局。
稀土企業相對集中的內蒙古，在《意見》正式出臺之前便公布了稀土上游企業整合淘汰工作方案，率先開啟了稀土行業整合重組的大幕。
與此同時，布局相對分散的南方稀土業也面臨重新洗牌，稀土業整合重組已是大勢所趨。
對于此次整合，稀土科研界亦高度關注，徐光憲院士表示贊同。他對記者表示，要像歐佩克一樣組建稀土集團，提高對稀土的控制力，深入推進稀土資源的開發利用。
也有專家態度謹慎，內蒙古當地一位不愿具名的資深稀土專家對本刊記者說：“從積極的角度說，整合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打破了技術上的封鎖，可以開誠布公地去合作。但是攤子鋪得太大，也未見得是一件好事，俗話說船小好調頭，雖然稀土是規模效益，但是攤子大了，會出現方方面面問題。”
改革的步伐已然邁開，中國稀土業會開啟一段新的歷史嗎？(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李秀英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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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紅色文化網” ，轉自“《瞭望》新聞周刊”，原載“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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