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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中美關系解凍后，中美正式建交過程緩慢。除了美國政局變化和國際形勢變化的因素外，關鍵的因素還是臺灣問題。由于中國方面在臺灣問題上立場堅定，基辛格一度認為中美無法正式建交。

自從美國人十九世紀進入中國以來，無論是傳教士還是外交官，對中國總有一種夢想。傳教士想把中國基督教化，外交官想按照美國的方案來改造中國。司徒雷登就是體現這種夢想的典型人物。作為傳教士世家的司徒雷登，堅定地認為美國的政治制度是最符合基督教教義的。在中國期間，特別是在他擔任美國最后一位駐國民黨政府大使期間，視同為基督徒的蔣介石為中國最合適的領導人。當蔣介石退守臺灣后，回到美國的司徒雷登不斷強烈呼吁美國政府對新中國進行圍堵，對蔣介石反攻大陸充滿了期盼，“我相信我的中國夢一定會實現。”（見《在華五十年：從傳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憶錄》 東方出版中心 2012年5月 第145頁）

由此可見，臺灣問題實質上也是美國在亞洲的“核心”問題。美國政府之所以在臺灣問題上不敢軟化立場，除了擔心動搖日本、南朝鮮、菲律賓這樣一些同美國訂有防御協定的國家和地區的信心外，根本上還是與美國人的“中國夢”有關。畢竟，堅持“夢想”，才有實現的可能性。一旦改造中國成功，以中國的體量和影響，美國在東亞就沒有了后顧之憂。2012年8月，中信出版社出版了美國學者陶涵的《蔣介石與現代中國》中文版，“陶涵說，蔣大總統雖赍志而歿，但可含笑九泉，因為在精神上，他的反攻大陸已經成功了。”（李零：《鳥兒歌唱---二十世紀猛回頭》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年2月 第247頁）

1978年12月15日中美建交公報公布后，美國方面迅速采取多種善后措施處理與臺灣的關系。鄧小平在“旋風九日”訪問美國回來后不久，美國參眾兩院于3月19日至20日，協商一致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文本，1979年4月10日經美國總統卡特簽署生效?！杜c臺灣關系法》“實際上還是把臺灣看作國家，把臺灣當局看作政府。這與中美建交公報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而“埋下了以后中美關系中許多矛盾和摩擦的禍根”。（陶文釗 何興強著《中美關系史》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 第248頁）正如1979年4月19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客人說的：“對你們國會通過的《與臺灣關系法》，中國是不滿意的。這個法案最本質的問題，是實際上不承認只有一個中國，法案的許多條款還是要保護臺灣。美國認為，保護臺灣是美國的利益，還說要賣軍火給臺灣，包括一旦有事美國還要干預。所以說，這個法案實際上否定了中美關系正?；恼位A。”（《鄧小平年譜 1975-1997》第507頁）

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西方政客、特別是美國政客，也包括受其影響的廣大美國民眾，開始以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必定會導致“自由化”，中國必定會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對美國人來說，憧憬了一個多世紀的改變“中國夢”到了有可能實現的時候了。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還著力打造臺灣這個亞洲的“民主燈塔”，有意為中國大陸樹立一個樣板。這種臺灣式的民主，最根本的一條，是必須跟著美國的指揮棒轉。換句話說，就是做美國的附庸。離開了這一條，就既得不到美國的承認，更得不到美國的支持。當初美國所說的“一個中國”政策，除了地緣政治和資本擴張的原因外，實質性意圖還是想促使大陸制度臺灣化。因此，鄧小平在1984年10月22日尖銳地指出：“蔣經國提出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現實嗎？你那個‘三民主義’在中國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國搞成了什么樣子？‘中國人站起來了’，是什么時候站起來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國人站起來的，不是蔣介石，而是共產黨，是社會主義。”

上世紀八十年代、特別是后半期的國際大氣候的典型表現，是那些西方政客鼓吹并采用“自由化”和“和平演變”戰略，利用輿論工具、信息手段和文化交流機會，向我國傳播、滲透西方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和“自由社會”模式，支持“持不同政見者”伺機制造分裂、動亂和顛覆現政權的活動。

1983年10月，美國國務院召開“共產黨國家民主化”會議，專門研究“共產黨政權和共產黨社會向自由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問題。1987年初，美國參議員赫爾姆斯在美國國會兩次發言，肆意誣蔑我國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違反人權”，還提出決議草案，要求美國政府對我國采取行動。臺灣當局也趁機加快了“政治登陸”的步伐。特別是1988年以后，臺、港反動勢力大肆鼓吹要“使大陸早日民主化與自由化”，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宣揚所謂的“臺灣經驗”，企圖影響大陸使其向有利于“自由化”的方向發展，以達到用所謂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最終目的。

當時從國內的小氣候看，在我國經濟發展的同時，1979年初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始終未能得到徹底糾正。到1986年以后，許多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堂而皇之地出現在講堂上、報刊中、書籍里，登堂入室，最后發展到煽動青年學生走上極端。表面上看，那年春夏之交的風波是針對黨內的腐敗現象，是群眾對物價大幅上漲和經濟秩序混亂不滿，但實質上是由極少數人，在外來敵對勢力的鼓動和支持下，利用學生掀起的政治動luan，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地進行的。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

1989年11月23日，鄧小平會見南方委員會主席、坦桑尼亞革命黨主席尼雷爾。鄧小平對大氣候的趨勢作出了精辟的分析：

“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赡苁且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東歐的事情對我們說來并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西方國家對中國也是一樣，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

“西方國家說我們侵犯了人權，其實他們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權。美國幫助蔣介石打內戰，中國人傷亡了多少？美國支持南朝鮮進行戰爭，中國人民志愿軍傷亡了多少？還不說一個多世紀以來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包括美國在內）的侵略使中國人民遭受的損失有多大！所以，他們談人權是沒有資格的。”

2016年6月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在《經受政治風波的考驗和治理整頓的完成》一節中寫道：

“西方國家政要揚言對社會主義將‘不戰而勝’；中國內部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蔓延；改革開放中積累的矛盾和問題突出顯現。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預示著一場大的政治風波不可避免。社會主義中國走到一個重要關頭，黨和人民面臨新的嚴峻考驗。”“在關系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zi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嚴重錯誤。中央政治局在鄧小平和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堅決有力的支持下，依靠人民，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于6月4日采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了北京地區的反革命暴亂。”（見該書第766、767頁）

在那之后，鄧小平及時強調指出：“一個是更大膽地改革開放，另一個是抓緊懲治腐敗”，“這個黨該抓了，不抓不行了。”

回顧這段歷史，面對今日復雜形勢，我們還應該要特別記住鄧小平的兩句話：

“如果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再來一次折騰。”（鄧小平：《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6年12月30日）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這些年來，不少人最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鄧小平的偉大在于：對內不折騰，對外有謀略”。希望這些人真正按鄧小平的話去做，不要年復一年地翹首以盼中國再來一次折騰。

“我們最大的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發展不夠。”（鄧小平：《保持艱苦奮斗的傳統》 1989年3月23日）

這三十年來，我們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盡管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不可否認的是，某些專家學者、特別是教師的不當言論已經發展成了難以忽視的現象，對受教育者的影響可想而知。盡管發表不當言論的人數很少，但他們的能量很大。因此，對那些真心擁護改革開放的人，務必牢牢記住我們社會共同的底線：“我們的改革，我們的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鄧小平：《堅持社會主義，堅持和平政策》 1986年4月4日）

作者：胡新民  來源：淮左徐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