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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繼東：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遵循 ——重讀毛主席《論十大關系》

點擊：作者：朱繼東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3-12 13:02:43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

【提要】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進一步評價指出：“《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同志運用普遍聯系觀點闡述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典范。”這也啟示我們，不僅要看到《論十大關系》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具有重大意義，更要看到其對沿著正確道路進一步推進新時代改革開放和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我們應該結合新時代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新機遇繼續深入挖掘其豐富內涵，使其閃耀出更耀眼的思想之光。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講話，就是著名的《論十大關系》。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的毛澤東著作中，《論十大關系》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因為這篇光輝文獻不僅是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而且是我們黨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歷史性著作。《論十大關系》不僅標志著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開始探索走好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而且確立并特別強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一重要原則，并開啟了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宏偉篇章。今天，經過歷史的一再檢驗，我們更加深刻認識到，毛澤東60多年前的光輝著作，不僅在我們黨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征程上始終具有重要指導意義，而且對我們早日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同樣具有重要啟示意義，更是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應該經常重讀、深刻理解、永遠銘記的重要遵循。

一、以蘇為鑒：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陣營的封鎖，只有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真正愿意幫助中國，其中幫助中國最大的就是蘇聯，再加上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沒有建設經驗，而蘇聯又在幾十年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取得了很多巨大成就、成功經驗，因此，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選擇了“一邊倒”的外交策略、政治選擇，堅定地站在了以蘇聯為核心的社會主義陣營。并且，對于“一邊倒”的外交策略、政治選擇，是毛澤東早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就確定的。1949年6月30日，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而寫的《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經典文獻中，就旗幟鮮明地宣布了新中國必須“一邊倒”。正如他在文中所指出：“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共產黨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由此可見，他所強調的“一邊倒”，決不是像有些人說的是倒向蘇聯這么一個具體國家，而是指倒向社會主義陣營這一邊，是指新中國堅定不移地選擇社會主義道路，并且這個“一邊倒”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超人的政治遠見，奠定了新中國外交的重大政治原則。新中國成立后，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率領全國人民開始全面學習蘇聯，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26日率團訪問蘇聯，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等，并到蘇聯不少地方進行參觀學習。1950年3月3日，訪蘇歸來的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東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了要學習蘇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發展的歷史，給我們提供了最好的經驗，我們可以用他們的經驗。”1953年2月7日，他在全國政協一屆四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號召學習蘇聯的先進經驗，并且要采取真心實意的態度廣泛地學習蘇聯：“一切我們用得著的，統統應該虛心地學習。對于那些在這個問題上因不了解而產生抵觸情緒的人，應該說服他們。就是說，應該在全國掀起一個學習蘇聯的高潮，來建設我們的國家。”向蘇聯學習，是新生的社會主義中國現實而正確的選擇，歷史也證明了這一點。

在向蘇聯學習的過程中，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非常重視學習蘇聯的經驗，剛開始時也確實是很大程度上在模仿蘇聯的做法，甚至也出現過照抄蘇聯辦法的問題。但是，毛澤東并沒有僵化、迷信地對待蘇聯的經驗，而是從一開始就反對照抄照搬、盲目模仿，并且從一開始注意到了如何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學習蘇聯的同時，毛澤東也非常重視向更多國家乃至資本主義國家學習。早在1950年3月10日，他在接見外交部首批駐外大使學習班的同志時，就對這些不久就要出國赴任的新中國首批駐外大使們說，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優點和長處，我們要通過研究，認識和學習別國的長處。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也要學。他這里提倡的向外國學習，不僅包括向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學習，更包含了向所有國家學習。1955年10月15日，他在同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的談話時就表示，日本有很多地方是我們應該學習的，“哪一天有機會我還想學一學，還想到日本去看一看，把中國人民的友誼表示表示。……我也想到別的國家去看一看，甚至還想去美國看一看，把中國人民的友誼表示表示，但現在卻沒有希望實現”。這也表明了中國“一邊倒”是政治上的，“一邊倒”并不排斥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等的學習。

毛澤東不僅從來就不是一個教條主義者，而且他在偉大的革命一生中一直都是教條主義的天敵。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就已經開始思考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在向蘇聯學習的過程中，他便開始著手探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探索。在偉大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抗美援朝取得偉大勝利后，隨著黨中央開始把黨和國家工作的重點轉向社會主義建設，再加上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共二十大上對斯大林的批判中也暴露出蘇聯發展中的一些弊端，他開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科學地學習蘇聯，更加深入、全面地進行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探索，《論十大關系》就是探索中的一篇標志性文獻。正是《論十大關系》，標志著毛澤東從“以蘇為師”向“以蘇為鑒”的重大轉變。在《論十大關系》中，他在開篇部分便特別提醒指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并且，在具體論述十大關系時，他也非常重視這個問題。如在論述第一大關系，也就是“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時，他開始就指出:“重工業是我國建設的重點。必須優先發展生產資料的生產，這是已經定了的。但是決不可因此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如果沒有足夠的糧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養活工人，還談什么發展重工業?”并進一步拿蘇聯和一些東歐國家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卻忽視農業和輕工業而帶來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等問題提醒大家，必須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決不能忽視生活資料尤其是糧食的生產。在論述第四大關系———“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時，他又用蘇聯的教訓提醒大家：“蘇聯的辦法是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采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鑒于蘇聯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我們必須更多地注意處理好國家同農民的關系。”在論述第十大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時，他不僅提醒大家要認識到社會主義也有缺點，有人以為社會主義就了不起，一點缺點也沒有了。哪有這個事？應當承認，總是有優點和缺點這兩點。而且毫不回避地指出我們曾經存在的問題:“過去我們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處也去學。”批評有些人毫無主見，對事物不加分析，而是完全以“風”為準，別人刮什么風他也跟著刮什么風，結果往往是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在此基礎上，他強調了“第二次結合”：“我們要學的是屬于普遍真理的東西，并且學習一定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每句話，包括馬克思的話，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們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并緊接著批評了教條主義，揭示出教條主義的巨大危害和實現“第二次結合”的重要性、緊迫性。

但要指出的是，一直堅持大力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毛澤東強調“以蘇為鑒”是為了避免重走蘇聯走過的彎路，并不是不再堅持“以蘇為師”，而是要把“以蘇為師”“以蘇為鑒”很好地統一起來，更好地向蘇聯學習，把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中國化，實現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探索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3月23日晚上，他在中南海游泳池住處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討論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和中國共產黨的對策時指出，赫魯曉夫這次揭了蓋子，又捅了婁子。他破除了那種認為蘇聯、蘇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確的迷信，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里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等于是明確提出了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這一重大課題，并進行了破題。4月4日，他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劉少奇、周恩來等開會，最后一次討論修改《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時進一步明確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獨立思考，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民主革命時期，我們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這種結合，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首次明確提出“第二次結合”，并緊接著進一步強調:“這個問題，我幾年前就開始考慮。”事實上也確實如此，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考慮怎樣把合作社辦得又多又快又好，以及后來在國家建設中考慮能否不用蘇聯少用蘇聯的“拐杖”，就是在進行這種探索。1958年3月9日，他在成都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中強調，對蘇聯的經驗，只能是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不從之。3月10日，他在第二次講話中特別批評了教條主義，強調要堅持原則與獨創精神：“學習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專門模仿；一種是有獨創精神，學習與獨創結合。硬搬蘇聯的規章制度，就是缺乏獨創精神。”“對蘇聯經驗，一切好的應該接受，不好的應該拒絕。”3月18日，他在主持會議時又強調：“建設路線不能迷信蘇聯，不破除迷信，要妨礙正確貫徹執行建設路線。”一次次強調，就是語重心長地告誡全黨，要注意蘇聯經驗的中國化，只有真正做到既“以蘇為師”又“以蘇為鑒”，進一步切實搞好“第二次結合”，才能建設好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事實上，在此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毛澤東一直注意堅持“以蘇為師”“以蘇為鑒”相結合，在繼續向蘇聯為代表的外國學習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走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正如他在《論十大關系》中所指出：“我們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我想是提得對的。”“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必須有分析有批判地學，不能盲目地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并且，他還進一步告誡全黨：“將來我們國家富強了，我們一定還要堅持革命立場，還要謙虛謹慎，還要向人家學習，不要把尾巴翹起來。”從不盲目排外，更不崇洋媚外，而是始終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始終堅持以我為主、洋為中用、獨立自主，始終堅持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道路，努力走好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對國外的經驗即使是成功的經驗也決不盲信、更不迷信，這是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應該牢記的重要原則。

二、辯證統一：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如何更好地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是毛澤東一直在考慮的一個重大問題。在《論十大關系》開篇，他就明確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并進一步闡釋說：“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也實行這個方針。”而且，他在結尾部分又再次強調了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回顧歷史可以發現，善于團結多方面力量，善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是我們黨的一個優良傳統，也在革命戰爭年代發揮了重要作用。因此，毛澤東把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中發揮了極其重要作用的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武裝斗爭一起稱為中國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他不僅沒有忘記這個優良傳統，而且進一步發揚光大，明確提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并很好地將之付諸實施，使之凸顯出更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新中國是在幾乎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開始建設的，多年的戰爭讓工業、農業都遭到了嚴重破壞，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狀態。正如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所說：“我曾經說過，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再加上我們不僅面臨國民黨殘余武裝勢力、暗藏的特務、土匪等破壞，而且要集中相當一部分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到抗美援朝戰爭中去，在這樣的形勢下建設社會主義，困難之大可想而知。但再大的苦難也難不倒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和站起來的中國人民，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下定決心一定要早日建立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就要求必須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不僅善于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使舉國上下同心同德、齊心協力，而且要善于調動國際上一切積極因素，贏得更多國際上的支持、支援。其實，從新中國成立之日起，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這么做的，無論是對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團結、使用，還是通過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將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社會主義勞動者，以及對國民黨反動政府原來的工作人員等的改造使用，甚至還有對反革命分子、國民黨戰犯的改造等，都是在努力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

什么是國內外的積極因素？毛澤東進行了解讀：“在國內，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爭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爭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爭取為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不僅指出了國內外的積極因素主要有哪些，而且強調了要辯證地看待消極因素、積極因素，科學認識正確處理各種問題、矛盾和關系，爭取盡可能最大程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這樣才能使得積極因素的力量越來越強大，更好為建設偉大的社會主義大事業服務。

要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統一戰線這個法寶不僅不能丟，而且要用得更好，在《論十大關系》中第七大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就是論述這個問題。毛澤東不僅強調了要繼續保留民主黨派，要繼續搞好統一戰線事業，而且明確提出了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原則，“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不僅讓民主黨派感到非常振奮，也是對我們黨內某些同志錯誤對待民主黨派言行的一個糾偏，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在此基礎上，他進一步闡釋如何團結幫助民主人士：“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采取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像衛立煌、翁文灝這樣的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我們應當繼續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就是那些罵我們的，像龍云、梁漱溟、彭一湖之類，我們也要養起來，讓他們罵，罵得無理，我們反駁，罵得有理，我們接受。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不僅要團結一切善意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和調動有愛國心的國民黨軍政人員的積極性，而且對罵我們共產黨的人也要團結、要養起來，這就是毛澤東的胸懷和氣概。隨后，他又結合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把革命進行到底”、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等問題上又反對又不反對的表現，告誡大家要深刻認識到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我們要努力幫助和引導民主黨派由反對走向不反對，從一定時期的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并且，在談到對黨政機構進行大精簡時，他特別強調：“黨政機構要精簡，不是說不要民主黨派。希望你們抓一下統一戰線工作，使他們和我們的關系得到改善，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提醒從中央到地方在精簡黨政機構時要照顧民主黨派，要抓好統一戰線工作，要主動改善和民主黨派的關系，就是通過一系列具體而溫暖的有力舉措將更多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更好地團結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非常重視抓好統一戰線工作，明確提出統一戰線是“最大的政治”的重要論斷，并多次強調和告誡全黨，統一戰線是任何時候都必須要堅持的重要法寶，必須正確處理一致性與多樣性的關系，努力找到最大公約數、劃出最大同心圓，正是毛澤東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重要思想在新時代的生動體現，也讓我們深刻地認識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毛澤東思想的堅持、繼承、發展、創新，欣慰地看到了黨的優良傳統在新時代的弘揚。

如何盡可能最大程度地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以如何對待反革命分子為例進行了生動詮釋：“社會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頭上，而機關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遠些，他們有普遍的冤頭，但是直接的冤頭不多。這些人一個不殺有什么害處呢？能勞動改造的去勞動改造，不能勞動改造的就養一批。反革命是廢物，是害蟲，可是抓到手以后，卻可以讓他們給人民辦點事情。”“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都應當給以生活出路，使他們有自新的機會。這樣做，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改造反革命分子讓其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這種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的氣度，除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誰還能有？而在新中國，類似的例子還不少。如2019年7月底開始在中央電視臺綜合頻道晚上黃金時段播出的電視連續劇《特赦1959》就是講述了我們黨對在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集中關押的蔣介石集團的高級戰犯的改造，使包括杜聿明、王耀武等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內的絕大部分戰犯都逐步認識到自己的罪行，從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一步步改造成為社會主義建設者。這是在很多人看來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中國共產黨人卻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這也是對毛澤東思想的一次生動展現。

毛澤東對于反革命分子、國民黨戰犯尚且如此，對其他犯錯誤的同志采取什么樣的態度就可想而知了。正如他在《論十大關系》中談到“是非關系”時所再三強調：“如何對待犯了錯誤的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正確的態度應當是，對于犯錯誤的同志，采取‘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允許他們繼續革命。”“‘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是團結全黨的方針，我們必須堅持這個方針。”為了幫助大家深刻理解這個問題，他以魯迅的小說《阿Q正傳》中假洋鬼子不準阿Q革命為例，批評有些人很有點像假洋鬼子，不準犯錯誤的人革命，甚至不分犯錯誤和反革命的界限而把一些犯錯誤的人殺掉了。提醒大家要記住這些教訓，“無論在社會上不準人家革命，還是在黨內不準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都是不好的”。并且，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對犯了錯誤的同志，不僅要允許他們改正，而且要積極幫助他們改，決不能僅僅是在旁觀他們改不改。“人是要幫助的，沒有犯錯誤的人要幫助，犯了錯誤的人更要幫助。人大概是沒有不犯錯誤的，多多少少要犯錯誤，犯了錯誤就要幫助。只看，是消極的，要設立各種條件幫助他改。”并批評指出一些人的錯誤本質：“對犯錯誤的同志不給幫助，反而幸災樂禍，這就是宗派主義。”但這種幫助又是有前提、有原則的，那就是一定要搞清楚是非，幫助絕不意味著不要恰如其分的合乎實際的批評，更不意味著取消必要的斗爭，批評、斗爭不僅決不是為了整犯錯誤的人，而且必要的批評、斗爭可以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更好地改正錯誤。

在明確提出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后，毛澤東一直在思考把這個思想真正貫徹好。1956年4月29日，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黨的代表談話時再次強調：“爭取中間勢力很重要。”并進一步強調指出:“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這樣，我們就可以把敵人縮小到最少，只剩下帝國主義和本國的少數親帝國主義分子，即同帝國主義有密切聯系的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對我們來說，朋友越多越好，敵人越少越好。”“為了這個目的，我們黨必須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大敵當前，我們必須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包括社會的、黨內的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對一些國家也是這樣，不管它多反動，只要愿意同我們做生意的，愿意同我們建立外交關系的，我們都爭取，不論是小的還是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日本我們也盡量爭取，不管對它過去侵略中國的仇恨有多么大，我們對日本的資本家、日本的前高級軍官也爭取。”就是強調一定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并在這里特別闡釋了在國際上如何去做。在黨的七屆七中全會和黨的八大預備會議的一系列講話中，他又反復強調了“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1956年9月15日，他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開篇就指出：“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再一次向全黨強調這個問題，也是對全黨的一次大動員。1956年9月25日，他同參加黨的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時再次強調：“在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壓迫的國家，無產階級政黨要把民族旗幟拿在自己手里，必須有民族團結的綱領，團結除帝國主義走狗以外的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一次次強調，可見毛澤東對整個問題的高度重視，也推動著越來越多人深刻認識到貫徹好這個思想的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所強調的一切積極因素，決不僅僅包括人力的因素，還包括物力、財力、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是要把人力、物力、財力、政策等多方面的積極因素都積極調動起來，更好地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論十大關系》論述的十大關系既是十大問題，也是十大矛盾，處理好這些問題，解決好這些問題、矛盾，也都是圍繞著如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展開的。在后來定名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中，毛澤東更是認真剖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情況新問題，從十二個方面深入分析以人民內部矛盾為代表的中國社會矛盾，形成了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特別是系統論述了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目的也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并且，毛澤東對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之間的關系從來都是辯證地看，從來沒有把二者對立起來，而是強調其辯證統一的關系，強調要努力把消極因素轉化為積極因素，同時警惕積極因素蛻變為消極因素。今天，我們要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更要努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服務，努力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匯聚起實現民族復興的磅礴力量。

【1956年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

三、聚焦重點：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

建設一個強大的工業化國家，不僅是中國人民幾代人的夢想，更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的夢想，并且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開始籌劃。1944年5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為陜甘寧邊區工廠廠長及職工代表會議舉行的招待會上的講話中就指出：“中國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沒有新式工業。日本帝國主義為什么敢于這樣地欺負中國，就是因為中國沒有強大的工業，它欺侮我們的落后。因此，消滅這種落后，是我們全民族的任務。”而要完成這個任務，就要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在1945年4月24日，他在黨的七大上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提出：“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條件獲得之后，中國人民及其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步驟，在若干年內逐步地建立重工業和輕工業，使中國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1949年3月5日，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再次指出：“從中國境內肅清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國民黨的統治(這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者的集中表現)，還沒有解決建立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問題，只有待經濟上獲得了廣大的發展，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了先進的工業國，才算最后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就是向全黨提出了使中國由落后的農業國變成先進的工業國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并且是必須完成的。195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批準經過毛澤東修改的中央宣傳部《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斗爭———關于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不僅第二部分的題目就是“為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斗”，而且進一步明確提出：“必須教育全黨和全體人民認識國家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極端重要的意義，認識它是全國人民的最高的利益，全國人民的一切局部的暫時的利益都應當服從這個最高的利益。”這是黨中央在新中國成立后第一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對全黨發出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號召，為了走出一條社會主義中國工業化道路進行了思想動員、輿論營造和政治準備。經過幾年的探索，特別是從1956年2月14日開始，毛澤東在中南海聽取國務院35個部門的工作匯報，到4月24日結束，實際聽取報告的時間為43天，并在深入思考的基礎上形成了《論十大關系》這篇具有重大意義的重要講話。他在《論十大關系》中雖然沒有直接提出走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實際上卻已經形成了走出一條不同于蘇聯的中國工業化道路的思想并展開論述，并重點結合如何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等展開論述，開啟了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宏偉篇章。

能否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是能否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關鍵和重心所在，這不僅是毛澤東聽取國務院35個部門的工作匯報時多次強調的重要問題，也自然成為他要論述的十大關系之首。在首先強調必須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之后，毛澤東結合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在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展開論述，提醒大家要注意蘇聯的糧食產量長期達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問題、一些東歐國家由于輕重工業發展太不平衡而產生的嚴重問題，深刻認識到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就是因為“他們片面地注重重工業，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因而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從而真正做到引以為戒，從中國是一個大農業國的實際出發，正確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努力探索出一條不同于蘇聯的中國工業化道路。

如何正確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提出要加大農業、輕工業的比例：“我們現在的問題，就是還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并強調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一可以更好地供給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資金的積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發展重工業。”為了幫大家更深刻地認清這個問題，他進一步辯證地分析指出：“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強調了作為唯物辯證法核心的對立統一規律，從而使更多人認識到，強調重點并不是離開非重點而孤立地去發展重點，而是要把重點、非重點辯證統一起來，既要努力抓好重點工作又要同時大力抓好非重點工作，采取科學有力的舉措做好非重點工作并使其有助于推進重點工作，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以更多更快地發展重工業就是如此。并且，他還透過繁紛復雜的矛盾現象科學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對比剖析了少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和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兩種辦法之間的利弊得失：“從長遠觀點來看，前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礎不那么穩固，幾十年后算總賬是劃不來的。后一種辦法會使重工業發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會使它發展的基礎更加穩固。”用淺顯易懂的道理使人們深刻認識到農業在工業化的過程中決不是處于從屬地位，而是實現工業化的重要力量，這就把農業提高到了直接關系重工業甚至整個工業化發展的重要位置，從而讓更多人在多發展一些農業、輕工業方面形成共識，凝聚起走好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強大合力。歷史也證明，毛澤東堅持把發展農業放在重要的位置，始終注意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之間的關系，不僅體現出偉大領袖的高瞻遠矚和人民情懷，而且成為其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思想的一大特色。

在《論十大關系》的重要講話發表之后，毛澤東一直在思考如何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重大問題，并一再強調和深入論述。1956年9月15日，他在黨的八大開幕詞中強調指出：“我們現在也面臨著和蘇聯建國初期大體相同的任務。要把一個落后的農業的中國改變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的中國……。”向全黨提出了把社會主義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的重要任務，對正在開啟建設有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偉大征程的新中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1957年2月27日，他在后來定名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專政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全體人民進行和平勞動，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他第一次提出“三化”，并且將原來講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改成“現代工業”，“農業社會主義化、機械化”改成“現代農業”。而且，他在講話中還把“中國工業化的道路”作為一個重要問題單獨列了出來，明確提出：“這里所講的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主要是指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關系問題。我國的經濟建設是以重工業為中心，這一點必須肯定。但是同時必須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再一次強調了要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之間的關系，特別是充分注意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就是要反復提醒大家要注意這是走好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關鍵和重心。后來，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更是提出“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其中“工業現代化”仍是第一位的，凸顯了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在整個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的重要地位，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擔負起的時代重任。

當然，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決不是正確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之間的關系就可以萬事大吉了，還有其他一些重要關系也必須處理好。在《論十大關系》中，毛澤東嫻熟地運用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堅持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剖析事物矛盾的特殊性，繼續辯證地剖析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以及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等，讓大家深刻認識到處理好這些關系是走出一條中國自己的工業化道路的重要內容，也是建設現代化工業強國的題中應有之義。如談到如何正確處理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時，科學分析和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指出新的侵華戰爭和新的世界大戰短時期內打不起來，強調大力發展內地工業是我們工作的重點的同時，直面最近幾年對于沿海工業有些估計不足和不那么十分注重沿海工業發展等問題，又一次辯證地分析指出：“好好地利用和發展沿海的工業老底子，可以使我們更有力量來發展和支持內地工業。如果采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所以這也是一個對于發展內地工業是真想還是假想的問題。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須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特別是輕工業。”不僅在對比中強調了充分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的非常必要性，指出了忽視發展沿海工業的巨大危害性，使越來越多人深刻認識到真想發展內地工業就必須充分利用沿海的工業基地，充分利用沿海工業的設備能力和技術力量，更多地利用和發展以輕工業為代表的沿海工業。正是毛澤東作出的充分利用沿海工業這一重大抉擇，為北京、上海、天津、遼寧、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等沿海省市贏得了又一次大發展的歷史機遇，并大大支持、促進了內地的發展，推動著中國的工業化道路沿著正確方向又好又快地發展。此外，他關于如何處理好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思想也成為新中國處理這一關系的重要遵循，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對于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也明確提出要“健全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體制機制”，并進一步指出：“理順中央和地方權責關系，加強中央宏觀事務管理，維護國家法制統一、政令統一、市場統一。……賦予地方更多自主權，支持地方創造性開展工作。按照權責一致原則，規范垂直管理體制和地方分級管理體制。優化政府間事權和財權劃分，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形成穩定的各級政府事權、支出責任和財力相適應的制度。構建從中央到地方權責清晰、運行順暢、充滿活力的工作體系。”這正是對毛澤東當年的相關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和制度化，也再次凸顯了《論十大關系》對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意義，也對今后更好處理好這一關系提供了重要遵循。

《論十大關系》不僅是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而且是我們黨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開篇之作，這是得到了全黨公認的，不僅毛澤東本人非常看重這篇文章，劉少奇、鄧小平、習近平等也給予了很高評價。1958年3月10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第二次講話中說：“一九五六年四月的《十大關系》，開始提出我們自己的建設路線，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1960年6月18日，他寫出《十年總結》著重總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他在總結中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如此高度評價《十年總結》在探索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可見他對這篇文獻的重視。據當年參加黨的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主持黨的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工作的劉少奇聽了毛澤東的報告后說：“主席作了調查，講了十大關系，十大關系應當成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綱。”1975年7月13日，鄧小平就《論十大關系》講話整理稿事致信毛澤東說：“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2013年12月26日，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也給予很高評價：“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黨面臨的嶄新課題。毛澤東同志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苦探索。他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提出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制定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思想。”2016年1月18日，習近平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的講話中進一步評價指出：“《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同志運用普遍聯系觀點闡述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典范。”這也啟示我們，不僅要看到《論十大關系》對當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具有重大意義，還要看到重要內容遠不止上述幾個方面，更要看到其對沿著正確道路進一步推進新時代改革開放和早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仍具有重要指導意義，我們應該結合新時代的新情況、新問題、新挑戰、新機遇繼續深入挖掘其豐富內涵，使其閃耀出更耀眼的思想之光。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兼秘書長、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毛澤東思想研究室主任、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載《毛澤東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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