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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陌生開始

在同輩人中，我知道毛主席比較晚。我第一次聽到毛澤東這個名字，是在1935年“一二·九”運動之前不久。當時我在廣州廣雅中學讀書，年方十六歲。比我高兩個年級的高中同學，向我講了“朱毛紅軍”長征的故事。這時我才知道有“工農紅軍”、“共產黨”，但對“朱毛”其人則很陌生。

我是一個愛國學生，眼看東三省淪陷，日寇入侵華北，國亡無日，對共產黨、工農紅軍主張堅決抗日，很佩服也很向往。這導致我積極響應北平學生的“一二·九”運動，參加了一周之后的廣州“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我從此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并從《生活周刊》、《世界知識》雜志、《自修大學》雜志等左翼刊物中逐漸了解抗日救國、解放勞苦大眾、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的道理，也知道了世界上第一個勞苦大眾當家作主的國家——蘇聯。

盧溝橋事件爆發，我從《自修大學》雜志看到介紹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于是1937年12月初離廣州去延安，要到那里學習抗日的本領。我欽慕的是共產黨、紅軍這個整體，對領導人物幾乎沒有什么印象。

我到延安進入抗日軍政大學。開始時只知道共產黨的一些領導人的名字，包括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等，究竟是誰領頭，不知道也不大在意。毛澤東在我心目中地位并不突出。只聽說過他多次對“抗大”學生講話，但我沒有看到、聽到。

我先見到的不是毛主席而是朱總司令。因為朱總司令經常到“抗大”校部球場上打籃球，我當時在校部后面的“抗大”第三期第三大隊第十隊學習，那里是延安師范舊址，就在籃球場旁邊。朱總司令給我的初步印象是平易、敦厚的長者。乍看會誤為伙夫或馬夫，毫無首長的架子。

我在延安整整十年，聽過毛主席多次講話，但一直沒有同毛主席直接交談。我對毛主席從完全陌生到初步了解，主要是在新聞工作中的感受。

我第一次見到毛主席并聽他講話，是1938年3月19日“抗大”第四期開學典禮大會上。我原來從1937年12月起在“抗大”第三期學習，1938年2月底畢業后報名再入第四期軍事大隊學習，準備上前線打日本鬼子。校部決定，第四期軍事大隊（后改稱第一大隊）從延安搬到瓦窯堡。行前召開開學典禮大會，毛主席給我們講話。我記得大意是：抗日軍政大學顧名思義是學習抗日，要學政治，更要學軍事，要政治與軍事相結合。軍事大隊有老紅軍（占三分之一），也有青年學生（占三分之二），要互相學習，新老結合。要學到堅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艱苦奮斗的工作作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

毛主席的講話，我感到很新鮮，聽似淺顯，細想又含意邃遠。我似懂非懂，不甚了了，但聽后一心一意要學好軍事，準備到敵人后方去。只是學習畢業后沒有分配上前線，而被推薦入延安當時的最高學府——馬列學院。這次毛主席給我的印象是模糊的高大形象，偉岸而高深莫測。

我第一次在毛主席處工作是1940年12月。那是指名把我從中央宣傳部借調去毛主席處編輯《時事叢書》。當時我在中宣部的編審科當干事，參加中共中央機關刊《解放》雜志的編輯工作。我接到調令馬上到毛主席住處的圖書館附近的窯洞工作，任務是編輯《抗戰中的抗日根據地》，由我和武新宇（全國解放后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共同負責，毛主席圖書館的同志（柴沫同志負責）給我們提供各抗日根據地的報刊和其他材料，我們從中選編。

在開始工作的時候，陳伯達向我們傳達毛主席的意見，說毛主席要求加強對敵友我三方面的調查研究，已經成立了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并陸續編輯出版《時事叢書》，已經出版了《日本帝國主義在淪陷區》，還要出版關于大后方（即國民黨統治區）、根據地等國內方面和國際方面的材料。毛主席要求先把材料收集起來，以便認真研究，從中引出結論。從這里我第一次知道毛主席如何重視收集材料。

在編輯過程中，陳伯達還幾次傳達毛主席的意見，主要是毛主席推薦敵后抗日根據地報刊發表的文章和通訊，要我們考慮編入書中。我們早出晚歸，在那里工作了三個月左右，編出了初稿。由于各根據地當時出版的刊物很少，加上敵偽封鎖造成的交通困難，收集的材料很不充分，到三月初即暫時停止編輯。這中間一直沒有見到毛主席本人，大概是因為毛主席這時忙于處理“皖南事變”。

我不知道為何把我借調去編輯《時事叢書》，可能是因為我曾經同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同志合寫的一篇題為《陜甘寧邊區農村經濟的幾個問題》的文章，發表在1940年11月《解放》雜志19期上，署名為謝覺哉、左健之（我在延安時用的筆名）。這是在謝老指導下寫成的。他當時任陜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長。我在《時事叢書》編輯工作暫停后，即回到中宣部繼續研究國際問題，寫一些時事評論。

【1940年清涼山上的解放日報和新華社編輯部舊址】

（二）在《解放日報》的感受

我在延安了解毛主席，較多的是我從中宣部調到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工作時期?！督夥湃請蟆穭摽?941年5月16日，《解放》雜志隨即?？?，我于9月間從中宣部調到《解放日報》國際版工作。

當時在延安，大家議論紛紛的有兩大問題：一是蘇德戰爭（《解放日報》創刊后一個多月即爆發）形勢如何，蘇軍能否頂住希特勒的閃電戰；二是日本同德國、意大利結成“反共同盟”（1940年9月結盟）后，究竟向北進攻蘇聯，還是向南進攻美英殖民地。那時我正在《解放日報》編輯國際版，特別關心延安各方面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我從博古同志（他當時是《解放日報》社長兼新華社社長）和余光生（當時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曾留學美國，常當毛主席的英文翻譯）那里聽到中央領導同志主要是毛主席的看法，我自己也經常同國際版的主編曹若茗同志（曾在巴黎《救國時報》工作）一起到第十八集團軍總參謀部（駐地在離《解放日報》很近的王家坪）去參加那里的戰爭形勢座談會。

關于日寇北進還是南進，當時有兩種看法，一種是以日共主席岡野進（即野坂參三，抗日戰爭爆發后從蘇聯到延安定居很長時期）領導的日本問題研究所為代表，認為兩種可能性都有，但北進可能性較大。另一種看法以總參謀部作戰局同志為代表，也認為兩種可能性都有，但傾向于南進的可能性較大。我聽到博古同志兩次傳達毛主席的看法。一次是我到報社不久，9月間博古同志談到整個國際形勢時說，毛主席估計，如果蘇聯紅軍能頂住希特勒對莫斯科的閃電進攻，日軍不敢北進。如果日本在同美國的談判（當時正在華盛頓進行）達不成妥協，日本也不會北進，還是要南進。在這之后不久，大約在10月底，博古同志又傳達毛主席的看法。毛主席估計：日本內閣改組，近衛下臺，軍部首腦東條英機上臺，是發動新戰爭的預兆。從目前情況看，日寇南進可能性大。因為德軍向莫斯科的進攻節節受阻，進展遲緩。眼看冬季在即，德軍進攻困難更大。很難設想在這種形勢下，日本會貿然北進。反之，美英在太平洋地區兵力單薄，易受攻擊，日本很可能揀軟的吃。而且太平洋地區物產豐富，正合日本胃口，而西伯利亞冰天雪地，荒無人煙，從近期說對日本沒有什么好處。德、意、日三國反共同盟不一定聯合進攻蘇聯。德國進攻西歐，也是打著“反共”旗幟。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也是打著“反共”的旗子。要在太平洋進攻英美也可以用這面旗子。因此很可能出現中蘇美英聯合抗擊德意日的形勢，這對我國抗日戰爭十分有利。要掃除皖南事變后的氣餒和急躁的情緒。要看到中蘇美英必勝的大趨向。

一個多月以后，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完全證實了毛主席的估計。

關于蘇德戰爭，據博古同志傳達，毛主席從蘇德戰爭爆發開始，一直密切注視戰局的發展，而且不斷提出自己的獨到的看法。

我記得有兩次印象甚深：第一次是毛主席對德軍閃電戰的看法。德軍從6月22日起發動閃電戰，進展迅速。希特勒企圖三個月內打敗蘇聯。當時整個西方評論一邊倒，認為蘇軍已崩潰。約在9月間，德軍一面在北方向莫斯科進軍，一面又在南方向頓巴斯地區進軍。毛主席當時就指出，希特勒高估了自己的實力，兵分兩路不是制勝之道。到了10月間，毛主席指出蘇軍在莫斯科以西抵抗逐漸加強，德軍進展遲緩，蘇軍同時也在南方羅斯托夫地區阻擊德軍東進，整個戰場形勢已逐漸轉向對蘇軍有利。到了11月間十月革命節時，毛主席已斷定希特勒企圖用閃電戰打敗蘇軍的戰略失敗已成定局，在冬季無法再發動攻勢，相反要遇到紅軍的反攻。事實證明，紅軍在冬季里連續反攻，把迫近莫斯科的德軍驅逐到一百多公里以外，證實了毛主席的預見。

（三）傳世杰作

第二次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毛主席對斯大林格勒戰役的看法。

1942年5月起，德軍在南方大舉進攻，迅速從頓河流域指向伏爾加河并向高加索地區推進。當時全世界大為震動，大都認為德軍將切斷伏爾加河，占領高加索油田，迂回莫斯科后方。毛主席早在7月間即指出，德軍企圖一舉追求兩個目標，分兵出擊，重犯去年夏季攻勢的錯誤。到了8月，德軍渡頓河進迫斯大林格勒，紅軍開始了斯城保衛戰，頑強地進行逐街、逐樓、逐層的空前激烈的反復爭奪。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吸引了全世界。那四十八個日日夜夜，全世界所有反法西斯人士都與斯城紅軍戰士同呼吸、共憂樂。據博古同志說，這時毛主席天天觀察和分析戰局的變化。

這篇社論，用“紅色凡爾登”例比斯大林格勒破題，下筆驚人。毛主席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皇發動凡爾登戰役失敗，從此走下坡路。社論然后泛論：歷史上敵對雙方在激烈斗爭中，一方對另一方的最后掙扎往往未能及時識破其外強中干的實質，這屢見不鮮。再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法聯軍未能看出德軍發動凡爾登戰役是最后掙扎，現在人們也未能看出斯大林格勒保衛戰是蘇德戰場上戰略形勢的轉折點，而且是這次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是人類歷史的轉折點。毛主席開篇高屋建瓴。

接著，毛主席在社論中分析斯城保衛戰的四十八天變化，分析希特勒發動對蘇戰爭以來的三個階段的戰局變化，指出：斯城戰役將是第三階段的結束，第四階段的開始，即紅軍從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德軍從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的新階段開始。并且預言：紅軍將在頓河南北敵軍最突出的地帶兩翼發動反攻，鉗擊德軍危險部位。冬季將臨，德軍當務之急是趕快結束進攻轉入防御。

毛主席在社論中又進一步分析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與去年莫斯科保衛戰之異同，指出：如果斯城戰役停止了法西斯的進攻，這一戰役就是帶著決定性的。這種決定性是關乎整個世界戰爭的。法西斯的生命在于進攻，一旦進攻完結，它的生命也就完結了。從此希特勒將面臨蘇聯、英美、歐陸人民三面戰線的夾擊，這是斯城戰役以后的偉大歷史進程。

毛主席在結束這篇社論之前，又以拿破侖為歷史殷鑒，指出拿破侖政治生命終結于滑鐵盧，而其決定點則在進攻莫斯科失敗。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侖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其決定點。結束語是：“一切對世界形勢作悲觀觀察的人們，應將自己的觀點改變過來。”余韻繞梁，意味無窮！

毛主席在這篇社論中的分析、論斷和預見，它們的科學性和歷史觀、戰略眼光與遠見卓識，都為而后的戰爭進程一一證實。而且其行文之開門見山，既提筆灑脫，又思路貫通，流暢、跌宕而首尾相應。無論從哪一方面說，此文堪稱時事評論的傳世杰作。我當時確實為之傾倒?，F在重讀編入《毛選》的這篇社論（題目改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仍然擊節三嘆！

就在10月12日《解放日報》刊登毛主席這篇社論的當晚，新華社收到了德國海通社播出的柏林德軍統帥部發言人于10月12日（德國時間，比中國時間晚7小時）發表的聲明，宣布“德軍已由攻勢轉入守勢”。新華社副社長吳文燾立即報告博古，博古馬上打電話報告毛主席。第二天，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的所在地清涼山，人們到處奔走相告：毛主席賽過諸葛亮。

毛主席在13日和15日接連寫了兩篇社論：《歷史教訓》和《評柏林聲明》，前者為評述斯大林格勒戰役中蘇軍的正確戰略戰術和勇猛抵抗，后者評論世界戰爭形勢已發生根本變化，指出法西斯國家已完全喪失了主動地位。11月7日，《解放日報》又發表毛主席為紀念十月革命節寫的社論，進一步論述蘇聯及其紅軍勝利的偉大意義。

在這之后，蘇軍于11月19日開始發動反攻，地點果然在毛主席10月12日社論中預言的斯大林格勒南北頓河兩岸。在這一地區的德軍陷入多重包圍，至1943年2月2日被殲23萬人，飛機1500架，坦克5000輛，著名的德軍元帥保盧斯率領的精銳兵團全軍覆沒。紅軍從而實行全面的戰略反攻。

【斯大林格勒保衛戰，蘇軍強渡頓河突破德軍防線】

（四）夜以繼日的關注

毛主席對國際形勢的密切關注，是一貫的、經常的，有時是不分晝夜的。不但是前面所說的他從新華社很快得到德軍統帥部轉入守勢的聲明，而且，據新華社原社長向仲華同志告訴我，從紅軍到達陜北后，毛主席經常夜間提著馬燈到新華社抄收電訊的窯洞里來詢問有什么新消息。我后來又知道，就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毛主席每天把《參考消息》上刊出的外國通訊社的重要國際新聞抄錄下來，從1942年11月到1943年1月，歷時三個月不中斷，實在驚人！

把最新消息報告毛主席，成了新華社的工作守則，也是傳統。后來，美英軍隊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第二戰場、蘇軍占領柏林、蘇軍出兵東北參加對日作戰、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等重大新聞，毛主席都在外國通訊社播出后半小時內即從新華社得到消息。其中關于蘇軍出兵東北，據當時任《解放日報》總編輯的陸定一同志后來告訴我，我黨中央事先毫不知情，沒有從蘇聯方面得到任何通知，幸好在第一時間從新華社獲悉，趕緊作出相應部署。

由于我開始參加工作就研究國際問題，當時又在《解放日報》國際版工作，毛主席分析國際形勢的敏銳和精當，可以說把我這個青年知識分子完全征服了。從這以后，我才比較刻苦和認真地研究國際問題，比較有計劃地撰寫國際時事評論。我同國際版（后來改組擴大為國際評論部）的同志們合作，從1942年5月起撰寫《國際述評》專欄，每月兩次，至1946年8月，其后又改為每周一次的《國際一周》，每次1000字左右，直到從延安撤退。

我一生首先是這樣通過國際新聞評論了解毛主席并為之傾倒的。這也是我漫長的新聞工作道路的開始。

（五）整風、改版和思想改造

我是在毛主席第一次作整風報告（1941年5月《改造我們的學習》）之后不久到《解放日報》工作的。1942年初開始的《解放日報》改版，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領導的我黨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我當時是一個小小的編輯，而且是搞國際新聞的編輯，沒有參加黨中央組織的高級干部的整風運動（主要是清算內戰時期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和抗戰時期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那時候的延安，組織紀律非常嚴格，大家都認真遵守保密紀律。沒有參加高級干部整風的同志幾乎聽不到有關高干整風的“小廣播”。幾年以后看到的《“六大”以來》等高干整風的主要文件，當時壓根兒不知道。

我那時參加整風是學習十八個文件（后來增加到二十二個），這從1942年2月就開始了，但很快就轉入《解放日報》改版。這是毛主席早在1941年9月即提出，1942年1月24日、2月11日和3月11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再三詳細講到要改變《解放日報》的辦報方針。這次整風慣稱“改版”，實際上是改變原來的辦報方針，要把《解放日報》從“社報”改變為“黨報”，從“不完全的”辦成為“完全的”黨中央機關報。

原來《解放日報》是以國際問題為主，第一版的主要篇幅是國際新聞和國際評論；第二版全部為國際問題；第三版為國內問題；第四版陜甘寧邊區新聞和副刊各占一半。毛主席在2月1日和2月8日在中央機關干部大會上所作兩個關于整頓三風的報告，只在第三版下方發表一條新聞。我到報社工作后，也感到這樣做不太合適，因為我此前在《解放》雜志工作時，每期內容都是以國內問題為主，但我并沒有認識到這是辦報方針問題。而且我還以蘇德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太平洋戰爭剛剛開始為由，認為這樣的編排也有一定道理。

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一針見血地指出，《解放日報》沒有充分表現應有的黨性，不是“黨報”而是“社報”，不代表黨中央，沒有貫徹黨的路線和政策，很少反映黨的活動和中央的決定，不是以我為主，反而大量登載國際新聞，把大部分版面讓給外國通訊社，甚至不加改動地全文轉載外國通訊社的稿件，成了他們的義務宣傳員。

毛主席指出，黨報是集體的宣傳者與組織者，是黨的最尖銳的武器，對內對外影響很大。要達到整頓黨的目的，首先要改造黨報。黨報要宣傳黨的政策，要反映群眾。黨性是階級性的徹底表現。黨報要有堅強的黨性，代表黨的利益，無論發表什么消息和文章，都要首先考慮對黨是否有利。

黨中央政治局根據毛主席的建議作出了改進《解放日報》工作的決定。

中央決定是2月21日作出的。報社的編委會關門討論了好些天，我們這些小編輯一無所知。直到3月17日，報社社長博古同志才召開編輯部大會，傳達毛主席的意見和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作了自我批評，并提出改進的辦法，發動大家討論。

毛主席對改版抓得很緊，他同博古商量好在4月1日改版，并在改版前夕召集了改進《解放日報》工作的座談會。延安各方面負責人和名流幾十人參加。朱總司令、徐特立、謝覺哉、柯仲平以及黨外人士李鼎銘、柳湜、蕭軍等都發言，提出批評和希望。毛主席在會上提議中央和西北局各部門充分利用報紙宣傳黨的政策，利用報紙來整頓三風，改進工作，要正確地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要充分反映群眾生活和意見。

《解放日報》在4月1日改版當天發表社論，提出了本報改版方針是增強四性，即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并指出這是黨報必須具備的四個品質。改版后的版面重新安排固定：一版為重要新聞和評論，內容以國內問題為主，包括抗日戰爭和抗日根據地建設；二版為陜甘寧邊區版；三版為國際版；四版為副刊。這就實現了以我為主的辦報方針。其中國際新聞，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批評，從過去照發或稍加刪節外國通訊社稿件的錯誤做法，逐步改變為重新改寫為綜合報道。

改版后不久，毛主席又決定在《解放日報》上開辟《學習》專刊，推動延安整風運動，每三日一次，調陸定一同志任主編。定一同志其后又出任《解放日報》總編輯，協助博古同志貫徹中央關于改版的決定。據他到任后召開的編輯部會議時傳達，毛主席8月間在中央會議上講到：《解放日報》改版以來4個月中有進步，但還沒有做到成為完全的中央機關報，還需要做很大的努力?！督夥湃請蟆窡o論發表新聞和評論，是代表中央向人民說話，個人署名發表文章也有很大影響，今后發表有關日常政策問題的稿件，小至消息，大至社論，都要向中央請示，要做到與中央息息相關、呼吸相通，不能鬧獨立性，一字一句也不能鬧獨立性，報社內不能允許自由主義存在。博古同志也對自己沒有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意見辦報作了檢討。

毛主席9月15日同博古同志談話，指出報社工作有進步，有希望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為完全的黨報”。要主動同中央各部門和西北局加強聯系，吸引他們充分利用報紙推動和改進工作。為此，毛主席親自替《解放日報》第四版（副刊）擬訂征稿辦法，并召集征稿座談會，分配寫稿任務。

從這時候起，我開始不僅僅把毛主席看作是最卓越的國際形勢評論家，而且通過一系列具體事件，認識到毛主席是新聞工作的行家里手。他對新聞工具的重視和運用，他關于黨報的性質、任務的理論及其身體力行的、豐富多彩的實踐，給我越來越深刻的感受。

《解放日報》從改版開始發表一系列的社論，從《致讀者》、《黨與黨報》、《政治與技術》、《報紙和新的文風》、《新聞必須完全真實》、《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等，都是毛主席指導撰寫和修改定稿的。這些文章使我學到了馬克思主義新聞學基本原則，可以說是我一生從事新聞工作的啟蒙。

在改版過程中，我同報社一些同志發生過爭論，主要是對報紙的四性問題的理解。我當時覺得，四性（即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缺一不可，但又不是同等重要，最重要的是黨性。我認為黨報是黨的機關報，而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無產階級階級性的最高表現就是黨性，黨性是黨報的根本特性。一些同志贊成我的看法，另一些同志不贊成。開始時我說服不了一些同志。后來我找到了當年七一黨中央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那個決定講的增強黨性，包括了要求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我以此來說明黨性是根本，其他三性是從黨性派生出來的。這也算我從毛主席領導的《解放日報》改版中得到的一點體會。想不到三四十年后我國新聞界對這個問題又重起爭論。

與改版同時，報社開始了聯系個人思想作風進行整風學習。我參加的是一般干部的整風學習，不同于黨中央直接組織的高級干部學習。那種高干學習是學習《“六大”以來》為主的整風文件，是檢討王明“左”傾路線的，報社只有編委以上參加，一般干部不參加。我那時是一般編輯，參加學習中央規定的十八個整風文件，其中包括毛主席關于整風運動的三個講話、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修養》、陳云同志的《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等。

當時報社的大多數是青年知識分子，尤其是在編輯部。我們這些人學生出身，從愛國主義走上共產主義道路，雖然入黨時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但入黨后仍然有許多小資產階級思想。所以中央機關布置一般干部整風學習時，強調在整風中要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

但是，許多同志，包括我在內，開始時并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小資產階級思想。在整風學習開始，結合改版給領導（編委會成員）提意見的時候，許多同志在編輯部墻報（名字叫《春風》）上發表文章，批評領導同志和報社一般工作中的缺點。其中有許多正確的意見，但也有不少雜文式的冷嘲熱諷。我雖然寫過一篇墻報，批評報社7月8日社論有片面性（講的是我黨關于國共合作方針，當時叫“和國政策”，論述有政治錯誤。）引起編輯部廣泛議論，但我也寫了一篇內容是批評領導不民主的墻報，提出應讓編輯參加編委會會議，編委會的決定應在編輯部大會上通過。我特別提到這次改版，編委會關門討論中央指示，對一般編輯紋風不露，神秘兮兮，太不應該。行文特別挖苦，引起了一些同志響應，有不可收拾之勢。后來總支書記鄒肇基和副總編輯余光生先后找我談話，批評我這樣做是錯誤的。我雖然服從組織，答應不再寫墻報議論這個問題，但并不真正知道自己錯在哪里。

直到8月間陸定一同志來報社擔任總編輯，在編輯部大會上傳達毛主席的意見，批評延安不少單位的年輕人發表許多帶有“極端民主思想”和“絕對平均主義”嚴重錯誤傾向的議論。他說，毛主席提出，一般干部整風著重改造思想，用無產階級思想克服非無產階級思想。許多青年知識分子組織入黨但思想未入黨，思想中仍然是小資產階級占優勢。小資產階級思想表現為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當前主要表現為極端民主思想和絕對平均主義。不能依他們的意見辦，不能讓小資產階級思想改造無產階級政黨。這次整風中要著重解決這個問題。定一同志要求編輯部的同志重視毛主席提出的這個問題，正視整風中的錯誤表現，深刻反省，切實改正，從小資產階級立場上轉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

這時我才開始認真學習整風文件，對照檢查思想。先從個人主義檢查，檢查個人主義在自己身上的特點及其具體表現，由此而深入檢查階級立場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各種表現及其實質。我覺得毛主席指出的當前小資產階級思想的主要表現之一的絕對平均主義在我身上不那么明顯（也許是知識分子的“清高”感），但極端民主思想卻是很突出。我在《春風》墻報上寫稿要求普通編輯參加編委會和編委會決定要在編輯部大會通過，就是證明。我在編輯部大會上作了檢討，并表示要認真清理小資產階級思想，把立場轉變到無產階級方面來。在這次整風學習中，我從編輯部許多同志的檢討中也得到很多教益，深刻體會到轉變階級立場的重要。如果說延安整風運動的重大意義，對我來說，最關鍵的收獲是改變小資產階級立場，站穩無產階級立場。這是共產黨員的最根本的思想改造。也可以說對所有知識分子來說都是這樣。整風運動給我一生奠定了作為一個無產階級先鋒隊一員的思想基礎。我對當時（1943年7月初）少奇同志和王稼祥同志先后提出學習毛澤東思想，沒有感到突然，反而有親身經歷的親切感。

經過改版和整風學習，我對毛主席已不像過去那樣陌生，而是有了相當程度的了解了。

在這以后，隨著蔣介石調動兵力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延安形勢逐漸緊張，原先布置的整風運動轉入“搶救運動”，即“搶救”失足淪為“國民黨特務”的人。頓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特務”如麻。康生直接指揮的這次“搶救運動”是一個嚴重錯誤，是對受“搶救”同志的嚴重創傷。幸虧毛主席及時察覺和糾正，指出要嚴禁“逼供信”，不能重犯土地革命時期抓“AB團”的錯誤，并提出所有機關、部隊，對“有問題”的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這才把“搶救風”剎住。這又一次顯示毛主席的英明果斷。我參加這次“搶救運動”，同許多同志一起，憑著對黨的忠誠，對所謂“失足者”一股熱情，苦苦規勸他們“坦白”。許多同志流著淚勸說，我也同樣，真心實意地“搶救”。事后證明那樣做是錯誤的，毛主席的糾正實在太及時了。但是，那時參加“搶救”的許多同志勸說的確出于真情、同情和熱情，是整風中思想改造活動中的一次純樸的表現。

《解放日報》的改版，以發表社論《本報創刊一千期》為標志，1944年2月16日告一段落，歷時一年零十個月。報社內的整風運動，也在這之后不久以全社選舉模范工作者為結束。

在延安《解放日報》工作時期，我有兩次見到毛主席，并聽了他的講話。一次是1944年10月，毛主席接見《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全體工作人員大會上；一次是1945年1月間，在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會上。后一次在邊區政府大禮堂，到會人很多，毛主席講話主要內容是如何做好經濟工作。我因被中央直屬機關英模大會選為陜甘寧邊區模范工作者參加，印象不深。前一次在清涼山，印象很深。

那是深秋的一個上午，我正在印刷廠看當天報紙的校樣。幾位工人跑來車間招呼大家，說毛主席來參觀咱們工廠了。原來是毛主席在博古同志陪同下來清涼山會見《解放日報》、新華社和印刷廠的全體人員，地點就在清涼山靠延河岸邊的半山上的河神廟，這個廟已改成救亡室，亦即經常開會用的倶樂部。我趕到那里的時候，會見剛剛開始，這是我第一次在近距離內見到毛主席，過去只是在很大的會場上遠遠望見。我看到毛主席這時比過去（1938年春）胖了許多，同在他身旁的博古同志相比，顯得格外高大魁偉，后者修長而消痩。

毛主席操著湖南腔的普通話向大家問好。他不快不慢地對大家說，《解放日報》和新華社經過整風、改版，有很大進步；工廠生產也很好，印刷了許多書，特別同整風有關的書籍；機關生產也很有成績，基本上實現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整風、生產兩豐收。毛主席勉勵大家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要更上一層樓。

毛主席說，黨報和通訊社是黨組織各項工作的武器，是反映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又指導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武器，組織群眾和教育群眾的武器。黨中央對全國各地工作的領導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外，許多大政方針是通過《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傳達到各地和人民群眾中去的。中央了解國內外情況渠道很多，但主要是通過《解放日報》和新華社了解。所以你們肩負著重大的任務。你們要努力進一步把黨報和通訊社辦好。新聞工作者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三心二意不行，半心半意也不行，一定要做到全心全意。

毛主席的會見和講話，給清涼山上的同志們很大鼓舞和激勵。我當時感到，總算在近距離看清毛主席了，總算聽到他親口說的對黨報和通訊社以至整個新聞工作的指示了，這些指示是如此概括又如此親切，既是對報社整風以來工作的評價，又是對報社所有同志的囑咐和期待。我深感真正做到毛主席要求的那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很不容易。

【1945年毛主席在延安】

∗∗∗∗

七大（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舉行）是我黨歷史上的里程碑。由于我既非七大代表，又沒有參加會務工作，事后聽陸定一同志的傳達才知道七大的簡要內容。毛主席、朱總司令在大會上的報告和講話，新的黨章和少奇同志的報告，關于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都是在會后知道的，只記得大概，印象不深。但是，通過這次大會確立毛主席在我黨的領袖地位，對我來說是清楚明確的，同時在我看來也是順理成章的。我自己在延安學習和工作的八年中，毛主席的形象逐漸明晰，在我心目中從完全陌生到比較了解，從淡漠到折服，覺得毛主席在七大受到如此尊敬和擁戴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我一起到延安的許多知識分子，或多或少都帶有清高、孤傲的習氣，不大容易佩服別人，更不大容易擁戴別人為領袖。這次我同許多青年同志一起很自然地甘心情愿地要當毛主席的好學生。這件事情本身包含著重大歷史意義，它標志著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成熟，表示著我們黨和它的領袖毛主席贏得了“三八式”年輕干部的心。這樣，我們黨不僅擁有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老一代的骨干，而且擁有抗日戰爭時期的新一代的骨干，這兩代人是中國革命的精華，體現了廣大中國人民的意志和信念。

（六）從日本投降到延安撤退

在延安的最后三年，從1945到1947年，我遇到了有歷史意義的兩大突然：一個是日本投降太突然，來得太快，出人意料；一是國共和談太突然，來得快，破裂得也快。我深感毛主席在這兩個突然中洞察一切，胸有成竹，勝利把握住這兩大轉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新華社在當天傍晚收到路透社的特快電訊，立即打電話告訴毛主席本人，隨后又從電話中傳來朱總司令簽署的延安總部的第一號命令，勒令日偽軍向八路軍、新四軍投降。新華社馬上播出。第二天一清早，延安一片歡騰，慶?？谷諔馉幍淖詈髣倮?。但是由于勝利來得太快、太突然，我同編輯部的許多同志一樣，在歡慶的同時又不免有些茫然不知所措。中國的前途怎么樣？我們應當怎么辦？都說不清楚。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博古同志向我們傳達了毛主席在延安高干會議（大約是8月13日舉行）上的報告，使我豁然開朗。毛主席在報告中分析了日本投降后的形勢，還提出了我黨的方針。毛主席指出，日本投降，標志抗日戰爭歷史階段告一結束?，F在我們正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幾天的情況表明，蔣介石積極準備向我解放區“收復失地”，爭奪抗日勝利的果實。他過去遠遠躲在峨眉山上，現在要下山來奪取勝利果子了。我們的方針是針鋒相對，寸土必爭。毛主席說，我們黨一貫反對內戰，現在仍然努力制止內戰。但蔣介石要打內戰，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將來也必然會這樣，內戰危險嚴重存在著。七大就充分估計到內戰的危險，并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蔣介石左手拿著刀，右手也拿著刀。我們就按照他的辦法，也拿起刀來。

毛主席強調：人民得到的權利，絕對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斗來保衛。我們黨有過在1927年被蔣介石打下去的血的教訓，現在要有清醒頭腦和正確方針，不要再犯機會主義的錯誤。我們的方針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作自力更生。世界各國都有我們的朋友，我們并不孤立，但我們強調自力更生，不相信帝國主義的好話，也不怕帝國主義的恐嚇。

毛主席說，從抗日戰爭時期到新時期，有一個過渡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中的斗爭，就是反對蔣介石篡奪抗戰勝利果實的斗爭。我們要充分準備對付蔣介石發動內戰，要準備著他明天就打全面內戰，也要準備在一段時間內打局部內戰，兩條都準備著，局部內戰現在就有。

毛主席在這個報告中提出的“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早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當天，朱總司令給第十八集團軍（包括八路軍、新四軍）全軍命令中就開始實行了。延安總部下令所有部隊向駐區內日軍和偽軍發出最后通牒，限令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八路軍、新四軍對所有日偽占領的城鎮和交通線積極作戰，派兵接收或進攻占領。朱總司令還在8月13日致電蔣介石，抗議蔣只命令國民黨軍隊“積極推進”受降，反叫第十八集團軍“駐防待命”，重申延安總部命令所部向日偽占領區進軍受降或攻占。

毛主席在作這個形勢報告的同時，還接連寫了兩篇新華社社論，即8月13日的《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和8月16日的《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揭露蔣介石準備發動全面內戰。

【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起草的新華社評論《蔣介石在挑動內戰》】

當時在延安，不僅參加七大的高級干部對發生最壞情況（即全面內戰等人禍、天災）和爭取最大的勝利是有思想準備的（毛主席在七大總結中提出17種可能發生的困難），連像我這樣的年輕人也認為內戰難于避免。但是，對于毛主席指出的走向新時期的過渡階段究竟會出現什么情況，許多人并不清楚。因此，當我們從中央社得知蔣介石請毛主席去重慶談判的消息時，感到非常突然，更感到意外的是毛主席由美國大使陪同，離開延安飛重慶同蔣介石舉行和平談判。我想到：不過是一個月以前，毛主席親自為新華社寫了一篇社論，題目是《赫爾利政策的危險性》，指出：美國新任駐中國大使赫爾利在華盛頓發表聲明，聲稱美國只同蔣介石合作，不同中共合作。評論說，赫爾利提出的這種對華政策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它增大中國內戰的危機?，F在，正是這個赫爾利，居然從重慶飛到延安來，陪同毛主席去重慶跟蔣介石談判。情況變化之快，真是使人暈頭轉向。

后來博古同志傳達中央的意見，中央反復分析了國內和國際形勢，認為：抗戰打了八年，人心向和；美國和蘇聯等大國才打敗德意日，也不愿因中國問題迎面相撞；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經八年消耗，也需時日休養生息。形勢也利于和平談判，至少可以推遲全面內戰爆發的時間。毛主席在中央會議上多次談到：同蔣介石談判，一種可能是談成，應盡力爭取，為此可以在不損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原則下作一些妥協。另一種可能是談不成，對我亦無損失。我們經過和談努力，也會使人民知道我要和，蔣要打。我們也贏得時間準備對付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

毛主席離延前特別強調，我們的基點放在對付蔣介石全面內戰上?，F在蔣介石在不少地區向我解放區進攻，我們要把入侵蔣軍統統打回去，我們打得越好，殲蔣軍越多，越有利于國共和談。

從8月28日到10月10日，毛主席在重慶同蔣介石會談。這期間延安各界幾乎無人不談國共和談。在我們報社，每日從外國通訊社收到各種消息，有時甚至彼此完全相反的傳聞，對和談結果憂心忡忡，特別擔心毛主席的安全。我當時特別注意美國的動態。有一些據說是有相當聲望的美國議員，發表一些赤裸裸的干涉中國內政的言論。到了9月底，美軍竟然在塘沽和秦皇島登陸，這是明顯地介入中國內戰的侵略行動。我當時同報社一些同志議論，中國正發生“斯科比事件”，面臨美軍參加中國內戰的嚴重危險。所謂“斯科比事件”，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1944年10月，英國將軍斯科比率領一支英軍在希臘登陸，以開辟東南歐對德作戰戰場為借口，行鎮壓希臘游擊隊之實。有些同志不以為然，認為美國介入國共談判對我亦有可利用之處。如前此不久，我們就利用美軍飛機，把太行、山東、蘇北等地來延安參加“七大”的主要將領送回到各根據地（即后來通稱的各解放區）去了。

10月10日我黨同國民黨會談紀要簽字，第二天毛主席即從重慶飛返延安。當時我們站在清涼山半山腰的《解放日報》編輯部山坡上，看著毛主席乘坐的四個引擎的大型美軍飛機從延安城南門外飛來，低飛得幾乎與清涼山一般高，安穩地降落在東門外飛機場上。大家心頭的石塊終于落地了。

毛主席向中央報告了談判經過。據博古同志傳達，毛主席在重慶開始談判時堅持原則，頂住蔣介石的壓力，然后放低調，作些讓步。蔣方企圖得寸進尺，談判僵持。我即向民主黨派人士放風，說明蔣要打，我要和，雙方僵住了。這些民主人士一心要和，要求非常強烈，這對蔣形成壓力。美國人幫蔣，但又怕談判破裂。毛主席估計，赫爾利的主意是把八路軍、新四軍“整編”（即大加壓縮）入國民黨軍隊，取消各解放區。他們目前主張談判，為的是爭取時間，以便運送國民黨軍到各大城市和交通干線，也使美國軍火能有時間運到前線。毛主席說，就在國共會談紀要簽字的當天，美軍在青島登陸，美軍飛機進駐北平、青島。因此全面內戰危險依然存在，而且美軍有可能介入。我們對此要有充分準備，這是我們的立足點。但會談紀要既然已簽訂，我們爭得與國民黨平等的地位，而且又對若干問題達成協議，我們也應爭取協議的實現，力爭和平民主建國的前途。所以周恩來同志仍留重慶繼續同國民黨會談。當然也不能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如果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他就在全國人民面前輸了理。我們就更有理由進行自衛戰爭打敗他們。我們的方針是保衛人民的基本利益。在不損害人民的基本利益的原則下，可以作些讓步，去換取人民迫切需要的和平與民主。人民的武裝，一枝槍，一粒子彈，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據博古同志說，毛主席提出各解放區趕快組織野戰軍，準備迎擊國民黨的進攻。其后不久，毛主席又指示新華社發表新聞，揭露蔣介石下達發動內戰的七項密令和《國民黨進攻解放區的番號及進攻事略》。

我聽了博古同志的傳達，深感毛主席膽略確非常人所及，既全局在胸，敢入虎穴，又能以柔制剛，進退自如。

到了1946年1月，我黨和國民黨達成協議，雙方同時下達“停戰令”，并成立國共兩黨和美方代表組成的軍事調處執行部，監督?；鸬膶嵤?。接著又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國共和談在大約半年中先后達成兩個協議，當時的和平民主建國空氣比較濃。

當然大家也看到，蔣介石不會洗心革面、立地成佛。馬歇爾以“美總統特使”頭銜來華，來者不善，究竟前途如何，大家也心存疑慮。當時的情勢表明，蔣介石軍隊加速海、空兩路運到東北，爭奪東北之戰開始，我也以“東北民主聯軍”名義開進齊齊哈爾、哈爾濱、長春等城市。關內形勢也逐漸惡化。我黨中央派到重慶去的談判代表王若飛、博古同剛從獄中獲釋的新四軍軍長葉挺等，在4月8日飛返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遇難。原來從延安派干部到北平設立的新華分社和《解放》三日刊也被國民黨禁止了。內戰的危險也同氣候一樣逐日上升。當時我軍絕大部分內線作戰，唯獨中原部隊（以河南駐馬店為中心）被蔣軍四面包圍。據傳達，中央擔心蔣軍很可能先把我中原解放區吃掉。

果然，1946年6月底，蔣軍突然大舉進攻我中原解放區，這是全面內戰的開始。

當時毛主席估計，蔣介石可能采取關外緩兵（運兵不足）、關內先打的方針，因此我應針鋒相對，準備大打，但盡力推遲，爭取一面早日增兵東北，占領地盤，一面調整華北部署，先在內線作戰，也準備打到外線去。

七八月間，情況已明朗，蔣軍除拔掉我中原釘子外，著力先向威脅南京、上海的蘇中、蘇北解放區進犯，同時又血腥鎮壓其后方的民主運動，先后殺害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樸和聞一多。全面內戰勢已燎原。據余光生同志傳達，毛主席說，較場口的一響槍聲（國民黨反動派殺害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使人們從和平夢中驚醒過來。

毛主席一面部署劉伯承、鄧小平所部出擊隴海路，一面指示《解放日報》寫社論，動員解放區軍民起來粉碎蔣軍進犯。社論《全解放區人民動員起來，粉碎蔣介石的進攻！》在8月16日發表。

九十月間，我軍初戰連勝（蘇中七戰七捷、劉鄧出擊隴海等）后，蔣軍集中兵力，開始實行東西兩翼（山東和陜甘寧）重點進攻戰略。毛主席權衡全局，決定全線略向后縮，發揮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地利、人和等）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有生力量，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

以上情況給我很大的啟發，即每當時局轉折的關頭，當一般人對形勢和決策感到迷茫的關頭，首先是毛主席高瞻遠矚，把握形勢，統攬全局，抓住關鍵，果斷決策，使黨和人民渡過轉折，繼續前進。這中間顯露的馬克思主義的洞察力、分析力、決策力，無論怎樣的高度評價，也不算溢美之詞。

毛主席不僅在全局上遠見卓識，而且牢牢地掌握新聞工具，使之有聲有色地為全局服務。

在我記憶中，毛主席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國民黨發動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毛主席親自寫新聞、寫社論，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陰謀，駁斥它們的謬論邪說。到了抗戰勝利后的過渡時期，毛主席從8月中起，為新華社寫了幾篇評論，揭露蔣介石和美國準備打內戰的陰謀。如《蔣介石在挑動內戰》（8月13日）、《評蔣介石發言人的談話》（8月16日）、《新華社奉命駁斥和謠》（9月3日）等。這表示毛主席善于運用新聞工具。

特別令我贊嘆的是，毛主席早在1946年4月間指示《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實行大改組，以適應新的形勢。毛主席提出，自衛戰爭將全面展開，情況緊張又交通不便，黨的新聞工作力量配置，應從以報紙為重點改變為以通訊社為重點，即戰時主要通過新華社（包括廣播電臺）發布黨中央的方針、政策、指示和傳播解放區軍民作戰和生產的成績。用毛主席的話來說，應從“全黨辦報”改變為“全黨辦社”。根據毛主席指示，經過認真討論，5月間決定將《解放日報》和新華社合并，統由社長（5月間由余光生任新華社代理社長兼總編輯，10月間即由從南京回延安的廖承志任社長）為首的社務委員會（包括艾思奇、陳克寒等）領導，主要干部集中在新華社系統，《解放日報》留下新聞編輯部（主管版面編排并編輯國際新聞）和副刊部，新華社下設解放區新聞編輯部、國民黨區新聞編輯部、國際部（只管評論不管新聞）、口語廣播部、英文廣播部等機構，我當時主持國際部工作。同時，加強各解放區新華社地方分社建設和盡快建立野戰分社，逐步形成戰時新聞通訊網絡。

到了10月間蔣軍布置向陜甘寧邊區和山東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時，毛主席這一富有遠見的決策，適應了全面內戰的新形勢。中央決定新華總社從延安疏散，先疏散老弱婦孺到延安東北的瓦窯堡附近。1947年1月間中央決定將主要干部一分為二，半留延安，半去瓦窯堡，2月間再進一步決定在延安只留小部分（約20位編輯記者），由范長江和我帶隊，稱“留守分隊”，3月初又調范長江組織小分隊隨部分中央同志北撤，由我只帶十多個人留延待毛主席最后撤退。那時毛主席已從棗園搬回王家坪解放軍總部。

毛主席在3月18日（即蔣軍進占延安的前一天）從王家坪撤退。新華社留守分隊奉命同時撤退。我寫完了最后一期《國際一周》后，17日在夜幕重重中從清涼山經延安東門外飛機場去瓦窯堡，結束跨歷十個年頭（實際是九年又三個月）的延安生活。

從日本投降到延安撤退這段時間，毛主席作為偉大中國革命的掌舵人的無與倫比的革命氣質，給我終生不可磨滅的深刻印象。我那時因為沒有接觸中央領導核心，對毛主席在國共和平談判中靈活策略了解很少，但我切身體會到，他在革命轉折的關頭，從抗日戰爭轉變到解放戰爭的過渡時期，在國共兩黨對立的復雜多變中，始終站穩階級立場，高度警惕蔣介石亡我之心不死，把立足點放在自力更生、準備打仗上，放在從思想上、政治上、特別是軍事上充分準備迎擊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的基點上，這是我黨在革命緊要關頭勝利完成轉變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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