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2年8月,中央文獻出版社重新出版了吳冷西同志《憶毛主席》一書。作者該書始撰于1990年12月,完稿于1994年6月,于1995年2月由新華出版社首次出版。此后曾三次加印,每次作者都有修正。這次再版,將作者歷次修正完整收錄?,F經作者家屬授權和中央文獻出版社同意,由昆侖策研究院分篇轉載該書有關章節,以饗讀者。該書的“編后語”和第一至九部分“(一)從評價斯大林說起”、“(二)新聞的階級性”、“(三)政治家辦報”及附錄“五不怕及其他”、“(四)批評‘反冒進’”、“(五)鼓足干勁與壓縮空氣”、“(六)武仗與文仗”、“(七)冷靜的促進派”、“(八)實事求是”、“(九)又斗爭又團結”已發(見【相關閱讀】)。本篇為第十部分“(十)報刊宣傳要轉變”。
憶毛主席 ———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 吳冷西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22年8月第1版
【作者簡介】吳冷西(1919.12.14-2002.6.16),廣東新會人。1937年進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及馬列學院學習,曾任延安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國際部主任,新華社副總編、總編輯。1952年任新華社社長。1957年兼任人民日報總編輯,1964年兼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直至“文革”開始。1977年后任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1980年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1982年任廣播電視部部長。中共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全國人大第三、四、五屆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政協第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第二、三、四屆主席,第五屆名譽主席,中國廣播電視學會會長。
1959年5、6月,北京外松內緊。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會議一個接一個,國務院的總理和各位副總理都全體出動到外地調查、研究,并反復討論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主要指標,特別是“以鋼為綱”的鋼產量的指標。
本來,從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鄭州會議起,中央即開始糾正1958年工作中“左”的錯誤,主要是糾正當時已經發現的人民公社運動中的缺點和錯誤。至于工農業生產中高指標的錯誤,雖然也降低了一些指標,但很不徹底,因而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日趨嚴重。
當時整個國民經濟計劃是“以鋼為綱”的,但1959年鋼產量的計劃指標一直不能落實。1958年12月的武昌會議,鋼的指標從8月間北戴河會議確定的3000萬噸降到1800—2000萬噸,4月的上海會議再降到1650—1800萬噸。但上海會議剛開過,又發現1650萬噸的指標仍然難以完成。首先發現這個問題的是陳云同志。他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肯定當年鋼的指標只能定為1300萬噸,而且要完成還得克服許多困難。
【1958年毛主席在重慶鋼鐵公司大型軋鋼車間考察。】
5月11日下午,少奇同志在西樓會議廳召開政治局會議。陳云同志在會上詳細說明了他的意見。周總理認為,一年時間已過去近半年,整個經濟計劃由于鋼產指標一變再變,一直落實不了,整個工業生產非?;靵y。現在是“人心思定,生產思常”。希望趕快把鋼的指標定下來。他完全同意陳云同志的意見。小平同志也認為,現在急需下決心退,退到可靠的陣地再前進。少奇同志贊成能搞到多少就算多少,不能勉強確定明知完不成的指標。由于此事關系重大,周總理建議先由他會同國務院各位副總理分頭到各個重點產鐵地區去調查,然后再向毛主席匯報并由政治局最后確定。會后,他和八位副總理分頭到九個地區去了。
一個月后,6月12日到13日,毛主席在頤年堂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主席在會議開始就提出,1959年的計劃指標曾多次開會調整。這次會議還要決定降低指標。因此應當各抒己見,應當左思右想。不管過去說過什么大話,都允許翻來覆去。周總理根據他和各位副總理下去調查的情況,在會上詳細分析了當時的經濟形勢,認為陳云同志建議把鋼產指標降為1300萬噸是實事求是的。富春同志、先念同志也就計劃和財政、市場問題作了說明。廖魯言也提出1959年糧食指標從8000億斤降到6000億斤。
毛主席在兩天的會議上講了兩次話,并多次插話。他說,去年的大躍進,對破除迷信起了很大作用,但是,不講時間、空間和條件,主觀主義大為發展,沒有把主觀的能動性和客觀可能性結合起來,只講主觀能動性,而且無限擴大,這點必須堅決糾正。
毛主席還說,他過去沒有摸工業,只抓了農業。去年才開始接觸工業。在這種情況下,犯錯誤可以說是必然的。人的認識要經過多次反復才能找到比較正確的道路。他強調要總結去年的經驗。他認為去年的經驗對于今后搞經濟建設是十分寶貴的。他指出,去年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劃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系,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干部也不會當家。現在糧食供應緊張,主要是虛報產量,還有是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多了。
毛主席說,多快好省還是可以做到的,但太多快就不行。去年我們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什么是多快也不甚了了。現在鋼的指標穩到1300萬噸,仍然是多快,因為去年只有810萬噸好鋼,今年增長60%,這樣的速度在蘇聯也從未有過。綜合平衡我們講過多次,但還是不容易做到。事非經過不知難啊。權力下放過多的情況要扭轉過來。人權、工權、財權、商權都應該收回來,由中央和省市兩級專政,不能再往下放了,否則就亂了,沒有辦法控制了。今年糧食生產可以訂6000億斤的計劃,能收到5000億斤就很好,因為估計去年只有4800億斤。但糧食消費計劃只能按4000—4500億斤的收成來安排。
毛主席還說,大躍進本來是好事,但四大指標(鋼、鐵、糧食和棉花指標)定高了,結果天天被動。經濟工作我們究竟有沒有經驗,群眾路線究竟怎么樣,都值得我們重新考慮。過去一年頭腦發熱,現在冷靜下來就是了。人不要不如豬,撞了墻就要轉彎。我們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一定會出現許多新問題,應當有充分思想準備。我過去只注意人和人的關系,沒有注意人和自然的關系。過去搞民主革命,忙不過來,打仗占了大部分時間。后來搞社會主義革命,主要精力是搞階級斗爭。去年北戴河會議才開始搞經濟建設,特別是抓工業。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現在不是互相指責、互相埋怨的時候,而是要認真吸取經驗教訓,趕緊把過高的指標降下來,盡快把生產計劃落實。
毛主席在會上的兩次講話和多次插話,表明他對去年工作中的錯誤考慮得比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評。我特別注意到他講到第一次抓工業像秋收起義時那樣,頭一仗打了敗仗。他詳細地講到他在秋收起義時竟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還不敢到處走動,因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團”,第三天才找到了起義隊伍。他說,當時非常狼狽。因為從來沒有帶過隊伍打仗,沒有經驗。抓工業也沒有經驗,第一仗也是敗仗。據我記憶,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到上海會議,毛主席曾多次作過自我批評,但像這次會議上這樣的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這兩天會議開下來,大家心情都比較舒暢,而且開始有一種感覺,認為毛主席已經作了這樣的自我批評,我們自己也得承擔自己那一部分的責任,周總理和富春同志發言時就有這樣的表示。
毛主席在會議上還談到報紙宣傳問題。他說,現在我們宣傳上遇到困難。去年是那樣講的,今天又怎么講?,F在《人民日報》和《內部參考》是兩本經?!度嗣袢請蟆泛托氯A社搞兩面派。公開報道凈講好的,《內部參考》講不好的。當然,《內部參考》還是要辦,不好的事情還是有個地方講。但公開報道老是這樣只講好的,不是辦法。去年說了許多大話、假話,應該逐步轉過來。自己過去立的菩薩,現在自己不要再拜了。現在計劃已經確定,方針已經明確。宣傳有準繩了。過去報紙上說的虛夸的數字、過高的指標、現在根本不去理它,轉過來就是。關于如何轉,這個問題請中央書記處研究。
【1959年6月下旬毛主席在韶山聽取農民群眾意見】
報刊宣傳要轉
根據毛主席的意見,彭真同志14日召集書記處會議(小平同志在5月間摔傷了腿,住院治療)。會上大家議論了宣傳上怎樣轉的問題。比較一致的意見是,宣傳上應該轉,但要逐步地轉,不能急轉變,而且報紙公開宣傳也不能把工作中的問題全盤托出,還要內外有別。最后決定,由喬木、周揚和我準備一個文件,書記處再討論決定。我們三人在15日和16日一起討論和修改原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關于宣傳上如何轉的問題的通報(草案)。17日彭真同志再召開書記處會議討論這個通報(草案),作了一些修改后就準備以中央名義下發。彭真同志把修改后的通報送給少奇同志審批。少奇同志認為,通報本身沒有什么大問題,但此事關系重大,需要由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6月20日,毛主席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宣傳上如何轉的問題。少奇同志在會上比較系統地講了幾點意見:
第一,報紙、通訊社和廣播電臺應當認真總結去年宣傳工作的經驗教訓。他說,報紙上去年放了許多“衛星”,失信于人。我們去年浮夸風刮得厲害,下面怎樣講我們就怎么報道,表面上似乎“密切聯系實際”,其實是跟著下面走,犯了尾巴主義的錯誤,結果走向反面,完全脫離實際?!度嗣袢請蟆沸麄魈摽洌旧鲜欠从沉酥醒胍恍┩灸莻€時候的思想和作風,所以不能完全怪報紙。但是,報紙也有責任,記者、編輯加油加醋,以致錯上加錯。因此報紙編輯部自己應當總結經驗教訓,不能只怪人家。反右斗爭之前,有人曾要求報紙“獨立負責”,不受黨組織的領導。這些人發表了許多右派言論。同時還有另一種傾向,就是太死板,沒有生氣,教條主義。這也不是中央的意見。半年來報紙對工作中的許多問題不報道,不宣傳,這是有意識這樣做的,是中央決定暫時不要說的。但長此下去也不是辦法。
第二,目前宣傳要轉變過去一個時期的狀況,但也不能馬上轉,不能全面地轉,而是要逐步轉。這里有兩條戰線斗爭的問題。報紙要講一些事情,又要不講一些事情,就是要有計劃地講,既不要浮夸,也不要泄氣?;旧现v正面的,也講一部分缺點,講一些困難。講困難也是為了鼓勁,動員群眾去克服困難。所以宣傳上既要防“左”,又要防右?,F在宣傳上的困難在于過去公布了一些虛夸的數字,因而一直很被動,要變被動為主動,得有一個過程,因為實際工作的轉變要有一個過程。政策方針和計劃指標已經確定,這是轉變的前提,但還得有時間落實和貫徹。所以我們在宣傳上只能逐步地轉,逐步地講,不能一下子和盤托出。從對外宣傳上說,還要考慮一些兄弟黨過去一直為我們說了許多好話,如果我們一下子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會使兄弟黨很被動。1956年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使兄弟黨被動,又被敵人利用,我們不能那樣干。中央報紙也好,地方報紙也好,在宣傳中要有對敵斗爭觀念,不要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都在報紙上捅出來。
第三,關于工作中的缺點,在宣傳上應該講些缺點已經或者正在怎樣改正,從這樣的角度去宣傳。不能把所有缺點都講出來,只能講百分之一,講典型的、有教育意義的。這是我們歷來的做法。因為我們的工作中主流是好的,缺點只是支流。比方說產品的數量和質量的關系,過去強調數量是必要的,沒有數量,質量無從說起。我們從無到有,開始只能注重數量,有了數量以后就要抓好質量。過去我們的缺點是只抓數量不抓質量。報道缺點不能用糾偏的態度,不能泄氣,不能給群眾潑冷水。當然,在講缺點過程中,一點不泄氣也困難,泄了以后可以再鼓。從全局來講,主要還是鼓勁。
第四,根據過去十年的經驗,經濟建設是波浪式地發展的,這可以說是一條規律。發展的速度不可能年年一樣。因為人們做計劃、訂指標不會一下子就完全客觀實際,不可能那么準確,總會有多有少、有快有慢。上半年慢了,下半年就快一點。上半年快了,下半年就慢一點,這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我們搞的是計劃經濟,應該預先估計到可能出現的問題,盡可能預作安排,這樣就可以避免大起大落、大波大浪,避免經濟工作的嚴重失調。去年大躍進是史無前例的,我們沒有這樣的經驗。一般說,當時估計增長19%是可能的,但再高的增長究竟能夠達到多少,這就心中無數。經過去年的大躍進及其后的大失調,我們就可以認真地研究所謂有計劃、按比例的發展速度究竟怎樣才適當。平衡是運動中的平衡,運動的幅度究竟有多大才比較合適,這是我們今后需要研究的問題。犯了錯誤,可以取得教訓,可以把事情辦得好一些。去年的經驗教訓是全民性的、非常豐富也非常深刻的,因而是十分寶貴的。總結這些經驗教訓就是最大的成績,沒有理由悲觀失望。
少奇同志的講話,主要是談宣傳問題,也涉及對去年工作中缺點錯誤的總的分析。
【1959年6月下旬毛主席回韶山與鄉親們在一起】
不要務虛名得實禍
會議結束前,毛主席也講了話。他說,現在我們名聲不大好,別人看不大起我們,這也有好處。去年大吹大擂,不但敵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而且還有我們的一些朋友,都對我們有些害怕,現在不大怕了。還是不叫別人害怕為好。我們不能務虛名而得實禍。我的感覺,去年北戴河會議后,從9月到今年5月,一直是被動的。去年11月開始發現問題。這是在鄭州會議的時候,一些同志起草了一個15年(1958—1972年)建設綱要,目標是年產4億噸鋼。我當時就問,要那么多鋼干什么,有什么用,能不能生產那么多?那個時期就發現大家喜歡高指標。后來又發現陳伯達起草的一個文件,絕口不講商品交換,甚至連“商品”兩字也不提。我感到一些同志思想中對社會主義經濟究竟要不要商品經濟,是只搞產品交換還是有商品交換,都糊涂了。于是建議大家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目的是想使大家對社會主義經濟有一個比較符合實際的看法,知道社會主義經濟還是商品經濟。但是,當時許多同志思想并沒有轉過來。武昌會議還是高指標,還沒有認識平調農民是剝奪農民。第二次鄭州會議才解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問題。高指標從武昌會議、北京會議到上海會議,一降再降,都沒有降到實處??梢娬J識錯誤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人們的思想符合實際要有一個過程?,F在人家說我們的成績沒有公布的那么大,這不要緊。我們現在不要同人家爭論成績的大小,明年再看。去年講了大話,也可能有七分是真的,三分是假的,也可能是二八開,究竟如何,現在不必爭論。
毛主席在談到宣傳問題時說,現在宣傳上要轉,非轉不可??偟恼f,反右斗爭起,《人民日報》比過去好,老氣沒有了,但去年吹得太兇、太多、太大?,F在的問題是改正缺點錯誤。如果不改,《人民日報》就有變成《中央日報》的危險,新華社也有變成中央社的危險。我看《人民日報》,只看一些新聞和一些學術文章,對其他的東西不大有興趣,它們吸引不了我。不過《參考資料》和《內部參考》我每天必看,這兩種刊物,應該讓更多的人看到。記者協會辦的《新聞工作動態》也不錯,反映了新聞界的一些思想動向,可以看。但公開的宣傳,不論新華社或《人民日報》或廣播電臺,都要來一個轉變,不能像目前這樣王顧左右而言他。
毛主席提出,關于當前報刊宣傳的通報,可以不用中央通報的形式,而用喬木、周揚、吳冷西他們三個人的意見的形式,再加上一個中央通知,說明中央同意他們的意見,并且提出6月底前召開一次報紙宣傳工作會議,要各省報總編輯、新華分社社長和中央一級報刊、新華總社、廣播事業局的負責人參加。會議同意毛主席的建議。
毛主席最后還說,報紙辦得好壞,要看你是政治家辦報還是書生辦報。我是提倡政治家辦報的,但有些同志是書生,最大的缺點是優柔寡斷。袁紹、劉備、孫權都有這個缺點,都是優柔寡斷,而曹操則是多謀善斷。我們做事情不要獨斷,要多謀,但多謀還要善斷,不要多謀寡斷,也不要多謀寡要,沒有抓住要點,言不及義,這都不好。聽了許多意見之后,要一下子抓住問題的要害。曹操批評袁紹,說他志大智少,色厲而內荏,就是說沒有頭腦。辦報也要多謀善斷,要一眼看準,立即抓住、抓緊,形勢一變,要轉得快。
會議結束后,大家先后離開頤年堂,毛主席叫我留下,同時招呼少奇同志過來一起談話。毛主席對少奇同志說,你剛才講報紙宣傳的意見很好?!度嗣袢請蟆啡ツ瓿隽撕芏鄟y子,要加以改進,是不是請你抓一抓《人民日報》。少奇同志說,現在我管的事情很雜,也很少接觸《人民日報》,管不了,還是請主席直接管好。毛主席看少奇同志這么講,就對我說,以后有事情要請示,你可以找少奇同志,也可以找總理,也可以找我,但多找他們兩位,日常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管。談到這里就散了。我離開頤年堂,少奇同志在門口對我說,《人民日報》要辦好,要多聽各方面的意見。毛主席說的多謀善斷,你們首先要多謀,然后也要善斷。對于比較重要的問題,你們可以而且應該提出自己的意見,但最后還是中央來斷。這樣可以避免至少可以少犯錯誤。
頤年堂會議可以說是從1958年11月第一次鄭州會議開始的整個糾“左”進程的頂點。這次頤年堂會后,中央各部門即重新安排1959年的計劃,實事求是,認真落實。關于報刊宣傳,會后也將中央的通知和我們三人的意見發出。但是,后來中央考慮到時間緊迫,7月初即召開廬山會議,決定暫緩召開全國報刊宣傳會議。而廬山會議的結果,不但這個宣傳會議沒有召開,連那個關于目前報刊宣傳的意見,也無疾而終。更重要的是,從鄭州會議開始的糾“左”進程中斷了,比1958年1月南寧會議更為嚴重的反右傾斗爭展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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