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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國有裝備制造企業在改革改制中過度、盲目的私有化所導致的不僅是嚴重腐敗與國有資產的流失，而且導致國企凝聚力嚴重喪失，這已成為裝備制造業振興的一大障礙。國企凝聚力主要體現在國企員工愛廠如家與無私奉現的精神，如果員工連家(國企)都不愛了，無私奉現的精神也不復存在了，那就意味著國企的凝聚力喪失了，再怎么改革改制也是弊大于利。

雖然目前沒有多少人公開鼓吹“新自由主義”與私有化，但這些人改頭換面，打著所謂改革的招牌（比如“混改”），曲解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就是要大力推進民營化(實則私有化)，要讓更多民企(實則是私企)、外企控股國企，讓更多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等論調，在社會上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亂。

單就裝備制造業而言，某些居心叵測的人極力貶低國企的貢獻與作用，夸大公有制的弊端，在他們看來只有引入外資、民資之類的私人資本，或將國企廉價出售，或搞合資合作等方式“化公為私”，將國有裝備制造企業改制成外企、民企(私企)之類的非公有制企業，才能克服國企弊端，才有利于裝備制造業的振興和發展。然而事實卻給出了相反的答案，非公有制恰恰不利于裝備制造業的振興。因為要振興裝備制造業，技術、資金、市場等因素固然重要，然而國企所特有的凝聚力才是振興裝備制造業的靈魂。

回想起上世紀90年代后期，沈陽十多家國有特大型裝備制造企業如沈鼓、沈陽機床、沈陽電機廠、沈陽重型機械廠等這些曾經不僅在東北，甚至在全國位處排頭兵的企業幾乎全體到了瀕臨破產的地步，最困難時從廠長到一線工人每個月才拿200、300元，比北京、上海低保還要低。在一家企業甚至流傳著這樣一句恢諧的順口溜“人人二百五(元)，共同渡難關”，這就是當時國企情況的真實寫照。就是這點少得可憐的錢，還經堂被拖欠，醫藥費更是一分錢也報不了。這些大廠大批出色的青年工人成了沈陽女孩拋棄的對象，30出頭了仍討不上老婆。當時很多人認為沈陽這十幾家大廠必跨無疑，破產只是早晚的事。然而這十幾家大廠干部職工在極端困難條件下仍然苦熬苦干，雖然有少數人離開企業，但多數人仍然堅守崗位，沒有他們的堅守，就不會有今天這十幾家大廠的振興與繁榮。

對比之下，外企、民企(私企)企業員工都把自己視為打工者，而不是企業的主人，外企、民企(私企)招攬工人就是為了掙錢而不是為了發展技術，外企、民企發展技術只是為了在市場競爭中處于盈利地位，一旦掙不到錢或掙的錢少，就會毫不猶豫地裁員，外國資本家和絕大多數私營企業老板決不會為咱們國家做無私奉獻。因此，外企、民企(私企)人員跳槽流動率很高，在保障就業和推進技術發展上也就不那么可靠。如果沈陽這十幾家大廠是某些經濟學家大力推崇的外企、民企(私企)，那它們早就垮了，因為外企、民企(私企)決不可能靠“二百五”(月薪)留住人才，但是國企就能，這就是國企所特有的強大的凝聚力。

據原沈陽機床集團董事長關錫友回憶，上世紀90年代末期，鐵西區90%的國企處于停產半停產狀態，企業平均資產負債率高達90%。雖發不出工資，工人照常上班。關錫友去車間跟工人聊天：“沒錢發，干嗎還干啊？”工人們回答：“閑著也是閑著，說不定過些日子會好。不干，不更完了嗎？”關錫友對此是感概萬分，他說：“這里面有一種感情，大家都盼著企業好，包括那些因為生活困難呆不下去走了的人，離開時其實心理都很難受。”國企強大的凝聚力所積淀出的國企職工責任心、忠誠度、歸宿感、自覺性和組織紀律性，是國企獨有的強大優勢，由此讓關錫友看到了國企的希望。

其實在國企呆過的人都有這樣的體會，國企常常是一家三代七八個甚至十幾個人在同一個單位工作，依賴國企生存。特別是老工人，在同一國企工作了幾十年，對國企的感情非常深厚。這是因為國企是屬于國家的，歸根結底是屬于工人們自己的，而不是屬于某個或某幾個“資本家”的。在國企工作的員工都有一種出自內心的為國打工、為國貢獻、為國爭光的自豪感、榮譽感，人人都有強烈的振興國企的使命感，這就是我們常說的主人翁精神和意識。中國革命的成功靠得是推翻資本家、地主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沒有什么人肯心甘情愿為資本家打工、被資本家剝削，都愿意在國企為國打工。正因為此，即使“二百五”(還時常拖欠的)低薪，國企員工就會堅守崗位，與企業同生死同共命運，不會受當代“資本家”的高薪誘惑。

上世紀末至本世紀初，沈陽這十幾家大廠一些技工因生活所迫曾離開企業到南方沿海地區三資、私營企業打工，而后來隨著沈陽十幾家大廠生產形勢的全面好轉，當企業要求他們返廠時，他們全都無條件返廠，這讓南方企業的老板們很不理解，我給你們開這么高工資，你回沈陽國企收入要低得多，為什么還要回去？為什么就低不就高？其實人活在世上不光為錢，也有精神需求。沈陽國企技工在南方打工收入再高也感到自己被“資本家”剝削，收入再高也是一個打工仔，找不到在國企為國打工的光榮感和歸屬感，錢雖比國企掙得多，但精神需求得不到滿足，精神上并不愉快，故他們寧愿拿國企的低工資，也不愿拿“資本家”的高工資。他們對國企的熱愛和奉獻精神讓人感動。沈陽這十幾家特大型裝備制造企業從瀕臨破產到現在重振雄風，重新成為行業排頭兵和沈陽經濟的領頭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國企強大的凝聚力和國企員工的奉獻精神是最重要，這可以說是振興裝備制造業的靈魂。這也是南方老板們永遠理解不了的，更被某些經濟學家及政府官員所忽視。

國有裝備制造企業改制成外企、民企(私企)之類的非公有制企業后，一個被人忽視的問題是國企原有的凝聚力和國企員工的奉獻精神徹底喪失。因為原國企員工發現國企改制后被國內外“資本家”所控制，大鍋飯倒是被“徹底打破”，收入差距也隨之被拉得很大，那些改制后企業高管能拿幾十萬、上百萬的年薪，企業紅利基本上被“資本家”們瓜分一空，這使員工們感到很不理解，心理非常不平衡。

國企改制后固定工制都被廢除，并實行強制大規模裁員，可下崗一個就會使一家三代七、八個甚至十幾個人受牽聯，更別說一家下崗幾個，弄得人心惶惶，誰也無心鉆研技術。員工們都有一種被出賣和拋棄的感覺，感覺國企改制后，自己淪落成被國內外“資本家”剝削的打工仔，國企主人翁意識和自豪感、責任感蕩然無存，誰也不愿為國內外“資本家”和拿幾十萬年薪的高管做無私奉獻。既然自己成為打工仔，那就只能一切向錢看，只想盡快盡多地掙錢，干活時動不動講價錢談條件，不僅不給錢決不肯干，給錢少了也不肯干，而且這山望著那山高，如果外面那位老板給錢多就會毫不猶豫地馬上跳槽。

于是過去國企那種人員相對穩定、低流動率局面被打破，人員跳槽與流動急劇增加，大家是人心浮動，誰也不愿像過去那樣以“十年磨一劍”方式安心鉆研技術，于是企業技術能力出現下降的趨勢，產品質量越來越不穩定。而裝備制造企業的研發與生產靠得是一個穩定的、環環相扣的人才鏈條，特別是關鍵崗位，那怕一、兩個技術骨干跳槽，都會給生產帶來不同程度甚至很大影響。因為裝備制造企業所需的人才并不是經幾天培訓就可到血汗工廠干活的農民工，要的都是市場最稀缺的，有“十年磨一劍”經歷的高端技術人才，一旦技術骨干跳槽，重新招聘有經驗的技術骨干難度很大。如招聘無經驗的本科生與技校生，由于沒有“十年磨一劍”那種相應技術能力和技術經驗的積累，短期內根本無法勝任工作，使企業生產和產品質量受到很大影響。

長期以來，在我國經濟界和企業界彌漫著產權“萬能論”和“科斯神話”。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提出的科斯定理是建立在產權明晰使交易成本為零的假設上，從而推導出“私有化最有效的神話”。但實事表明，對裝備制造企業來說，私有化并非最有效的，弄不好還會降低效率。從沈陽十多家國有特大型裝備制造企業現在的發展速度和效率來看，絲毫不遜色那些外企、民企(私企)等所謂產權明晰的非公有制企業，甚至還超過他們。僅從“十年磨一劍”技術特性與確保產品質量穩定性來看，國有裝備制造企業也不宜改制為外企、民企(私企)，還是應保持裝備制造企業公有制的性質。

作者：劉云；來源：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