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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成功背后的許多理念，其意義遠遠超出中國國界，正激勵非西方國家，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現代化道路。”

“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闡述，在理論和實踐上，回應了西方現代化的缺陷和西方現代化理論對這些缺陷的掩蓋。”

在東方衛視10月31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65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一起解讀國際社會高度關注的“中國式現代化”。

【張維為演講】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球矚目下勝利舉行。我記得《澳大利亞人報》網站一篇報道是這樣開頭的：一個執政黨的大會通常都要展示自信，但沒有哪個執政黨的大會，規模能像中國共產黨那么宏大。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所做的報告回顧了中國的過去和今天的成就，并展望了未來可能取得的成功。這份報告無疑將是中國未來五年被閱讀和引用最多的文件。同一天，美國《福布斯》雜志網站也刊文稱：“習近平誓言要帶領中國在‘驚濤駭浪’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個報告中提到的“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引發了外部世界的格外關注。英國廣播公司BBC稱，習近平使用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全新提法，把“中國式現代化作為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心任務。

外媒廣泛報道了報告中列出的“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二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三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四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五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我看到香港《明報》也發文，它是從什么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視角做了一個解釋，它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意味著，它不是西方那種以資本為中心的、兩極分化的、物質主義膨脹的、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之路。

外國社交媒體也出現了不少對比中國式現代化和美國式現代化的短文，有的頗有見地。其中一篇是這樣進行對比的：中國模式是以人民為中心，美國模式是以資本為中心；中國尋求共同富裕，美國是兩極分化；中國是物質與精神同步發展，美國是無止境地追求物質欲望；中國是人與自然和諧，美國是擴大生態危機；中國是和平發展，美國是對外擴張和掠奪。

新加坡《聯合早報》10月17日引用一位香港學者的觀點認為，過去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共一直沒有大力宣傳中國發展模式。現在北京高層提出“中國式現代化”，表明中國要光明正大，毫不遲疑地選擇自己的路徑。

德國《南德意志報》10月16日也發表評論，認為這個報告強調了中國模式作為西方模式的替代品和榜樣作用。我們國內媒體報道中，引用比較多的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外媒報道中引用比較多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我想這反映出中外雙方媒體關注點的某種差異，但其實這兩句話是一個整體。

中國式現代化所取得的成就已經震撼了世界，這種震撼使越來越多的國家，特別是非西方國家，普遍期待能夠借鑒一些中國的成功經驗。

尼日利亞《衛報》網站10月16日刊文《從中國的成功看尼日利亞的發展》。文章是這樣寫的，說尼日利亞正在關注中共二十大會帶來什么啟示、經驗、期待和見解。文章說，對于任何敏銳的觀察者來說，中國迅速崛起，一鳴驚人，從一窮二白到繁榮富強，從默默無聞到萬眾矚目，從世界邊緣走向舞臺中央，這一切都令人感到驚訝、令人振奮！當然，也令人汗顏。他們有何方法、有何魔法？尼日利亞肯定能從中國那里學到大量的關于國家建設和改革的經驗。尼日利亞和中國的雙邊關系將不斷發展，兩國合作將不斷加強。中國已經向全世界證明了一個國家如何從世界邊緣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

不少外國政要也紛紛發表看法，高度評價中國式現代化。伊朗總統萊希說，中國政府治理有方，中國在政治、經濟、科技等領域都取得了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埃塞俄比亞前總統穆拉圖說，中國共產黨在帶領中國發展的過程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因此也取得了中國人民的信任。過去10年，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其承諾的減貧的目標，帶領中國邁入發展的新階段。

哥倫比亞前總統桑佩爾說：我曾多次到訪中國，見證了中國的發展歷程。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為中國向世界開放，向世界共同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中國正在樹立國際合作的榜樣，中國的發展經驗值得我們拉丁美洲國家學習。

巴拿馬知名的學者比利亞拉斯，他的觀點我覺得頗有見地。他通過比較美國與中國來論述中國式現代化。他這樣說的，說美國推動的侵略行為讓今天的世界充滿了困境、動蕩和騷亂，把人類社會置于危險的境地。對于奉行霸權主義的“世界警察”來說，主權只是一個神話，民主只是謊言，繁榮只是騙局。

兩千年來，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未曾壓迫其他國家的國家。近代以來，受壓迫的中國人民找到了答案，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華盛頓的利益套牢了世界，征服著、奴役著和摧殘著無數的人民，民主對他們來說是一面假的旗幟，機會均等是一種幻覺，自由是一種幻想。

中國追求繁榮，但不以犧牲窮人為代價；促進財富增長，但財富遠離政治權力；懲治各級腐敗，打擊盜取社會資產的行為，并嚴防特權階級的形成。他認為，西方新自由主義正統觀念里，衡量國家的質量的術語都是被操縱過的、過度夸大的一些概念，例如“民主”“人權”“自由”。

正是這些話術使我們的人民處于被催眠的狀態，無法防止自己的財富被西方盜取，或者我們的權利被嚴重踐踏。他說，如果以滿足人民需求的能力來衡量的話，中國政府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談到“中國式現代化”，我也很有感觸，因為過去小平同志曾多次使用過這個概念，但當時的背景與今天完全不一樣。早在1979年3月，鄧小平會見英中文化協會會長麥克唐納時就提出：“我們定的目標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

在隨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又說：“我同外國人談話，用了個新名詞：中國式的現代化。到本世紀末，我們大概只能達到發達國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

大家可能知道，在這之前，我們的口號是上世紀60年代提出的，叫實現“四化”，也就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也可以說，當時鄧小平用的“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提法，對我們過去“四化”的標準做了某種校正，使我們更加清醒地看到了實現現代化的艱巨性，使我們的目標變得更加務實。

后來，我看到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經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我們黨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我們對‘中國式現代化’的認識也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拓展和深化的過程”。

隨著中國的崛起，我們從站起來、富起來邁向強起來，中國完成了我稱之為“集四次工業革命為一體的崛起”，以西方不認可的模式全面崛起并震撼了整個世界。

今天，中國已經走出了一條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現代化道路，并形成了比較成熟的理論認知和實踐自覺。換言之，四十多年前，我們使用“中國式現代化”概念的時候，我們國家還處于比較弱勢的地位，但今天我們再次使用“中國式現代化”這個概念的時候，中國已處于一個相當強盛的地位，正如西班牙《先鋒報》的一篇評論所述的：中國是過去半個世紀中的全球經濟的奇跡，它從一個封閉的貧困的國家發展到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讓數億人擺脫了貧困，并通過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的主要參與者。我們難以用語言來描述中國的經濟增長。經過數十年的經濟發展，中國已確立了自己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

這里還有一個細節值得注意，過去相當長時間內，我們用的比較多的概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或者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比方我們說，“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奮斗目標”，我們說“新農村建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必然要求”等等。

然而從政治敘事的角度看，“中國式現代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還是有一點差別的。大家可能記得，2021年7月6日晚上，在有來自160多個國家的500多個政黨和政治組織的領導人參加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的峰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在他的主旨發言中說了這么一番話，他說：中國共產黨將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貢獻。

換言之，我個人認為，中國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它的側重點是中國國內的現代化建設，而當我們講“中國式現代化”的時候，我們是國內外兼顧的，甚至某種意義上是側重國際視角的，包括通過國際比較來確立我們的“四個自信”。當然我們從來不愿意把自己的模式強加于人，但我們愿意開誠布公地把自己的一整套做法、理念、制度安排告訴整個外部世界，并從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角度，與世界各國分享我們的經驗，用總書記的話說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了更多更好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力量，為人類和平與發展崇高事業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對于“中國式現代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兩個概念的差異，我也許可以用國際舞臺上高鐵品質的比較來做一個比擬。世界上有法國的高鐵、有日本的高鐵、有德國的高鐵、有中國的高鐵，如果沒有高鐵的國家想建高鐵，他們可以貨比三家，進行選擇，這個時候如果你說的是“中國特色的高鐵”，那么你強調它只適合于中國，但如果你說的是“中國式高鐵”或“中國高鐵”，那你就把中國高鐵推到了國際舞臺，讓大家進行客觀比較。

換言之，我認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表述方法更加有利于國際政治敘事和國際傳播，它是一種更為自信的中國話語，這本身也彰顯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今天的自信自立的底氣。

我認為中國式現代化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消除貧困、全面小康、科技進步、生態文明、共同富裕等等，中國式現代化成功背后的許多理念、經驗和制度安排等等，其意義遠遠超出中國國界，中國的成功崛起，正激勵越來越多的非西方國家，大膽探索符合自己民情國情的現代化道路。

我想，最終中國式現代化也會使西方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反思西方自己現代化模式存在的諸多陷阱，以及西方自己面臨的許多深層次制度困境乃至危機。謝謝大家！

【范勇鵬演講】

張老師的演講帶我們回顧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源流。“現代化”這個詞，我是在上小學的時候，在教室的墻上第一次見到。記得當時父親送給我一個塑料的軟皮筆記本，非常有年代感的，里面有張插圖是美國芝加哥的照片，我無數次地看，然后記住了每一處細節，當時我心里想，這就是現代化的樣子吧，中國有沒有可能變成這個樣子，如果可以的話，這個未來又有多遠。但是今天我知道，芝加哥的樣子，不是我們要的現代化的樣子。

習總書記在二十大上的報告，描繪了我們想要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為了得出這樣一個認識，我們經歷了漫長曲折的過程。

我們對現代化的認識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更是一個實踐問題。但是長期以來，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存在著一個雙重脫節，它對我們認識和探索現代化產生了不少消極影響。

我講的第一重脫節，是西方的現代化理論，和它自己的現代化真實歷史的脫節。西方毫無疑問是現代化的先行者。西方現代化也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有它進步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在這個過程中，西方建立起了自己的現代化理論。這些理論是對它現代化實踐的總結，但也是對它現代化真實歷史的粉飾和偽裝。

比如為了維護西方的統治地位，它就構建起了一整套非常龐大的話語體系，在里邊突出現代和傳統的對立，意思就是告訴非西方世界，你沒有實現現代化是因為你的傳統有問題。

他們制造國家與社會的對立，聲稱你要是想現代化，你就要限制國家，國家什么都不要管，一切交給市場，交給私人部門。他們塑造法律和道德的對立，聲稱只有我們西方式的法治才能夠實現現代化。然后他們營銷西方制度的優越性，認為你不搞我們西方的制度就沒有辦法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化就先要搞民主化。

問題是非西方世界真的可以西方化、美國化嗎？實際上完全不可能，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曾經說過一句話，他說不能容許中國人都過上我們美國人的生活，這句話實際上就暴露了他們的真實想法。

實際上，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目的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掩蓋西方現代化所帶來的西方對世界的壓迫，富人對窮人的剝削，人類對自然的破壞，它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讓非西方世界陷入對西方的依附，讓非西方世界的現代化成為一個永遠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

第二重脫節，就是我們國內的學術文化界一部分人的觀念與中國實踐的脫節。上世紀90年代我上大學的時候，最早接觸到的重要學術話題就是現代化。可惜的是，幾十年過來了，我們的學術界不少討論依然是與中國現實脫節，與我們黨在現代化方面的探索脫節，緊緊跟著西方的現代化理論跑。

這就導致我們很多學科里面關于現代化的所謂學術討論，陷入無效的尋章摘句，完全無法反映和指導我們中國的實踐。

這兩重脫節給中國的社會觀念帶來了不少誤區和混亂，我們也為此付出過不少代價。沒有一種基于中國實踐且具有世界普遍意義的現代化理論，不僅不利于我們正確認識自己，而且不利于全世界正確地理解中國。這導致我們的很多努力得不到認可，我們很多偉大實踐無法在文化和理論中得到反映，也為我們解決挨罵問題，講好中國故事，做好國際傳播造成了很多障礙。

在這個背景下，我個人認為二十大報告對我們中國式現代化做出的這個全面闡述，是十分及時而且非常重要的。世界對二十大的關注，也毫不意外地把焦點之一放在了“中國式現代化”這個表述上。

對中國式現代化的闡述，在理論和實踐上，我覺得正好回應了我剛剛講到的兩重脫節。比如對于西方現代化的缺陷和西方現代化理論對這些缺陷的掩蓋，我們中國式現代化的闡述一一做了回應。

西方現代化是少數國家、少數人享有的，而我們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西方現代化帶來的是階級分化和貧富分化，中國式現代化則是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西方現代化重物而輕人，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西方現代化導致人與自然的對立，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西方現代化與戰爭相伴，中國式現代化走的是和平發展道路。

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闡述，之所以得到全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的高度關注，就在于它不同于過去的任何一種現代化理論，它是對中國成功實踐的客觀反映，同時又展現出世界普遍意義。

中國式現代化可以為世界人民提供一條具有借鑒意義的成功道路，讓第三世界的孩子們，就像我在上世紀80年代思考現代化的時候，不會僅靠著一張芝加哥的照片來遐想，他們也可以從中國的故事里找到自己夢想的方向。很大程度上，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對現代化的重新定義，也將是人類現代化進程的一個再出發。

1956年，毛澤東主席在一篇文章里邊寫道：“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今天我們的中國式現代化，正包含著“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本質要求，這無疑將是中國對人類文明做出的重大貢獻。謝謝大家！

【圓桌討論】

主持人：“中國式現代化”是大家都非常聚焦的一個重點關健詞，在二十大的報告當中，關于“中國式現代化”也有這樣一個表述，它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當我們說到各國現代化共同特征的時候，我們怎么來解讀？

張維為：國際社會普遍都接受的，比如工業化、信息化、城市化，在我們國內叫城鎮化,等等。但是我看了總書記報告里邊，他講共同特征之后，馬上就提到了我們自己的特點，所以是為后邊鋪墊的。他這個定義中就包括了五個重要的方面，每一方面實際上都是和其他國家的，特別是和西方現代化可以進行對比，我們的現代化走出自己的路了。

范勇鵬：這五個特征針對的就是西方式現代化所帶來的一些坑，我們認識得非常清楚，我們報告里面的文字，一方面反映了一種非常辯證的智慧，同時也是一種開放的胸懷。我們一方面承認西方的現代化本身確實是帶來了很多人類的普遍性的進步，比如說工業化、城市，人類征服自然的能力的上升，我們是要學習接受的，但同時我們要對西方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很多缺陷甚至罪惡，抱著一種批判的態度。

另外還補充一點，在過去談到現代化的時候，我們經常在社會上能聽到一種說法，就是說現代化都是人家西方人引領的，其實這個說法是站不住的。現代化的普遍性里邊有一些東西是我們中國人的貢獻，比如說這種國家和社會治理的理性化，這個東西是我們中國人最早發明的，而且是西方學者也承認的，比如像福山承認是中國的秦漢建立了人類最早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

現在進入信息化、知識化的階段，我們中國逐漸地在趕上。而且我們開始做出我們的貢獻了。現在很多方面我們已經是在引領了，所以有一個圖景很有意思，在地理大發現的時代，是西方人在大洋上盡情地探索未知，實際上今天在數字領域，在信息領域，包括在太空探索領域，我們中國實際已經在引領人類的腳步了，這是我們怎么認識現代化的普遍性的角度之一。

主持人：說到現代化的共同特征，除了我們剛才說的跟經濟有關的比較硬的指標之外，其實還有很多軟性指標，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特征里，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物質文明跟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這里頭非常重要的元素都是人，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中國特色。

張維為：西方當時講人的現代化，它特別強調人具有理性思維的能力，西方當時這個“理性”，現在從我們角度來看已經有點落伍了，因為它的理性是“以我為主”、“以我這個所謂優秀的種族為主”，其他人種是不具備理性能力的，他們對黑人的歧視，對其他民族的征服，都經過所謂理性的科學分析，中國沒有這種文化，中國是一個總體上比較講平等待人，尋求人類共同利益的理想和文化。到21世紀你越來越容易看到中國模式的優秀地方。

主持人：其實我們老一輩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那時候也提“中國式的現代化”，每一個階段可能具體的內容都不一樣，都是根據中國那個階段的發展需要而制定的一個發展方向，有一個時間的脈絡和元素在里面。

張維為：這個認識確實是不斷升華的,比如上世紀50年代我們特別強調重工業，因為覺得打仗沒有武器、沒有鋼鐵這些東西，那是不行的，后來就提更為全面的四個現代化，后來到改革開放開始覺得四個現代化還是不全面，包括硬件、軟件都要現代化，方方面面，所以我們就開始提“中國式現代化”，但今天就更不一樣了，今天是我們已經形成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和實踐經驗，每個領域幾乎都有不少自己獨創的東西。

主持人：西方的現代化理念對學界有比較深的影響，有的時候也會帶來困惑和迷思，為什么中國在實踐當中沒有走彎路？

范勇鵬：放到一個更長的歷史周期來看，中國的現代化過程和西方引領的現代化是非常不一樣的，西方人開始現代化的時候，它是一個非常自發的擴張過程，參與現代化的人，并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等到中國人在1840年之后，我們要思考怎么追趕時候，采取了一個不同的路徑。在歷史長達百年的探索過程中，我們不停地分析，從不同的角度嘗試，最后逐漸整合出一個完整的理論圖景。今天二十大報告里邊把這個提出來，很大程度上我覺得意味著對過去整個認識過程的整合，這個整合世界上也有很多人能觀察到。

比如，前幾天觀察者網采訪贊比亞社會黨的主席，叫弗雷德·曼貝。我覺得講得非常好，曼貝講中國為什么能實現現代化，第一點就是毛澤東時代的“打掃干凈屋子”，這個很重要，我們能夠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負擔給它打掃掉，然后進入一個獨立自主、獨立思考探索的狀態了。第二點，在我們改革開放把“蛋糕”做大之后，我們要考慮怎么來分“蛋糕”，怎么來解決現代化帶來的一些負面因素。

張維為：我們在改革開放一開始就確定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現在回頭看，這個非常重要。我們受西方理論影響特別大，但是中國的干部隊伍有一個特點，因為他每天都接觸實踐，他是縣委副書記、縣委書記，他發覺這個推行不了，要改動，要碰鼻子拐彎，他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這個很有意義。

我當時在外交部做翻譯，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就想加入WTO，當時叫GATT，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世貿的前身。但是他們講的一整套東西，我們不同的部門針對性進行研究，研究后說這個恐怕有困難，實際上就是矛盾的地方。

比如他們要我們開放資本市場，我們當時就覺得這個肯定不行，這是干部在實踐中積累出來，我們的官員甚至高級干部憑樸素的實踐就可以知道，西方哪些東西是我們應該學的，哪些是不能學的。

主持人：剛才我們也說“中國式現代化”給了各國建設自己的現代化很多信心，也想請兩位做一個解讀，當我們放在全球視野，“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給他們帶來的到底是哪些信心和啟發？

張維為：我們的官方和學界有一點共識，就是我們不向外部世界推銷我們的模式，但是我們愿意把我們自己一整套的做法、思路給整理出來，你們可以參考、可以借鑒，實際上現在外國人也是根據他們的民情、國情來考慮的。

比如我們現在“一帶一路”走出去，有些項目做得非常好，典型的中國模式，一個就是園區建設，在某個地方試驗一下，成功再推廣，這個現在是被廣泛地接受。還有一個是規劃能力，接受的國家也非常多。我覺得中國模式影響力會越來越大，我走了這么多非西方國家，我知道他們太渴望現代化了，太希望消除貧困了。

范勇鵬：所有人都有權力實現現代化。我覺得“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能夠給他們一些重要的啟發和借鑒，主要有幾點。第一點是獨立自主，這是非常重要的。特別是像非洲、拉美這些地方的國家，他們的精英階層、媒體、法律，很多是被西方國家所操控的，它沒有辦法來做真的對自己有利的事情，包括歐洲都做不到。

比如現在俄烏沖突里面，很多歐洲的政治精英知道歐洲的利益何在，應該怎么做。但是你看看它的這些很多NGO（非政府組織）、很多議題團體、很多社會運動，實際上在背后被英美所操縱，它就是為了讓你這個國家、地區做不了你應該做的事情，所以獨立自主是非常重要的。第二點就是一定要有一個能夠具有普遍代表性的政治力量，就像我們中國共產黨，那么其他國家可能不一定是共產黨，但你要有一個能夠代表人民的政治力量。

這個力量要堅定，要強大，要有一套自己的思想。像這種碎片化的多黨制，一個黨代表一部分的碎片化力量，大家互相博弈，最后這個國家一定就像天鵝拉車一樣，它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在哪，這是第二個。

第三個非常重要的就是政治體制，比如像西方所推廣的所謂的民主制度，代議制、選舉、多黨競爭，它帶來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各種特殊利益群體在里邊能夠讓自己的意志凌駕于整體意志之上，最后綁架這個政權。而我們的制度，就是財富要遠離權力。特殊利益群體不能綁架政治權利，不能凌駕于人民的意志之上，這一點也是很重要的。我覺得我們中國道路應該是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值得大家研究和學習的樣本，每個人從里邊能讀到不同的東西。

【觀眾提問】

梁天：在長時間西方現代化的體系下，部分的西方國家似乎是已經陷入了一個發展的困局，那么我們的“中國式現代化”是否能夠給這些西方國家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呢？

張維為：拜登上臺之后，他正式地宣布，他有產業政策（industrial policy），然后他也開始搞規劃了，已經搞了三個美國版“一帶一路”了。當然他更多是宣傳，眼花繚亂的名字，但是美國媒體把它們稱為美國版的“一帶一路”，換句話說中國的成功，中國的經驗對他們是震撼的，美國現在有點心亂，我們也這樣做吧，也試試看吧，而且美國現在有個詞，我們中國有人也把它翻成舉國體制，whole-of-the-state approach，整個國家，所有政府部門都要參與的方法，那么它對中國所謂“制裁”也是這樣的，所有政府部門都必須落實。我想最終越來越多的西方有識之士會看到“中國式現代化”給他們帶來的啟迪。

范勇鵬：“中國式現代化”可能對第三世界的啟迪意義更大，從客觀來講，西方的現代化有些方面確實我們的經驗不太好解決它的問題。為什么？有很多是他們自己長期問題積累下來，在今天對它形成的反噬，這個我們是幫不了它的，只能靠它自己來解決，比如最典型的西方現代化早期過程是離不開殖民、剝削、壓迫，它養成了這種靠剝削別人來生存的習慣，那么今天面臨著財政破產的問題，說白了你要習慣于去勤奮去工作，去勒緊褲腰帶，去艱苦奮斗，這個東西我們教不了你。

第二，西方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了種族滅絕、種族主義，這個東西現在開始反噬它的社會。

第三，它的政治體制會讓它的一小部分統治者、精英群體，他們實際上是希望用自己的少數權利來壓倒社會的多數權利，它面臨一個根本問題就是社會形不成一個整體的凝聚性效應，這個東西也是我們幫不了它的。所以這些問題我覺得都需要西方人，你要自己來想辦法解決自己的問題。如果做到這一點，他能認識到“中國式現代化”的魅力。

劉晶晶：我們在二十大的報告中關注到國家安全被給予了比較顯著的位置，在10月12日，拜登政府發布了一篇長達48頁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將我們國家定位成“美國優先的、首要的、全球性的競爭對手”，隨著我們黨對于中國式現代化認識的不斷深入，我們提出了我們要把發展的命運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請問兩位老師，就國家層面來說，對于美西方的這種針對，我們是否已經做好了長期頑強斗爭的準備了呢？

張維為：總書記報告是有很強的底線思維，他甚至用了“驚濤駭浪”這樣的措詞來形容我們要做好最壞的準備。我們現在講“安全”，這個詞也是這次報告中出現得最多的詞之一，現在這個安全已經不是過去我們叫傳統安全，軍事、國防安全，現在是大量的非傳統安全，比方說生物安全、糧食安全、科技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等等，這些都非常重要。我們要做好最壞打算，我覺得這是提醒我們人民群眾都了解這一點，這非常有好處。

范勇鵬：對，近幾年確實世界安全的挑戰上升得非常快，安全是一個重要議題，所以我們報告里邊對安全也非常關注。對于像美國這樣的國家，我們抱著一種什么心態呢？我覺得一方面戰術上是要充分重視的，張老師剛才講了，不排除它是會做一些極端的挑戰。

但是在戰略上要對它有藐視的。為什么呢？其實看一看雙方的姿態就能看出來，美國這個戰略報告，把別人給定義為敵人，然后來跟你較勁，其實是一種非常低級的思維方式。以我所了解，西方的精英集團、統治集團，實際上他們連自己國家未來長遠的方向都不考慮，他們的國際金融和資本集團很大程度上想的就是我逮著誰吃一頓，然后下次我再逮著誰再吃一頓。上世紀80年代收割了阿根廷，然后上世紀90年代把東亞給收割了，1991年蘇聯解體，把蘇東收割了一波，然后2008年之后又把歐洲給收割了一下，現在發現地球上“大塊頭”就剩兩個了，中國、印度。

它的精英集團想的是拿個盤子，等著下一頓去收割誰。所以他沒有這種長期戰略思維。這樣一種思維其實不可怕，但是很危險，我們在戰術上要有足夠的手段來威懾他，不能讓你鋌而走險，但是在戰略上我們其實已經超越他了。

讀我們的報告，每一個段落想的都是千秋萬代，想的都是我們人民的長遠利益，想的都是人類未來，人類共同命運，與西方這種思維方式對比高下立判。兩種思維方式決定了將來的前途，中國的前途是星辰大海，從思維方式上我覺得我們就已經“心勝”了。

王彪：以現代化自詡的很多歐美國家社會分裂現象層出不窮，他們的各種利益集團的矛盾難以調和，導致他們的政府朝令夕改。反觀我們國家的二十大的召開，承前啟后提出了很多中長期的政策，我想請問兩位老師，二十大的召開對于我們國家的政策穩定性在哪些方面能夠提供支持？我們國家又該如何利用自身的政治確定性來應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挑戰？

張維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充滿了不確定性，過去幾年我們看得特別清楚，而中國二十大證明了，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向世界提供了最大的確定性、可預見性。怎么做到的？我們背后有一整套的制度安排。我們制定了這么多規劃，關鍵幾乎所有的規劃都是提前完成的、超額完成的。一張藍圖繪到底，這都是確定性。

我一直建議西方好好研究中國模式，你看現在歐洲對中國投資猛增，今年前8個月增長120%多，跟去年同期相比，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歐洲的企業家看得非常清楚，中國就是未來，有最完整的生產鏈，最大的消費市場，最多受過教育的工程師隊伍、科技隊伍等。

范勇鵬：這次我關注國際媒體，確實有很多人談到了確定性的問題，今天世界上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了。實際上我們做個歷史比較，現在跟一戰前、跟二戰前的世界來比，有些方面確實蠻像的，但是有一個最大的不同的變量是什么？就是中國的存在。

中國確實是給世界提供了很大的確定性，我們是一個穩定的“壓艙石”。其實從我們國內的發展來看，我們中國人民堅定不移地要實現自己的目標，一步一步地就這么走過來的，而且這里邊還有一個因素，就是我們光明磊落，沒有陰謀。

我們要做什么都是寫在紙上，寫在我們的規劃里邊的，讓那些愿意做我們朋友，愿意來投資合作的人知道我們未來是什么樣的，所以張老師講，你看現在歐洲的很多企業，像巴斯夫這樣的大企業都跑來中國來投資，因為中國的確定性。

但是今天你跑到美國去投資，去建工廠，未來是什么樣的你不知道。這是我們光明磊落帶來的一個正面效果。當然有人會問了，你光明磊落，把什么都講出來，那么你的對手、你的敵人是不是也知道你要怎么做？這個東西就是“大道”，“大道”是不在乎你支持我還是反對我。我們有如此強大的人民，有如此堅定的黨，我們一定能做到，這個恰恰給世界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定心丸”，那么我覺得在未來這樣一種確定性的歷史意義會越來越多的呈現出來。

（主講嘉賓：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范勇鵬，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東方衛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