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解放軍是一個有‘軍魂’的軍隊，非常清楚這個工作的意義在哪里，政治意義在哪里，對國家的意義在哪里。”
“我們面臨著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只要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堅持黨的建軍強軍思想，人民軍隊必將創造新的輝煌。”
在東方衛視8月1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第154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副院長范勇鵬教授圍繞人民軍隊的先進性從何而來，展開了討論。
今天我們就圍繞“黨指揮槍”，來聊一聊我們的軍事制度和軍事思想。軍事從來都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部分，早期國家的產生和發展都是離不開軍隊和戰爭的。我們古人講“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人類的社會組織和國家制度最初往往都是產生于戰爭和軍事行動。因而政治和軍事的關系自古都是各大文明高度關注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軍隊如果控制好了，在這種“文主武從”的情況下，怎么能讓軍隊保持戰斗力；在中國歷史上控制軍隊這個問題解決得最好的是北宋，用一種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北宋建立了一套朝廷直接掌握軍隊，在皇帝之下實施軍權分立制衡的原則，兵力配備上也講究中央和地方的相互制衡，后世中國大體上繼承了這個基本制度，例如明朝也是典型的中央集權，軍權分治和制衡。所以后來中國再也沒有出現過因為地方軍權做大而亡國的現象。一直到清末才又出現了為了鎮壓農民起義，地方軍權崛起，然后國家失去控制，后來到民國的時候釀成了軍閥混戰。但是宋制它控制得太好，反而導致了軍力的衰弱，武德不張。回顧過去政軍關系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悖論：就是軍隊控制得好，往往戰斗力就發揮不出來。相反如果軍隊強大，往往就會出現軍隊失控，干政或者割據，今天世界各國的政軍關系其實是面臨同樣的問題的。接下來我們看第三個問題就是軍民關系。在商周貴族時代，軍和民是沒有什么關系的。貴族負責打仗，平民負責搞生產，到戰國改革開始全民皆兵，兵源于民，他自然和民心相通。然后民提供兵，所以民自然也期望得到更高的地位和待遇。但是秦之后中國的國家規模太大了，服兵役需要花時間，費衣食，誤農時，成了人民的沉重負擔。于是秦漢實行的全民當兵的征兵制逐漸衰落，慢慢就產生了有一部分人專門來當兵的現象。由此民和兵就開始分離，甚至發展成了相互對立的社會集團。兵民之間的緊張關系在平時尚且可以維持，到了亂世就會成為一個大害，甚至會催化國家的崩潰，加劇內戰的烈度。簡單回顧了中國軍制史上這三大問題，一個是控制軍隊，一個保持戰斗力，還有軍民關系。我們來到現代，新中國的軍事制度，政軍關系是怎么樣來的？在清末軍制的基礎上，北洋時期形成了一種畸形的政軍關系。軍閥當政，國會和政府只是一個“花架子”，然后國內混戰不休，對外軟弱賣國。孫中山起初是想利用軍閥武裝來完成國民革命，但是陳炯明叛變讓他認識到這條路走不通的。后來受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孫中山決心建立政黨領導軍隊的制度，靠“三民主義”武裝起來的軍隊來完成國民革命。但是國民黨本身的局限性和軍閥思想的殘余導致最終失敗。共產黨人最初對軍隊問題的思考是比較缺乏的，列寧早在1919年就說過，組建紅軍的問題完全是一個新問題，甚至在理論上是從來沒有提出過的。我們中共早期領導人很多也是缺乏清醒認識。比如像陳獨秀，就曾經反對由黨來創建軍隊。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那時我們不懂得武裝斗爭在中國的極端重要性，不去認真地準備戰爭和組織軍隊。后來到第一次國共合作，共產黨人認識到軍隊的重要性。當時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認識到軍隊是一種工具，他說這工具壓迫階級可以利用，被壓迫階級也可以利用。如欲使中國和平需具有真正之革命軍，須有為人民所用之軍隊。后來1927年“大革命”失敗，共產黨開始獨立武裝斗爭。但是紅軍最開始在戰斗中遭遇了重大挫折。今天，我們很難想象當時的黨和紅軍困難有多么大。這個起義部隊到達三灣的時候已經不到1000人了，真是生死存亡。當時紅軍還存在組織不健全、思想混亂的問題。官兵意志動搖，甚至出現逃兵。在這個緊急關頭，毛澤東站出來對軍隊進行了整頓改編。第一是遣散部分（意志）不堅定的人員，把部隊縮編成一個團。第二，是在部隊中建立黨的組織，做到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第三，規定官兵待遇平等，建立士兵委員會。“三灣改編”是我們黨和人民軍隊歷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就像《雄偉的井岡山》那首歌里唱的：開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有了子弟兵，從無到有靠誰人，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毛澤東。1929年黨又召開了古田會議，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決定。第一是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第二是深刻闡述黨的思想建設原則。第三是闡述了黨的組織建設原則，明確了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第四是闡述了黨的基層組織建設的重要原則，強調要重視黨支部的作用。那么回到我一開始提出的這三大問題，到古田會議，中國共產黨終于探索出了自己的答案。第一，如何控制軍隊的問題。我們的答案是黨的領導，確保軍隊牢牢地掌握在黨和工農大眾手中。1938年毛澤東在總結經驗的時候，明確提出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容許“槍指揮黨”。
第二，軍隊怎么才能有戰斗力的問題。我們是靠政治思想工作和民主集中制激發了紅軍的戰斗意志。毛澤東曾經說，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在1928年寫給中央的報告里，毛澤東指出，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他說同樣的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第三，建立一支什么樣的軍隊，實現什么樣的軍民關系。我們的答案是依靠黨的領導，確保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靠“三大紀律”建立的緊密的軍民魚水關系，解決了困擾中國兩千余年的軍民關系問題。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就提出了“三大紀律”，行動聽指揮，不拿群眾一個紅薯，打土豪要歸公。后來這個“不拿群眾一個紅薯”發展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成了我們人民軍隊的第一條軍規。鄧小平提出了現代化正規化的新要求，他在1981年指出，我軍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肩負著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保衛“四化”建設的光榮使命。因此必須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強大的現代化正規化的革命軍隊。習近平強軍思想立足于實現“中國夢”、“強軍夢”的時代要求，針對建設一支什么樣的強大人民軍隊，怎樣建設強大人民軍隊的問題，提出了建設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世界一流的人民軍隊的目標。這是對毛澤東政治建軍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從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以及作為生命線的政治工作，這三個方面為毛澤東建軍思想注入了（新的）時代內涵。
回顧人類幾千年的軍事制度史，非常有助于我們理解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這三句話的偉大意義。理解了歷史和現實，我想大家會認識到，我們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制度是人類歷史上解決政軍關系的最高水平，是人類最先進的制度形態。95年來，這支偉大的人民軍隊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奪取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和保衛了我們的人民政權，這支軍隊也經受住了戰爭的考驗，鍛造成一支戰無不勝的力量，可以威懾和抵御一切外部敵人的野心。從抗洪救災、抗震救災到抗擊新冠疫情，人民解放軍始終站在保衛人民生命和利益的第一線，看到解放軍的身影，就找到了一種主心骨和安全感。當前我們面臨著祖國統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只要堅持黨的絕對領導，堅持黨的建軍強軍思想，人民軍隊必將不斷創造新的輝煌。好，謝謝大家。主持人：謝謝范老師剛才的演講。我們把軍隊跟人民之間的關系處理得非常好，是不是也有中國文化傳統方面的原因，還有我們黨自己的一些先進性、獨特性帶來的？張維為：我覺得就是中國這么一個“文明型國家”，幾乎任何東西它都有一些傳統的因素在里面。首先在軍事方面，中國有非常傳統的軍事資源，最經典就是《孫子兵法》，誰都讀過一點，誰都知道一點，誰都會引用一點，“不戰而屈人之兵”等等。還有軍民關系也是，我們是叫“人民軍隊”，人民軍隊它來自于人民戰爭的傳統。一些老外他搞不懂，他們一講人民戰爭就是“人海戰術”，他完全沒有搞懂。中國當時在綜合國力非常弱的情況下，每一步都要依靠人民才能取得戰爭的勝利。所以我覺得中國一整套的做法是符合中國國情的，而且實際上是非常先進的。范勇鵬：其實早在我剛才講到的貴族時代，兵就是貴族家里的子弟。但是后來到平民大眾都能夠變成國家的平等人民之后，進入“大一統”時代之后，就面臨一個很大的困難，比如秦朝，你讓全國的人都來當兵，然后送到邊關去戍邊，來回要走兩個月，然后一年的農時都耽誤了，后來慢慢這個制度就朽壞了，最后不得不去靠各種比如像雇傭兵、募兵制。但它總歸都是一小部分人專門來當兵，它（軍隊）慢慢就跟人民對立起來了，實際上就違背了這樣一個子弟兵的一個傳統。我們共產黨的軍隊應該說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實現了子弟兵理想的。為什么？從“大革命”開始，共產黨的軍隊都是自愿參軍的。所以他既不是那種由國家政府來征兵，也不是通過軍餉、戰利品來吸引來的這種雇傭的兵。這樣一群人有很強的政治理念，有信仰。建國之后，我們改成了義務兵制，然后到改革開放，我們又開始側重義務兵和志愿兵的并重。所以1984年之后，我們推行的是以義務兵為主的志愿兵制。到去年，我們又改成志愿兵為主的、義務兵和志愿兵兼有的這樣一種軍事體制。為什么？背后就是涉及到兩個問題，一個是軍隊要和人民牢牢地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面，畢竟義務兵的訓練時間、兵役周期比較短。現代戰爭又對科技專業化有特別高的要求，所以我們是盡可能找到一個最好的方案，既能夠讓我們這種軍隊的人民性的寶貴傳統堅持下來，又要建立一支現代化的、專業化的，能打勝仗的一支現代(化)軍隊。主持人：其實我們黨在指揮軍隊這個事情上，它是經過一個漫長的探索的過程。這個就跟我們黨探索其它的革命實踐一樣，我們總是不斷地在實踐當中發現問題，然后再去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張維為：我就想到前面提到的古田會議，因為當時紅四軍里面湖南和江西的子弟比較多，鄉土觀念非常重。我是贛南人，我贛西都不愿意去。為什么古田會議的意義這么重要？它非常明確地要求建一支與中國舊軍隊不一樣的新型的人民軍隊，非常明確提出這個口號。在黨的領導下，它是一支完成革命政治任務的軍隊，馬上格局、面貌和一整套的方式就不一樣了。我聯想到當年毛主席在1970年代，也就是跟蘇聯、跟美國都在對抗著，毛主席說全國人民要學習人民解放軍。像這次疫情，我們也看得出來，這個時候就是一個整體的系統工程，這就要當做戰爭來打。如果有一批人在每個行業，一門心思地鉆進去，好好地研究各個地方的成功經驗，我們戰疫就可以更加成功。范勇鵬：張老師講到組織的因素特別重要，其實很大程度上也是來源于“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這兩個重要的歷史事件，建立了黨代表，建立了政委。去年有個電視劇，叫《能文能武李延年》，它就非常傳神地表現了朝鮮戰場上我們志愿軍這種非常優秀的組織能力。古田會議的一個重要的思想就是你要講政治，要搞政治建設，古田會議還要講我們要做好宣傳，把群眾要發動起來。所以它是一個系統工作，而不是說讓這支軍隊孤立地來打這樣一場仗。
觀眾一：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那么在新時代復雜的內政外交關系中，尤其是面對臺灣問題、“疆獨”、“藏獨”等等問題時，“黨指揮槍”最大的現實意義是什么？謝謝。張維為：我們現在經常在講“偉大的斗爭”，包括你剛才講的很多都屬于“偉大的斗爭”，特別是祖國統一事業，所以我覺得“黨指揮槍”就變得更加重要，因為它確實是一個政治使命。怎么完成這個使命？如果不得不采用非和平手段的話，怎么采用，什么樣的范圍，什么樣的結果……最近我們的國防部長在新加坡也講得非常清楚的，如果臺灣問題發生質變，我們將不惜一戰，而且戰之必勝。所以我覺得一個統一的指揮是非常重要的，其核心就是黨的領導。
【8月4日，東部戰區火箭軍對臺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火力突擊。這是導彈點火發射。新華社發（王義 攝）】
范勇鵬：對，黨的領導的現實意義永遠是存在的。現在斗爭在各個方面實際上都已經開始了，并且非常激烈。所以這個不僅僅是解放軍有這樣的使命，其實我們現在在很多領域，比如在文化，在國際傳播，甚至在科研，在衛生各個領域都面臨類似的這種“偉大斗爭”。所以這種黨的領導，它不僅僅是在我們解放軍“黨指揮槍”這個意義上，它是實現我們國家偉大目標的過程中，我覺得應該是一個總的綱領。張維為：我補充一點，毛主席在講黨的領導的時候，特別講軍隊工作的時候，講過這么一個觀點，大致意思就是我們的政治工作，要使我們每一個戰士，從戰士到伙夫，都知道為什么要打仗，這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指導思想，這就是政治建軍。哪怕在文化戰線，哪怕在意識形態戰線，在國際傳播戰線，更不要說軍事戰線了，其實也是這樣，每一個參戰的人都要知道為什么要打仗，為什么要這樣做，這道理可以講得很清楚，懂了道理之后，你就不一樣了，精神面貌就不一樣了。觀眾二：當今世界范圍內軍事斗爭的形勢和戰爭的領域形態越來越多維化，在面對網絡戰、信息戰、輿論戰、心理戰這些非傳統領域，我們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如何繼續必勝的把握？謝謝老師。張維為：現在我們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接下來很可能遇到各種各樣的“灰犀牛”。實際上都和打仗有點類似的。我是挺喜歡“軍魂”這個詞，就是我們軍隊經常用的，這是一支有“軍魂”的軍隊。人民解放軍跟國民黨軍隊最大差別，就是國民黨軍隊沒有“軍魂”，它不知道為什么要打仗。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這個傳統是一定要發揚下去。“軍魂”概念非常好，你非常清楚這個工作的意義在哪里，政治意義在哪里，對國家的意義在哪里，甚至對你個人的意義在哪里，把它講清楚之后，你打仗就有力量。范勇鵬：對。您提這個問題其實也不是一個新問題，我們黨在革命斗爭的過程中，其實從來面臨的都不是單純的軍事斗爭。比如和國民黨要進行政治斗爭，抗美援朝的時候，我們也要做政治斗爭，做宣傳斗爭。毛澤東主席有句話叫“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我們就是要帶著這樣一個理念來斗爭的。那么今天面臨的新挑戰是什么？就是您講到的載體變了，我們可以拿俄烏沖突做一個很好的樣板來觀察，你看在俄烏沖突里邊，俄羅斯初期其實有很多被動的問題，都是因為沒有能夠協調好各個方面的斗爭。實際上俄羅斯還是已經做了很多的準備了，比如前些年普京總統為什么要搞今日俄羅斯（電視臺），他直接要領導，他意識到未來可能是要打仗了。所以在和平狀態下，那種建制、那種隊伍，可能是不一定適合這樣一種狀態。但是真到在烏克蘭打起來的時候，里邊還會暴露出很多的問題。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重要的案例。我們要從這里邊看到我們未來面臨的新的斗爭形態，我們要做很多的準備。不僅僅是在軍隊內部要加強我們黨的領導，在很多其它領域，包括我們在機構上可能要做一定的整合，在資源隊伍上都要做出新的整合，發揮出我們的戰斗力。張維為：我再補充一點，就前面我講了“軍魂”非常之重要。還有一個概念我覺得也非常重要，就是“心勝”。我就想到當年周恩來在重慶，共產黨的重慶辦事處沒有多少人。周恩來、龔澎、喬冠華等一撥人可以對付整個國民黨的宣傳機器，背后是發自內心的自信——我代表正義的事業，我一定能夠戰勝你。結果你看無論是外國媒體、國內媒體都非常關注，哪里有周恩來，他們就跟著他。背后就是他發自內心的自信，講的話有道理，還有他的人格魅力。我覺得這非常之重要，一個“軍魂”，一個“心勝”。
（主講嘉賓：張維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范勇鵬，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教授。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觀察者網”“東方衛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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