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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曉欽：從新中國工業化歷史看為何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點擊：作者：丁曉欽來源：《當代經濟研究》發布時間:2022-06-24 09:22:15

“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改革理論與實踐的邏輯統一

——我國國有企業發展歷程與展望

【摘要】新中國70多年來國有企業的發展歷程可以分為：1949～1978年，為新中國建設提供物質保障，為工業化進程打下堅實基礎，保證人民當家做主的全面國有化階段；1978～2012年，以豐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為目的，國有企業提質增效階段；2012年至今，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國有企業全面“做強做優做大”階段。國有企業改革本質上是對“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在不同時期應對不同發展要求的詮釋和踐行，是應對每個時期中國發展的主要矛盾，關切人民的主要需求，在“強”“優”和“大”之間各有側重，不斷探索、不斷成長的過程，這正是新中國70多年國有企業改革理論和實踐的內在邏輯。

我國的國有企業在新中國成立之后為新中國的經濟建設、社會發展作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不斷呈現出新特點和新要求，國有企業也踏上了不斷改革、發展和創新的歷程。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公有制的載體，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國有企業不僅能夠更好地實行按勞分配制度，克服市場弊端，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還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物質基礎。深入研究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在邏輯，我們就會發現，70多年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歷程是國有企業對“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在不同時期應對不同要求的詮釋和踐行，是應對每個時期中國發展的主要矛盾，滿足全體人民的迫切需要而進行的在“強”“優”和“大”之間的各有側重、不斷探索的成長過程。這里的“強”指的是國有企業在履行經濟職能和社會職能方面執行力和控制力強，“優”是指資源配置和治理結構的優化，“大”則包括國有企業總量的大、大型國有企業個體規模的大以及國有企業的世界影響力和競爭力的大。本文主要從新中國70多年國有企業發展歷程出發，分析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理論和發展實踐，探尋國有企業的發展邏輯，探究國有企業發展各個階段的重大問題和發展本質。

一、從一窮二白到“站起來”(1949～1978年)：國有企業的公有屬性保證人民當家做主

1949年，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一片廢墟上建立起新中國，可謂是一窮二白，如何更好地發揮制度優勢，建設一個自立自強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成為擺在黨面前最主要的問題之一。1952年，政務院發布的《關于各級政府所經營的企業名稱的規定》明確提出：凡中央五大行政區各部門投資經營的企業，包括大行政區委托省、市代管的企業，稱為“國營企業”，在我國第一次明確了國有企業的概念。該階段的國有企業作為新中國建設和發展的重要支柱，基本完全取代了私有企業對經濟發展的作用，為新中國前30年的發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1. 國有企業發展初期的理論依據和實踐探索

該階段發展國有企業的主要理論依據來源于包括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以及擴大再生產等在內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結合中國獨特國情的深入研判。發展實踐方面，三大改造過程中沒收的官僚資本主義企業、敵偽工業，通過和平贖買的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加之原來戰爭時期的一些公營工業，初步構成了新中國初期的國有企業體系。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國有企業工業產值份額高達80.8%，由于國有企業的強大支撐作用，國民收入中的工業產值占比從1949年的12.6%增加到49.4%，將中國從落后的農業國一舉帶入世界工業國家之列。①

2. 該階段國有企業發展的內在邏輯

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上，黨的八大前瞻性地提出了“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這一新歷史階段主要矛盾的判斷。[1]與此同時，這一時期的國有企業基本全面承擔了國家的一切經濟、社會責任，將大量的社會資源集中在重工業建設上，極大提高了我國整體工業水平，基礎設施狀況得到極大改善，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了工業基礎，建立先進工業國的基礎基本得以構建完成。另外，在國有企業“強優大”的演進邏輯上，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這一時期的國有企業發展主要是重視規模的“大”，還難以顧及國有企業長期良性發展必須具備的資源“優”化配置、權責清晰明確，這一問題在接下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中越發凸顯出來，也拉開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序幕。該階段國有企業應對主要發展矛盾，關切人民的主要需求的內在發展本質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有企業能夠很好地集中全社會的資源用于工業特別是重工業建設，在極短時間內實現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跨越，極大程度上緩解了落后農業國現實和建立先進工業國要求之間的矛盾。自亞當·斯密以來，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經濟學，在經濟增長與發展問題上都非常重視資本積累的作用。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之所以比封建制、奴隸制等生產關系進步的原因正是由于其強大的資本積累能力。②新中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斷壁殘垣上建立起來，極端缺乏經濟快速增長需要的資本積累，加上當時西方國家的封鎖和限制，資本跨國配置的通道無法打開，只能通過自身的工業產出進行積累，而如果想要在短時間內積累能夠驅動經濟快速增長的資本存量，要靠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私營企業是不切實際的，只有通過國有企業，以行政計劃配置資源，才能完成這一跨越，解決落后的農業國現狀和先進的工業國憧憬之間的矛盾。而且，在當時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下，集中力量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短時間內實現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也彰顯了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

第二，國有企業幫助新中國快速完成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確立和鞏固，將廣大中國人民從水深火熱的舊社會中拯救出來，實現了中華民族獨立自主、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百年夢想，極大提高了國人的制度自信，使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特別是精神需要得到很大程度的滿足。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人民完成了社會主義革命，確立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基本經濟制度。制度本身是抽象的，要使全國人民切身感受到制度優勢，確立制度自信，國有企業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載體。該階段國有企業資產全民所有、生產全民參與、利益全民共享的特點，不但很大程度上解決了全國人民的基本生存需要，更重要的是讓人民切身感受到社會主義給他們帶來的公平、公正的社會制度，使人民的物質、文化和精神需要都得到了較大程度的滿足。

第三，國有企業的工業發展道路實現了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為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樹立了中國榜樣，提供了中國方案。1962年美國經濟史學家亞歷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chenkron)在總結德國、意大利等國經濟追趕成功經驗的基礎上，創立了后發優勢理論，用來解釋落后國家對先進國家的趕超效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很多發展中國家紛紛獨立，也經歷了短暫的迅速發展時期，但除了中國以外，這種后發優勢都沒能持續很久，更沒有形成趕超趨勢。拉美國家在獨立革命之后在政治上奉行民主主義，在經濟上實行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按照全球化分工體系出口初級產品，進口制成品，在比較優勢的支撐下經濟迅速發展之后，比較優勢耗盡，又未能培育出新的支柱產業，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至今無法自拔。中東國家長期以資源出口為主要經濟支柱，雖然獲得了巨大財富，但其經濟缺乏獨立性，受世界經濟沖擊過大，易被發達國家左右其內政，而且在舊能源逐漸枯竭，新能源不斷研發的世界形勢下，其經濟發展也陷入低谷。東歐在劇變式的經濟轉型之后，并沒有得到改革之前被許諾的經濟美景，反倒陷入資本主義經濟的各種困局之中，加之各種民族矛盾和政治沖突，經濟日漸衰退。印度雖與中國有著相同的大國背景，但自其獨立之后，在模仿西方制度時忽視了本國的歷史和文化傳統，導致官僚本位主義盛行，加之種姓制度難以消除，印度的經濟發展也受到了嚴重制約。中國沒有盲目接受西方的“市場加民主”的發展路徑，而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體實施自主發展，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獨特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二、從“站起來”到“富起來”(1978～2012年)：國有企業的高效率改革豐富人民物質文化生活

1. 1978～1993年：實施放權讓利改革，提升人民物質生活水平

這個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將重心轉移到提高經濟效益上來，主要是通過經營權和所有權的分離，使得企業完成向自主經營和自負盈虧的方向轉變，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而此時的國有企業無論是從履行的職能、企業的結構形式還是管理者的角色職責來看，都具有明顯的二重性特征③，這種二重性特征明顯不能極大程度地快速提高社會生產力，進而也不能很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

(1)放權讓利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理論和實踐

由于歷史原因造成的社會動蕩，以及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作用被平均分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造成了當時人民對經濟文化的需求無法得到及時滿足，該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也體現了中國經濟體制由計劃向市場轉型，公私企業共同支撐經濟發展的趨勢。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強調，“所有權同經營權是可以適當分開的”，拉開了國有企業改革第一階段的序幕；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次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會議再次提出國有企業應當實行政企分開，將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適當分離以建立富有活力的國營企業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1992年7月，國務院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該條例又一次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是國有企業改革，并規定了國有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

在改革理論方面，根據當時國家的具體情況，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要體現在它的生產力比資本主義發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發展生產力的基礎上不斷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2]之后，有學者根據馬克思“管理二重性”的基本原理④，提出了“企業本位制”思想。[3]在改革實踐方面，由于這一時期的企業還是以國有企業為主，對GDP的貢獻也絕大多數來源于國有企業，國有企業的經濟效率在這13年間也有了飛速提升。從1979年到1992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由4100億元增加到27195億元，增長六倍多；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05元增長到2027元，增長五倍多；國家財政收入從1146億元增長到3483億元，增長三倍多，⑤中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升。

(2)該階段國有企業發展的內在邏輯

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上，隨著1978年改革開放政策的不斷推進，國家將發展的重心轉移到了經濟建設上來，社會的主要矛盾也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4]。國有企業生產效率的提高，權責的明晰，極大程度地提高了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推動了國家整體經濟水平的迅速提升以及人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基本堅持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方向。同時必須指出，在國有企業“強優大”的演進邏輯上，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強調了經濟效率的“優”，體現在生產效率的提高以及整體生產能力的優化，但也忽略了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強”，導致該階段出現了國有企業重視經濟利益、忽視人文關懷，重視短期利益、忽視長期生態環境保護，重視企業局部利益、忽視國家整體利益的情況。另外，由于該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整體框架還沒有構建完成，因此國有企業在資源配置方面還達不到“優”，又由于生產的指令性計劃還普遍存在，產業結構的合理性也談不上“優”化，國有企業本身重視了總量的“大”，還無暇顧及品牌影響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大”。總體來說，該階段的國有企業雖然進行了有益嘗試，取得了經濟方面的很多成績，改善了人民物質生活水平，但處在現代國有企業發展的初級階段，主要做到了單一經濟效益方面的“優”。

從1978年到20世紀90年代初期的國有企業改革都是圍繞著“放權讓利”的思路展開的。從第一階段的擴大企業自主權，將企業經營與員工收入掛鉤，明確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權限，實行“盈虧包干”的經濟責任制，到第二階段的“利改稅”政策，形成了規范而穩定的分配關系，既保證了財政收入又可以避免經濟責任制存在的弊端，進一步提高了企業生產效率，形成了承包、租賃等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制，成為國有企業“放權讓利”的主要措施。因此，可以認為這個時期的國有企業改革是以大力提高社會生產力為內在邏輯展開的。原有計劃體制下“大”的國有企業，由于單一全民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人、財、物和產、供、銷都由政府直接管理，資源無法得到有效配置，勞動者也缺乏必要的工作激勵，造成國有資源浪費，企業缺乏活力，生產效率不高。要想將國有企業的工作重心轉移到提高生產力上，國有企業的職能就必須將重點轉移到經濟職能上，更加有效地配置資源，激發員工工作熱情，提高生產效率。

2. 1993～2003年：踐行現代企業制度，著力更好履行經濟職能

據統計，截止到1993年底，我國城鎮居民的恩格爾系數為50%，每100個家庭空調保有量僅為2.3臺；而美國同期的恩格爾系數僅為11.4%，每100個家庭空調保有量為68臺。⑥可見，人民更為豐富、多元的物質文化需要有待進一步得到滿足。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并不斷完善，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和活力，為國有企業不斷推進改革指明了方向。該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厘清了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功能和作用，為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經濟發展方略奠定了微觀企業基礎。

(1)企業制度改革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理論和實踐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上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轉換企業經營機制，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國有企業改革思路，奠定了國有企業改革第二階段的基礎；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報告《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除了再次強調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外，還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具體思路；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會議專門針對國有企業改革面臨的問題，進一步強調推進國有企業戰略性改組、放開搞活國有中小企業、繼續推進政企分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在堅持繼續調整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的改革方向的同時，進一步強調對于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大型國有企業、基礎設施和重要自然資源等，中央政府必須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

在改革理論方面，早在1988年就有學者指出，國有企業的改革形式應該從承包制轉向現代企業制度，[5]此后學界逐漸達成共識：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應當包括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四個方面。在改革實踐方面，到2003年，我國國有企業基本完成了現代企業制度改革，國內生產總值由1993年的3.6萬億元提高到13.7萬億元。規模以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個數從2000年的53489個減少到2003年的34280個，國有控股工業企業國家資本金從13419.29億元減少到12981.24億元，而利潤總額卻由2408.33億元增加到3836.20億元。另一方面，仍以空調為例，到2003年，城鎮居民每百戶空調保有量增長到61.8臺，達到了美國西北部2003年的水平。⑦

(2)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在邏輯

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國有企業發展邏輯上，這一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在滿足人民不斷擴展的物質需求方面，通過提高自身的經濟效率來履行這一職能。首先，在國有企業“強優大”的演進邏輯上，在搞活小型國有企業的同時，促進私營企業規模和產值的急速增長，進一步為滿足人民多樣化的物質需要提供了供給保障，可以認為，國有企業繼續保持經濟職能上的“優”勢。其次，國有企業全面實行現代企業制度，以適應市場經濟，參與市場競爭，這在客觀上極大地改善了其資源配置能力和公司治理結構，實現了資源配置和企業管理上的“優”。再次，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雖然強調了對大型企業的支持和重視，但在總體個數和國有資本總量上有客觀的減少，總的來說，這一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強調了“優”，卻是以犧牲“大”為代價的。此外，在“抓大放小”過程中，客觀上造成了一定數量的勞動者失業，并且由于國有資產所有者缺位，國有資產的出資人體系不健全，在小型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國有資產流失。

(3)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問題

該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有兩個重大問題需要厘清。第一個重大問題是國有企業制度改革是否就是要將國有企業私有化的問題。黨的十四大明確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就為國有企業擺脫指令性生產計劃的束縛，踐行現代企業制度，利用市場配置資源，滿足人民不斷發展的物質需要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制度基礎。這一階段國有企業改革較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但人民的物質需要除了基本的衣、食、住、行以外，還會呈現出多層次、高質量的發展趨勢，正如馬克思所說：“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6]這一階段改革的內在邏輯是厘清產權關系，進一步健全市場機制，為滿足人民物質文化需要奠定經濟制度基礎。這一時期，有的學者完全參照西方產權制度的主張，提出將國有企業的產權完全明確到每一個法人，這實質上就是國有企業完全私有化的論調；而絕大多數學者還是堅持使用馬克思主義產權理論來看待國有企業的產權問題，不能把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在法律形式上的財產關系，任意改變成其他性質的財產關系。[7]事實上，正因為堅持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在維護和鞏固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的同時發展民營經濟，并采取合法的措施有效利用外國資本，我國在改革開放時期總體上既堅持了經濟上的獨立自主，又有效地利用了外國資本。[8]

另一個重大問題是國有企業制度改革過程中的市場和政府關系問題，為市場和政府權責劃定清晰的邊界，以便更好地利用市場力量滿足人民需要。對于政府和市場關系，有論調稱政企分開是要政府完全退出市場調控，讓企業自由競爭，自生自滅。實質上，政府和市場關系是現代市場經濟體制演變的主線，二者是相輔相成、不可分割的。一方面，市場機制的作用是有條件的，包括法律體系、競爭規則、宏觀環境、社會保障等，這些條件無法依靠市場自身的作用形成；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存在局部失靈問題以及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的弊端，容易產生貧富分化和經濟波動等問題。因此，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作用，這是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無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如此。所不同的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以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政府往往代表的是壟斷資本的利益，因此，也就難以從全社會利益出發，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有效的調節，以克服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之間的基本矛盾。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是以公有制為主體，政府是全體人民利益的代表，服務于人民的利益，因此，也就能夠從社會全局和長遠利益出發，對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有效調控，以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各種需要。

這一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主要圍繞產權界定、權責明晰和高效管理展開，從企業現代化制度和企業現代化管理兩個方面，進一步明確國有企業發展目標，提高國有企業經營效率，為國有企業更好履行經濟職能，更加全面和高質量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國有企業產權界定的過程中，出現了利用企業改革之便，巧立名目，侵吞國有資產的情況，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產生了不良的社會影響。另外，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過于強調經濟職能，弱化了諸如社會責任在內的其他非經濟職能，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待于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3. 2003～2012年：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確保發展惠及全體人民

隨著國有企業經濟效率的不斷提高，私營經濟活力不斷增強，至2000年，我國基本實現了小康目標。但由于市場經濟帶來的社會競爭、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帶來的收入差距以及國有資產流失帶來的分配不均，我國的基尼系數從1981年的0.29激增到2001年的0.49。由此可見，在物質生活條件達到一定水平之后，收入分配差距以及財富分配差距成為廣大人民最關切的問題之一。

(1)加強監管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理論和實踐

2003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決定成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在國有資產國家統一所有的前提下，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國有企業這個階段的改革主要是圍繞踐行國有企業社會責任以及加強國有資產監管來實現的。加強國有資產監管和踐行國有企業社會責任，在理論依據上不存在過多分歧。在改革實踐方面，截至2012年，國有控股工業企業虧損單位數由2003年的12081家，減少到3514家，國家資本金實現翻番，由12981.24億元增加到27852.15億元。⑧

(2)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在邏輯

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國有企業發展邏輯上，以縮小收入差距為主要目的的國有資產監管制度改革的內在邏輯是既要發展生產力，又要盡可能減少貧富差距，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這實際上是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問題。總有人議論，是要做大“蛋糕”，還是要分好“蛋糕”?其實，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可分割。“蛋糕”無論大小，都有如何分好的問題；生產無論多少，都有如何分配的問題。在前兩個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過程中，我們比較重視做大“蛋糕”的問題，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蛋糕”越做越大，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不平衡。因此，必須在不斷解放發展生產力的同時，努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公平正義，實現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分好“蛋糕”，讓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得到更充分體現。此外，物質需要在不斷得到滿足的同時，文化需要與物質需要的差距開始逐漸拉大，以至于社會上開始出現“金錢萬能論”“知識無用論”等拜金主義論調，這一時期的國有企業改革也力求補齊文化短板，讓人民的文化需要和物質需要同時得到滿足。由此可見，在繼續著力滿足人民物質需要的同時，國有企業在滿足人民的文化需要方面也取得了長足進步，到2012年，基本上較好地解決了鄧小平在1981年提出的社會主要矛盾。

在國有企業“強優大”的演進邏輯上，在國有資產監管制度逐步完善的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現象得到了較好控制，國有資本總量翻倍增長，這在經濟

職能、資源配置、治理結構“優”的同時，補齊了前一階段犧牲國有企業“大”的短板。在國有企業的經濟職能得到強化的同時，其社會職能開始重新受到重視，承擔社會責任情況得到很大改善，國有企業基本實現了總體職能上的“強”。至此，經過三個階段的改革和發展，國有企業基本具備了“強”“優”“大”同步發展的潛力。

(3)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問題

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一個重大問題是關于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的爭論。因為在強調加強國有資產監管的同時，國家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不斷關注，出現了政府支持國有企業積極參與全球市場競爭的情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借機攻擊我國的國有資產監管制度，認為中國政府幫助企業進行不正當競爭，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表現。對這個問題有必要進一步厘清。事實上，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由于面臨著生產力發展落后、基礎設施薄弱、城鄉區域差距大、資金短缺、對外競爭力弱等一系列不利因素，使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作用發揮受到了很大局限，因此，尤其需要政府發揮更大的作用，以克服市場的局限。

國際上一位研究現代化問題的學者曾明確指出：參加現代化行列比較晚的國家如果要達到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的同樣的發展水平，它們在變革時期必須比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有更重要的政治控制和協調。它們不僅必須比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更快地建立運輸網、開發天然氣資源、建立工廠和將一大批居民從農村安置到城市，同時還必須保衛國家領土、制定比較有效的國家行政制度，使參加政治活動的做法適應利益集團的變化和公共的期望。而早實現現代化的國家都是在一個總的來說比較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中一步一步達到這些先決條件的。[9]一些西方人士一味強調“國家資本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長遠發展不利，尤其對其國內的私有企業不利，應當放棄。但他們卻對這樣一個事實秘而不宣：新興市場國家即便在很多方面拉近了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但在科技、金融等方面依然差距很大，人均指標差距更大，在這種條件下，如果完全放棄政府的支持和保護，完全由力量分散的私人企業參與國際競爭，必定會完敗于西方的跨國公司，或者被收購或者破產，從而徹底失去利用國內和國際市場培育優勢產業的機會，被鎖定在國際價值鏈的低端。

試想，如果這些國家真的按照西方鼓吹的市場原教旨主義，任由國內幼稚企業與西方跨國壟斷公司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本國企業能夠真正成長起來嗎?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看似平等的國際貿易中，停滯在價值鏈的低端，試圖利用市場交換推動研發和培育新興產業是不可能的，在這一雙重困境下，發展中國家必須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以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國家現代化。這與所謂的“國家資本主義”毫不相干。

另一個重大問題是關于國有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后的企業效率問題。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社會責任的承擔會影響國有企業的效率，進而影響其競爭力。實際上，國有企業一個突出的優勢就是在承擔包括員工就業和福利、社區責任、公共建設等狹義社會責任方面，對于拉動內需、減少收入分配差距、提高社會公平程度等方面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優化供給、創新驅動方面，國有企業也大有可為。一方面，創新驅動需要以勞動者為主體，國有企業較高的員工責任也有利于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從而促進科技創新；另一方面，創新驅動需要長遠的戰略眼光，需要對股東的長遠利益負責，而不是像一些美國上市公司那樣為了提高管理者薪酬，不惜大把分紅和回購股票以拉升短期股票市值，犧牲了公司的研發實力和長期競爭力。

國有企業在市場責任方面不同于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受到更多國家硬性規則約束和監督，難以利用資本市場的短期行為來為管理層增加薪酬，在制度供給方面更有優勢。在科研積累和抗風險能力上，國有企業也比民營企業更有優勢，能夠比民營企業有更多長期研發投資，從而促進創新驅動。在環境責任方面，國有企業的優勢也有很大發揮的空間。國有企業在遵守環保法規和節能減排方面可以繼續發揮引領作用，為美麗中國保駕護航。而且，國有企業可以在提高資源能源利用效率、開發新能源新資源方面繼續加大研發投入，不僅要能繼續領先本國企業，還要逐步培養與國際跨國公司相競爭的能力，在新的世界資源能源革命中不落下風。[10]

國有企業在發展中不斷革新，在改革過程中始終不忘初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邏輯，在不斷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中提高滿足各階段人民需要的能力。我國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人民的需要也演變成美好生活需要，新時代發展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對國有企業改革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從“富起來”到“強起來”(2012年至今)：國有企業的“強優大”發展滿足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1. 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理論和實踐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關切國有企業的改革和發展，相繼出臺了22個配套政策，形成了“1+N”的政策體系，解答了當前形勢下國有企業發展的難點問題，也指出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的方向和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在不同講話和批示中分別從國有企業地位作用、國有企業改革、國有企業發展、國有資產監管和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五個方面，[11]對當下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全面系統的理論論述，強調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國有企業改革要有利于國有資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國有經濟競爭力，有利于放大國有資本功能；強調國有企業未來的發展要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要求，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帶動作用，明確了推進結構調整、創新發展、布局優化等重點任務；明確了深化國有資產監督管理體制改革，加強出資人監督，把管資本為主和對人監督結合起來，指出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明確了要堅持“兩個一以貫之”，把加強黨的領導和完善公司治理統一起來，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關鍵歷史階段判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一時期的國有企業改革，主要以總書記“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思想為理論支撐。⑨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并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會指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共同構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其中，公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不僅能夠全面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還能夠更好地實行按勞分配制度，克服市場弊端，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優勢。此外，“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還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物質基礎。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同，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的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持和完善統籌城鄉的民生保障制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些體現我國制度優勢的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通過國有企業領導黨性和企業家精神的融合、充分發揮國有企業工會職能和全面履行國有企業社會責任，能夠得到更為全面和精準的推進。

在改革實踐方面，自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已有五年多時間，該階段的國有企業改革以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積極探索為主線。根據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統計，截至2016年底，我國中央企業及下屬企業中混合所有制企業數占比達到68.9%，半數以上的國有資本集中在上市公司。從產業類別看，商業一類央企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比達到73.6%，商業二類占比為62.6%，公益類占比為31.1%。房地產、建筑、建材、通信、礦業等五個行業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比分別為88.3%、86.3%、78.3%、77.9%和76.8%。⑩

2. 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在邏輯

在“以人民為中心”的國有企業發展邏輯上，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新時代的社會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國有企業在新時期的改革邏輯要應對這一社會主要矛盾，首先必須對這一社會主要矛盾判斷有一個深刻的認識。這個判斷既是對當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情況的清醒認識，又是對未來發展可能遇到的難題以及難題破解基本思路高度凝練的方向指南，可以用“變”與“不變”來具體闡述。

“變”主要體現在從“落后”轉變為“不平衡不充分”、從“社會生產”轉變為“發展”、從“物質文化需要”轉化為“美好生活需要”。首先，“落后”一詞已經不能準確反映我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實際情況，“不平衡不充分”是新時代開端我國發展結構不夠合理、發展比例不夠協調的切實反映；其次，“發展”替代“社會生產”，時代色彩更加鮮明。它意味著我國將走出單一物質產出增長的發展模式，走向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引領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立體發展模式，以滿足人民的立體需要；再次，“物質文化需要”轉化為“美好生活需要”，體現出人民需要從共性到個性、從單一到多樣、從一維到立體的時代特色，新時代人民的需要不單單是富足的物質生活，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同樣日益增長，只有上述各個方面的需要都得到了滿足，才稱得上是“美好生活”。

“不變”是指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對中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中國的社會主義還是不充分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沒有最終完成，產業結構有待優化調整，現代化進程也并未結束，農村、農業、農民問題仍需進一步大力解決。此外，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也沒有變，人均產出仍處于世界中游，全球競爭力有待進一步加強，創新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因此，解決“不平衡不充分”難題的基本思路就應該是堅持“不變”、清醒認識問題，積極求“變”、不斷推進改革和發展。

在“強優大”的國有企業改革邏輯上，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是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大工程，需要全面“強”“優”“大”的國有企業給予全方位的支持。國有企業改革也應遵循這種“變”與“不變”的規律，“不變”是指繼續堅持“強”“優”“大”的同步發展，繼續堅持“強”“優”“大”的國有企業改革內在邏輯，堅持致力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解決社會主要矛盾，滿足人民主要需要；“變”是指國有企業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要積極創新、不斷進取，在變化中不斷適應和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全面發展。

3. 該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重大問題

這一改革階段需要弄清兩個重大理論問題。第一個重大問題是全面“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對新時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全面“強優大”的國有企業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力量。黨的十九大報告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出了“三步走”的戰略目標，幾個階段同時強調了社會服務均等、權利公平正義，環境改善、生態優美，縮小收入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等現代化目標。

實現這些重要的現代化目標，國有企業是重要的推進力。國有企業大力承建公共基礎設施，并承擔了各項社會保障事業的經營和維護，國有企業的強大直接關乎社會服務均等化的實現以及公平基本權利的行使；國有企業中有大量的資源能源型企業，這些企業的綠色轉型和集約式、可持續發展能夠極大程度的改善生態環境；國有企業利用市場增效益、兼顧公平謀幸福的特殊組織形式是縮小貧富差距、共享發展成果的有力保障；在面臨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安全、民生重要保障方面，如“新冠”疫情防控，國有企業充分展現了其在醫療救治、人財物保障方面的頂梁柱作用。[12]

國有企業推進現代化進程、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強大力量來源于其與人民的根本關系：人民是國有企業的最終所有者，特殊的產權形式使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意味著人民共有資產的壯大；人民是國有企業的服務對象，國有企業必須更好地服務于人民群眾，才能不斷發展；人民是國有企業的勞動主體，是具有主人翁身份的勞動者，與國有企業具有一致利益關切。國有企業的這些特點使其在推動我國現代化發展和保障人民共同利益上較之私有企業有著更加明顯的獨特優勢。

第二個重大問題是全面“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的關系。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同時強調了“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有人認為可以放棄國有企業控制權，轉而發展壯大國有資本，從“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轉向“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后，國有出資人只要將國有股權參股到一些能夠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領域，把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就行，而不是非要通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來實現國有資本的“做強做優做大”。甚至有人提出，需要“做強做優做大”的是國有資本而不是國有企業。實質上，這些只追求國有資本的“強、優、大”而放棄國有企業“強、優、大”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

首先，“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是國有企業改革壯大的一個前提，也是混合所有制改革實際操作層面上的重要嘗試。但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國有企業私有化，不是要把國有企業改掉，而是要“做強做優做大”。社會主義需要把資本裝進籠子，是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駕馭資本，而不是被資本駕馭。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的同時要謹防國有資產流失、外國資本壟斷、非公資本單向參控、削弱國有經濟主導作用、只混改不完善內部制度、盲目跟風一刀切等一系列錯誤和偏差，切實實現“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同步發展。[13]

其次，國有經濟離不開國有企業這一基本載體，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是基于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宏觀層面要求，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是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然的微觀層面要求。“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與“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兩者并不矛盾，而是協調統一的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礎，后者是前者的客觀標準。只有國有企業“強、優、大”，國有資本才能發展壯大；相應地，國有企業發展成功與否在宏觀指標上就體現為國有資本是否“強、優、大”。不能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替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也不能走私有化的路子來“做大”國有資本。如果只強調國有資本“做大”，但是放棄了公有制和控制權，那國有資本就是“大而不強”，更談不上“優”了。在社會主義新時代發展機遇下，一定要通過“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來“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同時“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國有企業與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的統一。

再次，“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續健康發展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基礎。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要載體，不僅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權益的重要力量，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參與者，較之私有企業還承擔了很多方面的企業社會責任。“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是保持社會主義制度永不變色的根本保證。只有國有資本的“大”而無國有企業的“強”，這樣的經濟基礎會動搖政治基礎，進而危及社會主義根本制度。需要注意的是，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再次私有化，不是要把國有企業改掉，而是要“做強做優做大”，但也不能故步自封，完全反對混合所有制改革。

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的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展望

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向世界莊嚴宣告，我國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正在意氣風發向著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邁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中，要更好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國有企業改革的內在邏輯仍是堅持以“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應對每個時期我國發展的主要矛盾，不斷滿足人民的迫切需要。生產目的的實現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更加直接的是由生產關系中的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因此，要堅持社會主義為全體人民而生產的生產目的，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公有制為主體。而“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正是對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堅持、發展和完善，體現了國有企業的重要性、先進性和不可替代性。

新征程中應當如何繼續堅持在“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同時“做強做大做優”國有資本，以使其能夠繼續“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以解決主要矛盾為目標，時刻關切人民的主要需要，應當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第一，要加強國有企業黨的領導和黨的建設。

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是我們黨實現“以人民為中心”，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要通過加強和完善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加強和改進國有企業黨的建設，使國有企業成為黨和國家最可信賴的依靠力量，成為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決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為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為實施“走出去”戰略、“一帶一路”建設等重大戰略的重要力量，成為壯大綜合國力、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為我們黨贏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勝利的重要力量。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特”就特在把黨的領導融入公司治理各個環節，把企業黨組織內嵌到公司治理結構之中，明確和落實黨組織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中的法定地位，做到組織落實、干部到位、職責明確、監督嚴格。對于國有企業來說，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新的歷史時期我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

第二，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

為了能夠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服務，國有企業仍需進一步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確保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的全面“做強做優做大”。經過多年發展，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但也積累了一些問題、存在一些弊端，需要進一步推進改革，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企業制度。首先，要準確界定新時代國有企業的功能，提高經營效率，更好地服務于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新的歷史時期國有企業要堅定繼續控股經營自然壟斷行業和關乎國家安全、經濟命脈的行業，深化以政企分開、政資分開、特許經營、政府監管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提高自然壟斷行業基礎設施供給質量、數量和供給安全，嚴格監管自然壟斷環節，加快實現競爭性環節市場化，切實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對于一般競爭領域，國有企業不是要全部退出，而是要依托資本市場，推進上市公司改革，鼓勵戰略投資者參與國有企業改組改造，實現國有資產資本化，提高國有資本流動性，并按照市場化的要求，發揮引導作用，引導市場公平、有序、良性地競爭。其次，要健全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在健全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基礎上，要本著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在堅持“新三會”職能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國有企業“老三會”的職能，加強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切實發揮職工代表大會和工會的作用，發揮每一個員工的積極性，發揮負責人的管理才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國情、促進效率和公平同向發展的現代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建立長效激勵約束機制，強化國有企業經營投資責任追究，探索推進國有企業財務預算等重大信息公開，合理增加市場化選聘比例，合理確定并嚴格規范國有企業管理人員的薪酬水平、職務待遇、職務消費、業務消費，嚴格做到國有企業全民共建、共管，利潤全民共享。再次，要推動國有企業合理承擔社會責任。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國有資本，為社會提供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另一方面，要利用有限的國有資本，更好地繼續堅持在就業、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等方面的社會責任承擔，并加大對公益性企業的投入，弘揚正能量，做好示范和引領作用，為各種類型的企業承擔相應社會責任樹立榜樣。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不是無限的，應當與自身的實力和發展階段相匹配，合理、合規地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第三，要培育國有企業核心競爭力、打造世界一流企業。

要打造世界一流企業，必須在技術、品牌和人才三個方面下功夫。首先，要注重培養國有企業的核心技術競爭力，重點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的問題，其中創新、質量和管理是重要推動力。創新是企業的動力之源，質量是企業的立身之本，管理是企業的生存之基，這三者也是企業核心技術競爭力的主要體現，必須抓好創新、質量、管理，掌握世界領先的核心技術，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始終掌握主動。值得注意的是，核心技術競爭力的獲得與大量的研發投入密不可分，這就要求國有企業堅持主業經營，不能過度混業經營，以防止為純粹追求市場利潤，減少研發投入，進而削弱國有企業核心技術競爭力。其次，國有企業品牌是企業的重要無形資產之一，是企業軟實力的重要體現，要著力培養國有企業品牌的世界知名度。擴大品牌影響力除了適當的營銷宣傳外，國有企業自身硬實力的不斷增長是品牌競爭力不斷提高的根本，當前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國有企業不斷提高自身硬實力的重要途徑之一。另外，要鼓勵探索創新多種形式的國有企業管理者和員工激勵機制，形成對國有企業優秀人才的長效激勵，有助于提高國有企業效率和核心競爭力。

第四，還要關心愛護國有企業家，更好發揮國有企業家作用。

為了保證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國內外競爭力的提高，國有資本的保值增值和國有資本功能的不斷放大，國有企業領導必須具備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興企有為的管理能力、執著進取的敬業精神。此外，國有企業在承擔市場職能的同時，還承擔著其他很多職能和角色。因此，國有企業領導除了應具備上述的傳統企業家精神外，還應當具備一些特有的精神：在政治方面，應當忠誠于黨，愛黨、憂黨、興黨、護黨，具有將黨的宗旨落實到經營管理各項工作中的政治意識；在承擔國家職能方面，作為國有企業國家職能的主要執行者，應當具備主動承擔國家職能的擔當精神；在承擔社會責任方面，作為國有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踐行者，應當具備合理平衡企業利益和社會責任的大局意識；另外，國有企業領導還應當具有公仆精神、奉獻精神和犧牲精神。可以說，一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政治過硬、業務過精、敢于創新、勇于擔當的國有企業家隊伍，是新的歷史時期我國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的重要力量和制勝法寶。

注釋：

①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庫：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經計算得到。

②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資產階級日甚一日地消滅生產資料、財產和人口的分散狀態。它使人口密集起來，使生產資料集中起來，使財產聚集在少數人的手里”。（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③計劃經濟時代的國有企業兼具經濟職能和非經濟職能，擁有既面向政府又面向市場的企業治理結構以及企業家和干部的雙重管理者角色。（參見蔡禾：《計劃經濟下國有企業的二重性組織特征及其轉變》，《中山大學學報論叢》1996年第1期）

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反復強調管理的二重性原理，即企業管理既具有與生產力、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自然性，又具有與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相聯系的社會性。在企業管理中，屬于合理組織生產力、組織社會化大生產的管理職能，社會主義企業和資本主義企業有共性，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企業管理中屬于處理生產關系、經濟利益方面的職能，在社會主義企業管理與資本主義企業管理之間有根本的區別。

⑤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9》、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家數據庫。

⑥中國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庫、美國數據來自美國能源信息管理局。

⑦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2001年、《中國統計年鑒》2004年、《中國統計年鑒》2019年以及國家統計局數據庫，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分開的數據從2000年開始統計。

⑧數據來自《金蜜蜂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基準報告2007，2008，2009，2010，2011，2012》。

⑨2016年7月4日，在全國國有企業改革座談會召開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就國有企業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須理直氣壯做強做優做大，不斷增強活力、影響力、抗風險能力，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⑩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7》，經計算得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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