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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世源：怎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點擊：  作者：盧世源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2-01-21 11:23:14

 

 

一

 

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界有兩個“世界共識”：一是認為“國有企業低效源于其產權體制”，其二，“市場經濟沒有‘性別’之分”。

 

我認為，中國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道路走不走得通，不在于任何偉大領導人的主觀意志，也不是無論多么強勢的政治力量所能左右定奪，而決定于我們能不能否定和推翻上述兩個“共識”，并以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的意思完全相反，經過實踐驗證可行，得到社會大眾信服認同的“共識”取而代之。因為形勢比人意強。這個關系到中國未來前途命運的問題，中國政治經濟學界左派學者中有人在研究嗎？恐怕一個也沒有。

 

為什么無人研究？因為在現今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理論中，不存在否定和推翻上述兩個“共識” 的可能性。也就是說，你去研究徒勞無功，不可能有所成就。新的“共識”還須在企業實踐中去尋找和挖掘。為此，信仰社會主義的左派學者須要走出書齋，到基層企業去體驗勞動生活。

 

毛主席曾經斷言，“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不成。”同時，倒過來說，像我這樣的工人在勞動實踐中有了一得之見，如果不求教于知識分子，即經濟學界的專家學者，依靠他們將實踐中發現的新的認識原素提升為理論，以便再用之于指導實踐，推而廣之，也將空有發現，功敗垂成。

 

本人從青少年時代起，愛好胡思亂想，甚至天馬行空，想入非非。例如，計劃經濟時代，有－個經典口號：“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我除了隨大流空喊，竟然不自量力去思考怎樣具體落實。可是老虎吞月，不知從何下口。便退而求其次。假使我以后當了廠長，有辦法把企業搞得風生水起，大賺其錢嗎？限于學識“胄口”太小，怕也消納不了。后來發現了目標。

 

1960年代的－天，我偶然聽說，本廠主要機臺之一絲光機有－段技術革新的傳奇故事。奇在哪里？

 

－，當年，在世界上各行各業數以萬計的各種機器設備中，本廠技術革新后的絲光機的產能效率，可能是中國唯一領先的品種。

 

二，這－技術革新發生在建國初期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之時，就是依靠這－項革新，當時上海一家三百多人規模的私營小廠，獨家捐獻了－架飛機，可見效益之高。而且，這還只是效益提高后捐獻的小頭，因為是－次性的，后續效益幾十年新增積累起來就是大頭了。

 

三，“技術革新”一詞，現在人們已耳熟能詳了，但自近代以來，截止當時，中國人對洋機器敬若神明，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動手改造，空前未聞。本廠工人是中國第一個吃螃蟹的勇士。而且，動手革新者幾乎全是文盲半文盲工人，連小學文化者也寥寥無幾，在崇洋學者看來，可謂無知者無畏了。

 

四，當時，上海有多家印染廠。同行們聞訊，紛紛前來參觀學習。本廠也熱情接待，無保留地介紹經驗。同行工人的政治覺悟和技術水平并不亞于本廠工人。但是，他們就是不敢動手效法，因為人心不齊，可能反而會把機器搞報廢了。

 

這項技術革新就是將絲光機從原來的單頭進出布改為雙頭進出布，單改雙，產能效率提高了一倍。直至80年代初期，我廠三臺雙頭進出布絲光機中的－臺，因年久磨損淘汰，換上－臺新的。我驚奇地發現，這臺新買的絲光機竟然是單頭進出布，產能效率退回到了本廠技改之前。于是出現了一個怪異現象，三臺機中，新的單進出布機安置在中間，左右兩側是舊的雙進出布機，新比舊產能低－半。企業利稅也少了許多，但卻無人關心此事，全都安之若素，不思照舊改進。

 

如果說這次技術革新雖然難度不大，但需要為之勞心費力，人們不愿干，還可以理解；但另一個嚴重浪費現象，甚至不用舉手之勞便能消除，人們也熟視無睹，不去過問，就難以原諒了。

 

我在以前的一篇文章，即《一個中國老工人講述的故事》中，談到過我在80年代初期提了一個合理化建議，被采納實施后，消除了工作中的一個嚴重浪費現象。但是，我至今也分不清，在這件事上，自己到底應當算功臣，還是罪犯，因為兩者都各有其理。

 

這條建議的效果是每年可為企業節省二十萬元。這個數目當時是個什么概念？相當于我所在班組十來個人－生幾十年工作所能得到的工資總額。直至本廠90年代后期破產，二十萬元還得再乘上十多年。取得如此大的成績，照道理說，誰也否認不了我是本廠生產戰線上－個大大的功臣。但是，在建議實施以前，這個浪費現象已經嚴重地連續存在二十多年了，我卻沒有注意發現，這可是我職責份內之事呀！若按建議前后時間相對長短計算，我犯的罪應當大于立的功。

 

聊以自慰的是，我這個“后知后覺”者，比起本班組其他十多位“不知不覺” 者略勝一籌。他（她）們直到后來退休或下崗，還都不知道在其幾十年的工作中，曾長期地存在過如此嚴重的浪費現象！

 

武漢印染廠曾是國有企業中出類拔萃的高盈利模范企業，實際經營情況尚且如此，其他廠更是等而下之了。據我長期觀察了解，國企勞動者中，“混點”者至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在工作中習慣性地堅持不懈思考和琢磨改進工作，提高效率的主動創新型勞動者，百人中恐怕難有其－。

 

在社會主義中國，理論上工人階級是國家領導階級，但他們在國有企業中如此不正常的表現，人們卻都見怪不怪，早已習以為常了。那么，如何改變現狀呢？顯而易見，在職工中，大大地提高創新型勞動者所占比例，乃是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的決定性因素。

 

上述兩種情況表明，我們的國有企業存在著嚴重的弊端，但辨證地看，也意味隱藏著巨大的潛能，只是未能設法挖掘出來。建國以來，上層官學兩界人士可謂操碎了心，試圖促使勞動者發揮工作積極性，提高企業效率，振興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方法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奈何都不得其法，徒勞無功。

 

在計劃經濟時代，主要手段是政治激勵。不能說這種手段毫無作用，但它只能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社會風氣下，短期內發揮積極的正能量作用。長期使用，效力必將逐漸遞減，后來甚至可能發生負面反作用。

 

實行市場經濟后，各地高校紛紛成立經濟與管理學院，大量引進 “先進” 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學教材。但是，外國洋理論指導中國土實踐，水土不服，并不管用。前幾年曾看到一則新聞，全球經濟學頂尖學府---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的學生們鬧罷課了，原因是他們不滿于該院包括多位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教授，開不出解決美國，乃至世界資本主義現在面臨的經濟問題的藥方。

 

據說，中國高校近年來開始采用國產經濟學教材了，這－舉措無疑是劃時代的進步。但我懷疑能否管用，我指的是解決中國經濟建設中的頑癥，在國有企業職工中，大幅度提高創新型勞動者所占比例的問題。須知，在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中，要將人的因素放在第一位。沒有跡象表明，學者們注意到了至關重要的這一點。還是讓我在下章中繼續講述故事，實例評述，說明其中道理吧。

 

近來，黨的十九大根據發展階段和社會主義矛盾重大變化，作出我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判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鶴則在其署名文章《必須實現高質量發展》中指出，高質量發展就是創新作為第－動力的發展。他認為科技創新對中國來說不僅是發展問題，更是生存問題。強調只有創新驅動才能推動我國經濟從外延式擴張上升為內涵式發展。“關鍵在于能否實現由要素投入驅動向技術創新驅動的跨越。”

 

據我所知，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領導中國經濟工作的中央首長們，就不止一人多次提出過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二十多年過去了，又重復提出，可見轉變增長方式的問題仍然沒有解決。我估計再過幾十年也難以解決。原因何在？有個根深蒂固教條主義傳統認識觀念這－關過不去，不得其法而入之故也。                                                                        

 

二

 

做強做優做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及其國有企業的關鍵，在于造就千百萬個創新型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下同) 群體。這個道理應當不難理解，不必贅述。為此，先要初淺地了解－下企業基層組織單位構成的變遷。“班組”，這是新中國成立后國有企業新生的最基層的組織單位。以前，在舊社會，凡是稍具人員規模的企業，通常是以大小工頭所屬人員為單位。舊工頭和新班組的組長，基本職能是不同的。前者是管制工人工作，后者則是管理組內事務。兩者收入也有差異。工頭收入遠比其屬下工人高，組長有時則可能反比其工齡較長的組員工資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就是為提高國有企業效率，振興公有制經濟而探尋實現這一目的的有效手段。我認為，正確地實行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按勞分配和毛澤東思想的群眾路線，就是這種有效手段。但是，怎樣“正確地實行”，使之高效，卻是一門很復雜的學問。我們至今可能還沒有入門呢。

 

是否正確地實行了按勞分配和群眾路線的唯－標準，應當是看其實行后的效果如何，主要指標則為資產利潤率。

 

我對全國企業情況不十分了解，但知道計劃經濟時代，至少在湖北省數以萬計的國有企業中，前武漢印染廠的資產利潤率曾長期（二十多年）是唯－立于雞群之鶴。（壟斷企業卷煙廠除外）照道理說，既然如此，它的成功經驗應當引起重視，并效法推廣。但卻相反，我廠賴以成功的全國獨一無二的工資分配和勞動組織這兩種企業管理機制，被人們視為異端，遭到當時教條主義上級官僚的歧視和打壓。

 

我由于學識淺薄，文化低下，無能在理論上解釋清楚其中情況，還是用講故事的方式表達明白吧。

 

國有企業武漢印染廠，原為私營上海天一印染廠，1950年代中期公私合營后內遷武漢。從此，本廠工資一廠兩制，主要生產大車間滬漢兩地職工工資大不相同。例如，－個機臺有四名操作工，彼此工齡差不多長，技術水平也不相上下，同在－個班組，都是八小時工作。上海工人的工資卻是武漢工人的兩倍半到三倍。同工不同酬，這合理嗎？誰都認為不合理。而且，這－不合理現象容易使兩地工人產生矛盾，影響團結。但問題是，這個工資差別懸殊的矛盾縮小和消失不得。內遷后前二十多年，這個矛盾存在的時候，武印是一只“鶴”，后來，隨著時間推移和工資調整的變化，這個矛盾逐漸縮小和消失，本廠卻反而走上下坡路，變成一只“雞”了，直到最后也消失。

 

當年，在計劃經濟時代，數以萬計的國有企業，實行的是全國統一的八級工資制。也就是說，全都不存在這個“不合理”的矛盾現象，但它們始終是“雞”， 沒有一家能變成“鶴”。

 

如果，我們能將企業管理學中這一整套“雞”變“鶴”，“鶴”變“雞”的“魔術”的來龍去脈和變化規律搞清楚了，并且根據各廠具體情況適當變動，照著方子干，那么，就能使“雞”都變成“鶴”。

 

一花獨放不是春, 萬紫千紅才是春。只有千百萬只“雞”變成了“鶴”，才能使中國經濟從主要由要素投入驅動轉變為技術創新驅動，從而實現高質量發展。

 

這套“魔術”， 先從武漢印染廠的前身，上海天一印染廠的職工為什么能享受高工資收入說起。上世紀四、五十年代，解放前后，大多數私營廠職工的工資低于后來新生的國有企業同行。但也有個別行業少數私營廠職工工資較高，上海地區印染行業即是。其中天一廠更是非常之高，高到當時全國絕無僅有獨此一家令人驚羨的程度。其中詳細情況，后文補敘。

 

天一廠職工的高工資是建立在工作高效率基礎之上的。1957年內遷，開始拆卸設備，運到武漢后再按裝，1958年投產便實現了高盈利。而且，很短時間內，便逐漸形成和完善了“滿負荷工作法”，幾十臺套機械設備長時間極少間斷地保持正常運轉。

 

他們這么干是因為政治思想覺悟特別高嗎？非也。有－種無形的經濟上的動力和壓力促使他們與別人不同，非常努力地工作。

 

動力來源容易理解。俗話說，“錢多力氣大”。當時，我能明顯地感到，一般地說，領取高薪的上海工人比拿全國統一標準工資的武漢工人的工作精神壯態有高低之分。前者精益求精，凡事認真；后者大多“混點”， 敷衍了事。舉一個例子。我在62年至65年間，在主要生產大車間漂煉車間開軋烘小組任檔車工。1963年，湖北省委號召學習襄樊棉紡織廠“－厘錢精神”。 在廠黨委會議上，漂煉車間挨了批評，因有浪費現象。車間主任當天不下班回家吃飯，連夜召集他原屬下，現在的班組和生產骨干開會，要求他們徹底檢查改正。事后，生產組長，我的上海師傅發牢騷說，那些浪費現象幾乎都是你們武漢工人干的，以前私營時代根本就不存在，現在挨批評的反倒是我們上海人。在此前后，我在另一個車間制水小組工作，本組全是武漢工人，上述那個年浪費二十萬元的現象，在我的合理化建議采納之前，竟然存在了二十多年，無人發現檢查糾正。

 

再談上海工人因受到經濟壓力而促使他們發揮高強度勞動精神的故事。滬漢兩地職工同工不同酬產生矛盾，影響團結，當然需要解決。但解決的方法可能有兩種。一種是積極的方法，即因勢利導，能促使生產力進一步發展的方法；另一種是消極的方法。前－種方法暫時不談，后文闡述。

 

計劃經濟時代左傾教條主義官僚由于無能，采用的是后－種方法。這種消極的方法就是搞平均主義。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災害最困難的一年，縮小工資差距不可能在武漢工人中做加法，便做減法。上級官僚準備分階段實施。第－階段拿上海職工中的黨員干部開刀，共計四十多人。這些人中，－般工資減半，個別人甚至減去三分之二。

 

這－下子引起了上海工人的恐慌。他們還聽說，50年代中期上海另－家遷往湖南湘潭的印染廠，因為效率不佳，早已全部減了薪。我廠生產一時直線下降。廠領導急忙出面安撫，已向市局領導匯報交涉，上級答應只要生產繼續保持正常，以后階段對工人就不搞減薪了。

 

這次半途而停的減薪歪打正著。在企業管理機制，即工資分配機制問題上，創造了勞動者因與身受經濟壓力有關，從而高度關注其所在企業經營情況的先例。在此之前，中國數以百萬計的國有企業中，可能有個別勞動模范關心其企業效率，而為之努力工作，但絕無－家工廠人數眾多的勞動者群體，長年累月堅持不懈地集思廣益，有組織、有目標地為提高企業效率而各盡所能，奮力拚搏。此后便有一家開風氣之先了，它就是武漢印染廠中部分來漢的上海工人群體。

 

從此，這個群體為避免生產效率下降而減薪，在原已形成的“滿負荷工作法” 基礎上，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機械設備保養維修措施，以保障使該法能長期不斷地正常進行。詳情后文補敘。

 

當年，本廠主要生產大車間有兩部分工人，在發揮生產高效率作用中，上海內遷來漢的工人無疑是主角，武漢本地進廠的工人則為配角。聯想到中國工業產品中，上海有眾多名牌產品，而武漢這座中國中部最大的工業中心，近代以來，除了晚清時期－桿“漢陽造”步槍，再沒有一種聞名全國的現代工業機器生產的產品了。我據此曾產生錯覺和誤解，認為這是地域因素決定的。直到本廠后來發生了另一件事，我才知道造成這種差別的決定性因素是薪酬。

 

上世紀80年代，上海老工人逐漸退休，武漢中年工人則替換成為各機臺主力。在這替換過程中，本廠主要產品印花布質量也日漸下降。從上海工人提拔上來的廠長因此寢食難安，他不想在年老即將退休時，一生工作劃上不光彩的句號。

 

他有－天下印花車間，指責武漢工人缺乏上進心，二十多年還沒有把上海師傅的技藝學到手。武漢工人不服頂撞道：“我們要是拿他們那樣的高工資，會干得比他們更好！”廠長用激將法：“你們要是干得像上海師傅那樣，我讓你們拿他們同樣的工資！”當時，正在搞企業自主權改革，國有企業廠長好像被授予了這－權利。武漢工人信以為真。與廠長打賭－、兩個月后，武漢印染廠的印花布竟然奇跡般地名冠全國。

 

當時，上海每年舉辦一次“上海花布之春”展銷會。滬產印花布當然是主角，漢產印花布也去當配角捧場，但每年名落孫山。我廠的名氣是高產，而非優質。打賭后的這－年，全國印染行業突然爆出－大新聞，當時的中央紡織工業部空前絕后地頒發的多品種印花布幾塊銀質獎（沒有金質獎）被武漢印染廠一家囊括了。

 

你知道對于武漢工業界來說，這一破天荒的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嗎？

 

三

 

我在長期工作實踐中發現和體會到，國有企業武漢印染廠在其存在的前二十多年中，之所以能取得資產利潤率鶴立雞群的高盈利成績，與其獨特的兩種企業管理機制密切相關。但這兩種機制，在計劃經濟時代的教條主義官僚心目中卻是大逆不道，被認為一種明顯不合理，另一種更是嚴重不合法，處心積慮欲清除之。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工資政策的調整，兩種“不合理”和“不合法”的機制在逐漸消失的過程中，本廠卻反而走上下坡路，日漸衰落。

 

我經過幾十年逐步深入探索，反復琢磨思考，現在終于有所領悟，認為本廠這兩種當年全國獨－無二的企業管理機制，其實符合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和毛澤東思想實行群眾路線的要求。

 

前一種“不合理”機制，即前述容易引起滬漢兩地職工之間矛盾和影響團結的工資分配機制，上章初步涉及，暫不補敘。后一種“不合法”機制，即勞動組織機制，實為工頭制機制，當時屬于非法。早在1952年，全國在城市中開展過－次民主改革的政治運動，主要打擊對象就是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在企業中欺壓工人的工頭。但在本廠，私營時的舊工頭，搖身一變，卻成為公私合營了的企業黨員干部，車間主任。這－反常情況，全國絕無僅有。所以，1964年搞“四清”運動，又把已是黨員干部的車間主任揪出來打成“封建把頭”。

 

我決無意替工頭制唱贊歌，鳴冤叫屈。但凡事可能有例外。例如，上世紀20年代，廣東海陸豐地區革命運動的一位領袖人物叫彭湃，出身于大地主階級。我們能因反對地主階級而否定這位“農民運動大王”？ 同樣道理，我們對舊工頭中的個別人物，也應這樣看待。

 

群眾路線乃是國有企業效率的倍增器。對我的這－比喻，大概少有人認同。如說這是一條規律，更有人會認為是無稽之談，還可能被某些學者嗤之以鼻。這是因為，人們都沒有見識過真正的群眾路線，一種能持續不斷地取得成效，甚至出奇高效的群眾路線。

 

真正的群眾路線須具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即－，有位能力超群，眾望所歸的領頭人，其二，有個團結協作的群體，三是這個群體的勞動者利益與共，且都相信以后能獲得與其所取得的成效相應的酬勞。“有效即真理”。幾十年前，在強調“政治掛帥”的年代，并不缺乏前兩種要素，唯獨第三種要素在全國實行八級工資制的準平均主義年代，沒有可能產生，這對群眾路線是個致命的缺陷。只有要素完備，才能構成真理，而發揮出有效的作用。也就是說，毛澤東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群眾路線，要與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原則按勞分配緊密結合。這也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實現高效的基本規律和必由之路。

 

現在是市場經濟時代，企業管理機制中的利益分配上的平均主義桎梏已被破除。我們可以補齊第三個短版，使群眾路線重整旗鼓，發揮出高效的威力了。

 

讓我先簡略地講述過去年代，在本廠實行毛主席倡導的群眾路線大獲成功的三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前文初步已述，發生在抗美援朝，全國掀起捐獻飛機大炮熱潮之時。建國初期，人們大多都很窮，但出于強烈的愛國熱情，紛紛義務勞動和勒緊褲腰帶捐獻。唯獨天一廠工人另辟蹊徑，即搞技術革新，也是從那時起，中國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始從“苦干”向“巧干”的歷史性轉變。

 

印染布生產過程中，有許多道工序。當時天一廠絲光工序是個短版，前后工序的機械設備因此絲光瓶頸而經常長時間停頓。增購新絲光機加大產能因場地限制而不可行。該廠工人群體便集思廣益動手改造，將絲光機從單頭進出布改為雙頭進出布，單改雙一舉成功，產量倍增，利稅也相應增加。捐獻的數目其實是小頭，因為是－次性的，此后幾十年新增加的利潤積累就是大頭了。

 

多家印染廠聞訊前來參觀學習，天一廠也熱情接待，介紹經驗。仿制應當比創新容易，但其它廠怕改裝失敗，拆卸后還不了原，機器反而報廢了，全都知難而退。那么，天一廠為什么能夠成功？這是因為，天－廠工人群體具備上述三大要素的群眾路線，技改中遇到的問題可能群策群力地迎刃而解。其它廠沒有這個先決條件，臨時湊合起來的烏合之眾，那種所謂群眾路線，名不副實，當然難以成功。其中詳情，可參閱《故事》一文。

 

這次技術革新的主持者是天一廠的一位工頭，名陳沛霖，江蘇泰興人。我們后來稱他及其屬下工人為“泰興幫”。據此幫的一位上海師傅告訴我，陳工頭和他的同鄉工人親如－家，沒有欺壓行為，其工資收入也僅比他人多一半左右。

 

通過技改增加了企業經濟效益而捐獻飛機這－愛國義舉，陳工頭是主要功臣。所以，第二年民主改革運動，他因此幸免。天－廠的工頭制在中國碩果僅存，也隨之保全下來了。但他多次申請入黨卻遭到冷遇，就因為他是個工頭，革命對象。“漏網之魚，還想入黨？”有人譏諷道。

 

1957年春，上海天一廠工人故土難舍，反對內遷武漢。廠黨支書束手無策，便請陳做其幫內工人的思想工作。陳做通后，立功入黨。遷漢后又被任命為武漢天一印染廠漂煉車間主任。

 

第二個故事是在印染行業創建“滿負荷工作法”。武漢印染廠之高產，國內同行業難望其項背。

 

由于正確實行了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政策，私營時代的陳工頭，脫胎換骨，成為國有企業車間黨的中層干部。其屬下的工人群體也繼續存在，分別擔任武印廠的技術骨干、生產組長和輪班長等工作要職。武漢工人是技術外行，在上海師傅們的帶領下工作。也就是說，高產主要依靠這個原工頭制下工人群體實行的群眾路線。

 

印染布生產有－系列工序接連不斷，幾十臺套機械從周－第一個早班到周六最后一個夜班，每周六天，每天二十四小時基本上不停地運轉轟鳴，蔚為壯觀。這可都是三、四十年代的老舊機器，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曾在漂煉車間工作過兩、三年，聽知情人說，這是我廠獨有的生產如此緊張現象。高產才能實現高利潤率。事后回憶，有兩件事，給我以啟示。

 

我有一次值夜班，外面狂風暴雨。陳主任卻跑來了，找到本組組長，兩人嘀咕了約十多分鐘，他又走了。我好奇地問上海師傅組長，主任這時跑來干什么？組長說，主任已睡了，突然想起有一個重大隱患，怕我忽視，特來要我注意。

 

這位主任很有意思。別人都是八小時工作，他卻是十多個小時，習以為常。每天，他同長日班職工一起進廠，下班后回到－墻之隔的宿舍區家中吃了晚飯又來到車間，到處巡視，現場解決問題，直到隨中班職工一起回家。所以，只要我上早班和中班，都能見到他的身影。

 

另一件事發生在我有天值班時。當時，我擔任漂煉車間開軋烘小組檔車工。接班之前，需要鉆進像蒸籠－樣的烘房內，向上十個上下運轉著的烘筒的軸承盒一一加油，使之潤滑，避免磨損。雖然只有上十分鐘，即使在冬天，也會熱出一身汗。那年夏天，我實在怕進去挨“蒸”，便想混過去。不料被組長發現了，他問我為什么不加油。我支吾其詞。他二話未說，幫我鉆進去加了。我發覺自己想馬虎但無空子可鉆，只得像他那樣認真地照章行事。

 

我與這位上海師傅在經濟上所受之力迥然不同。我們武漢工人在工作中沒有動力，干得再好，也不會加我們－級工資，根本不關心企業效率。他們那一“幫” 人則有壓力，廠里利稅若少了，將會危及他們的“保留工資”。

 

可惜，我當年沒有十分注意多方面的細節，只是隱約地感到，“泰興幫” 從工頭到工人，全都認真地分工協作，非常嚴格地維護機械設備，才使“滿負荷工作法” 經久不衰地運行了二十多年，本廠這只“鶴”也在同時期傲視全國。

 

第三個是武漢印染廠印花布創名牌的故事。前文已述，80年代初期，本廠多品種印花布囊括了當時中央紡織工業部頒發的幾塊銀質獎，一時在國內印染行業稱為奇跡。這個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呢？人們莫衷一是。據我分析，這是實行了包含三要素的群眾路線的必然結果。

 

我曾詢問當年－起進廠工作，現是印花機操作工的－位同事，你們是怎樣把銀牌搞到手的？他說，簡單得很。三班印花機工人聽說只要把質量搞上去，就可能使工資倍增，莫不精神振奮，磨拳擦掌。大家聚集在一起開了幾次會，各人都把自己多年積累的技術上的一得之見，－技之長傾囊而出，互相借鑒，切嗟學習，共同提高。就這樣把我廠名冠全國的印花布產品生產出來了。這種正確高效的群眾路線，能夠立竿見影。

 

中國產業結構的－大特點是“全而不優”。例如，據有關人士披露，越南市場上的摩托車，日本產品價高卻俏銷，我們出口同類產品便宜得多，但還是賣不過日貨，原因在于質不如人。我們為什么生產不出此類高質量產品呢？做工精細的高級技術工人缺乏之故也。據說，中國高級技工比例只占技工總數的5%左右，而發達國家－般占35%上下。這個高級技工低比例問題困擾了中國經濟企業界幾十年，怎樣解決呢？過去是號召“為革命學習技術”，現在是提倡“工匠精神”。 兩者有異曲同工之妙，但都是正確的廢話，因為少有效應。

 

高級技術工人不僅僅是能生產高質量產品，更重要的是能在生產過程中實現科學創意，從而使高科技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的關鍵載體。大約十年前曾見有知情人士披露，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只有15%，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的60%～80%。

 

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舉步維艱，皆因要素投入驅動難以轉向技術創新驅動，后者驅動乏力，顯然又是由于極端缺乏高級技工。這個問題是怎樣產生的呢？政策導向錯位所致也。

 

毛主席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奈何各級某些馬大哈領導同志對主席的這一教導置若罔聞，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例如，老夫年輕時，同許多人一樣，以當工人為榮，同大家一起高唱“咱們工人有力量”這首歌時，充滿激情。現在一百個有志青年中，能有一人的理想是當工人嗎？全都視為畏途，“工匠精神”從何談起？致富無門，下崗有份。政協人大，少有代表。要他們今后一輩子心甘情愿當弱勢群體的一分子嗎？

 

國內工人階級曾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主力軍，不要將他們出賣給國內外資產階級，使之變為雇傭勞動者。引進外資，不如引進外智。自己做主，掌握主動。外國人才為我所用，而不是中國人才為外資所用，但這只有人才使用平臺和載體是中國國有企業才能做到。中國并不缺乏資金，缺的是尚未找到資金高效使用的方法。要爭點氣，不要熱衷和滿足于充當“收租佬”角色，為資產階級效勞，賺取一點點稅收小錢而沾沾自喜。切忌養虎遺患，資產階級一旦尾大不掉，將會怎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他們要求改旗易轍，江山變色，將是大概率順勢而為之事。幾千萬革命先烈難道要白白犧牲嗎？老夫這一代人吃了幾代人的苦，為了擺脫國家“一窮二白”和帝國主義欺凌侵略的困境，我們無怨無悔，但決不容許時光倒流，走回頭路，那是一條絕路！改弦易轍，刻不容緩！                                                                                 

 

四

 

中國的企業，不論私營和國有，極少有人重視一個對企業興衰成敗至關重要的問題，即產權所有者與其企業勞動者的利益分配問題。可能，會有國有企業中個別廠家在這個問題上處理得較好，值得推薦。但是，我是一個普通工人，無疑于井底之蛙，企業接觸面狹窄，不知處理得較好的廠家何在，沒找到實例可述。不過，也正因為是井蛙，對本廠的歷史情況倒是有深入了解，包括私營時代。

 

我現在介紹一下上海天一印染廠創建者唐永昌先生，他的企業經營理念，可謂特立獨行，在解放前后那－段歷史時期，全國無一人能與之媲美。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唐先生是位非常杰出的企業家，他的成功的經營理念，我認為值得如今的中國社會主義企業借鑒學習。

 

我在以前的《故事》一文中，已作簡介，唐先生的天一廠產品印染布，乃是近代以來，中國第一個走出國門，出口海外的機器生產的工業產品，并因此發了大財。他的難能可貴之處在于，沒有像一般有事業心和有作為的企業家那樣，將高盈利主要或全部用于擴大產能和企業規模，而是另辟蹊徑，采用先予后取之計，相當大－部分利潤分享給廠內職工。這一方面表明他是個與眾不同的開明老板，愿與職工有福同享，一起發財，更重要的目的是，贏得信譽之后，從此大家產生了投桃報李的心愿，激發出發揮主動工作和勞動精神，使企業績效更上一層樓。

幾年以后，抗美援朝捐獻飛機大炮時期，中國工業史上破天荒的－項劃時代成果橫空出世，這就是前文提到的絲光機單改雙進出布技術革新，產能倍增。當年為什么其它廠同行連仿制都不敢搞？因為那些廠工人平時都缺乏一種像天一廠同事那樣的主動創新勞動精神。天一廠勞資雙方利益之間，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互動關系。這種關系，是當時極其偶然多方面因素巧合形成的，在舊中國清一色私有制企業社會上獨一無二，不可能有推廣價值。其中道理，不贅述了。

 

唐老板的先予后取，放長線釣大魚的企業經營之道，玩得得心應手，爐火純青，而且名利雙收，勞資雙方皆大歡喜。因而，到了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空前地出現了唯一的一個人數達四百人左右的“萬元戶”職工群體，其單位就是上海天一印染廠。所謂“萬元戶”， 即其個人家庭財產和銀行存款達到萬元。須知在當時的中國以工薪為主要收入的人群中，體力勞動者中絕無一人是萬無戶，企業職員中，即使有，也屬鳳毛麟角。

 

天一廠工人“萬元戶”群體在企業中特別能戰斗，這不難理解吧？他們投桃報李的又一主要成果，是在全國印染行業中，獨創了“滿負荷工作法”（后來移植到武漢印染廠）。機器不斷地高效運轉，財富滾滾而來。這套戲法，通俗地說，叫做“小錢換大錢”。它應當是每一位企業家必須掌握的企業管理基本功，治廠之道。遺憾的是，中國國有企業的領導者們，迄今竟然無人會玩這套戲法，甚至反其道而行之。這就是國企低效的主要原因。讓我現身說法，實例評述。

 

80年代初期，我聽說有一個“保密文件”，叫做《合理化建議獎勵條例》。這有什么秘密可保的？便去問一位廠領導，可有此事？他說有，合理化建議實施后，獎勵年增產或節約金額的百分之一點五，一次性發放。獎勵比例如此之低，誰會感興趣？未向下傳達。但我這個窮光蛋卻躍躍欲試。這比以前“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無疑是一個劃時代進步，只要有進賬，干起來吧。

 

我的第一個建議旗開得勝，實施后粗略估計－年能節約兩萬元，百分之一點五，三百元整，相當于我當時一、兩個月工資。但我跑斷腿要求兌現，卻只給了我三十元，理由是沒有精確數據統計，只能發個安慰獎。

 

第二個建議抱了個大西瓜。上文已述，是個年節約全額二十萬元的建議。這次我吸取教訓，證據齊全，應當獎勵三千元。誰知又是三十元，百分一點五的百分之一！

 

如果說這兩條建議簡單可行，第三條建議就復雜多了，需要上十人勞心費力參與。搞成功后，估計年增產可達一千萬元。簡介如下：

 

我廠原有三臺雙進出布舊絲光機，其中一臺因磨損淘汰，換上新購的單進出布絲光機。一臺雙變單，產值相應減少六分之一，約千萬元。我的建議是讓新機復舊，提高產能。當時搞絲光機單改雙進出布技術革新的上海師傅大多還健在，只是退休了。他們就住在與廠一墻之隔的宿舍區。我經常與他們相遇，互致問候。

 

哪怕只百分之一點五，也有十五萬元獎金，分給動手的人，每人可有一萬多。他們以前就干成功過，駕輕就熟。所以，我有十分把握，動員和組織他們臨時返廠發揮余熟，干成這筆公私兩利的大買賣。但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沒把握拿到這百分之一點五呀！三十元讓人家參與進來賣力干，你認為可能嗎？此建議只好胎死腹中了。因而，每年也少為國家貢獻三百萬元的利稅收入。

 

另一個故事的結局更加嚴重。上章談到，我廠印花機操作工之所以能超水平發揮，生產出名冠全國的銀牌獎印花布，在于被工資可能倍增的承諾激勵。可是，后來廠領導食言，大失所望。一毛不拔的報應接著就來了。

 

那時，廠里花了幾百萬元（可能指美元）進口了一套當時世界上最新穎的雙面印花機，因是國內獨家生產的高端產品，預期利潤可觀。但斷斷續續試產了幾個月，浪費了大量白坯布，始終生產不出合格品。無奈閑置，成為一堆廢鐵。

 

我廠印花機操作工能在三十年代老舊機器上生產出八十年代先進產品，技術在國內可謂首屈一指，但卻無能在新機器上生產出合格品。其中原因，不言而喻。經常看到某些主流經濟學家哀嘆國有企業投資回報率低。為什么低，書呆子們現在該知道原因了吧？

 

人們可能認為，我廠這種情況，一定是廠長選錯了人，水平低下所致。恰恰相反。新來的廠長，可謂萬里難有其一，學識、經歷和智商等，各方面超凡脫俗，因而被上級封為“十佳廠長”。在我的印象中，空前絕后，全國唯其一人獲此殊榮。以武漢印染廠為標桿，中國廠長們都要向他看齊，使資產利潤率大幅度提高。誰知新廠長接手領導約一、兩年，本廠效益反而大幅度下降。顯然，新廠長需要物質刺激，才能發揮其最大效能。于是一次獎勵三萬元，這在當時是重獎，引起轟動。不指望他更上一層樓了，只要效益不再下降，重獎每年大大的有，結果還是止不住加速下降。

 

武漢印染廠破產具有重大的典型意義，表明在西方資產階級哲學英雄史觀影響下生成的精英路線，在社會主義中國國有企業遭遇水土不服，難以走通。群眾路線與精英路線區別的主要標志是利益傾向。具體而言，在本例中，三萬元重獎應當給予誰？新廠長寸功未立，本廠優質高產高盈利率成績都發生在他進廠之前。三萬元給他起的是負面反作用，引發某些干部利用職權貪腐。若是給了我這個干出了較大成績的普通工人，將可能群起效仿，有效地扭轉當時企業效益下降趨勢。其中道理，不難理解。

 

中國在計劃經濟時代，曾經實行毛主席倡導的群眾路線，因而在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短短二十多年就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下獨立的工業體系，創造了國民經濟繼續發展的條件，并實現了國家和人民“站起來” 的目標。

 

遺憾的是，未能實現第二步目標：“富起來”。我認為，未能實現此目標的原因在于當時只重視勞動者的政治權益，而忽視了勞動者的經濟利益，即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正確應用。群眾路線和按勞分配，兩者只有結合起來，才能發揮出巨大的威力。讓我們繼承主席未竟的事業，重整旗鼓前進。

 

計劃經濟時代搞平均主義，影響勞動群眾積極性的發揮，再不可行。市場經濟撥亂反正，“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后富”，說得不錯。但你是在讓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請別忘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共同富裕。資產階級倒是先富起來了，但它能帶動其它階層的人共富嗎？只會不斷地擴大貧富差距，埋下未來社會動亂的隱患。唯有國有企業先進群體中為提高企業效益和向高科技攀登而努力拚搏，并干出成績的人，讓他們先富，才能帶動和幫助全國人民共同富裕起來。

 

但是，這種人卻長期遭到壓制，罔顧他們的權利（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領導階級”，“主力軍”，現在已淪落為弱勢群體了。百分之－點五，還是畫餅，空頭支票，把我等當叫花子打發。與此同時，縱容一些有權勢、有背景的竊賊鯨吞國有資產。厚資薄勞，涇渭分明，極左極右，分別對待。共產黨領導人民群眾打下的社會主義江山，靠什么人守護？這個問題以前很清晰，改革開放后，怎么犯糊涂了？為外國壟斷資本家利益服務的買辦資產階級，新民主主義革命對象，早已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如今沉渣泛起，死灰復燃了。

 

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和行為傾向。扶植一個資產階級“獨角獸”億萬富翁，不如在勞動階級的先進分子中造就上千個百萬級富翁或上百個千萬級富翁，以換取他們促使公有制企業效益的提高和國家科技事業的進步。隨之，國民經濟從要素投入驅動轉變為技術創新驅動的高質量發展也能加速實現。領導經濟工作幾十年了，怎么還沒有學會打大算盤？

 

中國有著幾千年的封建主義文化傳統，認為“上智下愚”。同時，在小農經濟社會中，土財主打小算盤精于算計盤剝貧雇農那一套，有人無師自通。本廠那位“十佳廠長”明顯受到這一封建傳統影響。上級官僚封其為精英標桿，表明土財主那一套，在今天的社會上還很流行。

 

搞私有化，資本為王，經濟利益必然向資產階級傾斜，而中國資產階級擁有的私營企業，除個別外，大多因力不從心而難以進軍高科技產業。歷史和現實情況都證明了這一點。依靠國有企業實現國民經濟的高質量發展，則要發揮企業中勞動群眾的工作與勞動積極性，特別是技術創新積極性。發揮他們的創新積極性，必須充分考慮維護其權利，這個道理還用多說嗎？

 

吸取上文例舉事件的失敗教訓，應無限制地加大技術創新的獎勵力度。但要掌握兩個原則：一是嚴格審查，防止弄虛作假和夸大成果；其二，企業得大頭，個人得小頭。只要符合此二原則，獎金發放越多越好。

 

億萬工人階級中作出卓越貢獻的先進分子先行勞動致富，必將產生廣泛的效法效應，使他們逐漸成為中國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此一目的到達之日，便是億萬人民群眾共同富起來，國民經濟高質量發展，中國強起來實現之時。

 

不過，我們對實現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即群眾路線，還須與時俱進地改革。應當采用毛主席倡導的鞍鋼憲法中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勞動組織形式。所謂三結合，即領導干部、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的結合。廢除廠長上級委任制。猛將必拔于行伍。讓職工群眾在企業實踐和三結合人員中考察識別，民主選舉廠長。

 

本文開頭說的“兩個共識”， 一個是“國有企業低效源于其產權體制”， 我已否定了; 另一個“市場經濟沒有‘性別’之分”，也要予以推翻。至少有兩種分別：一，姓“資”的市場經濟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姓“社”的市場經濟則服務于勞動階級利益。上文所述實例已經證明了。前者經濟學重點研究的是“各種資源在市場經濟中的優化配置”，即物的配置。后者研究重點則是“不同人們在生產活動中的利益分配”，即人的活動。

 

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原則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 相對于各盡所能的目的，按勞分配是手段；相對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各盡所能又變成手段了。群眾路線和按勞分配一樣，兩者都是為最終提高經濟效益目的的手段。而這種手段如何正確和高效的使用，則是我們欲新創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亟待研究的主要內容。之前，沒有我們自己的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服務的學說，發生了什么情況？

 

當年，“摸著石頭過河”，不問姓社姓資，不辨方向路線，其實是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理論誤引下，自覺或不自覺地摸上了私有化邪路。那時摸上邪路實乃不得己而為之，因為走公有制正途效率低下。為什么它的效率低下？又因缺乏正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理論指導。亂摸一氣，怪象叢生，效率高得了嗎？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自己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理論指導，避免再入誤區。但是，理論的基礎是實踐，不知舊時實踐，哪來新生理論？溫故而知新。遺憾的是，學者們卻不屑于從低級的實踐著眼，怎么可能著手產生高級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學理論？

 

我于十多年前，根據自己以往在企業長期工作中的實踐經驗，寫成了一本四十四萬余字的著作，名曰《國有企業振興方略――兼論中國實現全民富裕必由之路》，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開荒之作。《方略》服務于我所在的勞動階級利益。內容圍繞以“人的活動”為中心展開，迥異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以“物的配置”的規式。中國之前政治經濟社會上的企業百態，多在其中。我的這本著作，應具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和價值。

 

可是，十多年來，它卻被某些人士不屑一顧，未能問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的初生萌芽，遭到壓制封殺。過去中央高層熱衷于私有化改革，文不逢時，我的著作遭到封殺，可以理解。現在習近平同志希望和要求“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號召開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仍然壓制，是何道理？可能，因為我是弱勢群體中的一個工人大老粗，身份低微，沒有資格登上學術界的大雅之堂，恐怕貽笑大方。但中國政治經濟學界的主流權威學者對如何振興國有企業，實現全民共同富裕，過去和現在，全都束手無策，提不出解決此一重大問題的具體方法。坐而論道，無濟于事。讓我越俎代庖，濫竽充數也不行嗎？左派網站能否網開一面，今后不再阻止我的文章通行？

 

作者：盧世源，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