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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世源：武漢印染廠賺大錢的奧秘

點擊：  作者：盧世源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1-08-26 12:26:14

  

 

一 令人驚奇的五大業績

 

革命導師列寧認為：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列寧選集》第四卷16頁）

 

但對列寧的這一科學論斷，全世界政治經濟學家，包括中國信仰和擁護馬列社會主義的左派學者，嚴格地說，實際上絕無一人認同。

 

因為，發生的客觀事件截然相反。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分崩離析了，其原衛星東歐諸國，也無一例外地復辟了資本主義。中國原有的公有制國有企業絕大多數實行了私有化。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還能理直氣壯，無可質疑地聲稱自己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可見，在世界上，并非社會主義戰勝了資本主義，而是資本主義戰勝了社會主義。

 

按照一般人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解，右派學者迎合人們的這種片面理解，洋洋得意，振振有詞的斷言：“社會主義不過是一種烏托邦理想。資本主義私有制才是人類終極的實現高勞動生產率的社會經濟制度。”

 

但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右派學者且慢得意，你們的斷言為時尚早。

 

國內外現實社會的經濟實踐上，公有制企業相對于私有制企業為什么效率低下？一言慨之，原因在于沒有正確地按照社會主義原則行事，甚至相反，以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先進理論”為圭臬，指導社會主義性質的公有制企業實踐，東施效顰，驢唇不對馬嘴所致。

 

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在公有制企業管理方面成功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實行按勞分配。同時在中國，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戰無不勝，最重要原因，也是一句話：倡導群眾路線。按勞分配和群眾路線，乃是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和經濟建設賴以騰飛的雙翼。綱舉目張。國有企業和經濟建設只有遵循主義和思想的原則規律，作為我們的行動指南，因人因時因地制宜適當變動后，應用到企業管理和經濟建設的具體實踐中，就可能創造和實現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

 

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管理學是為勞動階級利益服務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并不排斥，而是愿意繼承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管理學中適合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部分，以便服務于我們的利益。但決不能照單全收，因為彼學中的大部分內容是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

 

資本主義經濟學中有按勞分配和群眾路線的內容嗎？肯定沒有。那又根據什么方法去提高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勞動生產率？須知，按勞分配和群眾路線是實現服務于勞動階級利益，從而調動廣大勞動群眾發揮創新勞動精神的有效手段，以便達到創造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的目的。列寧的科學論斷不就隨之驗證了嗎？

 

抽象理論難以使人明白。還是讓我以解剖一只麻雀的方式，具體而微地實例述評吧。

 

我的上篇文章<<一個中國老工人講述的故事>>前已登載于昆侖策網，可對照本文閱讀。

 

前國有企業武漢印染廠，原為私營上海天一印染廠。從私營到國有，本廠有些令人驚奇的傳奇事件值得介紹給國人。

 

一  1951年捐獻飛機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愛國運動中，上海天一廠獨家捐獻了一架飛機。當時，天一廠約有三四百職工，如此規模廠家拿得出這么多錢，全國絕無僅有，天下唯一。據我的上海師傅說，當年主政上海的陳毅市長擔心是殺雞取卵，出于愛護企業的考慮，認為不宜宣傳推廣。所以，后來人們只知道河南常香玉豫劇團獻機的非常難能可貴的事跡。其實，天一廠的典型經驗才更應該學習和提倡，因為它與眾不同，具有可持續性，可惜當時人們都未能認識到。

 

二 當年中國人窮得叮當響，但出于強烈的愛國心，都是義務勞動，并且勒緊褲帶，省出錢來捐獻。顯而易見，難以持續。唯獨天一廠人另辟蹊徑。在共產黨領導下，中國產業工人開始第一次從“苦干”向“巧干”的歷史性轉變。

 

現在，人們對“技術革新”一詞已經耳熟能詳了，但你知道中國第一個吃螃蟹者是誰嗎？近代以來，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企業界工人的技術水平普遍極其低下，若是有人會操作洋機器，并能達到設備產能的設計指標，那是被認為很了不起的。從未聽說，有人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將洋設備拆卸后重新改裝，使之產能翻倍。聞所未聞，簡直是天方夜譚。

 

原來，天一廠印染布連續生產有很多道工序。其中絲光機工序是個腸梗阻瓶頸。其前后多道工序設備因絲光機產能短版，連接不上而經常長時間停機。購買新絲光機受場地限制而不可行。因此，大家群策群力，動手改裝絲光機，使之從原來單頭變為雙頭進出布，一舉成功，產量倍增。利潤也相應增高，就不用勒緊褲腰帶也有多余的錢買飛機捐獻了。

 

同行們聞訊前來學習。照道理說，仿制應當比創新容易，但當時上海多家印染廠卻都知難而退，害怕拆卸后還不了原，機器反而報廢了。為什么只有天一廠敢于動手并且成功？其中原因大有講究，后文補敘。

 

上海廠后遷武漢。上世紀80年代，三臺雙頭絲光機中有一臺年久磨損報廢，換購來的新機卻是單頭。我問廠里一位工程師，為什么不買產量高一倍的雙頭絲光機？據他說，全世界印染廠的絲光機都是單頭進出布，我廠的雙頭也是從原來的單頭改過來的

 

科技隨著時代進步。在全世界數以千萬計的機器品種中，幾十年后的新機反比以前同類舊機產能低一半，大概只有敝廠的絲光機了，堪稱天下一絕。

 

三 一個小廠捐獻一架飛機，需要拿出多少錢？15億元(舊幣，后改為15萬元)這筆巨款，當時可能相當于天一廠全部家當價值。難怪有人嚇得一跳，這不是要傾家蕩產嗎？其實，這次絲光機革新產生的效益，用之于獻機的捐款只是小頭，因為是一次性的，后續幾十年因而多賺的錢，積累起來就是大頭了。

 

絲光機進出布單改雙，印染布短版工序補齊，產量倍僧。隨之出現了一個問題，多賺的錢應當如何分配？政治經濟學家們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個效益分配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因而，缺乏有效的理論指導，也就產生不了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

 

上海天一印染廠老板唐永昌先生堪稱幾十年前中國首屈一指的杰出企業家，因為只有他認識到了。順便提一下，他除了上述三件事跡與他有關，還有一件“天下第一”的是，中國機器生產的工業品，史無前例地第一個走出國門，乃是上海天一印染廠的印花布和染色布。（《故事》一文中已有介紹）

 

毛主席在建國初期，提出過一個指導方針：“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它應當是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經濟建設時期的一個重要原則和組成部分。唐老板與眾不同，難能可貴之處在于，他比較完美地身體力行之。

 

多增效益以三份分之。一份是今后國家多收稅款，再則“二馬分肥”，勞資雙方各得一份。因此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形成了一個當時絕無僅有，職工人數達四百人左右的“萬元戶”群體，內容指的是每戶存款和其它財產達萬元以上，令人非常驚羨。它就是天一廠的職工群體。當時，除此之外，全國以工薪收入為生的體力勞動者，恐怕一個都沒有，即使有，絕對是鳳毛麟角，不會超過個位數。

 

四 上海私營天一廠轉為國營武漢印染廠后，長達20多年，繼續以比其它廠勞動生產率高得多的情況下經營。可見，產權體制并非決定企業效率高低的關鍵影響因素。當年，國營廠經營還有個政策性不利因素，就是企業辦社會。我廠有醫務室、幼兒園、小學、技校、民兵武裝部。。。。。。眼前廠外就是武昌區消防隊，但廠內依規還得自建一個。可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武印廠職工人數也從私營時的幾百，一下子膨脹到了千余，后來又逐漸增加

到了兩千多。成本當然也大大地提高了。盡管如此，國營武漢印染廠仍然大賺其錢，資產利潤率之高，至少在我所知的湖北省數以萬計的國企中，唯一鶴立雞群。（卷煙壟斷企業除外）一騎絕塵，獨步天下。

 

這一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是怎樣創造出來的呢？原來，本廠在印染行業發明了“滿負荷工作法”。（這是我為之起的名字）至今無別的廠家能夠效法，因不得其竅門而入也。

 

印染布生產過程中，有許多道工序。如縫頭、燒毛、煮煉、開軋烘干、絲光、水洗、再次烘干，然后分別印花和染色。一環緊扣一環，只要其中一環出現問題，其它工序都得停頓。

 

我在“三班倒”生產大車間工作過幾年。從周一第一個早班起，到周六最后一個夜班止，每周六天，每天24小時，大車間內數十臺機器連續不停地轟鳴運轉，蔚為壯觀。短期內做到這一點可能不難，稀奇的是本廠從1958年正式開工，到80年代初期，20多年都是如此高效生產，極少暫停。更絕的是，我廠在全國同行業中，機器設備與眾不同，全是老掉牙的三、四十年代產品，沒有一臺新的。

 

企業效率高低與其產權體制完全無關，關鍵影響因素是企業管理機制。武印為什么能實行“滿負荷工作法”，高產量高利潤，因其機制高效也。后文補敘。

 

五 中國產業結構的特點，概括地說，基本上是大而不強，全而不優。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今天必須設法盡快解決了。

 

高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重要具體表現內容，就是生產出來的商品優質俏銷，

附加值和利潤都較高。這就要求我們的產業結構大而強和全而優。

 

可是，我們產業結構調整的進程并不盡如人意。這是什么原因呢？

 

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讓我舉一個典型例子，對比一下實行精英路線和群眾路線產生的不同結果。

 

武漢是中國中部最大的一座工業城市，可從近代以來，除了一桿“漢陽造”步槍，竟然再找不出一種聞名全國的機器規模生產的工業產品。到了上世紀80年代，市領導決心改變這一不光采的現狀，突破口選在當時武漢的一種重要工業產品——農用柴油機的創優上。為此，開了中國企業界風氣之先，引進一位德國內燃機專家格里希先生來漢擔任武漢柴油機廠廠長，可謂殺雞用牛刀。這位洋廠長工作作風嚴謹，而且十分敬業。可是干了幾年，武漢柴油機質量仍屬一般，未能超群出眾，結果黯然而歸。但在同時，武漢印染廠工人群眾的創名牌活動，從醞釀到實現，僅僅一兩個月，便破天荒地生產出了名冠全國的武漢印花布。（詳情可看《故事》一文）兩例對比可見，之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緩慢，失誤在選擇的是精英路線。

 

我廠不過是中國競爭性行業中的一家普通企業。上述令人驚羨的五大業績，是極其偶然巧合發生的嗎？非也，它具有很大的必然性。先就國有企業武漢印染廠而言，乃其當時全國獨一無二的“一廠兩制”企業管理機制使然。所謂“兩制”即其獨特的符合按勞分配和群眾路線原則的工資分配機制和勞動組織機制。“兩制”沿襲于私營時代，那時的情況也相似。

 

如果，我廠成功的經驗群起效法，推而廣之。那么中國公有制經濟制度便能實現列寧的科學論斷：“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國企低效論”則可以休矣！

 

但是，推廣我廠成功經驗卻非易事。首先，人們的不利于企業實現高效率的傳統觀念很難改變。千百萬人的習慣觀念是一種最可怕的觀念。對于實現企業高效率來說，某種習慣觀念也是一種人們認為理所當然而不容質疑的破壞因素。

 

我再強調一下，正確實行按勞分配原則是為達到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高勞動生產率目的的最主要一種手段。(雖然不是唯一手段)但人們卻忽略了，它也是一門很復雜的學問。恕我直言，中國研究企業管理學的人士，對這門學問淺嘗輒止都談不上，還未入門，遑論深入研究了。所以，難免受到錯誤習慣觀念的影響，干出事與愿違而又不自覺的蠢事。

 

讓我舉一個武漢印染廠企業實踐中的具體例子說明吧。

 

印染布生產主要機臺之一是絲光機。每臺絲光機操作工共有4人，其中兩人是上海工人，另兩人是武漢工人。兩者工齡大致相同，技術水平也不相上下，同在一個班組，都是8小時工作。可是兩者的工資差距卻很懸殊，當然，這是指計劃經濟時代普遍在吃平均主義大鍋飯時的背景下。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該機臺武漢操作工月薪約50元多一點，上海工人則是一百三、四十，收入為前者的兩倍半到三倍。在主要生產大車間，其它各機臺兩地工人的情況都與此差不多。

 

這種同工不同酬的工資分配機制合理嗎？誰都認為非常不合理。于是，因之而經常鬧矛盾。但在同時，又有個悖逆現象也很明顯，盡管我廠工資差距矛盾現象特別嚴重，至少在湖北數以萬計的國企中，資產利潤率之高，卻是唯一的立于雞群之鶴。就是在全國同行業中，也沒有哪家印染廠能像我廠那樣大賺其錢，因為它們都實行不了“滿負荷工作法”。

 

薪酬差距矛盾和鶴立雞群利潤，兩者又偏偏是一種因果關系，前者是因，后者為果。這就更使人莫名其妙，難以理解了。我因為是長期身在其境，熟悉實踐，斷斷續續地，經過幾十年的反復琢磨，腦殼想破，才初步地有所領悟，可能也只是一些淺薄的皮毛之見，現在拋磚引玉，就教于有識之士。

 

沒有薪酬矛盾就是一件好事嗎？恰恰相反。中國國有企業的“雞”們，勞動生產率普遍低下，相對應地，可謂無一例外，都是在吃平均主義大鍋飯的平庸之輩。它們倒是沒有矛盾，但也同時缺乏活力，更無前進的動力。計劃經濟時代如此，市場經濟時代大概率也好不到哪里。

 

再舉一個例子反證。

 

上世紀80年代初，武漢新建一家武漢第二印染廠。這家廠復制當年上海天一廠內遷武漢時的人員組成模式，從車間主任、班組長到生產一線骨干工人，都是從武漢印染廠派遣去的。為了避免發生工人間的工資差距矛盾，沒有派去一個“高薪”上海工人。也就是說，該廠完全不存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這種情況應當有利于團結和生產吧？事實卻是與我廠內遷后截然相反，從開工之日起，多年來就因生產不正常而一直虧損。無奈之下，搞什么“合資”，“引進海外先進的管理經營理念”，后來慘遭破產。

 

武漢印染廠的“一廠兩制”，這是歷史原因保留下來的，它分明是稀世之寶，閃閃發光的黃金，但人們都看走了眼，誤認為是堆糞土，欲清除之。“武印”當年隸屬于武漢市紡織工業管理局。局領導官僚是怎樣清除的呢？一，工資分配機制方面。1961年在我廠單獨搞工資調整，第一步先拿上海來的黨員干部開刀，一般是減半；二，勞動組織機制方面。1964年搞“四清”運動，將本廠生產大車間“滿負荷工作法” 的主要創建人，過去私營時代的工頭，變為現任車間主任打成“封建把頭”，撤消職務。

 

上世紀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因為經歷三年災害困難和文革動亂時期，中國企事業單位只在1963年調整過一次工資，加了幾元錢。上海“高薪” 工人當然沒有資格再加而被凍結。也就是說，原有的兩地工人工資差別縮小影響有限，“滿負荷工作法”照舊延續進行。

 

改革開放以后，武漢工人多次加薪，與上海工人工資收入差距大大縮小了，這本來是好事。可是，“滿負荷工作法”的效力，卻又莫名其妙地逐漸減弱，后來同第二印染廠一樣，各機臺兩天打魚，三天曬網，再也不緊密連接，運轉不停了。

 

從不同實踐情況對比中可以看出，武漢印染廠的高盈利率，是建立在同工不同酬，因而“不合理”矛盾的必然性基礎上。那么，問題就來了，哪位企業領導人不喜歡過平安日子，會自找麻煩，學習與引進武印這一遭到人們普遍非議的工資分配管理機制？因為必將畫虎不成反類犬，在工人中掀起軒然大波，攪亂與破壞正常生產秩序。按勞分配這門學問的復雜性，可見一斑。

 

政治經濟學家們之所以認為實行接勞分配原則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創造不了列寧論斷的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是因為他們都無能解決如此之類悖于常理的矛盾，即將不合理的事物，使之變為合理，并且還須使人信服，愿意效法。

 

美國實驗主義哲學家杜威有句名言：“有效即真理”。翻譯成現代漢語，叫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是這個真理，還是抵不過千百萬人的習慣觀念厲害。

 

社會主義最重要的優越性是，它內在可供挖掘的潛力，遠比資本主義大得多。但要把這個潛力挖掘出來，我們先要對客觀事物中的矛盾，探明其中道理，摸清變化規律，弄通效率邏輯，然后據之而設計出可行和有效的方法，以便推而廣之。

 

老夫班門弄斧，不怕貽笑大方，讓我試一試吧。

 

矛盾如何解決，且待后文解釋。

 

作者：盧世源，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