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二）

點擊：作者：盧世源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11-20 10:41:37

【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指出，“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要澄清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離不開對經濟社會的認知。對經濟社會的認知不能從書本上來，而要從實踐中來，從人民群眾中來。本文提供了改革開放史的一個材料，作者盧世源系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這是從一個老工人的視角來敘述的，成文于十幾年前。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武漢大學經濟學系王今朝教授對該文進行了一些加工。限于作者、編者的能力，本文的敘述不一定完全正確，加工也不太完全，但它是鮮活的，有著類似馬克思著作的文風，特別適合當下中國需要，可作為有益的參考。全文5.2萬字，共六個部分。此為第一、二部分。

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盧世源著王今朝編

一、緣起

我雖然不是學術界、文化圈內的知識分子，甚至在一些學術界、文化圈內的知識分子看來是個徹頭徹尾的大老粗，但我清楚地知道，學術界、文化圈內的許多知識分子并不了解我所了解的經濟機制、機理，因此，他們并不真正知道中國的經濟究竟該如何運作。他們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影響了中國改革和中國發展。

我少年時因家貧失學，十幾歲就在武漢街上做些小生意來維持生活。建國后，我成為了新成立的武漢印染廠的一名普通工人。書沒讀成，我求知識只得另辟蹊徑，到圖書館和新華書店去“吃白食”，免費看書報雜志上了癮，并逐漸養成觀察、思考和研究社會現象，理論聯系實際的習慣。學識雖低，卻愛鉆牛角尖，經常質疑一些著名學者論文的正確性。因此經歷，對于經濟有著較一般工人更深的理解。文革初期，因為偶然因素，我這個小工人被敝廠領導認為干擾政治斗爭部署，惹禍上身，遭到“革命群眾”有組織的上千張大字報圍攻，在一家兩千幾百人的中型企業里，獲批數量獨占鰲頭。千夫痛斥，定性為“牛鬼蛇神”、“極右派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被開除基干民兵隊伍，將我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調離工作崗位，同另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為伍，監督勞動改造干苦活。當時難得有一位朋友認為我尚可救藥，勸道：“你的思想太右了，背離時代潮流，非常危險！識時務者為俊杰，必須懸崖勒馬。”醍醐灌頂之言，銘記在心。從此痛改前非，不斷向左靠攏，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思想觀念終于重新定位。哪里知道，十年后，政治風向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相對而言，如今社會上右很吃香，左則背時。我似乎又站錯了隊。我怎么總是逆潮流而動，言不逢時？

然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我居住地附近原有五家歷史悠久的國有大中型企業，1980年代以來，先后垮掉了四家，數以千計的職工下崗失業。經濟改革的成本，幾乎全由破產企業的“主力軍”們承擔，他們未獲改革之利，先遭其害。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情況合乎情理嗎？黃鶴樓上看翻船，船上載著我的階級兄弟姐妹，豈能無動于衷，作壁上觀？《國際歌》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某些迭出損招，損害勞動群眾利益的所謂“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靠得住嗎？在他們學術理論指導下的國有企業改革，直接后果就是發生了大規模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工廠倒閉了，我們勞動者的飯碗也就沒了。我們被動地無辜遭害，飯碗打破了，豈能善罷甘休，當然要理論理論。狗咬耗子，老粗論文，完全是被逼出來的！

改革理所當然地引起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對自身利益——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變動的強烈關注，人們因利害感受不同而心態迥異。我寫這篇“論文”的動機，如上所述，直接起因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工礦企業的衰落，職工群眾遭遇厄運，觸景生情，進而思考，深感對造成這種局面的因果關系大有研究之必要。我現在是社會上“弱勢群體”中的一分子了，承蒙上層人士大發善心，對我們關愛有加，不乏廉價的同情，甚至憐憫。但我們能滿足于此嗎？不知是否因為我的孤陋寡聞，在政治社會經濟學界，多年來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其中有一個成員，為將工人階級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勢地位而出謀獻策，也沒有跡象表明他們以后還可能在這方面動點腦筋。既然指望不上，我才不得不用握慣榔頭的手，拿起筆來，為我所在階級中的廣大勞動群眾的福祉和未來命運，設計一個與己比較有利的藍圖。本文理論水平低下在所難免，即使貽笑大方，也顧不得了。我已經八十多歲了，如果不把我的思考寫出來而帶進墳墓，于我何益，于社會何益？因此，我聯系了武漢大學經濟系王今朝教授。承他對我的認可，一旦接觸后，我就諸事麻煩于他，雖然我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他很忙碌。但多年來，我的思考幾乎沒有人理睬。而王今朝教授對我的觀點頗為肯定，盡管也指出存在不少問題。于是，我向他提議，我們來個瞎子背瘸子，搞個工人階級與知識分子的結合吧！這篇文章是又一次的結合！

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提出前的一些事物的認識

毛澤東主席用“實事求是”四個大字來總結概括馬克思主義。他誠然是實事求是的高手。可是，在一般人那里，做到實事求是談何容易！可以說，沒有長期深入生產一線的了解，沒有長期持之以恒的思考，只能是盲人摸象。如果再加上一些嘴尖皮厚腹中空的知識分子的蠱惑，中國改革完全可能步入歧途。中國十一世紀北宋改革家王安石認為，治國之道，當“以擇術為先”。術就是政策和策略。毛澤東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如果沒有對中國實際的全面系統深刻的了解，政策和策略的偏差就難以避免，而改革也就必然是事倍功半了，如果不是南轅北轍的話。

（一）社會主義公有制好，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好？

改革是什么？改革的對象在相當程度上是毛澤東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都認為，公有制具有私有制無可比擬的優越性。然而，中國的改革，改的正是毛澤東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

毛澤東所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需要不需要改革？當然需要。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也不例外。毛澤東在世時，也是不斷地進行改革。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相比，它既有長處，也有短處。在毛澤東逝世后，也應該繼續對社會主義公有制進行改革。然而，進行這種改革，必須分清哪些方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長處，應當發揮，哪些方面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短處，須要避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分清楚了嗎？恐怕還沒有完全分清楚。改革開放后，或者頭發胡子一把抓，長短不分；或者為了清除浴盆內的污水，連嬰兒也一起潑掉了；或者學人之短，奉為圭臬——倡導“啞鈴型”企業組織，便是一例。在實踐中，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表現得孰優孰劣，誰勝誰負，說到底，取決于我們對它揚長避短的深度和廣度及其實施的效果。揚長避短的方式和方法還不能一成不變，必須與時俱進，更切忌片面性。社會主義揚長的潛在發展空間，遠比資本主義的大，它的短處，只要認真對待，群策群力，不諱疾忌醫地深入探索，是可以避免和消除的。然而，如果社會主義的改革變成邯鄲學步，變成向資本主義的趨同，那就會出現方向性的錯誤了。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據報刊披露，20多年來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放權讓利（1978年—1983年）

第二個階段：利改稅（1983年—1987年）
第三個階段：經營承包（1987年—1992年6月）
第四個階段：轉機建制（1992年—1995年）
第五個階段：整體搞活（1996年— ）

我認為如果以是否觸動所有制為標準，實際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體上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不改變所有制結構情況下進行改革，國有企業整體狀況未見好轉，甚至可以說反而惡化。后來調查統計發現，虧損面主要集中在中小企業。第二個階段“對癥下藥”，提出“抓大放小”方針，“一賣了之”，扔掉了大量虧損包袱，立竿見影，后來盈利連年大幅度上升。接著，進一步解放思想，在大型國有企業也加快了改革步伐，提高國內外私有資產比率，實行股權多元化，現在終于基本上達到了第五個階段目標，“整體搞活”了。

但是，這種“成功”的改革不符合我的利益，偏偏像我這樣所在階層的人，在中國決不是少數。就像是一個地區引進了大量外來資本，GDP顯著增長，“三資”企業大賺其錢，當地官員和富商當然歡欣鼓舞，彈冠相慶；但若是這種政績以污染自然環境為代價，那么，生活與工作在其中的群眾恐怕不會也隨著一樣興高采烈，而可能感到得不償失。私有化改制破壞了社會主義人文環境，工人階級重新淪落為資產階級雇傭的勞動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特別是那些接受過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的人，對于自己處于被剝削、被欺壓的境地會滿意嗎？黨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原則已經寫進了修改后的憲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私有化改革同這條原則相悖，而且遺患于將來。

中國如何才能避免走上這條改革道路呢？

1、正確理解群眾運動

在毛澤東主席時代，群眾運動不僅是革命的手段，而且在建國后常用之于我們國家的經濟活動中。如何評價這一事物？現在它幾乎被人徹底否定，認為一無是處，只有破壞作用。這種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

1950年代初期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投機倒把、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正面作用是主要的，負面影響是次要的。經過那兩方面同時進行的運動，舊中國遺留下的污泥濁水一掃而光，社會氣象煥然一新，國家公務員隊伍基本上保持了三十年左右的廉潔，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濟秩序保持良好局面，偷稅、詐騙、假貨等不法現象幾乎絕跡。后來運動搞濫了，越來越離譜和荒唐，甚至整一個壞人，搭上幾個好人，玉石俱焚，得不償失。這種嚴重有害于經濟建設的賠本買賣當然不能再做了，但這并非群眾運動本身的過錯。一旦被蛇咬，幾十年怕井繩，因噎廢食，大可不必。

也有的群眾運動利弊參半，此單位搞得好而彼單位一團糟。1960年代文革前搞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運動，有的單位確實“清”出了壞人，取得了成績；有的單位沒有壞人怎么辦？為了完成百分之一二的指標，拿好人湊數，當壞人整。我所在的企業當時就是這種情況。現在法治代替了群眾運動，無疑是治國方式的一大進步，不過從效果上看，也有局限性，并不如人意，例如腐敗現象長治不愈，依然嚴重，遑論根治了。一些廠家虧損破產，職工們紛傳是因為“蟲鼠”蛀蝕而空，清理工作組孤軍奮戰，依法審計，往往十之八九發現不了問題。上述兩種不同的治理方式方法各有長短，與時再進一步，群眾運動與法治相互取長補短，合二而一如何？

2、正確看待統購統銷

統購統銷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曾經立下汗馬功勞。然而，在改革開放后，統購統銷政策也被棄置一旁，不再采用而成為歷史。殊不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要優勢就是“大”，全國國有工商企業統屬一個“大老板”。國外世界500強企業的歷史，就是長期不斷的自我壯大和兼并史，持續不變的目的是追求市場競爭中的強勢地位，使其經營成本更低廉，產品技術更先進。這種在原材料采購和商品銷售中進行大規模活動的資本主義的統購統銷，乃是使資本主義企業獲得成功的一項可靠保障措施。不是嗎？沃爾瑪在全球進行統一采購。蘋果公司也是在全球進行統一采購和銷售。社會主義經濟——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從理論上說，可以縮短做大的強化進程，天生自然地擁有這種先發優勢。簡而言之，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尚須通過統購統銷這條主要途徑。我們應當認識到，過去幾十年統購統銷的實踐結果很不如人意，問題出在商業官僚機構的錯誤規則和有害化操作上，并不能歸咎于這一事物本身。打一個比方：發生了車禍，要分清罪責：是車不好，還是司機胡亂駕駛所致？如果是后者而將沒有過錯的車子拋棄，就不合情理了。污水必須清除，但請盆下留人，不要連嬰兒也一起潑掉了。社會主義萌芽需要我們正確耕耘，才能使之茁壯成長，不分青紅皂白地鋤掉，不覺得可惜嗎？

3、正確認識鐵飯碗

同群眾運動和統購統銷同遭厄運的，還有一個難兄難弟——“鐵飯碗”。國有企業勞動紀律松弛，消極怠工現象嚴重，改革開放后的許多人將賬算在這只“碗”上。1970年代末期以來，專家學者口誅筆伐，將它貶得一無是處，簡直成了國有企業不景氣的禍根，為此后大規模裁人“下崗”做了輿論準備。人不自省，諉過于“碗”，真是豈有此理！經濟理論界未見有一人從政策上尋找原因，探究一下這只“碗”的作用，是怎樣從正面轉向負面的。

建國之初，共產黨很快贏得絕大多數工礦企業中的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下同）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主要靠的不是政治說教和理論宣傳，而是因為切切實實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勞工的改革措施。例如，縮短工時，以八小時工作制取代當時私營企業普遍實行的十二小時；規定星期天帶薪休息；成立自己當家作主的工會，民主選舉信得過的人代表工人群眾參與企業管理，同資本家談判和協商，解決勞資間發生的問題；不得隨意辭退工人，這意味著，工人手中的“飯碗”，從那時起，開始變成“鐵”的了。而在以前是老板一方說了算。所以，“鐵飯碗”本質上是與私人老板說了算相對立的。

有了鐵飯碗，工人們是否就懶惰起來了呢？根本不是。通過“五反”運動，一下子整肅了某些資本家的不法行為，假賬絕跡，堵塞了偷稅漏洞，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僅此一項，就贏得了工人的心。工人們隨即投桃報李：因為有了翻身解放和企業主人翁的感覺，勞動熱情空前高漲，增產節約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舊社會“教會徒弟，餓死師父”，因而技術傳承極其緩慢而艱難，自從有了“鐵飯碗”的保障，免除了后顧之憂，少數身懷絕技的能工巧匠紛紛自覺地、主動地傳技于他人，從而使一些原來藏而不授的技術為大多數人共同掌握。因此，許多過去依靠進口的工業產品，我們在最短期內多品種、大批量的生產出來了。舊中國是“洋貨”一統天下，解放幾年間迅速改變了面貌。如果沒有“鐵飯碗”在手，職業朝不保夕，何來社會主義主人翁的良好感覺，怎么可能將自己賴以生存的本事毫無保留地奉獻給社會大眾？可見，“鐵飯碗”在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初始階段曾經發揮過巨大的促進作用。

計劃經濟時代的“三大件”——群眾運動、統購統銷和“鐵飯碗”——已經被人們否定、拋棄和淡忘了。之所以這里重新提起，是因為它們兄弟三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仍然有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市場經濟相對于計劃經濟，按照某些人的觀點，其長處集中到一點，就是個“活”字，它使經濟迸發出巨大活力，快速發展。然而，早在1998年，即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六年之后，中國就出現第一次內需不足。在2008年，中國再一次遭遇內需不足。2018年7月31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六穩”，即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這就說明，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巨大。這種巨大的下行壓力以及它發生的頻率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有較大的相似之處。中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而在2018年西方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技術戰、企業戰后，發展方式沒有轉變的事實得到進一步凸顯。被西方卡脖子意味著中國在核心技術領域還存在過度依賴外國的問題。而且，當中國還沒有成為富裕國家的時候，人口老齡化、人口萎縮的挑戰不期而至，在中國放開三胎后依然未能出現根本性變化。市場經濟真的使得中國經濟變活了嗎？

實行市場經濟以后，有的舉措即使人人叫好，也可能產生負作用。例如給予了企業自主權，許多企業扭轉了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頹勢，面貌一新，煥發活力，走上振興之路；但同時，也有不少企業因為失去了監管機制，“老鼠”趁機鬧翻天，反而加速了衰亡。企業自主權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活企業的一項最基本的必需舉措，本身無任何問題，不同的企業實施后卻很可能效果迥異。還有經營承包制，在農村曾經普遍地取得巨大成功，而用之于國有企業，則大多失靈。原因何在呢？這就需要我們對類似問題挖根掘源地探究一番，查它個水落石出，以便趨利避害。迷惑于表面現象，淺嘗輒止，那將無濟于事，解決不了問題。有人輕描淡寫：“門窗打開了，新鮮空氣吹進來，也難免飛進幾只蒼蠅”，說得好不輕松！僅僅只是“幾只蒼蠅”？黃、賭、毒、假、騙、黑、腐，七鬼鬧中華。實踐表明，治亂，正是市場經濟現有手段的弱項。盡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是整治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部分地區越治越亂，發展下去，必將產生不可預測的惡果；而它恰恰是計劃經濟時代“三大件”的強項，早已有過成功的經驗。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事業史無前例，沒有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當然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但“摸著石頭過河”也表明了我們對“方向”和“道路”并不十分認知，制定和實行的政策，既可能“摸”對，也可能“摸”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以利繼續深入前進，才是應取態度。斷言“完全正確”，即使明顯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和“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重要思想的錯誤部分，也“不容否定”，文過飾非，諱疾忌醫，終將釀成大禍，是不行的。

總之，誠如王荊公和毛主席所言，各級領導同志治國當以擇術為先，務必充分注意政策和策略，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意即要謹慎地高度負責地正確選擇、運用和取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長短術”，從而創造一個“活而不亂”的良好局面。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和快速的發展。

（未完待續。作者：盧世源，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修編：王今朝，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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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緣 起

二、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提出前的一些事物的認識

一、緣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