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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當有中國的李普曼和賴斯頓”

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在2020年疫情阻擊戰中，我們對人類安全已經做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成了全世界華人向往的生命“方舟”。2020年從西方國家飛往中國的天價機票便是“人心所向”的側面證明。2020年迄今，中國人民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偉大斗爭及其勝利是中國爭取世界向光明面轉變的一個偉大的實踐。這次新冠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到來，世界已到了這個歷史大變局的轉折點。

在這樣一個歷史大轉折的進程中，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與世界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天然地統一起來，這要求我們的專業意識尤其是新聞專業意識要與這個方向相一致，這就是：要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們的新聞事業要放在黨帶領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大局中來認識。在這個問題上不能搞西方所謂的連西方戰略家也不認可的所謂“公共產品”，更不能搞什么“無問西東”的“純學問”。我們的新聞工作應當是黨的事業的鋒利工具。

馬克思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世界可以任意解釋，而改變只能有一個方向。與打仗需要武器一樣，改變世界也需要工具。

其實西方資產階級新聞是有鮮明的政治指向的。西方著名的新聞思想家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一書中說，西方國家“制造同意并非一種新技巧。它已經十分古老了。據說它已經隨著民主政治的出現而消亡了。事實上，它是在技術方面獲得了極大的改善”。西方的新聞學及其技術手段都是為“制造同意”服務的，同意的內容當然是資產階級的利益。

李普曼是有戰略意識的新聞人。1959年5月27日，毛澤東在同林克談話時說：“我們應當培養專欄作家和政治編輯，政治編輯應當知識比較廣博和通曉大局，應當有中國的李普曼和賴斯頓。”

習近平總書記說要有“戰略科學家”，同理，我們新聞工作者也要有戰略意識。戰略意識的核心構成要素就是習近平總書記說的政治判斷力和政治領悟力。有了正確的政治判斷力和政治領悟力，才可能有基本的戰略意識。

同時，要考慮事業傳承問題：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人民共同創造一個偉大時代，對于我們知識分子來說，我們要考慮到如何維護、鞏固和讓后人傳承我們這個時代以及正確認識我們今天的偉大成就。我們的事業要承前繼后，要有后來人，這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應當肩負的使命。這個時代需要深刻地反映這個時代的作品，努力寫出這樣的作品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

只講“事”不求“是”，

只講真話不講真理的危害

好作品不是靠登高一呼就可以完成的。淺薄的作品，不管它是“左”還是右，都是站不住的，都必將為歷史之風所吹走。偉大的時代一定要有偉大的作品，在今天我們也要有像馬克思《資本論》、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那樣風吹不走的作品。這樣的作品的特點是只要時代面臨的問題還在，這個作品就在。

時代問題是連作品的敵人也要面對的，正如蔣介石也不能不重視毛澤東寫的《論持久戰》一樣。因此好作品更多的是作品批判的對象保留下來的。歷史上燒了那么多書，《永樂大典》中的許多典籍已被燒了，可《孫子兵法》還在，《老子》還在；《資本論》讓資本家恨得咬牙又不得不讀，到現在也燒不掉。這是因為這些作品找準了時代的問題，抓住了問題的本質，揭示了歷史進步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領悟力，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就是要辨清時代的本質。

黑格爾說得好：“公共輿論中有一切種類的錯誤和真理，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偉大人物的事。誰道出了他那個時代的意志，把它告訴他那個時代并使之實現，他就是那個時代的偉大人物。他所做的是時代的內心東西和本質，他使時代現實化。誰在這里和那里聽到了公共輿論而不懂得去藐視它，這種人決做不出偉大的事業來。”

我們新聞工作者的能力不僅在講“實事”，更應講“求是”。“實事”和“求是”，兩個工作都得做。事情的對錯只有在大局中才能被認識。國家決策有對有錯，但是國家像蘇聯那樣沒有了，或者國家分裂了，還有對錯嗎？如果大局沒有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會行百里者半九十，再回到100多年前受人家欺負，這個是事物的本質。某些西方國家要的就是這個，而不是他們挑起的什么“是非”。所以我們所有工作，尤其是我們的新聞工作都要服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大局。

“真話”“真相”要服從真理，這是我們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老子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為無德。”孟子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老子的“上德”和孟子的“義”，與黑格爾講的“找出其中的真理乃是偉大人物的事”都是一個意思。

和一切學術一樣，新聞工作是人們改造世界并與敵人斗爭的“刀子”，現在的問題是不少大學把“刀子”變成了“學術”，把刀子當成學問做了。

世界是斗爭的，我們正在進行著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若把斗爭的武器做成了學問，這正如刀子架在你的脖子上，你還之乎者也，像抗戰中的“低調俱樂部”，這是不行的。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引用并贊賞拿破侖的話說：“大炮摧毀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毀現代社會制度。”今天的墨水問題也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不能回避的歷史責任和政治擔當問題。還是那句話：我們一切工作要服從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這方面，我們要提高政治判斷力和政治領悟力，最終將它們轉化成政治執行力并由此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優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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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普曼和賴斯頓

李普曼是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新聞評論家和作家，是在傳播學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者之一。李普曼的一生始終與社會現實和政治事件保持著緊密的聯系。在宣傳分析和輿論研究方面享有很高的聲譽。他在其1922年的著作《公眾輿論》中，開創了被稱為議程設置的早期思想。此書被公認為是傳播學領域的奠基之作。作為一部傳播學經典著作，該書第一次對輿論做了全景式的描述，讓讀者能細細地體會到輿論現象的種種內在與外在聯系。此書自1922年問世以來，在幾十年中已經被翻譯成幾十種文字，在這個領域產生了重要影響。

賴斯頓是美國著名的新聞記者、專欄作家。他撰寫的評論文章，筆鋒所及覆蓋了整個美國乃至整個世界，其作品成為華盛頓政界、外交界和輿論界的必讀文章。賴斯頓非常關注中國問題。1971年，為進一步推動中美關系的進程，周恩來接受了賴斯頓的采訪。賴斯頓在《紐約時報》上全文刊登了談話的正式記錄，為增進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作出了很大貢獻，他還著有《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一書。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中國航空工程科技發展戰略研究院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原載《北京日報》 2021年11月15日；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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