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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 | 好理論要回答時代問題——談談《張文木戰略文集》的治學理念和宗旨
點擊：6000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1-10-28 20:55:38
我常想，好的理論最重要的是要回答時代問題。堅持實事求是，踐行中國道路，發展中國學派，這是我們中信基金會的宗旨。我作為一個學者，擁護這個宗旨而且決心踐行它。現在出版的這套《張文木戰略文集》就是我踐行這個宗旨的學術體現。
堅持事實求是，是我黨從長期實踐中總結出的重要經驗。在中國革命的時候，曾經以蘇聯為榜樣，結果丟掉了根據地。在革命中“蘇化”不行，那在建設中“美化”也是要出事的。只有實事求是才能走得遠，中國能夠走到今天遵循的就是四個字，“實事求是”。我在做研究的時候，對這一點體會最深。
實事求是里頭有兩個基本點，一個是唯物論，一個是辯證法。唯物論就是人得吃飯，辯證法就是人的能力是有極限和底線的。國家也是有生命的，也有“吃飯”的問題和戰略極限的問題。
國家發展需要消耗資源，這是唯物論，這也是我們思考問題的出發點和底線。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任何國家都有其能力極限。過了這個極限，國家就會出現衰落。由此我提出“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擴張”的命題，這是符合辯證唯物主義的命題。國家不能餓死也不能撐死。國家戰略的本質是讓國家長治久安，而不是讓國家拼命的學問。拼命首先是為了長遠目標而不是相反，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一賭國運的事我們不干。走得遠的路才是路，這就是中國道路。
我們做學問是為什么的，學問是解決問題的，解決問題必須帶著刀子。我治學的目的是把學問變成刀子，如果把刀子研究成所謂的“學問”，這樣的治學就失敗了。北宋時期的文化人就是把刀子變成學問，于是就出事了。現在學界有些人“言必稱希臘”，都是把“刀子”變成學問了，僅靠“之乎者也”是解決不了問題的。我堅持問題意識，解決問題是我的治學導向。
我常想，今天我們的偉大實踐，在22世紀的孩子眼中將是怎么的？這就要求我們今天的知識分子得要認真研究并正確反映這個時代。
一個偉大的時代要有文治，還要有武功。漢朝當然不能沒有漢武帝，但也不能沒有司馬遷。做好“司馬遷”的工作，深刻地反映我們這個時代，就是我們今天知識分子的使命。
22世紀的人認識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取決于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反映這個時代的深度，我們如果不能把這個時代準確地反映出來，那我們就等于辜負了我們的時代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我最怕22世紀的孩子對今天我們時代的偉大實踐的理解被那些虛無的東西給歪曲了。怎么辦呢？只有把它寫好。
我們拒絕“言必稱希臘”是對的，但前提是要扎扎實實地去把中國的東西寫好，光批評而沒有建設是不行的，要把中國的問題扎扎實實解決好了才行。所以，不唯上，只為實，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觀察問題，堅持唯物論、辯證法，形成融合事實求是、中國道路和中國學風于一體的理論體系。
研究是為了解決中國問題，服務于黨的“兩個一百年”的戰略目標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圍繞這個主題，這些年我做了這幾方面的工作。
迄今為止的西方的戰略理論特別是地緣政治理論，是為帝國主義擴張服務的，實際上西方國家的戰略理論失敗也就是在這一點上。歷史上搞帝國的沒什么好的結果。西方的地緣政治，從麥金德到布熱津斯基，西方國家擴張的特點就是沒有節制，這使得一個又一個帝國垮掉。而如果我們“言必稱希臘”的話，我們的戰略研究也會沒有節制，這對中國是不利的。所以我們對西方的戰略理論要改造，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時要把“嬰兒”留下來。
改造當然要用辯證唯物主義的改造，唯物論、辯證法，一個都不能少。這就是有多少資源做多大事，有多少干糧走多遠的路。經過這樣的改造，地緣政治理論就回到毛澤東的“寰球同此涼熱”正道。毛澤東說：“而今我謂昆侖，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這是毛澤東“不稱霸”思想的較早表述，有了這個思想，地緣政治理論就有了中國化的邏輯邏輯起點。
目標與資源相匹配是我考慮中國地緣政治理論的一個基本視角，這個視角使我的地緣政治的理論摒棄了其原有的擴張本性并使之可以為中國的發展服務。跟身體一樣，有多大體力扛多重的活。許多國家，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日本等，都是被自己制定的超出自己能力的目標打倒的。目標設計不當是國家失敗的重要原因。
為此，我又對世界主要大國戰略能力的底線和極限重要一番實證研究。研究世界大國比如英國、俄國、美國等國家擴張的極限，以及它們能守住的底線和它守不住的底線。這些就在世界大國沖突的歷史中可以找到：在幾百年的國家擴張史中，它們每次在哪失敗，在哪成功，在哪些地方就過不去了。
經過歷史比較發現，英海權國家必須死守的線大概就從大西洋經蘇伊士運河進入印度洋這條線；美國是從夏威夷西進太平洋經馬六甲海峽到印度洋這條線，臺灣不在美國必須死守的戰略底線上，因此美國不會為臺灣遑論東北亞做出重大犧牲。
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告訴塔夫脫總統說，東北亞那不是美國可以拿下的地方，美國的力量到不了那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太平洋戰場上，美國就沒有從阿拉斯加打日本，因為它知道從出擊遠離美國生命線，因而戰略價值極為有限。富蘭克林·羅斯福認為：東北亞是俄國、中國和日本的事，美國在這里介入將一無所獲，因為這里已超出美國的力量極限，因而不應在此美國投入戰略力量。
引力加體重，人能跳的高度也就定了。找到了世界大國的戰略底線和極限，也就知道哪里是我們中國的戰略張力的底線和極限。戰略目標如果超出了國家能力，那結果是自己所獲便是打倒自己的原因，這是歷史上所有的帝國無一成功的原因。所以國家戰略目標不能制定得太遠。
在我想將這些血寫的經驗總結出來，為未來中國參與世界治理時寫一部世界政治的《資治通鑒》。由此得出的論斷就是：“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亡于世界性擴張。”
海權研究和實踐西方一直占據著優先地位，在這方面中國有些學者“言必稱希臘”，對中國海權發展不太自信。但我在研究中國的海權時發現，如果我們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看問題，就會看出中國海權有足以讓西方刮目相看的優勢。
我們知道，印度洋是世界工業資源儲量最豐富的地區。西方為了獲得工業礦產和能源，它必須建立漫長的通往印度洋和波斯灣島嶼鏈。而中國不同于遠離印度洋的西方海權國家。
遠道而來的西方海權國家在印度洋只能靠占領島嶼而存在，目前我們能讀到的海權理論提供的都是這樣的視角。但中國并不是這樣的遠在千里的國家，而是臨近印度洋的亞洲最大的國家：它背靠可稱作全球戰略制高點的昆侖山，放眼世界面積最大的海域，東接太平洋，南近印度洋，居昆侖觀兩洋為周邊，盡占地利優勢，這樣的地緣政治形勢在世界各國中是絕無僅有的。
為什么要海權？海權本質上是為了從全球的范圍來解決國家工業資源問題，而中國東接世界最富有活力的新興東亞市場，西接世界的工業資源聚集在印度洋，東面的財源和西面的能源離我國很近。既如此，我們就沒必要建立美國那樣的漫長島嶼鏈。這就大大減輕了我們海軍的負擔。海軍是用于為國家爭資源的。如果資源就在我們家門口，那我們就沒有必要建立西方那樣的長線海上作戰力量。
印度洋從而中亞是歷史上所有帝國墳墓，英帝國覆滅于此，美帝國也衰落于此，蘇聯更是沒過阿富汗就解體了。所以，勝者在短地，誰離資源近，誰就擁有可持續的戰力。而印度洋恰恰就在我們家門口，因此，中國不需要帝國式的擴張。由此看，與英美國家相比，中國推進海權事業比西方海權國家更有地緣政治優勢。
航空母艦是國家體現其制海能力的重要標志，在這方面西方國家長期占據優勢，這也是我們一些學者在海權問題上不自信的原因之一。但我們也要看到，航空母艦的只有在遠海作戰才能顯示其海上作戰優勢，在導彈可以飽和覆蓋的大陸近海，航母優勢就會大打折扣，因為大陸本身就是個超大的“航空母艦”。這些發現有利于我們在解決臺灣問題時打破了對西方海權迷信，建立起我們實現祖國統一的信心。
至于地緣政治，在這方面，中國也有西方國家不可比擬的優勢。
歐洲地緣政治的特點是從中間小、四周大，這種地緣政治結構最不利于歐洲的穩定；中國這邊正好相反，是中間大、四周小，這種地緣政治結構有利于亞洲穩定。
歐洲的地緣政治結構有利于英國的長期控制，而亞洲的地緣政治結構卻不利于日本右翼的野心，那他們最希望的就是中國大陸出現歐洲式的破碎——正是歐洲大陸的破碎才確立了英國的霸主地位。所以，如果日本不放棄它的“大東亞”舊夢的話，它與中國的矛盾就是不可調和的結構性的矛盾。相反，在雅爾塔體系框架國，中國和美國是有許多可以合作的領域。
基于上述研究成果，結合中國國情和地緣政治特點，我對中國未來外交布局提出五條建議，這就是：國內保政權，國家保主權，周邊保格局，全球穩利益，世界保和平。
國內保政權。我們要走向世界，這沒有問題，但不管走多遠，但是切記我們的人民軍隊第一要義是保衛黨中央。唐玄宗時高仙芝打得很遠，打到了帕米爾。這可以理解，當時西面有“黑衣大食”，北面有突厥兩種力量壓唐朝。當時有作戰力的軍事力量都拉得很遠。與此同時，長安的衛戍力量就薄弱了。中樞空虛，唐玄宗只能盡力安撫安祿山，可安祿山不買賬，發動了“安史之亂”，把唐玄宗從長安趕到四川。這時朝廷有戰斗力的部隊都拉得太遠，無力回救。
“安史之亂”后，唐朝開始衰落。這個教訓我們今天也要牢記：我們不能得魚忘筌，不管走得多遠，保衛黨中央保衛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政權是我們最重要的任務。
國家保主權，周邊保格局。當前保主權的主要任務是實現祖國統一。在此前提下，我們要經營好中國的周邊。其中的關鍵是維護以中國為重心的亞洲特有的中間大、周邊小的地緣政治格局。這種格局對亞洲和平是有利。與此相反，歐洲中間小四周大的格局就容易爆發戰爭。兩次世界大戰爆發源頭就是歐洲。
全球護利益。國家的力量永遠是有限的，在我們力量極限之外的遠方，就應當用政治和友誼的方式來維護。這就是《尚書》所說的“柔遠能邇”，意思是用懷柔遠方可以使其親近。毛澤東時期我們修的“坦贊鐵路”就使非洲人民記住了中國人民的友誼，并在中國最需要的時候將中華人民共和國迎入聯合國。
最后是世界保和平。今天的美帝國統治權從昨天的金融壟斷資本集團轉到軍工壟斷資本集團手里。特朗普上任后，軍工訂單飆升，而軍工生產的出路只能是戰爭。如果說昨天世界動蕩是美國金融資本集團的需要，那么今天的美國軍工資本集團需要的就不是一般的動蕩，而是大規模的世界戰爭——只有戰爭才能使軍工產品迅速形成利潤。
與此相反，我們中國是為民生服務的實體經濟生產，這種經濟生產的利潤形成周期較長，因而它需要的是和平環境。這樣，世界和平就成了今天美國的“敵人”；同理，世界和平就成了我們必須高舉的大旗。保衛和平，就是保衛中國的發展，當然也是保衛世界的發展。和平對中國和世界來說日益珍貴，而對美帝國來說則成了利潤增長的障礙。
總之，服務于“兩個一百年”的偉大目標是我理論的明確指向。這就是，在第一個百年中我們必須解決臺灣問題。臺灣問題解決以后，沿中國東部的海域南北連貫了起來，到那時原有的“北海”“東海”“南海”中涉及中國主權海域就會連貫為“西太平洋中國海”的概念。在這一區域，中國沿海還會出現第二次改革開放熱潮。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拉動了中國內地的發展，那么，下次則會拉動西太平洋的東亞國家的整體發展；這一地區的國家和人民將會率先體驗到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帶來的有別了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新文明。2019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文表示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示范區，此舉意義非常深遠。
1935年10月，毛澤東在《昆侖》一詞中對未來世界有過“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設想。1958年12月21日，毛澤東在批注中說：“昆侖，主題思想是反對帝國主義，不是別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國，改為一截還東國。忘記了日本人是不對的。這樣，英、美、日都涉及了。別的解釋，不合實際。”
顯然，兩岸統一后，包括東亞國家將會更多地分享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年即2049年，東亞的共享經驗就可以進一步西移至印度洋。
今天，中國人民正在進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我希望未來的中國人民牢牢建立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在中國強大起來后，不要再重復帝國主義的擴張道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保證我們的中國長治久安。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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