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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分析重大戰略問題上中國內部都存在哪些不同的立場與態度，明白應該依靠誰、不依靠誰，應該警惕防備誰，哪些人是推動力量，哪些人可能成為阻力，這應該成為一項基礎性的工作。

人們經常講，美國不是鐵板一塊。應該承認，這話確實很有道理，對于我們全面和深入地認識美國很有幫助。但我們的認識僅僅停留在這樣的層次還很不夠，在如此這般認識美國的同時，我們還應本著反躬自省的精神回頭看看自己。如果我們在這樣講話的同時，回頭看看，中國是不是也這個樣子呢？這才是更應該值得思考的大問題。

 

其實，中國歷來都不是鐵板一塊，即便在毛澤東時代都是這樣，現如今的中國更是這樣。我們經常講中華民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目標，所謂“共同”者，只是屬于多數人之“共同”，而并非屬于全部中國人，即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的目標，也有人認同有人不認同，只不過認同者是大多數，不認同者是很少數。

 

所以，認真分析重大戰略問題上中國內部都存在哪些不同的立場與態度，明白應該依靠誰、不依靠誰，應該警惕防備誰，哪些人是推動力量，哪些人可能成為阻力，這應該成為一項基礎性的工作。

 

從這一基本邏輯出發，對于已經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中美“戰略競爭”，我們就既要知道其發起者美國方面的設計與打算，同時也應該知道這個東西在中國國內所發生的作用以及引起的反響，直白地說，就是由此將帶來怎樣的分化與裂變，對此必須做到心中有數才行。

 

竊以為，隨著中美“戰略競爭”的展開與深入，將催化中國社會加劇和加速如下幾個方面的分化與裂變：

 

其一，加劇資本經濟體系的撕裂

 

人們經常看到，每逢中美關系出現波動，都相應地要帶動資本出現一定程度的驚慌，什么資金外流人員外逃啦，生產轉移啦，富豪跑路啦，等等。這里所謂資本，當然主要是指資本主義意義上的資本，中國的國有或國家資本不可能這樣。

 

資本上述的流動自然要帶來生產經營關系的巨大變化，相應的就是以這種資本為核心一個巨大經濟體系的裂變。改革開放以來，以上述這種類別的資本為核心，在中國發展形成了一個相當龐大的資本經濟體系，成為現代中國十分重要的生產方式與社會存在。這一資本經濟體系既是中國現代國民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也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有密切的聯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其全球鏈條上的一個環節。

 

也正因其如此，所以中國現代資本經濟體系必然要飽受國際政治關系的沖擊，其雨雪陰晴同國際政治氣候緊密呼應，同中美關系的現狀嚴格對應。當中美兩國的國家關系總體上相向而行的時候，中國的資本經濟體系就會很平穩、很安順，當中美關系矛盾迭起、沖突不斷和日漸走向對峙對立的時候，這一經濟體系就將被攪動得寢食難安，就要變得慌不擇路。中美兩國都在對其施加強大力量，在兩方面巨大拉力的作用之下，必然要出現相應分化與撕裂。

 

在目前的中美關系下，中國資本經濟體系還只是出現了分化分裂的一些跡象，許多人以為這是暫時的現象，或者希望如此。但遺憾的是，隨著中美“戰略競爭”向縱深推進，裂痕必將日漸加大加深，最后的結果就是要發生撕裂，這個資本經濟體系一部分可能要留在中國，另外一部分就要要跑到外面去了，具體體現在中美關系上就是所謂的“脫鉤”。其它方面具體的分裂分化情況，要視情況不同而有不同的表達和表現方式。

 

不管怎樣，由中美“戰略競爭”所催化促成之中國資本經濟體系的分裂，將成為中國內部因中美關系變化而分化分裂的重要一個方面。

 

其二，加大社會群體分化的力度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越到重大關頭越是這樣。中美“戰略競爭”全面展開并向縱深推進，不但要求世界各國必須站隊表態，也將迫使中國社會各階層和各類人群也必須表明自己的立場與態度。中美之間博弈斗爭越激烈，這樣的情形就越嚴重，屆時，中國社會內部不同陣線的邊界與分野就將十分清楚。

 

如果中美兩國戰略攤牌的話，則中國將照舊如同歷史上曾經發生的那樣，要分裂成如下幾個派別：

 

一是主戰派

 

堅持反霸斗爭，主張針鋒相對、通過斗爭和反擊來解決問題，絕不綏靖妥協。這是大多數人中國的主張，因而也是大眾的呼聲、人民的呼聲，也是中華民族的呼聲。堅持這樣主張的人在中國歷來被稱為主戰派，今后也不例外。這一派人多力量大，任何時候都是中國的主流，都代表歷史的正確方向，未來還將是這樣，對此我們有充分的信心。

 

二是主和派

 

這個派別以妥協綏靖為基本主張，認定媾和比沖突好，堅持通過談判與妥協退讓解決問題，認為只要能通過外交斡旋來簽署一紙協議，那就一定要比訴諸戰爭強，哪怕付出多大的代價都在所不惜。至于主權與核心利益，他們從不為這類說辭所動，因為在這些人心中，還有比這些東西更直接、更重要的利益訴求。

 

持這一主張的中國人不多，其中起骨干與支撐最作用的是大資本家、社會精英及頂尖人士，簡單地說，就是有錢人居多。所以，雖然人數較少，但力量與能量卻相當大。

 

三是投降派

 

在西方的戰略攻勢面前，一些人中國人要放棄抵抗，主張中國應該聽從霸權集團的處置與安排，完全按照西方的旨意行事。這樣的主張事實上等于是繳槍投降，所以不管他們本身是否認可，他們都屬于貨真價值、童叟無欺的投降派。

 

這一派在中國屬于極少數，其骨干是那些親美親西方精英人士，這些人本來就已經高度西方，且自身同西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利益鏈條早已深深地嵌入到西方體系當中，他們一直主張與推動中國同西方“融合融入”，實現“一體化”，歷來對西方不設防。所以，他們不會承認自己是投降派，而要把所作所為在理論與價值上闡述得十分高尚，將其說成是奔向光明、走向文明和實現發展進步的捷徑。

 

四是帶路黨

 

這是一個漢奸和第五縱隊團伙，這個團伙可能并沒有什么政治主張，也很難構成一個派別，但在當今中國確實一個不可忽視的群體，其規模數量不可低估，他們為西方所驅使，為霸權當戰略向導，打頭陣、當先鋒，干著為虎作倀的罪惡勾當。

 

當然，上述幾個派別只是中美“戰略競爭”這一巨大外力拉動的下中國社會分化的大致框架，實際情形將更加復雜，而且派別之間也并非界限清晰、壁壘分明，而是存在嚴重的交叉混雜。

 

其三，加深政治立場與思想價值的對峙與斗爭

 

社會內部分化裂變必然引發多重動蕩與紛爭，其中突出的是政治立場和思想價值領域的斗爭將風起云涌，展示其樹欲靜而風不止的必由邏輯，主要有如下表現：

 

一是政治派別之爭

 

政治派別之爭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將圍繞不同的戰略主題而展開。圍繞中美“戰略競爭”，各種不同立場、不同主張的人分劃成不同的陣營，彼此之間進行激烈的斗爭，其目的指向中國政治走向的主導權，其實質則是階級和級斗爭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

 

我們認為，是否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這是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在今天的中國也是這樣，所謂的派別斗爭，說到底，不過是階級斗爭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現在，一些中國人用所謂“多元”社會的概念來描摹今天的中國社會，似乎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超越階級社會一般，其實可憐。

 

今天的中國社會仍然是階級社會，只不過具體表現形式與以往有很大不同而已。在此基礎上，階級斗爭的表現形式也有所不同，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就是在中美“戰略競爭”的問題上表現為強烈的派別斗爭，這是新時期中國階級斗爭的新形式、新表達。

 

二是思想價值對立

 

任何政治集團都需要尋找對自己有用和有利的思想工具和理論邏輯，以此攻擊和打壓不同的意見和主張，任何所謂“不爭論”或者將其“平息”的企圖都無濟于事、勞而無功。圍繞中美“戰略競爭”而進行的政治派別之爭也是這樣，不同意見主張之間必然要產生嚴重的思想價值對立，互相進行激烈的攻訐。

 

比如主和派將主戰派同“憤青”劃等號，說什么“自古以來就是憤青誤國”，并系統地論述“中國‘憤青’現象為何千年不絕”（參見筆者2016年文章《為歷史與現實的“主戰”正名》），在學術上將主戰派污名化，將其打翻在地。他們還將愛國主義同什么民粹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歸為一類，引申為封閉保守的代名詞，說什么“外交不能為民意所綁架”（見《外交不能為民意所綁架》一文），危言聳聽地說“民意綁架外交可能產生災難性后果”，將外交和民意對立起來，以此否決主戰派占中國人口大多數這一天然優勢，而主戰派則將主和派與投降派混為一談，并且很多時候還一概斥之為漢奸第五縱隊，經常犯打擊面過寬、過“左”的毛病。

 

這里面讓人饒有興趣的是所謂“公知”，這個群體往往成為焦點熱點，但認真說來，“公知”并不能構成一個政治派別，因為可以稱為“公知”的人其實什么派別都有，其中有主和派，有投降派，有漢奸帶路黨，甚至也有主戰派，也就是說，不同政治面貌的“公知”都客觀存在，對此不可一概而論。由此可知，有人標榜自己是什么“建制派”，未免就純屬扯淡了。

 

三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面臨挑戰

 

戰略斗爭考驗國家與民族的集體行動能力，一個四分五裂的國家或者一盤散沙的民族難免要成為泥足巨人，這是基本的戰略常識，所以當年的毛澤東主席才說，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彌補武器等等缺陷的補救條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戰爭困難的前提。

 

現在，圍繞中美“戰略競爭”，很多人矚意于中國的GDP，矚意于中國現代化武器裝備，甚至矚意于加大核武器數量。筆者并非認為這有什么不對，但認為僅僅這樣卻很不夠、很偏頗。事實上，當今中國的戰略實力究竟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還要取決于國家與民族的凝聚力與向心力。

 

上述分化裂變以及由此而來的紛爭對峙顯然構成凝聚力與向心力的破壞性因素，這些東西給中國增強行之有效和行之有用的戰略實力帶來破壞性的挑戰，但這又是難以杜絕和避免的事情。

 

所以，核心與關鍵，在于各派別在中國社會中的占比大小，在中國政治結構中的分量輕重，如果主戰成分最大化，相應地，主和與投降、帶路就矮化、弱化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就走強壯大，反之，如果低調綏靖論調沸反盈天，就有可能出現某種大難臨頭各自飛的混亂場面。古今中外這樣的經驗與教訓比比皆是。

 

總之，中美“戰略競爭”加劇中國內部的分化裂變，這是必然的現象。但人們對此也不必膽戰心驚，這個事情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既不能因此驚慌，也不能不以為然，而是要有充分的精神準備，積極應對，拿出具體的應對辦法，做出必要的社會設計與政治安排，甚至還應制訂應急處理預案 ，做到有備無患，對內對外都一概是這樣。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淮左徐郎本尊”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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