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亂、暴力、破壞……兩個月來，一群群“黑衣人”在香港循環上演著這樣的景象，他們打砸縱火、地鐵堵門、圍毆游客和記者……更讓人們痛心的是，當這些“黑衣人”摘下口罩時，他們的臉上還透著尚未褪去的稚氣。“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有什么樣的教科書，就會有什么樣的年輕一代，就會有什么樣的國家和未來。”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石歐說，教科書是一種極其特殊的文本，教科書是國家意志、文化傳統和學科發展水平的體現，是實現培養目標的基本手段。但遺憾的是，目前香港的教材與內地并沒有形成“對接”。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顧敏康近日在媒體上撰文指出，香港的通識課教材缺乏監管，通識教育自2009年始，各版本課本無須送審。部分持反對派立場的老師就參與了課本編寫工作。

再看看來自新華社和《北京晚報》的報道《法院首次詳細披露！新疆問題教材危害有多嚴重？》《新疆問題教材竟使用長達13年 荒謬至極！》。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新疆的暴力恐怖事件為何屢禁不絕？其原因之一就是以沙塔爾·沙吾提為首的分裂國家犯罪集團，以突出“地方特色、本民族特色、體現本民族歷史文化”為幌子，將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極端等內容編入少數民族語言教材，在新疆印發近2500余萬冊，面向232萬名維吾爾族在校學生及數萬名教育工作者，使用時間長達13年之久。在上述教材影響下，阿不都沙拉木·阿不都外力、木太力甫·庫爾班等人（均已判刑）參與實施了烏魯木齊“7·5”打砸搶燒嚴重暴力犯罪活動；阿布力孜·熱西提（已判刑）參與實施了“4·30”烏魯木齊市火車南站暴力恐怖犯罪活動；阿提坎木·肉孜（已判刑）參加中央民族大學原教師伊力哈木·吐赫提為首的分裂國家犯罪集團并成為其骨干。

“教材是一塊‘肥肉’，出版商在每個省都安排專門人員甚至團隊跑關系，使出各種手段對相關領導進行公關，想盡辦法為自己的教材攻城略地。”西部某省教育廳的一位工作人員透露說。北京一位資深教材出版人士也坦言，僅中小學教材一項，每年市場規模就高達３００億元。每一次教材更換，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割。“金錢開路，左右地方教育部門選用教材”，是教材出版界的潛規則。“一家出版社在某省的代理商，為把教材打進某市，一次拿出２０多萬元給當地教育部門，結果該地區教育部門領導不顧教育部不許中途更換教材版本的指令，一個學期內就把一至九年級的某主科教材版本全部換成了代理商推銷的教材版本。”教育部西南基礎教育課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周安平說，一些地方教育部門隨意調整已經選定或正在使用的教材，教材選用委員會權威得不到保障，部門或個人從中撈取好處。

鄭淵潔在輔導小孫女學習的時候，對語文教材提出了質疑態度，于是把小學階段的所有語文課本都找出來讀了一遍，內容讓他大吃一驚，說“簡直是誤人子弟”；對課本主編監守自盜，將自己的作品塞進課本，認為他們的“吃相很難看”。

從二年級上冊開始，負面形象常常選用中國人的故事，正面形象則選用外國人。到了二年級下冊，課本里開始瘋狂出現大量外國人好人好事的文章，中國人在里面的形象，基本就是《一分鐘》里貪睡不守時的元元，《藍樹葉》里自私小氣的形象。小學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語文課本，中國人好的形象在哪？只有在一年級上冊里的古人司馬光和曹沖里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