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7日晚，我接到李雪峰伯伯和翟英阿姨的兒子李小雪大哥的微信，告知張樹藩叔叔的夫人李瑞英阿姨當天早上在北京復興醫院逝世，享年99歲。99歲的高齡，中國人古稱“白壽”，即添一為“百”之意。記得四月春暖花開之際，我們眾多太行二代剛剛滿懷悲痛地送走了黃鎮伯伯的夫人、一百零一歲的朱霖阿姨。連續數日，我夜不能眠。耳邊眼前時常出現李阿姨的音容笑貌。那是因為我的父母親劉建勛、陳舜英與張樹藩、李瑞英夫婦是幾十年的老戰友。他們都是李雪峰伯伯領導下的太行老戰士。中國人民在偉大的抗日戰爭期間，犧牲、傷亡總數約3480萬人。而遼縣（現左權縣）這個僅有7萬人的貧困山區小縣，竟有1萬余人在抗日戰爭和隨后的解放戰爭中英勇獻身。除了英雄的遼縣兒女之外，還有數不勝數來自五湖四海的華夏子孫都曾戰斗在這塊熱土之上。我覺得，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和懷念李瑞英阿姨這位“老太行”！
貧苦童養媳和大學生“陳大辮子”遼縣結緣
李瑞英阿姨小名“喜梅”。災荒年，父母帶著一家人從河北涉縣逃難來到遼縣。她1923年出生在粟城村，自幼家境貧寒，全家五人餓死、被賣、逃亡，只剩她一個人孤苦伶仃、小小年紀就當了童養媳。因備受煎熬，她曾兩次自殺未成。是共產黨和八路軍救了她。1938年8月，李瑞英阿姨參加了縣政府的八路軍婦女縫紉大隊。因為表現突出，她15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很快擔任了排長、大隊長，“統領著有一百多名戰士的隊伍”奮戰在太行之巔。抗戰期間，她曾先后擔任遼西縣婦救會主席、左權縣婦聯主任。我的母親陳舜英則是來自北平大學紡織系的高材生，靠獎學金和當家教，于1935年大學畢業后到太原西北毛紡廠任技師，與學姐、同事賈庭修一道堅持多年尋找地下黨組織。“七七事變”爆發前，中共北方局領導彭真親自找賈庭修和陳舜英談話，批準了她們的入黨申請。審批人是李大釗烈士的兒子李葆華(時任中共山西工作委員會委員，化名趙振聲)。二人隨后往石家莊，向中共平漢線省委宣傳部長兼直中特委書記李雪峰報到。李雪峰在一小旅館中與她們進行了認真的談話后，補行了正式的入黨手續。黨組織認定她們的入黨時間自1935年算起，無候補期。1937年9月下旬，日機連續三次對石家莊轟炸。遵照北方局的決定和周恩來的當面指示，中共平漢線省委由書記李菁玉和宣傳部長李雪峰率隊從石家莊撤出。李雪峰晚年回憶說：“進入太行山中創建太行根據地時僅有幾個人……和我同行的有楊秀峰夫婦、李菁玉、吳作民、陶魯笳、賈庭修、陳舜英等同志。”他們隨身攜帶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周恩來親筆寫給八路軍129師師長劉伯承的介紹信。經過五六天長途跋涉，這支隊伍于10月初的一天傍晚到達了陽泉南部的平定義井村，師政委張浩熱情接待了他們。129師劉、張首長對黨來自白區的這支力量非常重視，立即以他們為骨干組建了“正太鐵路工人游擊隊”，任命陶希晉為書記，馬次青為隊長。在游擊隊員中，除了有賈庭修和陳舜英外，還有朱璉(陶希晉的夫人)、陸鳳翔、吳作民、陶競華(陶希晉、陶魯笳的胞妹)等人和部分陽泉的鐵路工人。劉、張首長選派兩位老紅軍對他們進行了隊列、射擊、刺殺、投彈、爆破等軍事基礎科目的培訓，講解游擊戰術。張浩政委還親自給大家作形勢報告。十天軍訓結束后，從“犧盟會”領取的一百二十支步槍、彈藥也由幾只毛驢馱了回來。這批熱血青年從此拿起簡陋的武器，意氣風發地戰斗在巍巍太行山上。當時，剛成立的中共冀豫晉省委對外稱為129師編輯部，直接依靠的黨員僅30來人，加上太行周邊地區的黨員，總數也不過100多人。而到了八年后的1945年，“太行區已成為華北地區最為鞏固的根據地之一”(李雪峰語)。它位于晉冀魯豫邊區的腹心地帶，既是華北敵后抗戰的重要基地，也是黨中央所在地陜甘寧邊區的堅強屏障，面積達到8萬平方公里左右，人口約300萬。全區共有黨員8萬余人。1937年11月，129師師部和中共冀豫晉省委先后進駐遼縣西河頭村。當月，中共遼縣委員會成立，直屬省委領導。那時全縣黨員僅有幾個人，他們的公開身份都是犧盟會遼縣中心區的成員。賈庭修、陳舜英和陶競華三個女同志是犧盟會的協助員，專門“負責成立黨的組織與群眾組織”。她們訓練骨干、培養干部，深入農村組織自衛隊和農會，推行合理負擔，開展擴軍，改造縣區政權，建立黨組織，發動群眾粉碎敵人圍攻，在各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成績。當時遼縣還是閻錫山的舊政府，縣“主張公道團”也操縱在閻錫山的嫡系手中。賈庭修后來回憶說：由于“129師駐在遼縣，所以開辟工作很順利。我們接近師部及省委雪峰同志，所以在工作和學習上都得到直接的幫助，十個月的工作都很順利，錯誤也較少。”1938年2月19日，日寇的飛機首次轟炸遼縣縣城，炸毀了犧盟會機關，特派員李芝庭被炸犧牲。面對不少群眾缺乏思想準備的狀況，賈庭修、陳舜英和陶競華把個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跑來跑去地疏散群眾，不厭其煩地說服動員群眾趕快轉移隱蔽，一點沒有張慌失措的樣子。這給干部和群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鄉們都親切地稱呼賈庭修和陳舜英二人為大姐。因為陳舜英梳著大辮子，群眾就干脆稱呼她為“陳大辮子”。喊年紀小、個頭也小的陶競華“小陶”。史懷璧調離遼縣后，由陳舜英代理縣委書記。她之后在1938年2月—5月和1939年1月—3月，又兩次擔任縣委書記。她是我黨遼縣的第一任女縣委書記。后來，楊蘊玉、翟英兩位阿姨都曾擔任過該縣的女縣委書記。對那一批女共產黨員來說，雖然她們在遼縣工作的時間或長或短，但這里卻是她們真正融入工農大眾的原始點和踏上領導崗位的起跑線。太行的崇山峻嶺間、漳河的碧波秀水畔，留下了她們與父老鄉親們并肩戰斗的年輕身影。在她們的革命生涯中，都“機緣巧合”地在太行山上出現過多次精彩的交匯和同框，頗具時代特征和傳奇色彩，值得后人緬懷與追思。我的母親陳舜英從一個書香門第的大家閨秀和高等學府的高才生，能夠無怨無悔地踏上革命征途，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正是從她走向烽火連天的太行深處開始的。她在晚年坦承自己剛進根據地時，雖然沒有鬧過毛主席所說“麥苗、韭菜分不清”的笑話，但確也分不出油菜和雞冠花的區別。正是在黨的教育、培養下，在太行人民的養育、保護下，她在戰勝敵人的同時，戰勝自我，戰勝病魔，終于在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上，逐漸鍛煉成長為一名堅強的共產黨員和成熟的領導干部。太行根據地的斗爭經歷給她留下了終身不滅的印跡，讓她始終保持了對太行老區群眾的尊重和關愛。值得一提的是，自1941年7月至1945年8月近五年間，八路軍前方總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都曾在有“晉疆鎖鑰、山西屏障”之稱的遼縣麻田鎮駐扎。遼縣也因此成為我黨領導華北地區抗日戰爭的大本營，是當時根據地有名的“實驗縣”、“中心縣”，被譽為太行山上的“小延安”。因為父母親晚年身體不好、行動不便，我多次代表他們前去看望張叔叔和李阿姨。父母親過世數年后，張叔叔也走了。李阿姨時不常地會給我打電話：“小強，我夜里又夢見你爸、你媽啦！來看看我吧！”在我的眼里，“喜梅”（李瑞英）阿姨與其他太行的阿姨們，如翟英、“大楊”（楊蘊玉）、朱霖、賈于慈、師德清、范承秀、高惠如、劉韻、趙靜、冀雨、宋立、杜蘭、馬琳等人相比，自有特色，而且棱角分明，甚至還稍顯“另類”。翟英阿姨得知我的女兒赴日留學，就像對待自己的孫輩似的，再三再四地叮囑我道：“告訴她學成后一定要回來報效祖國”；“大楊”阿姨見面就一臉歉意地提及當年因為擦槍走火，差一點打傷父親的往事，讓我非常尷尬；朱霖和賈于慈等阿姨是進門就一把將我拉到身邊聊天，仿佛我還是個小孩子；趙靜阿姨聽說有的干部子弟違法判刑，半夜三更特意打電話提醒我千萬不要學他們；師德清、范承秀和劉韻等阿姨則為父母親賦詩題詞或撰寫長文（信）。其中，師德清阿姨特別令人感動。她在晚年克服萬難，與幾位阿姨共同努力。由她嘔心瀝血主編了50余萬字的《烽火太行半邊天》，于2005年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發行，留下了真實的歷史，也留下了人們的念想。這些阿姨都是太行巾幗英雄譜系的璀璨群星，都是中華民族炎黃子孫的優秀代表！而乍看上去，李瑞英阿姨仿佛只是現代都市樓群里一位居委會的普通老太，殊不知，她曾經就是當年令敵人聞風喪膽、讓群眾誠心擁戴的“老八路”。走進李瑞英阿姨在前三門的窄小家里，陳設簡單、干凈整潔。一望便知：老人依舊保留了山西人特有的生活習慣。記得那是在2015年的12月8日，我看望并采訪了92歲的耄耋老人李瑞英阿姨。雖然她對近事有的記憶不清了，但一提起往事，卻是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我剛參加革命不久，縣委（對外稱戰地總動員實施委員會，簡稱動委會）的同志們來鎮里開展抗日宣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陳舜英和賈庭修，她們穿的還是從城市帶來的舊旗袍。她倆和陶競華還到婦女識字班宣傳抗日道理，教我們唱抗日歌曲。打那時起，我就下定決心，要做像她們那樣的共產黨員。
入黨時，我就說了一句話：‘為了民族解放！為了婦女解放！’……”
段存章曾是《人民日報》的高級記者，也是中科院新聞研究生院新聞系的教授。他在《喜梅姐回鄉記》一文中寫道：
“抗戰八年，李喜梅冒著生命危險，在條件極其惡劣的遼西，與日本鬼子、漢奸還有特務、叛徒，周旋較量了將近六個春秋。在那無數個日日夜夜里，她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正值百團大戰開始，她患了傷寒病、瘧疾、疥瘡三種病，沒有藥就找陳谷草點火烤……在一次轉移時，雙目突然失明，危險呀！……”
“我能夠活到現在，一是黨的領導，二是靠群眾，與老百姓打成一片，老百姓是我們的父母，他們是我們的兄弟姐妹，那個時候脫離群眾，非死不可！”
這可是一位老共產黨員、老工農干部發自肺腑的至理名言啊！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共產黨任何時候都絕不能夠脫離人民群眾！
南下河南后的李瑞英阿姨也是好樣的
那時“縣委決定抄土匪的老窩。李瑞英主動請纓，騎著高頭大馬，腰挎手槍，帶著通訊員，率領一百余名工作隊員，全副武裝，浩浩蕩蕩開進龍王廟土匪窩……她根據太行山對敵斗爭的經驗，制定了‘擒賊先擒王’的剿匪方案。她以南下區級干部為骨干分片領導，一百多名隊員男女搭配，三人一組。經過一個多月的訪貧問苦，扎根串連，發動群眾，掌握了土匪活動的情況，很快擒拿住一名罪大惡極的土匪頭子，游街示眾，大振人心……”“1950年春天，她代表息縣縣委光榮地出席了河南省的第一次黨代會、第一次人代會、第一次農代會和第一次婦代會。”功績斐然，實不多見！上世紀50年代中期，李瑞英阿姨擔任信陽地區婦聯主任兼黨組書記。她勇敢揭露了商城縣上報日產6000噸鋼的謊言。在及時發現信陽縣某鄉“水稻畝產萬斤”純屬虛構之后，她又據理力爭，堅決要求上級給當地群眾返還了21萬斤糧食。（引自《烽火太行半邊天》，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烽火巾幗——左權抗日根據地史料叢書》，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后來參加省委黨校組織的“整風”期間，李瑞英阿姨受到了批斗，夫妻二人被扣上張李反黨聯盟的帽子，但她仍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她不寫檢查，就派人替她寫；她不同意將不實之詞的揭發材料印成文件，就說她態度不好，在1000多人的大會上斗爭她，并給她作了犯有嚴重右傾錯誤的結論，撤銷了信陽專區婦聯主任、黨組書記的職務。”（引自河南省黨史專家張林南著《河南的‘反右傾’運動和繼續‘大躍進’》，詳見《河南‘大躍進’運動》一書，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出版）在回憶中，文化程度不高的李瑞英阿姨用樸實直白的話語告訴我：
“河南省委在1959年的‘反右傾’中，打擊、批判了一大批干部。如新鄉的耿起昌、洛陽的王慧智等人，在信陽主要就是我們兩口子。先是在鄭州的省委黨校批斗我們。這與省委秘書長戴某某有很大關系……為了自己的名譽、地位，為了出風頭、出成績，他組織人在大會上輪流發言說：‘河南形勢好，大豐收，群眾每天吃的是兩干一稀，吃得好、吃得飽……’ 我不認賬！也不怕！該怎么說還怎么說，堅持到底。我對他們說：‘我天天在農村，跟群眾在一起勞動，一塊吃住。餓死老百姓就是不行！我忘不了他們。讓我為了升官發財去胡說八道，我不干！’
后來又把我們弄回信陽繼續批斗，許多人都不敢接近我們了，最后連孩子們也受到牽連?？晌疫€是不怕。他們大會、小會地斗我們，把我整成了嚴重的神經官能癥，整宿、整宿地睡不著覺，老覺得頭頂上像壓著一塊大石頭似的。
是黨中央、毛主席發現了問題，派中監委的同志來信陽調查。最后，地委在專署大院召開大會，宣布給我們平反。中監委的同志在大會上表揚我們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號召說：‘大家應該向張樹藩、李瑞英兩口子學習!’
平反后的有一天，我突然一下子就覺得天藍了，太陽亮了，自己的頭也輕了，大石頭也沒有了！我高興極了，不住地用雙手拍著我的頭，大聲喊著：‘我好了！我好了！’
【李瑞英阿姨雙手拍頭，回憶平反后的激動心情。】
劉建勛同志調到河南工作后，給一大批在‘反右’、‘反潘楊王’和‘反右傾’中受打擊、批判、處分的各級干部和知識分子平了反。他善良、公正！這么多年來，我一直把他們夫婦的像擺在進門的桌子上。好讓自己進出門時，第一眼就能夠看到他們。
【李瑞英阿姨堅持要讓拍下她手捧父母親照片】
駐馬店地區成立后，我調任地區婦聯主任兼黨組書記，后曾任駐馬店地區革委會副主任、河南省革委會委員。到北京市后，我先后在東城區和西城區工作。離休前任西城區委街道部部長。
我這一輩子沒有昧良心！沒有對不起老百姓！沒有辦對不起群眾的事！”
張樹藩叔叔1918年出生在遼縣盤垴村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少年時因向地主作斗爭而以“共產黨罪”被捕，受盡酷刑折磨。1938年5月16日，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第二天即選到縣委機關做通信員。由于表現突出，兩個月后到二區委擔任組織委員，不久后連續兩任書記動搖脫逃，他臨危受命接任二區的區委書記。遼縣共有七個區，他先后在五個區擔任過區委書記。在二區，張叔叔發動群眾徹底改造了舊政權，建立起新政權。為此，群眾用投黃豆計票的選舉方式，選他為出席中共晉冀豫區第一次黨代會的代表。二區的經驗也在會上作為典型推廣，受到了區黨委書記李雪峰和北方局書記楊尚昆的表揚、肯定。楊尚昆稱贊二區為“最早奪取、掌握政權的區”。為了解決新生政權和部隊的生存發展，張叔叔開源節流兩手抓。首先成立了區合作社搞運輸，又組織開墾荒地、辦紡紗織布廠以解決供給問題。同時大力壓縮各種經費開支，干部每月只留1元零花錢，其余均作黨費上交。因為做到了干群一致、官兵一致，盡管生活艱苦，但大家都以苦為榮，干勁十足。1939年底，張叔叔調三區任書記。當時，八路軍129師司令部和八路軍總部都在此駐扎，這里成了特務破壞的重點目標。他們造謠投毒、暗殺抓捕，殘害抗日干部和群眾，甚至用美人計收買叛徒，妄圖加害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同志。雖然區里工作任務繁多，直接指揮的武裝僅有15人。但張樹藩積極配合129師除奸部，通過兩個多月的偵查，最終破獲了一起重大案件，確保了領導機關的安全。1941年6月，張叔叔到七區工作。這里是遼東的門戶，敵占區、游擊區、根據地各占三分之一，工作難度非常大。在他的領導下，區委大力開展對敵瓦解和情報工作，堅決組織針鋒相對的武裝斗爭，使形勢迅速好轉。他還創新地進行義務兵役制的實驗，對部隊的戰士試行半年或一年輪換，保證了擴軍任務的完成。這個經驗后在全縣推廣，效果很好。當年秋天，張叔叔擔任了左權縣委組織部長，培養出一大批干部。同時，他還根據上級的指示精神，對各級干部實行一、二、三線的配備。從而為大反攻做好了組織準備。僅在1947年8、9月間，太行區黨委就按照中央部署，抽調了1600名干部支援新區。而在此前后，也有許多太行干部奔赴了全國各地的敵后戰場。
【南下前，翟英（前排左3）、張樹藩（后排左2）與縣委同志們合影留念。前排左2為李瑞英。左權縣老區促進會 宋保明提供】
時任左權縣委書記的翟英阿姨和張樹藩分別率領兩批、共60多人隨大軍南下。張叔叔還擔任了南下干部支隊的中隊政治委員。他在途中參加大小戰斗難計其數，為全國解放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建國后，他歷任淮濱縣委書記、信陽地委委員兼第一副專員、地委副書記兼專員。1959年秋，當時的河南省委刮“浮夸風”、搞高征購，張樹藩冒著撤職、坐牢的危險，不僅沒有“反出一斤瞞產糧，又從國庫拿出700多萬”糧食發給遂平縣群眾，使該縣基本沒有死人。在“信陽事件”中，他被省委打成“嚴重右傾”，受到錯誤批斗。直到黨中央解決“信陽事件”后，才獲平反。事實上，張樹藩叔叔是河南省地市級領導干部中，向中南局和黨中央報告“信陽事件”的第一人，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就曾當面批駁了吳芝圃的推諉和撒謊，公開保護、支持了張叔叔。1961年1月18日，毛主席在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講話時說到：
“還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三級所有制，不懂共產風刮不得……死官僚和糊涂人，把壞事做盡。1959年有一個省，本來只有240億斤糧食，硬說有450億斤，多估了210億斤。出現了四高：高指標、高估產、高征購、高用糧，放開肚皮吃飯。”
毛主席說的這個省正是河南省，說的這件事正是河南省的“信陽事件”。后來，胡耀邦同志曾一針見血地評述“信陽事件”：“它是我黨建國以來重大政治事件之一。”
“1960年信陽事件暴露以后，對我感情上的刺激很大，入黨是為了救國救民！從來沒想過入黨以后，我們黨執政了，當權了，會給老百姓造成這么大的危害……共產黨執政以后，由于我們的錯誤給我們的人民造成了如此嚴重的災難，活著的人要永遠記住。這個教訓下一代的人以及下下一代的人都該吸取。”
“信陽事件”之后，原屬該地區的淮北有十個縣元氣大傷，長期吃返銷糧。河南省委為改變當地面貌，于1965年5月新成立了駐馬店地區，任命張樹藩叔叔為地委副書記兼專員。他與地委書記王大海叔叔精誠合作，率領全區廣大干部群眾戰天斗地。很快，駐馬店地區形勢大變。到1970年底，當地老百姓的吃飯問題不僅解決了，而且“糧、棉、油、豬”四項上交任務均在全省所有地區中排名第一。1966年7月，張叔叔奉調擔任北京市海淀區委書記兼區長，后歷任東城區委書記兼區革命委員會主任、區武裝部政委，北京市水產局局長，為首都的穩定和建設做出了貢獻。在此期間，他還先后當選為黨的“十一大”代表和北京市七屆人大代表。我當時在北京部隊當兵，曾利用出差之機去看過他們夫婦。他們就住在東城區的一個胡同的大雜院里，條件很差。時至今日，我還清晰記得張叔叔和李阿姨夫婦乘坐地鐵、公交車，輾轉來到南沙溝家中看望父母親的情景。四位老人各自用不同的方言、語調和語速共話當年、互訴情長。其時，張叔叔慢條斯理的山西話、李阿姨大嗓門兒的左權腔，加之父親的冀中式普通話、母親的標準京腔京韻，相互答言、此起彼伏、抑揚頓挫，好一派和諧共鳴的景象，既令人忍俊不禁，更讓人印象深刻！1983年張叔叔離休后，帶病撰寫回憶錄，終于在去世前五個月完成了《我對河南省信陽事件的回憶》的長篇文章，給歷史和后人留下了極其珍貴和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張樹藩叔叔遺作的復印件，細看可辨認他修改的筆跡。】
張叔叔的遺作《我對河南省信陽事件的回憶》原稿近一萬三千字。因種種原因，1999年某雜志在公開發表時刪去了四千三百余字。以致多年來，黨史專業工作者和坊間愛好者們在研究或引述時，難以窺及全貌。同時，也使得人們對張叔叔和李阿姨的革命一生，知之不多，不能不說是件憾事。如果借用蒲松齡老先生的詩句，正可謂是“別來歲月曾多少？話到生平事每遺。”張叔叔走后，李阿姨受托，專門將他的有關文字、照片資料送給我一套。前些年，我也特意進行編輯整理，并發表在一些刊物上，總算是沒有辜負兩位老人的期望。
【2016年清明節前，作者為張樹藩叔叔掃墓】
1993年8月12日，張樹藩叔叔因患直腸癌在北京逝世，享年75歲。遵照遺愿，他的骨灰被送回一二九師師部和八路軍總部舊址——左權縣桐峪鎮的無名烈士陵園。這里安葬有八百余位八路軍指戰員的遺體，還有張叔叔的老領導和老戰友翟英阿姨、皇甫束玉、黃明叔叔等人的骨灰。革命先輩們的英靈必將永遠共同守望在這塊英雄的土地上。（引自張樹藩著《我在遼縣工作的回憶》和《張樹藩生平簡介》等文，均由左權縣老區促進會的宋保明提供）前些年的清明節前后，我們夫婦幾乎每年都會與李雪峰伯伯、翟英阿姨的孩子們，還有其他太行前輩的子女們，大家相約共同去左權、涉縣等處，為老一輩們掃墓祭奠、寄托哀思。我們看到了革命老區的面貌日新月異、越來越好；看到了紅色遺跡的保護不斷在上檔次、謀發展；看到了大批少先隊員、共青團員和共產黨員或宣誓或重溫……毛主席曾經說過：“只有講歷史才能說服人”；“看歷史，就會看到前途。”習近平總書記說得更加透徹精準：“不論發生過什么波折和曲折，不論出現過什么苦難和困難……歷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總結和吸取歷史教訓，目的是以史為鑒、更好前進。”
（作者系老一輩革命家、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勛之子；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