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權指出:“人民是水,我們是魚,水多了,魚也活躍了。抗戰,抗他個十年八年,只要日本鬼子愿意,我們可以奉陪到底。”
左權,中國工農紅軍和八路軍高級將領,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1942年5月,在指揮部隊掩護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機關突圍中不幸犧牲,年僅37歲。朱德在《吊左權同志》詩中寫道:“名將以身殉國家,愿拼熱血衛吾華。太行浩氣傳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1937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左權任副參謀長。左權細心、沉著、理智、負責、積極,體力、精力充沛,作戰經驗豐富,指揮能力強,是部隊參謀工作中難得的人才。
1938年2月,日軍進犯臨汾。當時,周恩來正在臨汾八路軍辦事處。21日,朱德、左權從臨汾率部奔府城(今安澤縣),準備向上黨盆地進發,創建與鞏固太行山根據地。這時,正值日軍進犯府城。朱德在左權的建議下,決定迎擊并拖住敵人,使臨汾的機關安全轉移。戰斗中,左權先是帶領戰士利用有利地勢有效打擊日軍,隨后帶領騎兵機智迂回、突襲日軍側翼,打退了日軍多次進攻。臨汾遭遇戰殲敵200余人。同時,由于奮力阻擊贏得了時間,使周恩來在臨汾的工作得以順利結束,并保證了府城至臨汾四五十個村莊的群眾安然脫險。羅瑞卿評述道:“1938年春,日寇進犯臨汾,與我總部遭遇,左參謀長躬身前哨偵察,側擊制勝,迄今軍中稱道不已。”
4月初,日軍在晉西南分9路進攻129師并妄想“圍殲”八路軍總部,摧毀太行山抗日根據地。按照部署,左權制定了變內線為外線、變被動為主動,在運動戰中打破日軍圍攻的戰略戰術。左權帶領部隊以急襲手段打擊主要一路日軍,在長樂村殲敵4000余人,收復遼縣(今左權縣)等18座縣城,使上百萬群眾從敵人極端殘暴統治下解放出來。長樂村戰斗是全國聞名的戰斗,為晉冀魯豫抗日解放區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左權高興地說,咱們軍隊和人民好比兩個拳頭,只要配合得好,日本鬼子就是有三頭六臂,也不愁不打它個稀巴爛!
1940年8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在關家垴戰斗中,彭德懷、左權的指揮所離前沿陣地很近。危急關頭,左權請彭德懷轉移到安全地帶,自己留下守候在電話機旁,臨危不懼。當他正在閱讀作戰情報時,敵機從頭上呼嘯而過,炸彈爆炸,將指揮所的古廟后墻震塌,強大的氣浪還把廟頂掀掉一角。警衛員建議將指揮所后撤,左權掃視了一下剛被炸彈揭開的古廟“天窗”,俯身抓起一件衣服包住電話機命令說:“指揮所的同志全部向前推進,猶豫等于死亡!”然后他回過頭來嚴肅地告誡警衛員:“一個指揮員怎么能考慮個人安危,戰士們離不開我們,他們在浴血苦戰啊!”
李達曾回憶:“我親眼看到左權副參謀長,時常廢寢忘食,運籌帷幄;冒著槍林彈雨,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指揮部隊勇猛殺敵。為了勝利,歷盡千辛萬苦,使我永生難忘。”
左權是“兩桿子”——槍桿子、筆桿子都過硬,是既有豐富作戰經驗又有深厚理論修養的優秀軍事家。左權之所以能有力地指揮部隊不斷取得勝利,同他的深厚軍事理論修養密不可分。他曾經就讀于黃埔軍校、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是學歷最高的八路軍將領之一。毛澤東曾贊揚他:“左權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這個人硬是個‘兩桿子’都硬的將才啊!”
無論軍務多么繁忙,左權總是擠出時間讀書,十余年如一日。他的閱讀范圍很廣,除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文電指示和著作外,還有俄文版《列寧全集》《蘇聯紅軍叢書》,德國的《論新戰術》、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等。對曾國藩、左宗棠的文集,他亦經常閱讀、研究。由于他知識淵博,在觀察與分析形勢時,能高屋建瓴、抓住關鍵。他給干部講課、作報告,能旁征博引,談笑風生,引人入勝。他曾與劉伯承合譯《蘇聯工農紅軍的步兵戰斗條令》,1941年《前線》雜志連續刊載了第一部。1942年,八路軍總部發布命令,將此譯著作為步兵戰術基本教材,并指出:“今后本軍關于現代步兵戰術的研究,均應以此為藍本。”
左權軍事理論根基深厚,但從不好為人師。劉伯承、鄧小平曾回憶道:左權“曾以譯文囑伯承核對,偶有改動處,必細心研究之。其誨人不倦與自修虛心如此!”劉伯承經常向身邊工作人員說:“我在語文上有兩位老師,中文請教小平同志,俄文請教左權同志。”
左權在華北敵后5年,憑著極高的政治熱情和驚人的革命毅力,著譯20余萬字,極大促進了八路軍軍事理論建設。周恩來稱他為:我黨當之無愧的“一個有理論修養,同時有實踐經驗的軍事家”。
左權是八路軍的高級指揮員,但他平易近人,在士兵中間素有“貼心人”之稱。他特別關心戰士的進步,總是抓住對戰士進行教育的機會,是戰士的好“先生”。
左權對1937年4月來到他身邊的警衛員景伯承,從關心生活、工作入手,進而幫助其學習和思想進步。一次,景伯承突然病倒,發著高燒,迷迷糊糊睡著了。醒來一看,左權正坐在床邊用手撫摸著他的額頭。見他醒來,左權關切地詢問,并安排衛士長端來可口飯菜。首長的關懷,使景伯承感激萬分。景伯承有時想家,左權適時開導:想家很正常。打日本,就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家,有家就有國,有國也有家。想了,可以寫信回去問候,告訴家里自己在打日本侵略者,保衛家鄉救中國!在左權的幫助下,景伯承進步非常快。
一次,左權去看望一位從延安新調來司令部的科長。左權問長問短,發現床上只有一條被子,并沒有墊被。過后,左權親自詢問供給部門得知,墊被已分光,只能以后有了再補發。回到駐地,左權立即讓警衛員把自己的一床棉被送給那位科長。當警衛員問他自己用什么時,左權指著床上又薄又窄的被褥說:“我有這條夠了。太熱,也不好。快把棉被送去!”警衛員知道左權的脾氣,執拗不過,只好把棉被送了過去。
總部四科科長林海云從1937年至1940年都和左權朝夕相處。組織決定調他去晉冀魯豫邊區政府做經濟工作,他想不通。左權找他談心說:“我們活著的人想起死去了的先烈,心里就難過。你我都一樣,沒有權利對黨交給的任務挑挑剔剔。作為一名革命者,特別是共產黨員,應該時刻準備著,服從黨的事業的需要,直到自己停止呼吸。”經過左權的耐心幫助,林海云思想疙瘩解開,去了地方工作。
抗日戰爭是人民戰爭,作戰的勝利離不開人民的有力支持。左權時刻不忘群眾、關心群眾安危。
1941年夏,左權率部進駐漳河兩岸,帶領軍民開荒種地,把荒灘變成“聚寶盆”。與此同時,群眾也開展了生產自救運動。左權指出:“人民是水,我們是魚,水多了,魚也活躍了。抗戰,抗他個十年八年,只要日本鬼子愿意,我們可以奉陪到底。”
1942年1月,左權在遼縣麻田召開警備部隊連以上干部會議,作《關于財經問題》報告。他掰著手指頭從衣服、鞋子算到小米、蘿卜、山藥蛋,從槍炮、子彈算到鉛筆、茶葉、紙張。他說,這些開支都是老百姓給我們解決的,老百姓也很窮,每一點東西都來之不易。
1942年2月,八路軍總部從麻田轉移。在彭德懷、羅瑞卿等人先行撤走后,左權指揮警備連殿后。他在自己很危險的情況下,還心系群眾安危,指著一處山頭叮囑警備連連長:“那里有老百姓,敵人不上來便罷,要是上來,你們就展開麻雀戰,絕不能讓鬼子糟害老百姓。”最后幫助當地百姓安全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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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黨建網微平臺”,原載《學習時報》2019年7月22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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