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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克思主義哲學告訴我們，物質運動的存在形式是時間和空間。要認清某個事物，觀察的時間越長、空間越大，越有利。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的講話中，在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時，就是把社會主義運動放在世界范圍內和它的全部歷史過程來觀察的，其中包括歐洲空想社會主義的產生和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列寧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并實踐社會主義，蘇聯模式的逐步形成，新中國成立后對社會主義的探索和實踐，開創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六個時間段，前后跨度50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這篇講話中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并強調“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而是堅持、改革、發展的關系，不能相互否定。[1]總結和研究新中國歷史經驗，應當理直氣壯地把它們聯系和貫通起來。

　　 現在，一方面新中國已經走過70年歷史，使我們有了能在較長時間段里總結和研究新中國歷史經驗的客觀條件。另一方面，黨的十八大后，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使我們有了站在新中國70年螺旋式上升運動中更高一級螺旋的高度，能通盤審視過去70年歷史、貫通總結和研究這70年歷史的主觀條件。在這種條件下，我們更應當注重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經驗貫通起來總結的方法。如何把新中國70年歷史經驗貫通起來總結和研究，是一個無比重大而嚴肅的課題，用一篇或幾篇文章不可能講全面講深刻的。但為了說明這種總結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以采用舉例的方式。我在這里所要舉的例子，概括起來可以用上下、“左”右、長短、多少、虛實、表里、快慢、革守這16個字形容。

一、所謂上與下，是指處理上級與下級、中央與地方等的關系

　　毛澤東1956年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就談到過正確處理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黨和非黨的關系。后來的實踐一再說明，國家發展得順利與否，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這些關系處理得是否恰當。改革開放前，有過權力過于集中的情況，也有過該集中的權力集中不夠的情況。改革開放后，吸取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教訓，著力解決權力過于集中的問題，在政治上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政分開；經濟上推進經濟體制改革，實行放權讓利，對發揚民主、克服官僚主義、調動各方面積極性、搞活經濟，都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與此同時，也帶來了權力過于分散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的問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比較普遍，有時甚至比較嚴重。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繼續堅持發揚民主、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同時，突出強調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切實防止出現群龍無首、一盤散沙、民族隔閡、相互掣肘、內耗嚴重等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關鍵是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2]“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3]“我國人民民主與西方所謂的‘憲政’本質上是不同的。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4]這些論述，就是貫通總結新中國70年歷史經驗而作出的結論。

二、所謂“左”與右，是指處理帶全局性問題時出現的“左”與右兩種傾向的關系

　　劉少奇在新中國成立之初說過，領導就像開汽車，方向盤不可能一點不偏，關鍵在于發現偏向要及時調整，不要讓偏向過大。毛澤東也提出，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遺憾的是，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有些事明明已經很“左”了，還要堅持反右，結果導致“左”的傾向進一步發展，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害。例如，1959年開展“反右傾”斗爭，1974年開展“批林批孔”運動，都是典型事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吸取了過去的教訓，重點糾正“左”的錯誤，同時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等右的傾向也沒有視而不見，提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黨的十八大后，黨中央多次強調“要高度重視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并實事求是地提出了各領域存在的主要傾向。例如，在體制改革的問題上，明確反對把改革開放定義為往西方的“憲政”和“普世價值”的方向改，強調“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我們不能邯鄲學步”。[5]在意識形態問題上，強調對于重大原則，“不要躲躲閃閃、含糊其辭”，“不當紳士，不做‘騎墻派’和‘看風派’，不能搞愛惜羽毛那一套”，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劍”，“要增強陣地意識”，“堅持黨性原則”。[6]在黨風建設問題上，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防止精神上的軟骨病，提出“現在的主要傾向不是嚴了，而是失之于寬、失之于軟。”[7]這些都說明，在反傾向的問題上，我們黨注意總結和汲取新中國成立以來各個歷史時期的經驗教訓，切實做到了從實際出發，分類指導，有什么傾向反對什么傾向，切實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不再把反對某種主要傾向凝固化和擴大化。

三、所謂長與短，是指處理人民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與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初期，面對舊中國積貧積弱的狀態，是先重點發展輕工業、農業，在較快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時，為今后重點發展重工業準備條件好呢？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把有限的資金、物資、人才集中用于工業化建設，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雖然慢一些，但為今后大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好呢？如何抉擇，就涉及人民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權衡。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中國剛成立時，鑒于當時資金、物資、技術極度匱乏的實際，一度決定先實行一段新民主主義政策，以便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重點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為今后重點發展重工業積累條件。但是，當美帝國主義出兵侵略朝鮮，對我國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使優先發展重工業變得十分迫切，而蘇聯又表示要全面援助我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一五”計劃建設時，黨中央及時調整了方針，決定立即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并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在實施優先發展重工業戰略的過程中，我們黨汲取了蘇聯長期忽視農業、輕工業的教訓，提出“工業與農業同時并舉”，“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的方針，在計劃安排上強調以農、輕、重為序，為國民經濟打下了良好基礎。然而，由于種種原因，農業、輕工業的發展與重工業相比，總體還是顯得比例失調、過于滯后。改革開放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啟動改革，調整政策，使農業、輕工業、服務業有了較快發展，人民生活也在前30年打下的工業基礎上得到顯著提高。但這時又遇到基本建設、物價改革和民生的矛盾，出現了要求財政既要多發工資、獎金，又要對各地建設項目普遍加大投資力度的急躁情緒。對此，陳云提出了“一要吃飯，二要建設”的原則。所謂“吃飯”，是指民生，即人民的眼前利益；所謂建設，是指基本建設、物價改革這些關系人民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事。

　　黨的十八大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結合新時代的實際，在處理發展、改革與民生的問題上，進一步總結了以往的經驗教訓，一方面提出并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推動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為人民群眾生活改善打下更加雄厚的基礎；另一方面，提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既堅持改革，又把保障民生作為底線；既不斷做大“蛋糕”，又努力把“蛋糕”分好，從而比較好地解決了涉及人民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矛盾的問題。

四、所謂多與少，是指處理人口大多數與少數群體之間相互利益的關系

　　我們黨從來是把爭取、捍衛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作為自己奮斗的出發點和歸宿的，同時，一向主張對各方面利益要統籌兼顧。在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毛澤東一方面批評“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主張，另一方面沒有采取蘇聯對私人工商業一律沒收的辦法，而是創造性地實行了贖買政策，在公私合營后讓資本家拿定息。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力水平出發，針對過去平均主義、“大鍋飯”現象比較普遍的傾向，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和“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以及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允許和鼓勵技術、管理、資本參與分配，調動了各方面積極性，加快了經濟社會發展。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國有資產流失和分配不公、收入差距懸殊等現象。進入21世紀后，黨中央針對這種情況，將“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逐漸改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既重視效率也重視公平，把公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有效調節高收入”。

　　黨的十八大把“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定義之中，把“收入分配差距縮小”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新要求之一。十八大閉幕后，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一次面對中外記者時就宣布，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對民族、對人民、對黨的一個重要責任，就是努力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他反復強調：“我國社會歷來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觀念。我們要在不斷發展的基礎上盡量把社會公平正義的事情做好。”[8]“我們不能做超越階段的事情，但也不是說在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面就無所作為，而是要根據現有條件把能做的事情盡量做起來，積小勝為大勝，不斷朝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前進。”[9]在黨中央不懈努力下，城鄉居民收入增速超過了經濟增速，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減少了8000萬人，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4%以下，目前正在實施精準扶貧，確保2020年基本實現農村的全部脫貧。

五、所謂虛與實，是指處理思想、政治、文化等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的關系

　　我們黨歷來重視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新中國成立以來，毛澤東一再強調思想和政治是統帥、是靈魂，政治工作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精神可以變物質等，對物質文明建設起到了促進作用。然而，后來又發生了強調思想、政治過頭的情況，直至發展到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的程度，使大量工作、生產、科研時間被用來搞“空對空”的“政治學習”，嚴重妨礙了物質文明建設。改革開放后，吸取了過去的經驗，把黨和國家工作重心重新轉回到經濟建設上。但與此同時，又出現忽視思想、政治的傾向，導致抓物質文明一手硬，抓精神文明一手軟；有人甚至提出“對經濟領域犯罪問題看得過重會妨礙經濟建設”等等錯誤觀點。有鑒于此，鄧小平提出“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總書記深入總結這方面成功與失誤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前提下，強調要高度重視對中華文化、傳統美德、共產主義理想信念、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宣傳教育。2014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國曾經有過政治掛帥、搞‘階級斗爭為綱’的時期，那是錯誤的。但是，我們也不能說政治就不講了、少講了，共產黨不講政治還叫共產黨嗎？”在黨的十九大上，他突出強調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問題，要求把這些同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一起，納入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方略之中，從而進一步加強了對西方意識形態滲透的防范。

六、所謂表與里，是指處理黨和政府治國的政策、策略與黨和國家發展方向、重大戰略、基本理論之間的關系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戰略和策略都對頭，所以起步階段總體順利。但后來出現了急躁冒進的情緒，在生產力上提出“超英趕美”，在生產關系上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結果欲速不達，使社會主義事業遭受嚴重挫折。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們黨正確分析了國情，認為我國尚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并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決策，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時又有人跑出來，宣揚“共產主義遙遙無期”“改革無所謂社會主義方向資本主義方向”“私有制最符合人性” “國有企業晚賣不如早賣”“在紀律上要給干部松綁”等等論調。對此，鄧小平強調：“我們干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么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10]陳云也指出：“我們搞社會主義，一定要抵制和清除這些丑惡的思想和行為，要動員和組織全黨和社會的力量，以除惡務盡的精神，同這種現象進行堅決的斗爭。”[11]

　　黨的十八大后，我們黨更加注意把黨的奮斗目標、基本理論與現行政策加以區別，不因堅持遠大理想而對執行現行政策稍微懈怠，也不因執行現行政策而對遠大理想、基本理論有任何松動。習近平總書記提醒大家要防止干超越階段的事，同時反復強調：“我們的改革開放是有方向、有立場、有原則的。我們當然要高舉改革旗幟，但我們的改革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不斷前進的改革。”[12]“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13]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問題上，他一方面強調，不能采取教條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強調，“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14]尤其針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過時了”“《資本論》過時了”等論調，鮮明指出：“這個說法是錯誤的……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15]在對待我們同資本主義國家關系的問題上，他也是一方面強調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是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另一方面強調，這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要深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調節能力，充分估計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軍事方面長期占據優勢的客觀現實，“認真做好兩種社會制度長期合作和斗爭的各方面準備”。[16]

七、所謂快與慢，是指處理經濟建設和各方面工作問題時要求過急與要求適度的關系

　　我們國家過去由于經濟落后，又長期處于帝國主義軍事威脅、貿易禁運、技術封鎖之中，所以從上到下總想把建設和各方面工作搞得快一些，結果往往急于求成。例如，1956年針對普遍存在的冒進情緒，提出反冒進，接著在1957年就來了個反“反冒進”，又在1958年輕率發動了“大躍進”，形成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共產風為標志的“左”傾錯誤，加上后來的自然災害，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這時，本來應當吸取教訓、糾正偏差，但1959年又發起“反右傾”斗爭，更加惡化了困難形勢。“文化大革命”期間，盡管形成政治沖擊經濟的局面，但在與“帝、修、反”搶時間、搶速度的口號下，仍然出現了職工人數、工資總額、糧食銷量“三突破”的問題。粉碎“四人幫”后，又提出要把被“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和造成的損失奪回來的口號，使急于求成的情緒再次滋長，催生了新的躍進高潮，加重了原本已經十分嚴重的重大比例失調狀況，只好再次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后來，在對待改革的問題上，有人又提出一些錯誤口號，導致事與愿違，引起群眾不滿。

　　黨的十八大后，黨中央認真總結和吸取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提出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要繼續摸著石頭過河，該試點的不要倉促推開，該深入研究后再推進的不要急于求成，“避免在時機尚不成熟、條件尚不具備的情況下一哄而上，欲速則不達。”[17]他強調汲取歷史經驗的重要性，指出：“出現一些失誤是難免的，但學費不能白付，要吃一塹長一智，舉一反三，避免同一種失誤一犯再犯。”[18]他的這些論述，為我們樹立了把改革開放前后歷史經驗貫通起來總結的示范。

八、所謂革與守，是指處理變革、革命、改革與堅守、繼承、穩定之間的關系

　　共產黨是干革命的政黨，馬克思說：“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19]但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看，打破舊秩序與建立和維護新秩序，對于社會進步具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革命有助于打破舊秩序，而穩定則有助于鞏固新秩序，使革命成果得以保存。毛澤東在1959年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事物的穩定和變革問題，說過一段非常富有哲理的話。他說：“保守和進步，穩定和變革，都是對立的統一，這也是兩重性。生物的代代相傳，就有而且必須有保守和進步的兩重性。稻種改良，新種比舊種好，這是進步，是變革……保守的一面，也有積極作用，可以使不斷變革中的植物、動物，在一定時期內相對固定起來，或者說相對地穩定起來，所以稻子改良了還是稻子，兒子比父親粗壯聰明了還是人。但是如果只有保守和穩定，沒有進步和變革一方面，植物和動物就沒有進化，就永遠停頓下來，不能發展了。”[20]在社會革命的問題上，道理同樣如此。歷史辯證法告訴我們，革命既是不間斷的，又是分階段的；既要用不間斷的革命推動社會進步，又要有相對穩定的時期鞏固革命的成果。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未能很好處理這對關系，甚至提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改革開放后，我們黨否定了這一理論。這時又有人打著“改革”的旗號，試圖全盤否定新中國過去29年的成就，甚至攻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使“改革滯后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大后，全面論述了改革與繼承的關系。他指出：“應該改又能改的堅決改，不應該改的堅決守住。”[21]“‘穩’也好，‘改’也好，是辯證統一、互為條件的。一靜一動，靜要有定力，動要有秩序。”[22]他要求共產黨員要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堅決頂住國內外敵對勢力讓我們黨改旗易幟、改名換姓的企圖。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他再次強調：“改什么、怎么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該改的、能改的我們堅決改，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23]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他又提醒廣大青年：“面對復雜的世界大變局，要明辨是非、恪守正道，不人云亦云、盲目跟風。”[24]這些論述，旗幟鮮明，擲地有聲，不僅是對新中國歷史中處理有關革命、改革與堅守、繼承這類關系的經驗總結，也是對社會主義國家解決這類問題的歷史經驗總結，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為了從歷史中更多地汲取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我們在總結新中國歷史經驗的工作中，應當更加自覺地站在新時代的高度，把新中國70年歷史貫通起來總結和研究，以求在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來。

參考文獻：

[1]（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求是》2019年第7期）

[2]（《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頁）

[3]（《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政治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頁）

[4]（同上書，第27-28頁）

[5]（《習近平關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頁）

[6]（《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5、27、30、41頁）

[7]（《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98頁）

[8]（《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553頁）

[9]（習近平：《深入理解新發展理念》，《求是》2019年第10期）

[1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54頁）

[11]（《陳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56頁）

[12]（《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頁）

[13]（《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64頁）

[14]（《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09頁）

[15]（《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81頁）

[16]（《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第117頁）

[17]（《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54頁）

[18]（《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論述摘編》，第329頁）

[1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27頁）

[20]（《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

[21]（《習近平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論述摘編》，第20頁）

[22]（《人民日報》2013年12月14日）

[23]（《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24]（《人民日報》2019年5月1日）

（來源：紅旗文稿；作者：朱佳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