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四）

點擊：作者：盧世源王今朝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11-22 09:49:24

1.webp (10).jpg

【編者按】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的說明》中指出，“澄清對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要澄清黨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離不開對經濟社會的認知。對經濟社會的認知不能從書本上來，而要從實踐中來，從人民群眾中來。本文提供了改革開放史的一個材料，作者盧世源系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這是從一個老工人的視角來敘述的，成文于十幾年前。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武漢大學經濟學系王今朝教授對該文進行了一些加工。限于作者、編者的能力，本文的敘述不一定完全正確，加工也不太完全，但它是鮮活的，有著類似馬克思著作的文風，特別適合當下中國需要，可作為有益的參考。全文5.2萬字，共六個部分。第一至三部分已發（可參見【相關閱讀】），此為第四部分。

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所有制基礎：公有制經濟為主，私有制經濟為輔

馬克思論證了公有制的必然性，這當然意味著公有制相對私有制的優越性。在具體的實踐中，私有制經濟卻并非一無是處。中國依然需要有一定的私有制經濟成分存在，甚至發展。然而，關鍵的問題是怎樣發展和發展到何種程度。

（一）我的“自白書”

我在文革中被打成“極右派三反分子”。坦白地說，革命群眾的揭發并非空穴來風。罪狀多得很，其中之一是說我“對社會主義現實嚴重不滿，為舊社會資產階級剝削評功擺好”。這是怎么一回事呢？這里需要介紹一下我所在企業的情況。我廠原為一家私營企業，19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改造，“進步”為公私合營，實則公方代表取代了廠內全部實權，私方靠邊站了。從此，“合營”前后進廠的職工同工不同酬，相對而言，前者高薪，后者低薪，工資收入差距一般在一倍以上。低薪者當然不滿，即使保留較高薪酬的職工，據我所知，其中大部分人還是懷念過去那個被資本家剝削的日子，因為那時除正式工資以外，還有其他相當可觀的收入，合營后都被取消了。我的一位師傅說，實際所得今不如昔，有一次他還私下向我“憶甜思苦”，這使我思想觸動很大。受此影響，我也難免產生剝削有功的思想。當然，我也決不是反黨和反社會主義。我衷心地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只是感覺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候，對于許多具體問題必須進行具體分析。這種感覺是那些很少思考的隨大流者和混在黨內的機會主義者很難有的。

正確的理論，只有在不發生畸變的實踐下，才能發揮真理的功效。記得解放初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在報上發表文章，論證社會主義優越性時，常常引用列寧的一句話，大意是，社會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是因為它有更高的生產率。后來引用頻率越來越低，直至諱莫如深，羞于啟齒。《鋼鐵是怎樣煉成的》記錄了保爾·柯察金發現了國有企業的低效率。我與柯察金有同感。我當時發現，現實社會實踐，從宏觀經濟政策到微觀企業管理，似乎都是在向著列寧指引的這一理論方向背道而馳；企業的封建官衙化傾向日益嚴重，人浮于事，工資凍結。1960年代上半期，報載在全國工業界推廣專業化企業結構改革，好不容易開始向著提高生產率的正確方向邁進，可不知什么原因中途夭折，無疾而終。也是在那時，毛澤東倡導的工業“鞍鋼憲法”，我認為其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即“兩參（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三結合（領導干部、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結合）”，是對中國應該建立的企業管理模式的絕好概括。聽說，日本有的企業曾拿去實驗，取得了積極效果。而在中國這項企業管理中難得一見的自主知識產權的原產地，盡管當時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指示似乎無人敢于違拗，但實際上，下面不少企業官僚都不買帳，陽奉陰違，有的連過場都懶得走一次。一些廠的領導對他的階級斗爭學說卻因為不得不辦，搞得轟轟烈烈，然而好事不去辦，壞事搶著干。我隱約感到，如此倒行逆施，中國很可能會成為當時世界科技日新月異、突飛猛進的大背景下，唯一生產率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的國家，特別是在農業領域。實踐背離列寧的理論，這種惡果必然要落實到每一個勞動者頭上，所以，盡管我們兢兢業業地工作，依然收入微薄，生活困苦。社會上相當大一部分群眾已流露不滿情緒。我不過是言多必失，禍從口出，因為當時廠內階級斗爭的需要，殺雞嚇猴，被廠領導抓了“典型”而已。當然，今天來看，我當時的觀點是一孔之見。階級斗爭的學說是科學的，還是正確的。如果我不認為階級斗爭學說是科學的，就不會寫這篇文章了。當然，在不同時期階級斗爭有不同的形式，但階級斗爭一刻也沒有消失。

早年從書刊上看到，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于二十世紀初葉創建了世界上第一條生產流水線。這位大資產階級的杰出代表，與他同時代的資本家敲骨吸髓的做法不同，在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對企業勞工的工資福利予以較好的關照，因而在本企業內有效緩和了當時社會上普遍嚴重存在的階級矛盾。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他的一次演講中，高度贊賞這種“福特模式”的企業經營管理理念，并極力推薦。舊中國企業界一部分“先知先覺”者效法之，也取得了勞資雙方皆較滿意的結果。我所在企業的原私營業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對于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來說，沒有永恒的主義信仰，只有永恒的利益。社會主義國有工廠的勞動者名義上是企業主人，卻拿著低工資；在私營企業打工，處于被雇傭地位，遭到資本家剝削，反能取得較高薪酬。假使名與利不可得兼，你將何去何從？民以食為天，錢少難生活，舍名而取利也。兩害相權取其輕，實屬無可奈何的選擇。當然，可能從國家的角度看，低工資、低消費才能高積累、高投資、高發展。計劃經濟時期，壓低工資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我們的一些頂級的科學家幾十年如一日，以微薄的工資為國家在奉獻著。我們一些小民也不是因為收入不高而造反，只是有些怨言而已。然而，一旦開始改革開放，富裕成為社會公德，那就麻煩了。

如果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都是按照所謂“福特模式”運營，勞工安于現狀，不思反抗剝削，人類社會上還可能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嗎？那就難了。在一定程度上，20世紀80年代后的美國依靠經濟、技術、制度從世界各地的掠奪在國家層面上重復了福特模式，這就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看起來相當繁榮穩定了，讓列寧的帝國主義垂死論似乎不靈了。在20世紀的中國，像敝廠原私營業主這樣“福特式”思想開明的資本家鳳毛麟角，企業并不多見。今天，最著名的超越了福特的中國企業家或許非任正非、曹德旺莫屬了。但他們還是屬于少數。孫中山先生階級合作的理想，實在遺憾得很，在中國難以實現。世界上，資本主義在其生產力還沒有高度發達之前，勞資間的階級斗爭，也是普遍存在的。雙方只有經過長期持續不斷的反復較量，找到利益的平衡點，或者得到外來（不義）之財，這種斗爭才可能逐漸緩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電影正片之前，先放映當時的記錄片《新聞簡報》，銀幕上日本工人手挽手地在大街上運動，罷工示威。原來，當時每年春秋兩季，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等三大工會組織，都要聯合起來展開提高工資等要求的斗爭。根據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蟹工船》，真實反映了該國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時期勞工的困苦境況，以及遭到資方勾結官府鎮壓的情形。美國1960年代影片《社會中堅》，故事情節也類似。中國在任何一種主義——不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要是社會經濟制度以私有制為主，大多數勞動者也難以幸免于這種遭遇。

建國初期，勞動群眾接受社會主義理論宣傳，主要是對這種經濟制度免除了資產階級剝削、可能改善生活充滿了希望。但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在一些群眾那里，變得事與愿違，從而產生了社會主義信仰危機。1958年“大躍進”后，社會上流行一句口頭禪：“報紙上的話能信嗎？”這是對官方不實事求是的宣傳產生了條件反射，人們開始“懷疑一切”了。我廠書記在大會上作報告，也遵照上級口徑解釋，從來不承認主觀錯誤。最典型的例子，發生三年饑荒，說成是“自然災害”造成的。自然災害的因素當然有，但從經濟上看，還是經濟增速目標過大、倒逼投資過大、再逼消費過少導致的。有數據顯示，大躍進時期，中國投資率達到40%，比幾年前的20%增長了一倍。在當時中國農業還不發達的情況下，就只有壓縮人們的口糧了。再加上“共產風”等因素，饑荒就必然生成了。毛主席當年很快發現，采取了降指標、壓空氣的措施，才控制了局面。社會主義并不如理論上說得那么美好，原因何在呢？于是人們私下議論開了。我的看法是，一個基本的原因是，社會主義實踐收之桑榆，免除了剝削，卻失之東隅，效益缺失比比皆是。例如本廠門衛部門，私營時代只有兩三個人，國有化之后，保衛科屬下人員不斷膨脹，足以組成一個加強排。招致廣大工人群眾強烈不滿的低工資政策，乃是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得不償失的必然產物。但其所失之處，并非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痼疾，而是“擇術”不當，人為主觀因素造成。我發現，當時的中國，提高生產率有巨大潛在空間。例如，本廠是一家中型印染企業，花樣設計室有三十六人，其中不乏“北門學士”，濫竽充數之輩。全國此類人員又有多少呢？各地印染廠既然統屬國有，何不專業化集中精干力量于一室，各廠分散選擇圖案使用，如此，設計人員總數可減去十之八九，大大提高效率。我的社會主義經濟學ABC知識，從關注生產率開始。

既要革除剝削，又欲提高效率，兩者可以兼得嗎？國有企業過去的實踐檢驗似乎表明，難以辦到。我曾經認為，這就是真理，客觀經濟規律。低效率自然導致低工資。當年我可能在不經意間，向人們流露過懷疑社會主義前途的悲觀論調，后在政治運動中被揭發，人證俱在，抵賴不了。輿論應當一律，我卻唱了反調。因而革命群眾斥我為“極右派”，駐廠局領導和廠黨委共同研究后，鄭重其事，決定將我這個反面人物樹為“批判典型”，反社會主義言論打印成鉛字材料，毒草示眾，以儆效尤。沒料到時過境遷，左右易位，現在社會上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言行，也時尚起來。但我反而一改以前，從右轉到左，堅決主張公有制，又成為另類。按照十八大前某些人劃定的標準，應當劃為“極左派”。這次不用他人代勞，自覺地先扣上帽子，當作靶子，歡迎批判。對于這些人而言，極左派主要標志是，仍然念念不忘將主義、原則、階級、剝削、方向和路線之類詞語，掛在嘴邊，與他們自封的主流理論當然是格格不入了。十八大之后，這些人才逐漸隱去。在我接近80歲的時候，我才人生第一次與主流一致起來。

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勞動生產率的論斷難道錯了嗎？這個問題長期來時斷時續地縈繞在我的腦際，揮之不去，終難忘懷。從理論上分析，對于勞動者來說，企業利潤的大頭，即剩余價值的主要部分被資本家拿去，顯然不是一種有利于自己的好的社會分配模式，但若選擇沒有剝削的公有制企業，為何感受似乎更糟？我逐漸發現，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之所以不成功，問題的癥結不在公有制的產權，而在“擇術”，即制定和實行的政策上。

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由于社會普遍文化水平低，在企業層面，少見領導者出臺促進生產力發展、有利于經濟良性運行的正確決策，相反，違背經濟規律的瞎指揮，則屢見不鮮。獨斷專行，自以為是，不容置疑，遑論接受反對意見了。比如，中央提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原指望“綱舉目張”，帶動經濟發展，在實踐中，卻往往適得其反，持續不斷地窩里斗，嚴重破壞了正常生產秩序。肇禍在人，在于執行，歸咎于“制”，歸罪于“政”，真是豈有此理！分明改弦易轍，修正即可。而在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一些重量級學者爭先恐后地否定計劃經濟，豈不滑稽了？否定計劃經濟不是不可以，而是必須對癥下藥，辯證否定。我們的學者是否真地懂得辯證法呢？是否真地了解中國國情呢？是不是就是在重大理論問題上道聽途說、人云亦云呢？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屬于史無前例的新生事物，世界上沒有成功經驗可資借鑒，所以，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實乃不得已而為之，權宜之計，豈是上策？因此，仍將難以避免走彎路，可能重蹈事倍功半之覆轍。上述看法當然并非我老粗獨有，但依然未能得到人們普遍重視和認同。改革開放后的相當一個時期內，社會上的主流觀點是：事倍功半、效益低下的主要根源在于公有制經濟制度痼疾作祟；解決之道，就是要大幅度降低其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比率，只在某些特定部門少量保留。市場經濟沒有“性別”之分，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理論，完全可拿來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不必另起爐灶，創立自己的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有的老學者雖然指出西方經濟學具有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性質，但語焉不詳，而且認為既然中國要搞市場經濟，那么，西方經濟學就可以借鑒。在這種借鑒論的影響之下，中國大學堂而皇之地就把西方經濟學作為專業基礎課來設置了。這就使得中國的發展模式有點趨于東施效顰了。磨刀不誤砍柴工。中國經濟制度到底應走哪條路，在這一重大問題上，有必要爭論一番。我長期自感是個形影相吊的持不同政見者，與普通意見相反，我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自己的特性，它必須以公有制企業為主要的供給主體。這主要不是為了符合意識形態的規范要求，而是入時隨俗，著意于功利。

（一）以公有制為主要的供給主體是維護社會公正的需要。

現在，上層人士一再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國民經濟持續和快速發展，必須以社會穩定為前提條件。但穩定的基礎是什么？社會長期不公正情況下的穩定靠得住么？世界上有的國家經濟難以持久順利地發展，一遇風吹草動，例如遭遇金融危機，社會就動亂起來，而且再難穩定下來，根源就在于該國民眾感覺社會不公，人心思亂，而不是思治，與統治者的主觀愿望相反。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只要社會不公，就存在著隱患，矛盾長期累積到一定程度，動亂就難免發生。那么，如果中國國民經濟以私有制為主持續下去，能夠實現穩定嗎？這樣看來，中央只有制定和執行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政策，才是長治久安的可靠保證。

我學識淺薄，生平接觸理論書籍尤少，所以談不上多少抽象的大道理，只能以親身經歷和見聞，實例述評。撿起陳年芝麻，先講一個故事。

1955年，即中國的私營工商業還占國民經濟絕大多數比例的年代，我還是一個失學少年。為了謀生，報名參加當時的基本建設——修筑鐵路路基。每天挑著近百斤重的土擔，在幾米高的斜坡上不間斷地穿梭上下，八小時下來，累得筋疲力盡，日工資一元二角。苦力同事中，有一位年逾半百的老者，工余閑談時告訴我，他原是一家私營運輸社的汽車司機，幾個月前這家運輸社勞資雙方發生經濟糾紛，勞方要求增加工資，資方拒絕。政府有關部門聞訊派員介入調解，但工人們認為其調解方案偏袒老板，不愿接受，一時間鬧成僵局。這位老司機是工人代表，他聽從同事們的意見據理力爭，而不肯按官方調解人的要求去做工人們說服工作，向資本家妥協讓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局外人難以判斷，也無關緊要。問題在于：調解官員為了盡快平息此事，以保持市面穩定，經濟正常運行，不惜采取壓服手段，將他開除，懲一警百。這位代表的飯碗，因維護本階級兄弟的經濟權益而被打破，憤懣之情，溢于言表。我當時聽了大惑不解。那些年，官方媒體上連篇累牘的報道，宣傳革命時期共產黨如何關心和支持勞工大眾并領導他們向舊社會的壓迫階級和剝削階級作斗爭。各種文藝作品里，工人領袖絕對是正面英雄人物，但眼前的這位在同資本家的爭執尚未解決之際，冷不防被作為調解人的官方越俎代庖地炒了魷魚。名實相反，匪夷所思。幾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毛主席講五湖四海非常英明，但革命隊伍里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普遍存在。對此如果不加重視，一塊壞肉可以壞了整鍋湯。

馬克思有句名言：“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任何階級中的人物，他的行為都受制于這一唯物主義法則，那些腐化變質的，或者并無實質改造，或者無法跟上時代的領導人也不例外。恩格斯也說，不能指望從人的“美好情操”中，而只能從人對現實利益的追求中去尋找人的行為邏輯。地方官員需要依靠發展經濟來顯示政績，以保持祿位謀求升遷。在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私有制經濟社會，資本家才是他們的“衣食父母”，真正的主子。為了吸引外來投資，必須改善投資環境。怎樣改善呢？其中采用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壓制勞動者的權益，這簡直就是某些地方官員創造政績的不二法門。環顧全國，少有例外。當一個地區的私有制經濟起主導作用，財政收入的大頭或全部都將依靠私營企業稅收，那么各種政府行為都將服務于資本利益，直至聽命于它。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官員的“美好情操”、主義信仰還能堅持嗎？思想意識必然“移情別戀”，后果則是同廣大勞動者離心離德。這種情況如果普遍發生而不加以扭轉的話，黨就會失去民心了。

其實，中央并不缺乏維護勞工權益的相關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往往遭遇“腸梗阻”，政令難以通行。有的地方，當地官員為了開拓稅源，甚至默許一些廠家存在嚴重的違法現象。武漢郊縣某鎮曾經有一家“奴隸工廠”，誘騙不知情的外地打工者進廠，打工者工作與生活遭到非人待遇，沒有工資，失去人身自由。多年來當地盡人皆知此事。后來有苦工逃往異地報警，有關部門派人前來查處，詢問該鎮一位書記，他的回答頗耐人尋味。據報載，他是這么說的：我們也不是不知道這個廠的情況，但要是管了，它就會停工關門，這樣一來，銀行貸款本息無法收回，稅收也沒有了，所以下不了整治的決心。像這樣的存在“包身工”的私營企業，雖然只是少數地區的個別現象，但這位鎮書記透露的心態，在他的各地同僚中卻可能相當普遍。有的人雖然沒有像他一樣，良心被狗子叼走了，但在需要維護各方權益的序列中，勞動者一般是排在最末位，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是弱勢群體。生活中人之共性，吃柿子擇軟的。

八小時工作制，對勞動者來說，曾是半個多世紀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之一，被改革開放后形成的內外資私有企業堅持了多少呢？這些企業以低工資為手段，迫使工人超時工作，健康長期遭到損害。時至21世紀初，仍見報載南方某地一私企，工資計時每小時竟然低于一元，一青年女工不得不與同伴一樣每天干十多個鐘頭，終于過度勞累而死，此乃一個典型例子。勞動者因工作中毒、傷亡等事故而與資方發生糾紛、沖突，大多數情況下，地方當局權勢者往往借調解之名，行偏袒企業主和壓服打工仔（妹）之實。

有報紙文章指出，“分析現代社會制度構成，從中可以發現，一個社會集團力量的大小并不取決于其人數多少，而主要在于其組織結構；而組織程度的高低，又與集團成員的經濟狀況密切相關。組織的力量顯然比分散的力量強大，如果社會集團與政權相結合，那么這個組織的力量將更為強大。而且，組織的力量與分散的人群在信息資源的分享上也嚴重不對稱，因而分散一方的人群就可能成為有財力支持的社會集團組織力量一方欺壓、盤剝和奴役的對象。”

舉一個例子。某地T商云集，其中一家對待雇員特別刻薄，拒付加班工資，還有其他一些虐待情況。工人們不堪忍受，紛紛離去，另覓廠家，但他們被T商協會列入“黑名單”了，全被拒之廠外。因“黑名單”問題曝光，當地有關部門介入調查，據說將“依法處理”云云。其實，那個協會內的劣性企業以后只要不再張揚，干得隱蔽點，沒有被人抓住把柄，依然可以我行我素，能奈之何？飯碗控制在老板們手里。乖乖地忍受欺壓、盤剝和奴役吧，否則，讓你去喝西北風！

上述一類事例并非個別現象。早在1994年1月30日，《工人日報》發表長篇通訊《深圳百萬勞務工的呼喚》，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篇比較全面的反映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著陰暗面的文章，因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該作者認為，深圳百萬建設者在為特區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也遭到某些不平等、不公正對待。文中涉及該市一家工貿公司總經理兼黨委書記的問題，點了他的名。雖然，站在廣大勞動者、特別是那些從農村進城來的務工者立場上，他們會感到文章內容切中時弊、仗義執言、為民請命，但地方當局就不那么認為了，這不是在吹毛求疵、聳人聽聞、往舉世公認的政績上抹黑嗎？人以群分，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的科學論斷再一次得到了驗證。那位被點名老兄的行為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此類輿論監督若是任其繼續發展，許多在勞動群眾身遭不幸的工作與生活境遇問題上難辭其咎的“公仆”們，將人人自危，成為眾矢之的，苦心經營、無限寬松的投資環境也將遭到嚴重損害了。

這下子桶了馬蜂窩，那位權勢者代表以尊姓大名被誹謗為由，將登載該文的報社及作者告上法庭。該市一家區法院判決，責令被告賠禮道歉，并賠償原告50萬元“名譽損失費”。明碼標價，一個企業官僚的名譽就那么值錢；而一條死于工傷的人命，當時在大多數情況下幾萬元便可打發了事，只及這位有來頭人物“名損費”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從此，失職、瀆職官僚的大名都進了保險箱，除非法院判決或拘留公布，媒體噤若寒蟬，再也不敢妄自點名了，哪怕證據確鑿，事實昭彰，也以“某”字代之。而全面披露一個地區勞工的惡劣處境更成為禁忌，只能化整為零，顯示冰山一角。勞動者的“呼喚”，不論多么凄苦，都難以打動許多地方權勢者的鐵石心腸，更改善不了自身處境。事隔十年以后，如今情況怎樣了呢？例如，同深圳一樣，廣東東莞也是一個外來務工者密集的地方，出口創匯額之高，令中國其他市縣領導無不稱羨，力圖效法。但大煞風景的是，新聞披露該市一家醫院適應旺盛的社會需求，冒出了個“手傷科”。原來，私營五金工廠不愿花幾百元安裝機器防護裝置，以免降低工效；工人們因長時間疲勞工作頻頻發生工傷，上醫院登門求治者絡繹不絕。因工傷致殘的“手損”賠償費用，一般只有幾千元，約為上述那位打官司總經理“名損”的百分之一。市場行情因所損對象地位的不同而差別懸殊。無獨有偶，浙江也有個“切指城”，每年傷者成千。像有著腫瘤醫院、傳染病醫院存在一樣，該城市成立一家手傷專門醫院，條件顯然已經成熟了。也是2004年的一則新聞，福建晉江一家私營企業老板，竟然肆無忌憚地將一名無辜的青年女工隨意關進囚籠，與狼狗為伴。保護名譽隱私權“惠”及這位長得瘦小的可憐受害者，其代名為“小不點”。投資環境“優化”到了什么程度，可見一斑。

中國不乏憂國恤民的政治家，也明察秋毫深知下情，所以，不斷提出一些方針政策，如加強法制，執政為民，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等等，乃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防患于未然。可是，在中華大地上，有一股力量情不自禁地反向而行，這就是代表資本或者資本自身的力量。資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沒有阻礙的情況下，總是向薄弱處下手。實現目的之手段，常見的有：壓低勞動薪酬，延長工作時間，減少防護設施費用的支出等。另外也有一股力量，即公權力的力量被少數人拿來助紂為虐。這些少數人雖然人數少，但能量大。在資本家漠視國家的有關勞動法規，侵犯與損害勞動者權益的事件中，經常可以看到地方當局有關部門的官員充當幫兇的角色。這一社會現象其實不難理解。社會存在決定思想意識，思想意識左右行為傾向。地方官員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同其政績的具體表現——當地的GDP經濟增長直接關聯，而推動經濟增長主要仰賴資本家投資。于是，地方官成了投資富豪的公仆，情有獨鐘，格外熱乎，至于廣大勞動者對自己的利益既無倚重作用，又愛上訪找麻煩，當然嫌之、避之，唯恐不及了。

中國勞動力除了極少高技能者外，數量大大供過于求。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私有企業中雇主和被雇員工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這主要表現在后者缺乏討價還價的自由空間，少有協商回旋的余地。打工者的薪酬往往與他們工作和勞動產生的價值無關，老板是“一言堂”主，他說了算。只要這種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嚴重失衡的情況繼續長期存在，私有資本和地方權力建立在利益相互依靠基礎上的結合牢不可破，那么，在這兩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下就不會有該有的社會公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采礦業。有資料披露，2000年前后全世界每年死于礦難的人數是1.5萬左右，我國就占了1萬。其主要原因是我國私營小礦遍地開花，數量眾多，而不少國有大礦被它們擠壓，生產經營條件惡化，所占總量中比率下降，因而礦業百萬噸死亡率大大抬高。私人承包的礦山安全設施普遍投入費用很少，工人每天繁重勞動十幾個小時，月薪一般只有1000多元，甚至幾百元，礦主經營每年便可賺上幾十萬、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如此豐盈的肥水，豈可流入外人田？于是當地官府中的權勢者莫不與老板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中央政策以人為本，整治力度不可謂不大，但也不可能解決礦難頻繁傷亡率高這一根本問題。由于勞動力充裕而廉價，礦主采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即落后生產力方式更加有利可圖，一方面支付較低的工資，另一方面在資本投入（安全設施，機械化裝備等）方面嚴重不足。不少礦主賺了錢就買豪宅貴車，驕奢淫逸。當地環境則變得糟糕：地下掏空，地面沉陷污染。老百姓生活狀況依舊，當地生產力到頭來也沒有提升。“有水快流”、“發展經濟”、“快速致富”，這是當初私營小礦失控、到處開辦時打的旗號，結果代價竟然如此沉重。現在迷途知返，有的地方政府痛定思痛，嚴令關閉此類私礦，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有利于維護社會公正局面。假使有人認為，這是“否定”改革開放，“倒退”走回頭路，他是在代表誰的利益發言？

2004年5月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的一次節目中披露，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溫州地區有幾百家小礦石加工廠，車間內粉塵彌漫飛揚，勞動者都是外來民工，在沒有任何防塵設施的環境中工作，干不了幾年，便患上了矽肺病，失去勞動力，被一腳踢出廠外。病患者生計無著，欲訴諸法律，要求廠主賠償自己因工受到的損害。當地有關各職能部門似乎早有默契，相互推諉，不予辦理立案。那些患者沒人能討回公道，他們無錢醫治，欲哭無淚，只能坐以待斃。人之初，性本善，利相近，義相遠。各地公仆們，在一個私有制經濟一統天下的社會里，要想保住自己的良心不被惡狗叼走，難得很啊！

資本的原始積累往往是非法的、卑劣的，甚至是血淋淋的！

管理和科技在不斷進步，企業可能相應地增加利潤，但勞動者卻很難分享應有的一杯羹，從而分配更加不公，社會各階層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也一步步拉大。這種發展趨勢，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馳。

某些人可能是賤性動物，不見棺材不落淚。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我曾看到一則新聞，一位臺灣商人當初投資七萬美元，在印度尼西亞開辦一家鞋廠，幾年功夫財富劇增至七百萬美元，盈利百倍，大賺特賺。但好景不長，危機一爆發，社會隨之動亂，秩序失去控制，該廠工人不滿于平日遭受的苛待，集會醞釀報復。他聞訊倉惶逃出該國，僥幸撿回一條命，可掙錢的產業完了。假使這位臺商東山再起，他會吸取教訓善待自己的雇工嗎？不大可能。因為資本在一個沒有制衡力量存在的社會上，很難改變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性。

20多年來，中國工人的權益保障程度遠遠未能同經濟的快速發展速度相適應，在許多打著“改革”幌子的地方，甚至成反比。基于機會不均等條件下產生的分配嚴重不公，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隱患顯然已經造成，為了長治久安必須設法消除。但中央任何矯正這一社會畸情的政令，常常會遭遇地方上陽奉陰違的抵制，難以執行。除非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法則失靈。頻繁地開展此類“專項整治”，可能改善和緩解于一時，終必無濟于事，作用于另類“黃宗羲定律”，反彈后勞工境遇將更惡化。近現代國內外史實證明，在私有制經濟社會工人階級欲維護自己的權益，只能依靠勞動者聯合起來斗爭，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這是階級社會里顛撲不破的真理。在中國呢？黨必須旗幟鮮明地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在私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廣大勞動者欲使自己的收入同國民經濟發展和企業效益相適應，而不是被動地任人擺布，就要像日本工人兄弟在1950至1960年代那樣聯合起來，團結成一股力量，平等地同資本家協商，爭取自己應得的一份利益。

不論在資本主義還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剝削都是天經地義，合理合法，但要適度，盤剝太甚，從長遠看對各方都沒有好處。談不攏怎么辦？傳統的辦法是罷工，上街示威游行。這就產生了兩難選擇：一方面，容忍鬧事，顯然會破壞社會穩定局面；另一方面工人不聯合、不斗爭，又難以扭轉自身權益不斷被損害的趨勢，更改變不了處境窮困的現狀，遲早會突破忍耐的臨界點，爆發動亂。這一對矛盾交織的死結，只有在公有制經濟制度在社會上占主導地位時才可能解開。

（二）以公有制為主要的供給主體是整治市場秩序的需要。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與此同時，毋庸諱言，產生的問題也很嚴重。瑕不掩瑜，利大于弊，只要充分重視并且認真研究解決，問題無論多么嚴重也不可怕。倒是束手無策，聽之任之繼續惡化，或者輕描淡寫，大發“飛進幾只蒼蠅論”，甚至強詞奪理，“不容”存在異議，反而可能壞事，給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事業造成致命的危害。

過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固然不無弊病，但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完美無缺，何況它是處于史無前例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初創階段。甚至可以認為，在十八大前，中國市場秩序之混亂與惡劣甚至可以說是達到了歷史上空前嚴重的程度。

改革開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閉關鎖國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相比較，各有長短。前者一方面物質極大地豐富了，另一方面一放就亂，亂得老百姓怨聲載道。如果整治和解決不了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亂象，日子過得也實在艱難。以同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品為例，報刊披露的就夠觸目驚心了。僅舉兩三個較有代表性的垃圾食品生產過程的例子：

食用明膠作為一種起粘合作用的食品添加劑，廣泛應用于肉凍、果凍、糖果、香腸、罐頭、冰淇淋和方便面等食品中。國家嚴格規定，必須用經過嚴格檢疫、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的新鮮的動物骨髓或原皮加工，而且必須用全封閉的流水線進行烘干和粉碎。不法分子為了牟利，降低成本，使用廢舊皮鞋等皮草下腳料和工業生皮，經過石灰浸泡，鹽酸浸洗，長時間蒸煮后，再用雙氧水漂白，冷卻后就成了明膠。上述各種食品的生產廠家即使明知其生產過程的內情，也很難抵御低價誘惑，大多會故裝糊涂，擇廉而購，加工成品后銷售供人食用。

又據報道，一家國有面粉加工企業花了幾千萬元從國外引進一套現代化的機器設備，可是生產出來的優質面粉，優價出售時卻遭到了市場上同類偽劣產品的阻擊。一些不法私營小廠不用投巨資購設備，只要在每斤面粉中添加幾分錢的增白劑，便可以假亂真當作精白粉以較低價格出售，爭奪市場。工商部門盡管多次查處打擊，仍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打不勝打，屢治不絕。其實在舊中國，米面行業普遍都是這么干的，此種行規可能早已存在了百年以上。直到1950年代初期，解放以后搞改革，國家僅僅開了一次全國糧食會議，一聲令下，禁用滑石粉、增白劑之類“美容品”于糧食中，便在國內一舉徹底、完全地革除了這一危害人體健康的陋習。前后兩次整治，效果天壤之別，關鍵就在于社會上的生產和銷售企業，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為主。

再如“地溝油”問題。改革開放后，時見新聞報道，又查處了一個地下黑作坊。而且總是說，該黑作坊已存在多時，此前每天生產幾百斤，銷售到市內私人經營的各小餐館和早點攤。有人可能說，我們銷往發達國家的出口食品高標準的合格率高達99.8%，食品安全問題不是解決了嗎？外銷可以解決，內銷解決不了，至少在國內大部分地區。為什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日常食用的油條在武漢市普遍是賣一根0.5元，但有的高級飲食店家售價3元。賣3元的可以保證用的是合格的優質油，0.5元的恐怕就難說了，很可能用的正是廉價的地溝油。中國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多少人經常吃得起高價油條？也就是說，食品安全在私有制企業占主導和多數的社會上，同消費者的貧富程度成正比。

馬克思《資本論》里說：“資本……有百分之五十利潤，它就會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百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市場經濟法制很不完善的時候，尤其如此。

在利潤驅使下，各行各業中的不法之徒肆意妄為：為了增重，加工“注水肉”、“注水雞”、“注水鴨”；為使產品光鮮，以次充好，硫酸熏制銀耳、竹筍、枸杞等干貨；陳化糧摻白臘油、染色素、礦物油拋光，改善賣相；糖水加醬油加醋制成“保健品”；飼料中摻入瘦肉精，提高豬的瘦肉率，賣個好價錢；粉絲中加滑石粉增白；用霉變花生做花生醬，摻合黑芝麻磨成芝麻醬；魚翅用雙氧水漂；鹵制熟肉制品使用的添加劑含有汞、坤、鉛等有毒元素的焦糖色素和一種涂墻、染布用的化工涂料酸性橙；石灰加麻黃泡檳榔讓食用者上癮；噴灑劇毒農藥于果蔬、茶葉；豬糞水泡制“美味”的臭干子……。

在利潤驅使下，晉江假藥案、山西毒酒案、山東毒大米案、海城毒豆奶案、江西毒腐竹案、金華毒火腿案、阜陽假奶粉案、龍口偽劣粉絲案等等，嚴重、廣泛和持久不斷地襲擊著中國！這是否可以叫作“食品恐怖主義”呢？

病從口入。因為許多食品中添加了一些有害的化學物質，使從兒童到老人的廣大消費者的身體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損害，其中尤其以癌癥發病率走高最為引人注目。有資料披露，北京死亡人員中癌癥患者就占了四分之一。癌魔甚至逼近兒童，每年到北京兒童醫院血液中心看白血病的小患者越來越多，每周一次的專家門診都有七十余位患者，寒假期間每周達到一百三十人。這里的醫生說，十年前還不是這樣，那時也就接診四十余位小患者。報上說，湖北多年來每年新增八萬多名癌患者。還有報道說，現在廣州很多疾病發病率居高不下都和食品安全問題有很大關系。農藥、添加劑、防腐劑和催生劑的過量使用危害匪淺，腸癌、婦女宮頸癌、卵巢癌的發病率呈現出了快速增長的趨勢。從北到南癌魔肆虐，全國告急。由于長期食用含激素的食品，女孩的月經初潮已由20年前的平均十四歲左右提前到現在的十歲左右。更使人驚恐的是，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醫學專家說，他在廣州看到了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很多農民在整治魚塘的時候，在塘底鋪上一層叫做“環丙沙星”的藥品，因為它除了可以防治魚病，還是一種催肥劑，能夠加速魚的生長，可是這種魚塘養出來的魚被人吃后會對人體產生很大的破壞作用。這些年來由于食品問題越來越嚴重，男性的精子濃度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以前一般是五千萬到一億，現在三千萬就算正常了。如此下去，五十年后中國人將遭遇生殖危機！

有外電評論，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假冒偽劣商品市場。除食品外，廣泛涉及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僅舉幾例，可見危害之烈：

醫用一次性注射器生產條件要求相當高，必須做到無塵生產和保管。否則管壁內很可能鉆入塵埃，塵埃顆粒會隨著藥液注入人體并在血管中形成血栓。從塵埃進入人體直到發病，潛伏期可長達20年，后果嚴重卻不易發覺。

某市有許多這樣的小作坊：一間民房內幾個農民從標著豬飼料、棉紗等五花八門字樣的塑料編織袋中取出塑料管等各種配件，組裝成一次性醫療器具，成品散落一地，與塵埃、雜件為伴。據制假者說正規廠家生產的正品一支賣0.3元，在這種簡陋條件下生產的不合衛生要求的假貨只賣0.15元，每支可獲利0.1元。因為價廉，這種人們無法用肉眼識別的劣品暢銷全國。

汽車剎車片質量的優劣直接關系到行車安危。有一年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對河北故城縣生產的汽車剎車片進行專項調查，發現當地四十五家企業中只有兩家的產品合格且有證生產，其余四十三家不合格的產品皆為無證生產，四十五家產品抽樣合格率僅為百分之四點四。執法人員在所抽查的二十三批帶包裝盒的盤式襯片中，發現有十五批產品存在假冒問題，有假冒國內較大企業的，也有假冒國外進口產品的。這些小作坊靠“手感”控制壓力、溫度、時間，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國家還有產品標準。在不合格產品中，僅與“摩擦系數”相關的項目就與國家要求的標準相差甚遠。這樣的產品裝在車上，極易造成嚴重的交通事故。

像上述兩種造成社會危害的其他假冒偽劣商品，現在市場上可謂比比皆是，要想查禁根絕，卻不可能。這是因為：一，這類產品已形成規模生產，是當地的“支柱產業”，財政收入可觀，地方上的權勢者必然養患自肥，不遺余力地加以袒護；二，汪洋大海般的私營零售企業、修理企業大多見利忘義，是這種劣質商品的主要經銷者、使用者，有關部門查得過來嗎？

中醫藥學是祖國的瑰寶，歷史悠久，蜚聲中外。可是近年來療效好像不那么可靠了。對付同一種疾病，以前可能幾劑便可見效，現在有時卻十多劑也不起作用。倒不是醫生水平下降，而是有的藥材質量大不如前。據有關人士調查，目前不少地區的中藥材市場充斥著偽劣品。如以牛、馬、豬皮熬制成膠冒充阿膠；向海馬腹內填充異物或注入白乳膠來增加重量；用豬、牛雜骨熬膠后的廢骨渣充作鹿骨霜；鬼臼因與龍膽外形很相象，被當作龍膽來賣，但龍膽是去火的，鬼臼不是，如誤用極易產生不良后果；還有的藥材商把松香染成紅色當成血竭出售，這樣根本就沒有什么療效；還有一些不法商販為了增加藥材的重量把淀粉、糖摻入紅花中，更有人把諸如西紅花等進口藥品的有效成分提出來以后再出售……凡此種種，使許多中藥材的治療達不到應有效果。長此下去，不僅會使中藥材市場陷于真假難辨的困境，還有可能使患者對中醫藥產生懷疑，從而影響中醫藥這一中華瑰寶的繼承和發展。

詐騙是假冒偽劣的孿生兄弟，也是損害市場經濟肌體的另一種毒瘤。市場經濟須臾離不開借貸、買賣、信托、租賃和中介之類市場行為，交易與交換活動是否渠道暢通、誠信可靠和費用低廉是衡量市場秩序優劣的一個標志，也是經濟賴以健康發展的主要因素。在一個爾虞我詐、坑蒙拐騙盛行的社會，就像車行在布滿陷阱的道路上，經濟活動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直接危及其可持續性。常見報載一些各種名目的私人公司，行使形形色色的騙局而頻頻得手，花樣翻新，令人防不勝防。受騙人舉報后，即使查處了，大多數情況下損失已無法挽回，只能不了了之。由于社會上失信現象嚴重，不但交易成本和交易費用大大抬高，而且市場經濟中常用的現代手段部分失效。一人受騙，影響所及，眾人可能疑慮止步。

1997年全國商業匯票發生額為4600億元，僅相當于當年年度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6.1％，反映了人們在經濟交易中高度戒備的心理。1998年，全國法院受理經濟糾紛和債權債務民事糾紛案件為289萬件，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規模之大和比率之高說明了問題的嚴重程度。2000年幾次全國性商品交易會上很多國內企業寧愿放棄大量客戶，也不肯采取客戶提出的信用結算方式，交易方式向現金交易、以貨易貨等原始的方式退化發展，這表明信用危機已在影響著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其實，現金交易也不保險，有的騙子公司采取“釣魚”方式，先簽協議，等你貨運到后，便以各種借口或暗中做手腳毀棄原約，大幅度壓價，迫使你就范。有關部門接到舉報后也難斷是非，執法懲辦。這種事件的惡劣影響必然呈幾何級擴大。

社會上各種私人興辦的中介公司，如婚姻中介、職業中介、房屋中介、留學中介等等，魚龍混雜，良莠難分，不少是以詐騙為手段，達到非法獲利之目的，上當受騙者不計其數，大多有苦而無奈，只能自認倒霉。此類丑聞多了，使人懷疑社會信用度還剩幾許？！據專家分析，市場經濟信用的缺失將產生兩個后果：一是交易對象選擇范圍縮小，交易的最佳選擇機會可能喪失，降低了資源配置的優化效益；二是交易本身的效果減小，表現為交易費用的上升或周期的延長，它雖然不構成總需求量不足，但降低了經濟運行的進程和效益，最終表現為經濟增長率受損。

近年來各地一些曾經叱咤風云、風光無限的財經界富翁忽然吃起官司，淪為階下囚，據說他們當年暴發全是非法和欺騙之所得。象征性拋出幾個，平衡一下社會公眾的心理，不知效果如何。

銀行存款漲庫，卻因不良貸款率高得驚人，信用可靠求貸者又不多見，不敢輕易放貸，以免雪上加霜。于是我們驚奇地看到一件怪事：世界上最大的窮國——中國購買了最大的富國——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千億美元以上的債券。

這一系列亂糟糟的市場經濟秩序，怎樣才能整治得好呢？經濟理論界曾流行一句口頭禪：“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這大概是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里“拿來”的一劑驗方，從未有人置疑，我是唯一例外。此句如果是相對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長官意志而言，當然正確，我無異議；但其另一種含義，似乎是認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只能用法制手段解決。倘若理解不錯的話，我認為這一提法用之于今日中國，不過是一句正確的廢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嫌字句長了，怕記不住，能否簡稱為“有效即真理”？這些年來，人們都可以感受到這樣一個社會現實：假冒偽劣商品和詐騙事件并未因國家經濟立法不斷完善和有關部門執法力度逐步加強而相應減少。1980年代出了一個“晉江假藥案”，全國震驚，不法之徒膽大妄為，竟敢謀財害命！聽說當時一位中央首長聞訊大怒，拍案而起，責令嚴懲不貸！一位封疆大吏因于此案有失察之責而去職。20多年后情況如何？現在假藥市場到處涌現，虱多不癢了。誠然，行使法制手段還是有效的，不然市場秩序更加惡劣，但也可見出它的作用有限。有文章介紹歐美國家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社會上破壞信用的行為也很突出，大約經過一百多年的整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市場經濟秩序才趨于完善。我們也準備走那么長的路嗎？

照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解決不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的主要關鍵問題。我現在鄭重其事地向某些上層人士介紹木匠常用的兩種工具：鋸子和刨子。木料需截去一尺，九寸九分先用鋸子鋸掉，剩下一分再用刨子刨平。任何一個勞動者，哪怕他是文盲大老粗，扁擔倒下來不識“一”字，也決不會混淆這兩種工具的不同功能而用錯。倒是經濟理論界，某些滿腹經綸的學者和采納他們高見的領導者可能智者千慮，也有一失吧，竟然無鋸而專刨，刨得黑汗水流，使出再大的勁也是白搭，當然吃力不討好。老百姓有耐心等待你也“刨”上一百多年嗎？顯然，沒有“鋸子”，將帥即使高能，也要累死三軍。一“鋸”能頂百萬兵。法制只能起“刨子”的作用，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主要還得依靠公有制這把“鋸子”。不錯，計劃經濟時代的公有制有缺點，但絕非一無是處，那時有假冒偽劣商品和詐騙事件嗎？可能也有，但肯定不足當今的一個小零頭。順便說一下，整治腐敗也是這個道理。“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腐敗猶如野草，法制手段就是“燒”，但是燒了又生，無法根除，其關鍵原因就在于我們只會使用“刨子”，沒有“鋸子”。制度防腐反腐，才能解決問題。這個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經濟而不是私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的制度。中國各級紀檢部門數以萬計的執法者，咱們以后不妨比試比試，對付商業賄賂之類貪腐事件，看是你手上的“刨子”厲害，還是我筆下的“鋸子”有效。讓我們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之長，而避其短，到社會主義基因庫里尋找合適的原材料，重新創造一把具有活力的公有制經濟的“鋸子”吧！

（三）以公有制為主要的供給主體是建設經濟強國的需要。

這些年來，國有企業公有制經濟比率大幅度下降，海外資產階級傳媒輿論紛紛叫好，國內也有不少人隨聲附和，跟著瞎起哄，并且振振有詞。勸君莫早下定論，是非尚須細探討。國有企業表現確實糟糕。據悉，近期一般年份它占用了社會70％的資源，產出卻只有30%左右。又據估算，現在公有制經濟約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會資本增加額，卻只能創造出三分之一的新增加值。1996年有關部門的一項統計表明，在國家批準的大項目中1/3還沒有驗收就面臨虧損和破產，更驚人的是，抽樣調查表明，重點投資工程僅有5％左右項目可完全還本付息。這就難怪各地爭先恐后地扔“包袱”了，降低公有制經濟比率，財政收支情況可以立竿見影的改善，成為自己的政績。

假設這些數據是真的，我也認為有必要稍微具體地了解和分析一下國有企業的表現為何如此糟糕。下面摘抄報上的內容來舉一個典型例子。

1980年代初，為了打破瑞士、日本等少數國家對國際市場的壟斷，國家決定建設一個維生素C龍頭企業——中原制藥廠。因為利用了世界銀行貸款，必須實行國際招標。“中原”廠也以“國際一流、亞洲第一”、技術“獨一無二”、“以洋取勝”為追求目標。整個工程設計為淀粉、葡萄糖、山梨醇和維生素C四條現代化生產流水線。設備和工藝技術沒有選用國內既有的成熟技術，除發酵技術是中國專利被采用外，其余全從國外引進。引進的四套生產裝置有三套存在工藝技術問題。最為關鍵的維生素C裝置引進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熱循環結晶法”。這一工藝是瑞士一家公司的。事后才知道，這家公司是個只有二十多人的小型工程公司，根本沒有維生素C生產的專利技術，擁有的僅僅是小試成果樣品。

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當時的決策人對于如此重大關鍵性問題，竟沒有按規定程序對對方的資質和技術能力做認真的考核和審查，就大筆一揮，異常草率地與對方簽訂了合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工程的總體設計方案到1990年才獲得批準，而此時有些單項工程業已建成，主要生產設備也迫不及待地在國外定購完畢，一堆好看不好用的洋設備隨后就這樣安裝落戶到了中原制藥廠。更荒唐的是，盡管國家、河南省和鄭州市都對“中原”投了資，但始終沒有一個真正的項目責任人負責。工程計劃一再追加投資，敞開口子花錢，使概算一超再超。

試車期間，僅電機就燒毀上百臺，但無人過問。1993年購進玉米六萬噸，一年后發現竟有三千多噸不翼而飛，后來才在一個一千多立方米的污水池中發現這些玉米，玉米油厚達二十多厘米，順藤摸瓜，原來是淀粉車間跑冒滴漏所致。企業勞動紀律松弛，職工上班睡覺，隨意脫崗，違章作業等現象時有發生。外商覺得有機可乘，就拍下一批批此類照片，當試車失敗中方與之交涉時，他們就拿出這些照片，“看看你們員工的素質，再好的工藝也沒有用！”試車屢試屢敗，鼓搗了五年都未能獲得通過。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方竟支付了外商工藝設備的全部貨款。

這項重點工程的上層決策者、具體實施的經辦領導人玩忽職守，下層某些勞動者紀律敗壞，敗家子們就這樣將30億元國家巨款、人民的血汗錢打了水漂。這樣，這家號稱“全國制藥業航空母艦”，歷經十二年籌備、建設和試產，始終未能按設計要求達標運行，于1996年10月被迫停產關門，企業負債高達三十億元。

198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新建工程和原有生產系統，這類異乎尋常的惡劣事件頻頻發生。于是時尚人士發表高見，眾口一詞地將此類事件發生的根源歸咎于公有制經濟制度固有之弊病，認為正是在這種該死的制度下人變成孬種，難得干出好事。我對當前人們這一主流論斷，即人與“制”之間的影響關系，持相反觀點。事在人為。因為人的思想和行為出了問題，才導致制度也變壞。也就是說，公有制經濟體制和機制本身無所謂好壞，人是主動的，“制”是被動的，人好它就好，人壞它就壞。

我現在是一個八旬老人，但沒有忘記青少年時代的往事，特別是國家大事。回憶1950年代第一個計劃時期，感慨良深。那時有一百五十六項工程，項項都是國家投資的公有制企業，哪一個工程項目建設中遭遇過像中原制藥廠如此種種荒誕不經的怪事？中國歷史上空前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建國初期條件艱難，加上缺乏經驗，仍然捷報頻傳。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今天國產第一輛汽車問世并且批量生產了，明天第一架噴氣式飛機直沖云霄。我所在工廠是一家中型企業，1956年公私合營時新廠還處于籌建階段，待建工地是一大片剛剛棄耕的菜地，廠房還沒有打基礎。僅僅過了一年，老廠千里迢迢從上海內遷武漢，便順利而快速地竣工投產了。“一五”期間，人心齊，泰山移，基建和生產計劃往往提前和超額完成。這項工程若是在“八五”或“九五”期間進行，結果就會大大的不同，那時各人打著自己的小算盤，上上下下都想從廠里面撈取油水，這廠恐怕十年也建不成，很可能亂成一鍋粥。我所在這家公有制廠家投資幾十年來一直大賺其錢，即使在1960年代鬧饑荒、原材料供應嚴重短缺和文革動亂期間也沒有虧損過。1980年代以后，蛀蟲大量孳生，老鼠鬧翻了天。像中原制藥廠一樣，1990年代難以為繼，終于破產關門了。

幾十年后，國有企業從業人員從領導者到一般員工，據我長期耳聞目睹后評估，大多數人的職業操守，明顯今不如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公有制經濟何辜，遭人厚非！惡論如刀劍，墻倒眾人推。大多數學者熱衷于鄙夷和貶損國有企業之短，在十八大之前，卻鮮有人客觀總結幾十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探索和挖掘其長，據之以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用之于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即使有人做了，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因而害得執政者兩眼一抹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事倍功半，得失兼有，成績并不盡如人意，前途豈可盲目樂觀。

仍以制藥業為例。中國現有數以千計藥品企業除極個別稍具規模外，全都是小廠。研發投入一般只占銷售收入的2％，沒有力量再加大比率了。由于投入金額分散，研發內容重復，因而無一家企業有能力占領高端市場，國內西藥97.4％是仿制，而且沒有形成印度仿制藥的氣候。國外大藥品公司則財大氣粗，科技力量相應雄厚，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17-18％，甚至20％以上。跨國公司和他們在華投資企業生產的藥物，幾乎擠占了中國全部醫藥高端市場。

制藥業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十分低下，其狀況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謂中國工業經濟的縮影。據悉，世界十大貿易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一般占其出口額的40％，而中國1990年僅為6％，低端產品占了絕大部分。進入21世紀后，捷報頻傳，高科技產品出口比率連年大幅度提高，據說快接近25％了。我曾高興過一陣子，后來仔細一查，原來其中80％左右的高科技產品乃是在華外資企業生產出口，產業鏈中，人家賺的是附加值高的品牌、設計和工程環節中的大頭，我們不過撿了一點兒附加值低的制造環節中的小錢而已。麻雀飛進糠堆里，空歡喜一場。有評論說，中國整體產業技術水平比發達國家落后二三十年，為了縮小差距，趕超戰略幾經調整和變更。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走的是“引進、消化、創新、提高”之路，其中不乏成功的工程項目，最著名的是上海“寶鋼”，引進后使我國鋼鐵工業技術部分指標一舉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隨著黨風、世風和廠風的日益式微，人們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不斷弱化和缺失，這條路上接連發生“翻車”事故。1990年代中原制藥廠這艘制藥業“航空母艦”觸礁沉沒，影響所及，從此基本上終止新建國有企業，引進戰略也隨之敲響了喪鐘。“以市場換技術”戰略接著取而代之。許多年前美國人就是利用自己的市場優勢，換來歐洲老牌工業國大量的先進技術，消化提高，從而奠定了后來居上的基礎。于是我們也依樣畫葫蘆，但結果卻令人非常失望。

在199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取消其商品內銷的種種限制，許多國貨名牌紛紛被外商收購和控股，外國投資者對國內市場的沖擊與占有使國內工業企業面臨從未有過的競爭與威脅，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已經或正在被沖垮。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換來先進技術了嗎？據報道，與我們的“慷慨大方”相比，外商轉讓技術的“吝嗇”令人失望。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已開業的“三資”企業絕大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終端產品和加工組裝型產業，在這些低層次產業中當然談不上引進先進技術；第二，從為數不多的引進了先進技術的“三資”企業來看，外商雖然向我們轉讓了部分關鍵技術，但核心技術卻封鎖甚嚴，如桑塔納轎車制造中的絕大部分國產化課題都是靠我們自己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協作攻關完成的，而不是引進的結果。

又見報道：

“一些合資企業的傾向令人憂慮，外方想方設法獨攬大權，有意造成企業虧損，以擴大投資比例，達到完全控制合資企業的目的。而作為合資企業中方的‘守林人’在急于求成中不僅未從決策環節上抑制其違法行為，約束其權限，反而拱手交出本該屬于自己的權力，甚至出讓股份。

“如一家頗有知名度的釀酒廠將所有廠房、設備及商標折價成40％的股權與一家外商合資經營釀酒業。兩年來外商不惜花巨資為合資后的新品牌做廣告，以擅自讓利、加速折舊等手段使合資企業不僅無分文利潤，反而累積虧損七千多萬元。過后外方突然提出追加投資二千萬美元以擴大生產規模，若按控股比例中方須相應出資八百萬美元，資本金已捉襟見肘的中方無奈中讓出了原有的股份。如今這家合資企業外方的入股比例已經上升到90％，而中方下降為10％。

“同樣的事例還有許多：有的合資企業中的外方50％的出資額壟斷了合資企業100％的權力，他們甚至無視董事會的決議而獨斷專行。

“有關人士對此憂心忡忡，他們認為合資企業的中方最終喪失的不僅是股權，他們流失的是國有資產，丟失的是民族品牌。”

國有企業引進外資，推行股份制改造，上述失敗例子可能只是少數，不能以偏概全。大多數情況如何？也不理想。人們都急功近利，今日有酒今朝醉，自我陶醉于取得一時之成果，很少有人從長計議，顧及后果。這在中國汽車工業與外商合資經營中的表現尤為突出。

20多年來，中國國有汽車工業企業引入跨國公司資金和技術，確實立竿見影，縮小了國產車與國際同類產品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獲得了先進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和營銷謀略，一舉壯大了自己的實力。但至關重要的研發能力未能同時得到，連原有的也被削弱，甚至消失了。盡管汽車制造業能力大大提高，還是跌進了“合資陷阱”，跳不出“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和“越依賴越沒有開發能力，越沒有開發能力越依賴”的怪圈。汽車開發工作都在外方“本部”進行，中方技術人員與技術開發“絕緣”，連改一顆螺釘也要通過外國“本部”同意。不要說汽車技術開發創新，連模仿能力也失掉了。

從此，合資企業的中方法人可以一勞永逸地躺在安樂椅上高枕無憂了。產品總能與世界水平“同步上市”，不用艱苦努力，永無落后之虞。這項決策出臺于國有企業整體經營效益嚴重低下而且愈益惡化的大背景下，無奈中求生存，可以理解。但千萬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技術上受制于人，并非上策，有得有失，勉勉強強算是中策吧，下策則是機制不予變動，這必然會繼續走向衰亡。

中國沿著這條股份制改造道路走下去，在一定時期內，仍將是一個GDP不斷增長的經濟大國，但絕無可能發展成為產業結構以高科技產品為主的經濟強國，因為“肉”都長在別人而非自己身上。中國的和平崛起，僅僅只有經濟上的“大””力而無“強”力支持，實現得了嗎？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全國人民自力更生，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而堅持不懈地奮斗。與此同時，帝國主義也從未間斷地對我們實施“遏制”政策。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招：軍事圍堵，戰略物資禁運和封鎖，爭奪人才。前兩者都是敵意明顯，可謂觸目驚心，最后一招表現比較平和，則易被人忽視，其實危害性遠大于前兩招。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較量，雙方不論斗爭多么激烈，翻云覆雨縱橫捭闔，爭的不過是一日之長短，很少長遠影響，無關基本大局，唯獨人才去留，在彼我力量消長的天平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930年代，前蘇聯實行工業化，斯大林提出過兩個著名口號：“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其實它們可以合成一條：“人才（科學技術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決定一切！”

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參議院曾通過一項重要議案，內容是對不許自由移民的國家實行某種制裁，當時主要矛頭對著蘇聯，意圖迫使其取消和放寬對國內猶太裔科學家移民以色列的限制。國際間的階級斗爭，誰笑到最后，誰將占上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誰挖對手方人才墻角的手段更高明，更有成效。

據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國，來自于世界各國無數尖子人才，極大幫助和推動著美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使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盡管已經如此，美國有識之士，例如美國財經的掌門人時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艾倫·格林斯潘還一再呼吁其政府增加技術移民，繼續將世界各國的頂尖人才據為己有，使美國成為世界人才寶庫和熔爐。

有傳言說，一位日本高級外交官私下曾對他的中國朋友說：“我們七十年內不怕中國趕上日本，因為你們的中青年科技人才嚴重缺乏……”我信此言的真實性。改革開放中制定和執行的諸多重大政策，在我看來，匪夷所思，因為同“科教興國”的目標相悖，南轅北轍，舍本逐末。如果這些政策不改弦易轍，而繼續下去，豈止“七十年內”，一百年后也休想趕上發達國家。

先講一個故事，見微知著。2003年，武漢地區一位著名學者談到他的人生經歷。1981年他作為訪問學者去了美國。當時美國和他同“級別”的教授每月工資是他的10余倍，美國的大學也極力挽留他，希望他留在美國工作，并詢問他：“為什么要回去？”他回憶年輕時曾讀過五年古文，當時學習起來似乎什么都不懂，只是為了遵循老師的教誨，那一刻才體會到老師讓他學古文等知識的苦心，在他心里已經有了一種難以割舍的民族感情。“我為我的祖國而驕傲，所以當時我就反問了那些極力挽留我的人：‘我為什么不回去？’”

中國在近現代積弱一百多年，深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物質條件極其艱苦，卻有那么多的海外知識分子紛紛回歸，其中不乏頂尖級的大科學家，不惜舍棄優良的工作與生活條件，并且沖破重重阻力，毅然投身于祖國的建設事業。

“但現在卻發生了變化，”那位學者惋惜地說，“有些學子學成后出國，千方百計想留在國外，問他為什么不回去，他們會直接反問你：‘為什么要回去？’”

這位學者將人才的逆向流失歸因于目前中國教育的“缺德”。他說他見過身邊有許多學生每天都很勤奮地學習知識，成績優秀，英語說得流利標準，數理方程熟記在心，但可惜的是，這些學生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長江、黃河，對《史記》、《資治通鑒》等中國經典書目也是一無所知。

確實，如今學校的人文教育專業，包括中國歷史、政治思想和馬列學說等，都是大冷門，少人涉足；英語則是大熱門，人們趨之若騖。喧賓奪主，人們的腦袋豈能不受影響，不出問題？

我則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大量官僚腐化，“公仆”們威信空前低下，社會上不少人非法斂財，不勞而暴富，過著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闊綽生活。在這種大環境下，要求青年學子像他們的愛國前輩那樣安貧樂道，一心為國效力，那是過于苛求，太不現實了。

中國已成為科技人才供給和輸出大國。中國教育經費很大部分投向高等教育，更以巨資重點傾斜于知名高校。據有關部門多年統計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清華、北大、中國科大等許多中國名牌大學里凡涉及高科技專業的畢業生，多數、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都去了美國。有資料說，僅在美國硅谷地區供職的中國科技人才就數以萬計，有的說該地區總計20萬員工，中國人就占6萬，有的說已經超過10萬人，總之數量驚人。難得留在國內的也不保險，無不成了在華外資企業覬覦的對象。外企憑借高薪，直接“面對面”地挖走了國內企業的大量人才。近年來的新動向，許多外國公司紛紛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就近取才于“橋頭堡內”，大有將中國高科技行業中的翹楚一網打盡之勢。中國也有很多谷，多少美國科技人才在那里供職？恐怕一個也沒有！小船無法同巨輪比拼，中國那些谷多是規模不大的私營企業，小本經營，囊中羞澀，哪里能像外國公司財大氣粗，高薪聘請一流人才。人往高處走，在這種實力懸殊的情況下，加上開放允許，中國的科技精英們蜂擁奔向大洋彼岸，那是難以阻擋的。走“人才強國”之路的戰略目標前景黯淡。人才都被外國資本家利誘跑了，請問光桿司令依靠誰去強國啊？！我真是有點兒疑惑，咱們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做的是哪門子買賣，到底是賺錢，還是在賠本？

近年來一些省市官方制定了引進國外人才的龐大計劃，此舉能夠扭轉和平衡人才單向流動的尷尬局面嗎？沒有可能。因為不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吸納與承載人才、特別是科學技術類人才的平臺主要在企業，而不是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容量相對有限，而且也很難直接反映人才的薪效比，沒有具體量化指標可以衡量，所以避免不了副作用。官方可以不惜高價聘請洋人才，卻易使原有的低薪本土人才心理失衡，往往引進一個洋博士，氣走三個土博士，得不償失，難免旁顧之憂。企業則可能以經濟效果為衡量標準，不分洋土，能者多得。

中國民族私營企業中斷發展幾十年，現在尚處于初級階段，勢大力壯者寥寥無幾。即使政策竭力扶持，也是做大容易做強難。在華外資企業憑借其雄厚財力，在人才爭奪戰中占盡上風，處于強勢地位，中國大多數私企根本沒有財力高薪大量聘請一流科技人才，遠不是他們的對手。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開放對于中國其實風險重重。在經濟全球化這出舞臺超出國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經濟大戲中，發達國家唱主角，我們至少在開始時就只能接受命運安排，扮演世界經濟鏈條上被動一環的角色。走上這一條路，可以說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引進外資、增加進口并沒有實現“市場換技術”，而只是延長了中國的戰略緩沖期。即指，這一決策大大提高了中國經濟戰略的安全系數，因為已同西方強國利害與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中國經濟和產業檔次低人一等，在他們許可的限度內，“國際分工”格局保持不變，人才流向依然如故，他們對我們的破壞和“遏制”壓力就會大大減輕。只要中國真的臥薪嘗膽，就可能實現終極突破。

但我們還是在這個戰略中幾乎迷失了方向。國有企業的選拔機制、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存在著諸多嚴重問題，幾輪改革未能找到有效方法予以解決。據我觀察研究后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傳統思路上兜圈子，缺乏創新意識。眼睛向上不向下，依靠對象始終是少數上層“精英”人物，而將廣大勞動者撇在一旁。一時無效，喪失信心。于是便企圖以私有制企業取代公有制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有的地區官方為一些私人違規大量貸款，提供在公平競爭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占有的額外發展資源，拔苗助長，使其成為“著名民營企業”。即使采取如此破格的方法，中國私營企業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能發展成為同跨國公司在華外資企業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沿著這條私有化道路走下去，中國經濟勢必將淪落為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附庸。

一時之間，我們實現建設經濟強國的理想正變得遙遙無期。如上所述，因為人才缺乏，準確地說，因為嚴重流失而造成的人才缺乏，技術瓶頸卡住了資金投向符合新型工業化要求的產業，如未能掌握核心技術的電子信息業、嚴重依賴大量進口的裝備制造業等。產業結構質量提升調整力不從心，大錢都讓外國人賺走了，徒喚奈何。因而粗放型增長模式大行其道，各地不約而同不顧后果一窩蜂爭相上馬高消耗、高投入、低產出、低效益并且嚴重污染環境的產業，直接危及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

帝國主義的“遏制”政策，還有賴于國內某些浮在上面養尊處優、對企業底層實際情況未必有所了解、領著社會主義國家俸祿卻吃里扒外的所謂“學者”的積極配合。方法很簡單，只需竭力鼓吹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便可大功告成。

也許，我國的頂層戰略制定者采取的是《孫子兵法》中的“能而示之不能”，有意造成這種局面來迷惑美國。但我想，如果毛澤東在世，是絕不會這樣做的。他制定和執行的“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趕超英美戰略，是否后來的領導人有自知之明，無法如毛澤東主席那樣實施那樣的戰略呢？

十八大后，中國應該可以說是迷途知返了！在習近平總書記的帶領下，中國正在創新公有制國有企業體制與機制，使之具有活力。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國的現實國情注定必須由公有制國有企業肩負起建設經濟強國的重任。我們應該把失去的時間找回來呀！

【相關閱讀】

盧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二）

盧世源：一位老工人眼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

（未完待續。作者：盧世源，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修編：王今朝，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昆侖策研究院】作為綜合性戰略研究和咨詢服務機構，遵循國家憲法和法律，秉持對國家、對社會、對客戶負責，講真話、講實話的信條，追崇研究價值的客觀性、公正性，旨在聚賢才、集民智、析實情、獻明策，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歡迎您積極參與和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