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世源：一個中國老工人講述的故事（下）

點擊：6757 作者：盧世源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1-08-04 07:39:26

【編者按】本文為八十多歲的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盧世源先生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所述的回憶與思考。其主要內容和觀點經作者記錄成文后，由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今朝教授對全文進行了結構調整、觀點校準和細節完善。文稿最后版本經盧世源先生審核。現授權昆侖策網和“昆侖策研究院”作原創發布，由于篇幅較長，分上下篇連載。上篇昨日已發（見文后【相關閱讀】），此為下篇。

三、武漢印染廠改革開放后的故事

人們大概沒有忘記，20世紀90年代，中國國營企業遭到了一次空前浩劫，在“抓大放小”的名義下，數十萬計的廠家或破產，或被私有化。中國國企又怎么走到了這一步呢？

1980年代初，武漢印染廠來的這位仿佛十足內行的新廠長好生了得！畢業于著名高校，是高材生，40多歲，年富力強，之前擔任武漢市本行業一家研究所所長，具有多年的管理經驗。更難得的是，其父曾是我廠一位資深工程師。兒子履新之前，專程來廠與過去的老同事敘舊，拜托多多關照。現任幾位廠領導紛紛表態，你的兒子就是我們的侄子，豈有不鼎力相助之理？可是，幾年功夫，我廠這株歷史悠久的大搖錢樹，在他的領導之下，突然變成一支冰棍消失了。這套魔術變化的奧秘何在？“一長制下”的“內行領導”使然也。

文革之后，痛批否定利潤掛帥極左罪行，利潤掛帥開始吃香，企業笫一要務就是盡力追求利潤。追求利潤又需要找一個負責人。為此，需要樹立一個模范標桿，供中國國企的廠長們借鑒學習。我廠那位新廠長適逢其時，被官方正式評定為“十佳廠長”。我的印象中，好像在全國也是絕無僅有唯一獲此殊榮者。官方同時對他獎勵了3萬元，這在80年代，算得上是重獎。按照“撥亂反正”的邏輯，被認為干擾企業正常運營的政治因素排除了，群眾運動更是徹底否定，“破壞作用”降至零點，鼓勵能人內行辦好企業的政策舉措一個接一個密集出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廠長們能夠甩開膀子大干一場了。照理說，增加了這么多的利好，我廠應當更上一層樓才對。事實卻偏偏相反。我廠從此成了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先是沒有利潤上交了，反要依靠貸款有借無還地茍延殘喘，后來銀行停止救濟，只得停產關門。更蹊蹺的是，這一結果還是在我廠主要產品質量名冠全國時發生的。

在80年代初，突然爆出一條當時中央紡織工業部空前絕后地頒布的好幾種印花布銀牌產品（沒有金牌）被武漢印染廠一家囊括的新聞。據原廠長說，當時紡織部領導拿著本廠獲獎產品，得知是在30年代老舊機器上生產出的具有80年代先進水平印花布，不禁稱贊不已。這個奇跡是怎樣發生的呢？

原來，隨著上海來的老年工人陸續退休，武漢本地中年工人接班挑起了大梁。質量在上海工人擋車時，還過得去。他們一走，就不行了，特別是印花布生產。有一天，廠長下車間指責當班工人工作馬虎，不像上海師傅那樣具有高度的責任心。武漢工人不服氣，強硬回應：“我們要是拿他們那樣的高工資，可能比他們干得更好！”

廠長也賭氣說：“你們要是干出他們那樣的質量，我讓你們也拿他們那樣的高工資！”

“此話當真？”

“君子一言！”

那時，好像正在搞企業自主權改革，那班武漢中年工人，也是與我同時進廠的師兄弟們信以為真。我廠有兩大主要車間，漂煉車間原由“泰興幫”唱主角，印染車間則是“金華幫”。我的師兄弟們已有20多年的印花布生產工藝經驗。我不知道他們怎樣學習和仿照“金華幫”組合的具體方法，但是知道，他們三班人員當時聚在一起，相互切磋技術，每人都把自己長期工作積攢下來技術上的一得之見，一技之長傾囊相授，集思廣益，因為利益與共，所以齊心協力，然后共同用之于后來的生產工藝上。大約經過兩、三個月，產品質量就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了。在當時每年一屆的“上海花布之春”評選會上，武印天雁翎、渡江等多種印花布品種一舉奪冠。終于，武漢機制棉織印花布商品，在本市現代工業史上，破天荒地寫下了名冠天下的一筆。

我想，可能連那位“十佳”魔術師也不知道，更想不通，自己兢兢業業，廉潔奉公，上任以后可謂殫精竭慮地為工作操勞，一株歷史悠久的大搖錢樹怎么會在自己的手上變成一支冰棍化掉了呢。但我知道。這倒不是旁觀者清，而是因為當年事關自己的切身利益，直接而深入地參與了本廠由盛轉衰的變化過程，才得知其中奧秘。讓我從頭說起。

改革開放以后，主流媒體對群眾路線絕口不提了，代之以“能人治廠”的事跡大加渲染。當時的風云人物有步鑫生、馬勝利等人。一個能人救活了一家廠，甚至十幾家廠的新聞連篇累牘地報道。改革初期，出現了一個新名詞：“萬元戶”。說的是有人智慧勞動，年收入一萬元或以上。“萬元戶”又同“專業戶”掛鉤，如 “運輸專業萬元戶”，“養殖專業萬元戶”，“產銷專業萬元戶”等等。各行各業的人都有，唯獨將國企工人排除在外。能人似乎當然是內行。中國國營企業之前的企業管理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在“政企分離”鼓噪聲中，共產黨對企業的領導作用被廢除了，“能人”取而代之。讓內行在廠內包打天下，這不就是“一長制”、精英路線在中國的翻版嗎？這一政策表現，其實反映了當時經濟官員心目中對中國社會主力軍的輕視。他們可能認為，在經濟建設中，廣大工人群眾的身上沒有什么文章可做，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企業那樣，不過是一群任由上層精英人士擺布的木偶。

毛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在計劃經濟時期有精英路線與群眾路線的區別。在政企分離后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精英路線與群眾路線的區別何在？在新的條件下的精英路線下，主要是看其權益和利益傾向。權益和利益向上層領導者傾斜，是精英路線；向下層勞動者傾斜，則為群眾路線。權益和利益向上層領導者傾斜，工人們哪里還有積極性呢？不僅沒有積極性，有時，甚至活路都沒有了。對此，我有切身經歷，有切膚之痛。

還是在80年代，我偶然聽說，有一份上級“保密文件”，好像叫做《合理化建議獎勵條例》，便跑去問一位廠領導，可有此事？他說，不是什么保密文件，早已發到廠里了，因為工作忙，未向下傳達。我問怎么獎勵法？他告知，合理化建議采納實施后，證明有效，獎勵年增產或節約金額的百分之一點五。如此低的比例，全廠，乃至全國國企從上到下，幾乎沒人理會，卻引起了我的興趣。我異想天開，欲成為中國第一個“合理化建議專業萬元戶”。說干就干。我沒有發明創造能力，提提建議大概還行。文藝評論家胡風先生說：“斗爭在哪里？在你的周圍；起點在哪里？在你的腳下。”胡風先生的這句話用在這里還是對的。

這時，我在武漢印染廠是一名制水工。我的工作任務是，把經過澄清、沙濾后的清水，源源不斷地泵送至生產印染布的大車間。在工作中發現，原料供應商以次充優且短噸，攫取暴利。他將暴利的一部分賄賂材料科干部，但又怕使用者不滿而抵制，又“惠及”到了制水小組幾個“有代表性”的人身上，其中有我。這已是當時社會風氣，犧牲企業利益，人們同流合污。

了解到有這個文件，我決心痛改前非，便在外奔波了好幾天，找到另一廠家，取而代之。試用一段時期，節約消耗一半以上。旗開得勝，一炮打響。我粗略計算，一年可節約幾萬元，少算為2萬元吧。百分之一點五，應有獎金300元，相當于我當時兩個月工資。可是，我多次催問，跑斷了腿，要求兌現。這位廠長一再 “研究”后，卻只發給我30元，只有條例規定比例的十分之一，理由是沒有準確統計。這點錢甚至大大少于原料供應商每年都要給予我們的“好處費”。我既自找麻煩，又得罪了他人。如此結果，誰會效法？

但我還未死心，吸取教訓，再找機會。車間里化染料的一個工作場所，因地勢較高，水壓上不去。該組需化料時，便打電話給我組值班人員，要求增開水泵加壓。其實，化料用水很少，99%的高壓水都不浪費在其它地方常開不關的水壓上。每天三班增開水泵“加壓”的時長不少于10小時。這一嚴重浪費現象，沒人注意，已延續20多年了。由于“大鍋飯”的影響，很少有人在工作中發揮主觀能動作用。我這次是因為受到“百分之一點五”的激勵，動了點兒腦子，發現了它。解決這個浪費問題就簡單了。我建議在化染化料場所的低處設置一個蓄水池，再按個微型泵，即用即開，再也不用電話通知我組增開水泵加壓了。

我算了一下賬。電機功率45千瓦，水泵每小時輸水量300噸。三班增開10小時計，每天可節約450度電，3千噸水。一年以300個工作日計，節電13萬5千度，節水90萬噸。只算節水賬。當時每噸水最低成本價2角2分。也就是說，一年僅水費就節省了近20萬元。百分之一點五，就是3千元。我這一次不怕廠長賴賬了，因為有建議實施前后，報表記錄水泵運行不同時長為證。

可是，他這一次仍然只給了我30元，竟然是萬分之一點五！幾乎吃咱勞工的白食。老子不干了。原計劃先易后難，從小到大，準備接連推出幾條效益大得多的建議，成為萬元戶。既然不可能實現，那就讓它胎死腹中吧。

我未推出的第三條建議是新改舊。你沒有聽錯，是技術革舊，而非技術革新。前文已述，本廠有三臺革新后的雙頭進出布絲光機。其中一臺年久磨損報廢，便購進一臺新機替換。新機卻是單頭。于是出現了一個有趣現象，單頭新機左右兩側是雙頭舊機，新舊機速相同，新機產量反比舊機低了一半。也就是說，因一臺絲光機舊雙換新單，連帶地影響本廠產量減少了六分之一，估值千萬元以上。

當年，親自動手搞絲光機單改雙技術革新的工人大多還健在，只是已退休了。但他們住在與廠區一墻之隔的家屬宿舍，我與他們經常相遇，互相問候。本廠有革新絲光機所需配件。技術上駕輕就熟，更沒問題。這臺新機單改雙若實施成功了，年增產哪怕只算一千萬元，百分之一點五便是15萬元。如果我相信廠長會兌現，因為有十足把握，便會提出此項建議，將此事包攬下來。結果，由于這位廠長不讓10來個工人成為萬元戶，因小失大。

假設，領導者對獎勵比例學習我廠私營時代唐永昌先生“三馬分肥”的成功經驗，即合理化建議年增產值利稅的三成，約一百萬元給予建議的提供者與實施者，效果將會怎么樣？國企還會萬馬齊喑嗎？人們可以相信，將會萬眾效法，掀起一股空前地爭先恐后動腦動手的合理化建議高潮，并能經久不衰。工人萬元戶，甚至十萬元戶大批涌現，國企還會低效嗎？

須知，拿出年增產值利稅的三成作為獎金也只是小頭，而且是一次性的。國家和企業得到利稅七成則是大頭，像我廠革新成功雙頭絲光機那樣，新增效益延續利用了幾十年。小錢不用，大錢不來。守著金山無飯吃。主流經濟學家們哀嘆國企資產回報率低，原因何在？諸位現在該知道了吧？

第四個是簡單易行卻因一念之差未能提出的建議，令人痛惜。那位廠長上任伊始，欲大展宏圖，開發新產品。他多次向上級要求一筆外匯巨款，聽說是幾百萬元（可能指美元），進口了一臺當時世界上最新穎的雙面印花機，生產供高級賓館裝飾用的窗簾印花布。這種新產品屬于國內獨家生產，可能銷路好，利潤高。但是后來試生產，折騰了幾個月，浪費了大量布匹，始終生產不出合格品，只好棄置不用，成為一堆廢鐵。如果我相信廠長不再吃我們的白食，而是會拿出哪怕只有一兩萬元的獎金，讓我這個合理化建議專業戶繼續發揮作用，就能使這臺機器起死回生。因為它不是技術水平問題，而是人們的思想情緒問題。“政企分離”之后，思想問題當然只能靠“孔方兄”解決了。如果連“孔方兄”都不用，那不管你多大來頭的廠長都無計可施了。

我曾經找到我當年同時進廠的一位師兄弟談心。我問，你們能在30年代進口的老舊機器上，生產出80年代先進水平的印花布，至少在中國，也可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印花機操作工，怎么新機器生產不出合格品？他激動地說，老子費盡心血創名牌為的什么？就是想加級多拿幾塊錢。望梅止渴開始，結果空頭支票不兌現。上了一次當，還想我賣力？最后，他憤然說了一句：“烏龜哄老子，老子騙王八！”他隱約地透露了生產不出合格品的技術癥結所在，其他師兄弟也都知道，就是對技術杰出，為廠創造名牌產品做出重大貢獻的工人一毛不拔。我的經驗不是特殊的吧？

但另方面，我廠新生的萬元戶，聽說已有兩位數了，全是某些中上層干部通過損害企業利益的歪門邪道而攫取的。其中一位比較特殊，屬于變相索賄。他是本廠一位副書記，多次拿自己私人消費購買的發票要求廠長簽字報銷。廠長每次照簽不誤，事后搖頭向人抱怨。為什么不拒簽呢？因為副書記是其父老同事，抹不開情面。聽說，那位副書記退休前后幾年，也成為“報銷專業萬元戶”了。

如此壓優縱劣，廠里經營情況因而每況愈下，但新廠長卻被上級官僚肯定領導有方，年獎三萬元。這種精英路線否定群眾路線的“政治正確”是否可以看成階級斗爭的表現呢？

我甚至想像得到，《合理化建議獎勵條例》本身，恐怕也是兩條路線斗爭的產物。經濟領導層中的左派人士提出了這個條例，意圖發動群眾。右派一看，這不是同精英路線唱反調嗎？但又無理由反對，便提出獎百分之一點五吧。如此低的獎金比例，自然引不起群眾興趣，也就將《條例》消弭于無形了。但右派沒想到的是，天下還有我一人對這低比例獎金情有獨鐘，并也可能成為“合理化建議專業萬元戶”。若是群起效尤，就“政治不正確”了，于是再降金額，讓你徹底死心。

中國改革派老祖宗，比北宋王安石資格更老的是秦朝商鞅，他啟步于“徙木為信”。今天偽改革派掛羊頭，賣狗肉，何信之有？改革的主要本質和目的是推動社會進步。難道復辟資本主義也是改革嗎？能實事求是地說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嗎？

不過，無論實行群眾路線，還是精英路線，仍然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中的認識方法問題，因為兩者主觀上都是想把國企搞好。不妨各行其是，最后由實踐結果做出判斷。但我后來發現了一個驚天大秘密，廠長和我，其實都是傻瓜，咱倆都不自覺地陷入人家精心設置的圈套中了。這件事得從我的第五條合理化建議說起。

武漢市紡織系統原有六大紡織廠，每廠幾千人，甚至上萬人，還有包括我廠在內的千人級印染廠及其它眾多百人級染織廠。幾十年來，一直是我市主要支柱產業，最大的財政收入來源。可是，“改革”以后，有人略施小計，這些國企一個個倒下，現已全軍覆沒，沒有一家幸存。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又是怎樣發生的呢？

原來，當年全國商業部門搞私人承包改革，單兵獨進，牽一發而動全身。計劃經濟是公對公，統購統銷。例如，我廠印染布按計劃調往全國各地商業部門，售后貨款寄來，我廠再付給紡織廠坯布款。如此循環，暢通無阻。可是商業部門承包后，私人將售出的貨款截留，不再寄給生產廠家了，我廠也連帶無錢付坯布款，紡織廠又只能給棉花收購站打白條……。更糟的是，各生產廠家還得繼續照常出貨，否則漲庫，生產就得停頓。廠長被如此“改革”整得焦頭爛額。官方則提倡“合資”。他病急亂投醫，找到廣東某縣，不知私人還是集體，聽說對方有銷售門路，可利用之，以避開商業部門。此舉走了一下群眾路線過場，因為名義上，工人還是企業主人翁啊。照例，廠里每年召開一次職工代表大會。我是小組職工代表，只覺得自己被當作阿斗使喚。廠長決策前不征求我們意見，也未讓我們可行性研究。我們只有表態擁護與支持的權力。廠長分明是在重蹈武印二廠的覆轍（見下）。后來果然浪費了大量人力物力，使本廠雪上加霜。

我的第五個合理化建議是，調整本廠產品結構，適應市場需要，走成品化之路。上世紀50年代，我從報上看到，日本在戰后初期，利用其當時廉價勞動力，曾以棉織印花布為原料，做成一個“一元布拉吉”，即單件售價一美元多，女性穿的連衣裙產業，大量銷往美國。受此啟發，我欲建議本廠可發揮武漢市紡織工業系統龍頭作用，將印花布加工成床罩和被套，向市場上直接銷售。我認為，一種產品能否做大做強，取決于市場三要素，即適用、美觀和廉價。當時（乃至現在）市場上雖然有這兩種產品銷售，但無一符合這三要素。我為了掌握這一建議的可行性，還買來原料布找人加工成床罩和被套，親自上街擺地攤銷售，以獲得第一手資料。從中發現了一些問題，也找到了相應解決方法。一言難盡，不必贅述。但此建議必須動員萬千勞動者群策群力參與，才可能成功實施。這就觸犯“政治不正確”的天條了。我于是識時務地將此建議放棄。

后來，私化派學者又提出了“倩女先嫁論”。我終于明白，所謂“國企低效論”實際上是個偽命題。老子被愚弄了20多年，為提高國企效率，殫精竭慮，一直在“擇術”與“路線”方面兜圈子。我怎么斗得過打著“改革”旗號，處心積慮要整垮國企的有權勢的官僚！

挽救武漢市紡織產業需要我那么復雜的合理化建議嗎？商業部門不搞私人承包改革，就不會產生“三角債”問題，各廠也不用向銀行要貸款救濟，企業哪會有危亡之虞？顯而易見，只要簡單地廢止私人承包，商業部門恢復原狀經營就行了。但是，現代趙高指鹿為馬，不容置疑地說了：“允許改革犯錯誤，不允許不改革！”“不換思想就換人！”請問趙高，武漢市紡織產業，市財政主要收入來源，幾十家工廠全死了，是因為不改革嗎？

詭異的是，商業部門私人承包者耍賴，私吞貨款，生產廠家卻求告無門，因為法院不予立案受理。盡快地造就一個先富階層，法律要為之保駕護航。老賴們因而有恃無恐，向暴富的目標狂奔。他們腳下則是數以千萬計失業勞動者的悲慘之路。

毛主席教導我們，分析問題要“透過現象看本質”。這一根本上嚴重損害勞動階級利益的“改革”，反映了一個基本事實：即左派以前犯的錯誤，現在被右派利用了。例如，現行公有制國企的某些機制，即利益分配、領導選拔、經營管理等機制的缺陷與偏差，一直未能改革以補救和糾正。這種存在嚴重錯誤的機制，損害著勞動群眾的權益而不自覺。于是，右派將國企機制引向否定其體制本身以推行私有化，就輕而易舉對人們忽悠成功了。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具體實行的結果。缺乏具體實踐認知的理論是膚淺的，甚至錯誤。因而，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探討解決國企低效問題是在緣木求魚。同時，資本主義私有化仍在肆無忌憚地瘋狂推進。

讓我舉武漢第二印染廠例子來反證。

大約70年代末，武漢新建了一家印染廠，叫做武漢第二印染廠。這家廠的車間主任、生產組長和技術骨干，幾乎是完全復制當年上海天一廠接管武漢印染廠模式。但這些來自武漢印染廠的“武印幫”（我替他們起的名字）職工同“二印”其他職工的工資都是全國統一標準，沒有差距。也就是說，“武印幫”既缺動力，也少壓力。沒有調來一個原上海廠職工，因為怕引發工資差距矛盾。

二印相比武印有兩大優勢：一是機器設備全是新的；其二，工人文化程度高得多。但開工后三天曬網二天打魚，多年一直虧損。后搞合資改革，來了一位風姿綽約、年輕貌美、空手套白狼的女港商。據說她參股的資本是所謂的“海外先進的企業管理理念”，其實是她的姿色。在一位好色的地方大員全力支持下，女騙子獨攬企業大權。后據報載，本市多家銀行聯合通告，武漢第二印染廠合共貸款三億元，逾期不還，被列入黑名單。賠掉了一個二印破產遠遠不夠，“合資”后還得再加上好幾個。當初怕用了小錢，后來損失了大錢，萬倍于小錢的大錢。

可能仍然有人認為，二印遭殃，沒有干出名堂，主要原因不在于吃大鍋飯，而是因為沒有選上一位高素質的企業家。那我再講一個故事。

1980年代，有段時期，提倡工業產品創名牌。武漢人覺得尷尬，因為自近現代以來，武漢除了“漢陽造”步槍，再沒有一種能在全國聞名、機器規模生產的工業品。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因此，武漢市選了一家“底子”較好的廠家——武漢柴油機廠作為試點突破口。特邀一位德國內燃機專家格里希先生來漢擔任廠長。這位洋廠長綜合素質無人能比，可能比敝廠“十佳廠長”還要高一個檔次，而且十分敬業。他有一次率隊去常州柴油機廠參觀，戴著白手套仔細探查柴油機缸體內有無油污，令在場人們無不驚嘆德國人嚴謹的工作作風。市政府也為該廠“開小灶”，前任老市長親自上門服務，詢問有什么問題需要幫助解決。洋廠長指著廠外馬路說，雨天積水，行走不便。第二天一早，老市長連夜組織的人馬便去解決了其廠前積水問題。但是，盡管如此，幾年下來，武柴還是未能創出名牌。格里希先生黯然無功而返。這位老外來漢多年，只學會了一句中國話：“馬馬虎虎”，可能是有感而發。

武漢柴油機廠引進德國內燃機專家格里希先生擔任廠長，欲創名牌，結果幾年后無功而返。這是否說明即使是頂級管理專家也對國企束手無策了呢？非也。該廠在文革之前，有一位廠長卻干得有色有色。1958年，在他的領導下，發動群眾，制成了中國第一部手扶拖拉機；接著，不要國家投資，自力更生，因陋就簡，又建成了一條生產線，批量生產農村市場急需的柴油機。這兩次創舉，在當時都是中國經濟戰線上出類拔萃的大事。

此人名叫于志安。據說，他13歲參加革命，“紅小鬼”出身，文化程度甚至比我這個小學肄業生還要低。文革后調任武漢汽輪發動機廠廠長，一年后就將這家長期虧損的企業扭虧為盈。接著，市領導又要他接手管理市建材局下屬幾十家工廠。針對文革后受到沖擊的廠長們不愿管事了，他將這些頭頭們召集來開了一次會，之后第二年，幾十家廠就全部賺錢了。

于志安授予了他們什么錦囊妙計了呢？很簡單。原來，他是在會上告訴他們，必須振作起來，實行嚴格管理，結束失控狀態。諸位不論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只要有利于生產經營，我都堅決支持，出了問題我替你們兜著負責。但若還是虧下去，必將撤職換人！

事后，他總結了經驗教訓：“只有沒搞好的國有企業，沒有搞不好的國有企業！”在我的印象中，這句名言流行于李鵬同志擔任國務院總理時期的媒體上。當時，曾一度成了一道私有化學者既駁不倒、又逾越不了的巨大障礙。當然，后來就不好說了。

再講一個故事。記不清是80還是90年代，有一天，我廠辦公大樓有人大吵大鬧，驚動全廠。一打聽，原來是我廠一個職工，兩三年前跳槽去了一家享受超國民待遇的港資印染廠。他多次回廠索取技術資料，每次都暢通無阻，滿意而歸。這一次，廠長不情愿了，予以拒絕。因而引起他的勃然大怒，聲色俱厲地訓斥廠長：“你這是違背和反對黨的改革開放政策，阻礙經濟發展。中央領導說了，不換思想就換人。我要告你！”廠長反而理屈詞窮，一句硬話都不敢講。技術如此容易取得，私企還會自己去研究提高嗎？但現在越來越多的國企被搞垮了，你再到哪里去要現成的技術人才和資料呀？這可與如下的兩個新聞報道相對照：

新聞報道一：一位全國勞動模范，人稱“車工大王”。他將自己畢生的工作經驗，其中不乏高招絕活，編寫成書，卻苦于沒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手。后在一位高級領導干部關切與過問的幫助下才得以發行。出版社為什么冷淡對之？市場經濟講究經濟效益，因為此類工業技術書籍行情長期低迷，少人問津，銷路不佳。中國數以萬計的車工，沒有幾人愿意買來學習，提高自己的技能。

新聞報道二：曾見有統計說，西方發達國家高級技工在其整個工人中占比是35%左右，而中國只有5%。這就是搞平均主義分配的嚴重后果。高級技工是能在生產過程中實現科學創意，從而使高科技迅速轉化為生產力的關鍵載體。據說，中國設計能力不弱，但因嚴重缺乏高級技工，成為產業結構調整的瓶頸。

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眾多類似武漢印染廠的國有企業就是在他們的改革聲浪中就破產了，幾千萬與我一樣的國企工人也就被下崗了。這會引起怎樣的思考呢？

四、無產階級經濟學與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根本對立：故事引起的思考

當我忙于工作時，我沒有時間思考國企改革與國企命運的關系問題。上世紀90年代，我被下崗了，反而有時間來進行新的學習了。我因本廠破產深受刺激，開始對研究國營企業的興衰存亡產生了興趣。這對我來說，也不亞于長征。雖然毛主席已經不在了，但這個長征仿佛是他帶領似的。我雖然只是小學肄業，長期從未涉獵經濟學著作，但與干經濟學這門行當的專家學者們相比，在研究國企效率方面，卻有著他們無一能夠具備的兩大特長。

一是維護階級利益的堅定立場。我是中國勞動階級中的普通一員，堅定不移地認同這樣一個真理：奉行馬列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指導下的共產黨，認為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國營企業乃是勞動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所在，因為它能使我們有效地避免資產階級的剝削，能夠最有效地發展生產力。某些原來吃社會主義皇糧的學者則可能移情別戀，換個東家，因為新飯碗比舊飯碗于他們更有利可圖。我則無此可能，不會叛變。所以，我決不會因國企一時低效而改換門庭。為了階級的根本與長遠利益，我絞盡腦汁，也要開拓一條新路。一些人看了我的這些心跡表露之后，也許會說我左，甚至左得很。但其實不是這樣。他們說我左，實際上是因為他們右了，說我左得很，是因為他們右得很了。我自信自己是個“中間人物”。我的心態，同中國以工資收入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大多數勞動者的心態基本上是一樣的。智商也一般。政治思想水平，談不上先進，但也不落后，忽高忽低，時左時右，隨著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永不變化的是利益，維護工人階級，當然也包括我在內的利益的立場。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人們的思想意識決定人們的行為動向。我只是認為，中國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照道理說，工人階級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領導下政府制定的政策，應當維護咱們工人的利益，然后，咱們投桃報李，努力工作，從而形成良性循環，使國家經濟建設順利地高效發展。老實說，我對中國那些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和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良心是大大懷疑的。

二是我經歷過近40年的正反成敗的企業實踐。有了這些實踐經驗，我就知道，國企低效緣于其機制，而非體制。舊中國曾經有過所謂的“黃金十年”。這時期除了輕紡工業有所發展，沒有搞出過一件值得一提的高科技產品。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及其私有制企業，只能成就國家身體虛胖（現在稱作GDP增長），除供帝國主義宰割與侵吞，最多只能維持基本生存，別無其它結果。對比一下新中國建國十年，在經過幾十年戰亂的一窮二白的廢墟上，在以美國為首的全世界帝國主義集團嚴密封鎖下，許多能有效對抗西方強國欺凌，如噴氣式戰機等多種需要相關產業綜合配套支持的高科技產業不斷陸續涌現。那可都是不久前新建立的國營企業搞成功的。這就表明，國營企業一般而言，不可能是低效的。如果國營企業表現出低效率，除了由于國家計劃執行環節必然出現的這樣那樣的問題（市場經濟也必然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而且要嚴重得多）之外，根據我的經驗和分析，在政治指導正確的情況下，最大可能的原因是因事業前所未有缺乏經驗而擇錯了術，當然，也不排除有些損害工人階級利益的階級異己分子部分地竊居了各級領導崗位，蓄意制定與執行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政策。

上世紀50年代初中期，報刊上登載的許多政治經濟學理論文章，都愛引用列寧的一句名言：“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創造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最終戰勝，而且一定會被最終戰勝，因為社會主義能創造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列寧選集》第4卷第16頁。）果然，在新中國“一五”（1953-1957）計劃期間，這句名言得到了驗證。當時，新中國在經歷長時期連年戰亂、一窮二白的基礎上，面對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成百萬土匪、反動會道門和國民黨殘余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抗美援朝戰爭正在激烈進行，可謂內憂外患極其嚴重。但是，僅僅兩、三年后，即1952年，國民經濟即已恢復到國民黨政府所謂“黃金十年”的最后一年——1936年的水平。這是怎么做到的？一言概之，政治掛帥因素使然也。國民經濟恢復之后，勞動群眾工作熱情空前高漲，全社會各行各業經濟效率比舊中國時普遍提高，特別是越來越多的新建國營企業，無一不是高質量大大地提前竣工投產，捷報頻傳。然而，好景不長，1958年“大躍進”遭遇嚴重挫折失敗后，似乎就很少有人再引用了。而到了20世紀80年代，社會主義國營企業低效論反而大行其道。革命導師的這一重要科學論斷難道錯了嗎？

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似乎活力論比較盛行。這種理論認為，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增強企業活力。它是由黃克誠、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提出的。從初衷來說，應該沒有什么可以懷疑的。但以我的理解看，這種說法至少被一些人利用了。因為說社會主義國家需要增強企業活力，就為私企有活力的說辭鋪墊了道路。私企有活力嗎？我相信，上海天一印染廠的老板唐永昌先生不會認可這種說法。個別私企有活力，但舊中國的絕大多數私企不可能有多少活力，否則，不就會如天一印染廠那樣創造出許多奇跡嗎？那新中國改革開放后的私企有活力嗎？答案也差不多。說私企有活力，那不就意味著活力來自于它的資本私有制體制嗎？那不就根本否定了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存在的合理性了嗎？有人可能說，你這是意識形態分析。這種說法當然是錯的。意識形態對企業活力當然具有重大影響。這在前面已經有敘述。這里，讓我們來具體分析一下企業活力。

企業活力有兩種，即技術活力與管理活力。技術活力性質上又根據技術來源分為內在活力和外在活力兩種。中國百分之九十以上新產生的私企，其技術活力來自于外源性的補充力，而非其內生性的增強力。這一點剛好與發達資本主義的高新私有企業相反。發達資本主義的高新私有企業的技術活力必須主要產自其內生性的增強力。原因：一是如果侵犯與竊取外廠的技術知識產權，便是犯法，常常要吃官司的；二是依靠竊取技術也不是企業發展的長久之計。發達資本主義教育和科技的發達為其企業基于內生性的增強力的技術活力提供了社會基礎。中國則不同。中國長期以來，教育和科技還處于不發達的狀態，因此，總體而言，單憑私企個體的力量，無法產生足以支撐其持續發展的內生技術活力。在這種情況下，私企發展所依賴的技術不得不依賴于外源性的補充力。改革開放后，國企中的生產骨干、操作能手絡繹不斷地跳槽，更有退休的技術精英去私企“發揮余熱”。他們掌握的技術，以前都是從國企的技術傳承機制中培養出來的，而今連人帶技術補充給私企利用了。當然，國外也是私企技術的一種可能的來源。據說，華為就聘請了許多外國人。而今天中國的電子商務所依賴的技術和模式也主要來自國外。有些國外技術和模式是很好學到的。當然，國外輸出一種技術和模式時，必然也帶著它的意圖的。

在比較優勢已經充分發揮，低端產業的產能飽和，甚至越來越過剩的情況下，中國今后經濟發展則需要技術的持續進步支撐。也就是說，技術進步速度與經濟發展速度直接關聯，兩者基本上將成正比。既然，私企技術方面的進步速度因外源性的補充力由于國企減小而變慢，在多年前，它的活力由強轉弱的拐點即已出現，且相應地逐年嚴重。概而言之，這就是以私企唱主角的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行壓力近些年來不斷加劇的原因。因此，中國為了克服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劇的困難，采取的對策是“騰籠換鳥”，即淘汰過剩的低端產業，企圖代之以高端產業。但是，高端產業需要相應的技術支持，中國私企自從國企技術“斷供”之后，一般地說，其技術實力早已跟不上客觀現實中的高端產業經濟發展的需要了。數以億計的廉價農民工在發揮比較優勢期間，可以大展身手，但要他們去適應高技術產業發展，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少有用武之地了。這樣來看，私企的技術活力論可以休矣！只要睜眼看看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衰敗的歷史，這點就不用再爭論了。鄧小平所提出的不爭論應該用到這里。

私企有管理活力嗎？我看，除了華為、福耀玻璃等少數企業，一般私企的活力也高不到哪里去。為什么這樣說呢？上下同心，其利斷金。一般私企里怎么可能做到上下同心呢？在國有企業里，當工人看到企業領導層多拿多占后，都不可能賣力地工作，企業領導層也常常不給工人以合理的報酬，在私人企業里，老板們的道德水準能夠達到多高呢？今天中國的私企老板們有多少有唐永昌先生那樣的境界呢？如果私企天然就有管理活力，那么，美國的管理學家們也就不用出那么多的各種管理學著作了。反過來，華為、福耀玻璃等少數企業的活力，實際上正是吸收了國有企業管理的精華才產生的。

這樣看來，國營企業，無論是體制和機制，都沒有什么大錯了。那么，為什么上世紀改革開放初期，國企會效率效益低下呢？原因是，這時人們思想被搞亂了，國企管理也就處于失控狀態了，而國企效率效益當然也就下降了。對此，所采取的改革政策只要校正企業的管理機制就可以了。當時，面對這全國國企普遍發生的不正之風逐漸進化為腐敗的緊迫時刻，中國得寵的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們在干什么呢？急驚風遇著慢郎中。他們在一本正經地論證：“回扣是保持市場經濟快速運轉的潤滑劑”，為腐敗大開方便之門；他們制造了“八分錢郵票事件”，痛斥向上級部門揭發本單位領導貪腐的人是文革余孽；他們研究制定了全盤復制西方那一套的國企改革目標。在文革結束時，國企因文革影響而出現了管理混亂。本來，這只要加以整頓就可以解決。而在他們的忽悠之下，國企改革終于形成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國退民進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新中國經濟前30年，占統治地位的說法是，資本主義是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是搞計劃經濟。如此性質分類在20世紀90年代初被鄧小平否定，他認為市場和計劃都是手段，無關乎經濟制度的性質。一錘定音，算是糾正了過去的錯誤認識。但另一個認識，則實際上尚未統一，即市場經濟制度有沒有性質之分？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開始由計劃經濟改為市場經濟時，有一位經濟學界權威人士說，“市場經濟沒有‘性別’之分”。但官方并未認同他的這一觀點，因為至今，在市場經濟頭上，仍然冠以“社會主義”，稱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區別于外國，特別是西方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問題是，這種主觀上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客觀上到底是什么呢？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基礎是什么呢？國企低效的問題出在某種機制身上，中國經濟界私化派學者都把這筆賬張冠李戴，算在了它的資產公有制的根本制度頭上。中國經濟界私化派學者是否只是簡單地揣著明白裝糊涂呢？恐怕沒有這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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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之交的一天，偶然在書店看到一本書，叫做《國有企業，你的路在何方》，便買下拜讀了。這是一本集當時所謂最著名、頂尖級與超一流經濟學家50位每人一篇文章編撰而成的權威著作。這些論文中的一個熱門詞語是“政企分離”，而對群眾路線則不屑一顧，無人提及。書名提問的答案就在該書封面的畫圖上：在一座山峰旁，有一輪渾紅色的落日。不言而喻，這幫能左右中國國營企業改革方向的權威經濟學家們是在隱示，國企像落日一樣，日薄西山，必將消失于黑暗中。用現在的話說，這就喪失信仰了，忘記初心了。從道理上看，他們李代桃僵地把國企機制上的問題，偏要用在其產權制度上，用“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消滅國企的辦法解決。為什么說他們是李代桃僵呢？因為國企制度機制分為兩個層次，一是資產所有制，二是資產賴以運營的各種機制。他們是把某些機制身上的病甩鍋于產權制度頭上。如果按我的觀點，他們主張用私企來發展經濟的觀點就是緣木求魚了，他們的目的一定無法達到。中國資本主義私化派精英學者之集大成理論，現代版張良蒙混計，卻被我這個楚地大老粗識破，可謂今日政治經濟學一大奇聞。該書在20世紀末出版，估計是這些人對其過去理論的一個總結，又是對當時正在實施的國退民進改革的理由正當化。可是，他們數典忘祖地忘記了毛澤東的理論，又不識當時中國的真面目。中國革命延安時期，毛主席在同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的“窯洞對”中，討論了歷史周期率。這個周期率應當是多方面的，既有朝代周期率，也有企業周期率。主席認為，解決這個周期率問題的關鍵在于實行民主。建國初期之所以能順利地取得巨大成績，是因為黨實行的是主席指導下的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與發揮群眾的首創精神那一套，人民群眾有一種前所未有的當家作主的感覺。后來這種感覺逐漸淡薄，甚至逆反了，國企經營才出現了問題。國企效率哪里是有先天不足呢？國企效率的不足哪里能用私有化來解決呢？可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們連“事后諸葛亮”的水平都沒有，絕無一人認為，這個惡果是因擇術失誤而造成，全都老調重彈，將肇禍的緣由歸咎于企業資產所有制的公有屬性上。

誰都知道，與資本主義相對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是以公有制企業為經濟基礎；許多人也都知道，在毛澤東的時代，集體主義和按勞分配是中國的主導價值觀。但似乎少有人認識到，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高效率有賴于集體主義和按勞分配的相配套。換句話說，如果實現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及其企業的高效率是目的，集體主義和按勞分配就是為實現目的所必須依靠的手段。中國經濟學界的主流學者們沒有人會認同我的這一觀點。他們將國企的低效全都歸咎于其資產公有制的制度屬性上。此論的主要論調內容，形象地說，就是認為國企在娘肚子里已然患上了不治之癥，不應該讓其出生。既然生出來了，必然百病纏身，而且無藥可救，不要枉費心機，徒勞無功了，趁早改公為私吧。而我認為，中國改革派老祖宗，被列寧譽為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的北宋王安石認為，“治國之道，擇術為始”。這用于研究中國國企改革發展再恰當不過了。國營企業之所以低效，是因為執政者忽視了王安石的告誡，擇錯了術。機制與制度，一字之差，天壤之別。在最好情況下，他們對表現為低效的“國企病”搞錯了病源，因而開出了私有化改革的錯誤藥方。他們偷梁換柱，至今將機制與制度混為一談，分辨不清。制度主要是指其資產所有權制度；機制則是指領導選拔機制、經營管理機制、優劣獎懲機制、技術傳承機制、利益分配機制和勞動組織機制等。企業低效與其產權制度毫無關系。改革機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企業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產權制度則必然搞資本主義私有化。國企有些機制的運作方法和策略存在嚴重問題，屬于擇術失誤，必須改革，創立新法取而代之，以利于企業提高效率。但私有化的產權制度改革，與列寧的科學論斷相悖，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企業制度效率低下的認識基礎上。因而，中國國企改革過程中，上了某些別有用心者的大當，其后果嚴重影響未來中國之國運。從根本上說，國企低效與其資產所有權制度沒有關系，而且是完全無關。國企的低效，都是其后天失調造成的，絕非先天所固有。猶如一個健康的嬰兒，在成長的過程中，也需要精心呵護。處于社會環境中，難免身染污垢，清洗即可。孰料浴盆內用的是污水，洗得面目全非。正確的對策，就是換用新水。為什么認為不可救藥，要將嬰兒連同污水一起潑掉，即沒有問題的國企產權制度要陪葬于其有問題的機制？這樣干僅僅只是認識錯誤嗎？勞動階級實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歷史較短，經驗缺乏，在企業經營管理方面，難免因擇術失誤而使企業效率相對較低，影響其生存與發展。這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問題在于，理應為勞動階級利益服務的社會主義經濟學家們不爭氣，未能找出低效的原因，更沒有方法提高效率。這就給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資本主義經濟學家們以可乘之機，趁勢提出了為根除威脅資產階級利益的后患，忽悠眾生的“國企低效論”。因此，我不能不把它看成是資產階級與勞動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這種客觀存在起作用的結果。雙方彼此斗爭的目的，主要是為了將利益從對方手中爭取過來。資產階級需要實行私有制經濟制度，勞動階級則必須依靠公有制經濟制度，才可能各自為本階級爭取到最大利益。這場斗爭是種零和游戲，我之得就是你之失，你之失則為我之得。雖然，雙方為了某種需要和考慮，可能相互妥協，緩解利益矛盾沖突于一時，甚至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實現“互利共贏”，但是，改變不了這場斗爭的零和游戲根本性質。至于這種對抗是否在上面存在，那就不得而知了。這樣一來，主觀上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否能夠落實，就成為一個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流行的“國企低效論”源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理論。這種論調的炮制者出于維護西方資產階級利益的需要，通過中國西化派學者這個二傳手，將國企低效的根源指向它的產權制度，釜底抽薪，以消除國企對資本的侵蝕與擠兌。社會主義公有制企業的存在，可以避免剝削，因而根本性地有利于勞動階級，同時也已經創造出了資本主義所無法創造出來的效率。但是，因為沒有堅持自己階級正確理論的指導，而使一些企業實踐效率降低了，然后再被某些人夸大，說成是國企效率效益低下了。我廠那種能促使國企資產制度高效運營的機制命運，同當年毛委員的土戰法相似。中國經濟戰線上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者，也對那兩種機制非常反感。中國企業管理學家們恥于下問，更不愿深入基層勞動者中作典型事例調查研究。許多人除了人云亦云哀嘆國企低效，連低效的原因，究竟出在企業體制，還是源于機制，卻都混淆不清。因而張冠李戴，將機制之病，甩鍋于制度。

恕我直言，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家們，不論左右派，甚至對某種事物在國企管理中發揮什么作用，正能量提高效率的作用，還是負能量損害效率的作用，都不了解，更沒有分清。例如，中國國企經營管理中特有的兩種事物“鐵飯碗”與“大鍋飯”，右派一概否定。其實，“兩飯”的作用，一正一負，截然相反。“鐵飯碗”對國企技術傳承機制中發揮的提高效率的正能量作用，很大程度上被“大鍋飯”的負能量作用抵消了。他們的所謂理論，最好情況下只是想當然地臆想，也不排除是基于資本主義利益和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態的顛覆陰謀，靚女先嫁說就是代表。

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一批在西方接受經濟學博士教育的人回國了。他們因緣際會地拿到了西方經濟學的博士學位，自覺在經濟學的見識上高人一等，他們許多人也抱著回國效力的理想，試圖推進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他們確實比當時在國內培養的經濟學碩士、博士更多地見識了西方經濟學的學術，按照西方流行的標準，他們的經濟學水平似乎確實可以。然而，他們所撰寫的經濟學論文，所出版的經濟學專著，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嗎？答案是不能。這就更不用說其中一些人可能已經被西方收買或控制了。

在市場經濟的話語籠罩下，在私企大躍進的背景下，外資也開始大舉進入中國了。為什么？因為各級政府都把招商引資作為自己發展經濟的一項重大舉措了。為此，一些層級的政府還專門成立了專門負責招商引資的政府部門，而各級政府領導也都極為重視招商引資。確實，在社會主義國家，引進少數的外資沒有多大的壞處。但引進多了，以至于它在國民經濟中占據相當比例了，又會怎樣呢？它的積極作用是否會越來越小，而擠壓中國民族產業發展和扼制中國同類新技術產生的效果是否越來越大呢？我想，對此，中央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了。中國被忽悠后自廢武功，進行中的許多高精尖攻關項目下馬，中途而廢，因而大大地延緩了前30年開創的高科技發展勢頭，使中國產業仍然以中低端為主，這是再慘痛不過的教訓了。

盡管中國國企絕大多數已被忽悠掉了，但它現在仍然是中國高科技產業的主力軍，而中國學界、政界、企業界的正氣不斷上升。不幸中之大幸，毛主席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針現已重新成為人們的共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把“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邏輯顛倒過來！中國在芯片和操作系統等領域的一些管理者正在從最根層構造中國的產業生態。當美國發現，文化、理論的入侵的軟實力無法忽悠中國了，美國也就圖窮匕現了。2018年，美國對中國中興半導體公司實施高端零部件斷供，一劍封喉，欲置中國經濟于死地，國人方才驚醒過來：原來中國改革開放了幾十年，產業仍然以中低端為主，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原來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據說，2019年中美貿易談判，美方對中方施壓，主要要求有兩個：第一，要中國廢止高科技產業2025年計劃。美國人看得很清楚，中國經濟發展的軟肋在于技術趕不上趟，乃因過去長時期熱衷于發揮比較優勢、市場換技術、招商引資的結果。所以，現在軟硬兼施，無所不用其極地壓制與破壞中國的技術進步，目的就是為了遏止中國的經濟發展；第二，要中國繼續大幅度減小國企在中國經濟中的占比。如果說前一個要求是目的，后一個要求就是手段了。美國人也看得很清楚，只有國企才能承擔起高科技發展和產業化的重任。“比較優勢論”失效之后，削弱國企就是美國遏制中國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唯一方法了。

這就暴露了一個逆反事實。按照“國企低效論”的說法，中國國企效率低下乃因其公有制性質而無法提高。但是，首先美國人不相信這一點。對于美國人來說，沒有提效可能的低效中國國企有什么可怕的，多多益善才是。為什么還要誘導和施壓中國搞私有化，難道是在幫助中國提高經濟效率、加速強大起來？

中國應該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重建社會主義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和政策體系了。經濟即使不以計劃和市場為標準區別其社會制度屬性，但經濟學是有階級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學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社會主義經濟學服務于勞動階級利益。雖然資本主義經濟學漏洞百出，但社會主義國家也完全有可能在一些人的忽悠下，把資本主義經濟學作為自己的主流經濟學理論。當這種可能變成現實后，真正信仰社會主義的經濟學家就少了，而一些打著信仰社會主義招牌的經濟學家，在堅持、發展或者創新經濟學時，也就可能充其量只是空泛其言，成為沒有為勞動階級利益服務之實質內容的空頭社會主義經濟學者了。今天的中國，有意識地提出過維護勞動階級利益的具體的理論主張和實踐方法的經濟學家太少了，而僅有的一些人往往也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因為在1978-2012年的改革開放中，中國經濟學界的逆淘汰太嚴重了。中國經濟學界一度被相信西方經濟學的學者把持了，而且，西方經濟學在中國有了深厚的社會基礎。

有人可能說，無論什么性質的經濟學理論，只要能用來指導搞好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運營，就可以同時為勞動階級利益服務。問題在于，服務于私有制和資產階級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學，真的能夠用于搞好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嗎？資本主義經濟學的產生，緣于資產階級追求其最大利益的需要。其屬下分支企業管理學，主要就是研究如何提高私有制企業的經營效率。資本主義經濟經過幾百年發展，這門管理學已經相當成熟，資產階級因此而獲益良多。它的理論會指導你怎樣去搞提倡集體主義和實行按勞分配那一套實踐嗎？驢唇不對馬嘴，當然要出問題。如果為了提高企業效率，就大搞私有化改革，公有制經濟制度隨之相應遭到削弱與破壞。社會主義前途何在？中國一百多年的近現代史早已表明，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離開了以公有制企業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能實現嗎？

有人可能說，我不在乎那些大道理，也不怕掉進“中等收入陷阱”，只要像現在這樣不愁衣食，小富即安就滿足了。對不起，你這“美好的愿望”恐怕難以保持得住。當年，生活在“黃金十年”中的大多數老百姓的心態，大概同你一樣。他們后來的悲慘遭遇，你是否準備也經歷與體驗？

私有化改革已經使得中國貧富差距持續擴大。貧富差距到了一定程度，等于是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只等經濟發生危機時爆發。現在世界上已有許多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引發社會動亂，請問私化派經濟學家們，你們有何高論和妙招防止此類情況發生，而使中國成為例外？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縱觀世界，在經濟自由主義私有化忽悠下，有的國家，如非洲的突尼斯，南美的智利，盡管一段時期曾經經濟增長喜人，GDP人均超過一萬美元，但因貧富差距也因之無可避免地急劇擴大，引發民眾不滿，一遇經濟停滯，便即社會動亂。據說，中國現今億萬富翁數量增勢格外強勁，名列世界前茅，可是卻有6億人月收入僅1千元。難道私有化的禍根還不思鏟除，反要繼續培植？

事實已經表明，無論是社會平等公平正義，還是經濟發展，只能在社會主義經濟中得到實現。為追求短期效益而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的根本性與長期性利益為特點的假改革、假發展，必將遭到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唾棄和拋棄。

五、對中國國企發展的沉思

正如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所言：“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

第一，在產業基礎技術領域，必須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眾所周知，“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是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產業發展的指導方針。它與當年一些人提出和信奉的“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正好對立。“造不如買、買不如租”曾被批得體無完膚，誰知，后來還是有人故態復萌，變了個“市場換技術”的說法，又將它從垃圾堆里撿回來。改革開放后，毛主席不在了，西方經濟學界的謀士們又躉來了西方的“比較優勢”理論為這種“市場換技術”的說法背書。所謂“發揮比較優勢”，換名不換實，就是“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借尸還魂。開始一段時期，果然撿了便宜。實行省心節力“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比較優勢”，比勞神費力的“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更有利于GDP增長，因而沾沾自喜，自鳴得意。但誰也沒料到，官方統計說，近幾年來，經濟下行壓力反而在不斷地加劇。這是怎么一回事呢？私化派學者在“私企活力論”不能自圓其說的情況下，又有了新創學說。他們解釋，因為基數大了，增長速度自然要降下來。如果我們認同這一“基數制約論”論調，中國之后的前途就將日益黯淡了。道理很簡單，若是基數的原因，它不會變小，只會更大，那么，經濟下行的壓力今后不但不可能扭轉向上，還要繼續加劇，直到像今日世界上許多國家那樣，由于經濟增長乏力，階級矛盾特別是私有化帶來的貧富差距擴大矛盾尖銳化，從而引發社會動亂，原執政黨被推翻，國家改旗易幟。這不是與“私企活力論”異曲同工嗎？而華為和福耀玻璃的實踐正好否定這個。這就說明，無論國企還是私企，都應該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第二，要堅持黨的領導，實行真正的政治掛帥。毛主席倡導的“鞍鋼憲法”就是社會主義國營企業高效運營的基本方略。其中首要一條便是“堅持政治掛帥”。我的理解，“堅持政治掛帥”目的在于通過政治作用下的人文管理，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主觀能動創新精神，實現企業高效。遺憾的是，在他老人家生前，一些官僚陽奉陰違，除個別試點企業外，并未推廣開來。然而，堅持政治掛帥，必須堅持真正的政治掛帥。

為什么強調實行真正的政治掛帥呢？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分為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論使然，也是被實踐所證明了的。我見聞與經歷過性質截然不同的兩種政治掛帥。一種是毛主席倡導的能對企業產生巨大正能量的政治掛帥；另一種則是畸化了的，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幫倒忙的“政治掛帥”。這兩種政治掛帥好比兩個人，一個叫李逵，一個叫李鬼。上世紀60年代，全國曾經有過一次“突出政治應當落實到哪里”的討論。有兩派意見。一派以陳毅為代表，他認為應當落實在自己的業務上；另一派則說要落實在思想革命化上。結果后者占了上風。“思想革命化”看不見，摸不著，但又要表現出來。于是，某些領導者化繁為簡，放松復雜而細致的聯系生產的思想工作，也不再關心瑣碎的群眾利益，代之以開大會、表決心和喊口號，其特點是形式隆重，內容空虛。結果是成事不足，反而敗事有余。這一套做法，是偽政治掛帥和偽群眾路線，魚目混珠，一般是不能用的，更不能當成政治掛帥的主要內容。有人錯誤地以偽當真，反對與厭棄這一套做法，也在情理之中，脫離了生產實際的思想革命化是有害的。學者們對兩種政治掛帥真假莫辨，今天人們似乎普遍反對“政治掛帥”的提法，這是錯把李鬼當作李逵了。中央所提的“講政治”、“政治是第一位的”，不是政治掛帥的另一種表述嗎？

檢驗政治掛帥與群眾路線的真偽，有一種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勞動群眾對開會的態度，他們對上級召集的會議是熱衷愛好，還是討嫌，甚至厭惡？也就是看勞動群眾在會議上是主動方，還是被動方。例如，我在參加工作后的頭兩年間，發現當時的工人師傅對會議饒有興趣，因為在會上可以暢所欲言，發表自己對企業中存在的問題看法和意見，提出解決辦法，認為領導人有不對的地方，也可展開批評。會議上的這種民主氛圍，讓人懷念。這就是真正的政治掛帥。后來就不一樣了，企業領導人可能是嫌麻煩，不再征求群眾意見了，自作主張地決定，像填鴨式傳達下去，要求工人們擁護和支持，實際上不得有異議，哪怕人們不理解。以前大小會一般是每周一兩次，后來“突出政治”，幾乎每天都有會議，照本宣科，不厭其煩。

在實踐中，與真正的政治掛帥相對立的方面，就是“政企分離”和“政企分離”后的“一長制”。“政企分離”就是把經濟視為純粹的經濟，視為脫離政治的經濟。搞這種改革，就是國企在根本制度上的自廢武功。而搞一長制，就是在國企運營機制上的自廢武功。現在，中央已經在加強黨委對國企的領導了。可以說，我們已經在這方面走回到正確的道路上。

第三，走群眾路線。政治掛帥必然要求走群眾路線，必然要求廢除“一長制”。群眾路線是我們黨屢試不爽的工作方法論。“一長制”也與它對立。大概是因為“一長制”是列寧提出的，又在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得到體現，在計劃經濟時期，有人不知利害，企圖將“老大哥”的“先進管理經驗”引進中國，被毛主席堅決否定，針鋒相對，代之以“鞍鋼憲法”，倡導群眾路線的管理方法。雖然“一長制”的提出者是列寧，但列寧提出“一長制”是在特殊歷史時期，而且是清楚地了解“一長制”的危害的。（吳恩遠：《蘇聯企業一長制發展的歷史教訓》，《世界歷史》，1988年第5期。）其實，“一長制”并非列寧的原創。它也是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里引進來的，而西方國家的企業管理機制，又源自其資產階級英雄史觀的產物。毛主席則認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他老人家否定和反對英雄史觀。所以，“馬鋼憲法”和“鞍鋼憲法”，其實質是兩種世界觀，即資產階級英雄史觀和無產階級人民史觀在企業管理上的一種交鋒和對決。真正懂得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懂得了社會實踐，兩種“憲法”，誰是誰非，就根本無需經過時間與實踐的檢驗了。雖然蘇聯有馬鋼憲法，但在列寧之后的斯大林時代，有個“斯達漢諾夫運動”，提倡的是組織工人群眾展開勞動競賽。這個運動之所以能開展起來，前提條件是執政的經濟領導人看重的是勞動群眾的力量，主要依靠群眾，并且在注意維護群眾利益，包括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的基礎上，實現國家欲達到的建設目標。因而，蘇聯在短短的20多年內，便建成了以重工業為主的獨立工業體系，當初一個扶木犁耕田的國家進入了核時代。斯大林之后的蘇聯領導人不知厲害，拋棄了“斯達漢諾夫運動”的精神，使得“一長制”再度盛行起來。蘇聯解體是多種負面因素作用的結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種負面因素，我認為應當是其公有制企業長期實行“一長制”而導致的效率低下，相較于西方發達國家，人民生活改善速度緩慢。“一長制”必然產生特權階層，從而引發民眾不滿。設想一下，假設不是“一長制”，中國20世紀90年代的國退民進就不會發生了。

廢除“一長制”，不是說企業領導人不重要，而是防止企業領導人濫權。國企在建國后的不同時期，其總體效益差別很大，有時很高，有時又很低，其中關鍵影響因素，在于領導干部的思想意識與工作作風的優劣。據我觀察，中國國企的領導選拔機制，不論計劃經濟時代，還是市場經濟時代，選出出類拔萃的企業家，帶有很大的偶然性，選出平庸、甚至低劣者是大概率事件。在這種情況下，限制廠長權力，實現群策群力就非常重要了。一個聰明的企業領導人即使業務能力上有不足，只要善于發現和使用先進人物，敢于在分配上鼓勵先進人物，也就可以大致不犯大的錯誤了。改革現行的領導選拔機制固然重要，但只要在企業中實行真正的民主（實行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原則），也就可以彌補領導選拔機制上的不足了。當然，企業領導人自身也必須不斷上進。

第四，按勞分配。按勞分配是激勵動員的經濟手段。舉一個具體的典型例子。我廠有一位被稱為中國花布圖樣設計狀元的花樣設計師。論對廠的貢獻，他顯然比我大多了，但我工齡長，所以工資比他高。90年代初，本廠最后一次分福利房，也是以工齡長短論英雄，我分得一套兩室一廳，他卻是十幾平米單間，廚廁還要同他人合用。過了一兩年，他就被外地一家私企以高幾倍的工資和一套住房挖走了。國企培養的人才，為私企做了嫁衣裳。這個結果是吃大鍋飯造成的。有人會說，早在改革開放初期，大鍋飯即已遭到痛批，國企中的職工收入不是拉開了嗎？是的，開始拉開了，而且差距越來越大，但比以前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時更糟糕。例如，實行企業自主權后，我廠那位花樣設計狀元調整工資時，沒有比別人多增加一元錢。本廠印花布創銀獎名牌，許多人是出了力的，可謂殫精竭慮，但他們都沒有額外獎勵。新廠長與之前創名牌完全無關，他來廠后，效益一年不如一年，他憑什么無功受祿，獲取三萬元在當時可謂之巨獎？領導者們一般都懂得王安石說的一個道理：治國之道，當“以擇術為先”，但他們可能忽略了另一個道理，“術”，即政策和策略要與時俱進。否則，過去成功的經驗，在客觀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墨守成規，不知變通，反而導致同一事物后來失敗的結果，不乏其例。

中國國企之低效盡管存在，也只是暫時性的問題。追根溯源，原因之一就在于沒有實行正確的行之有效的按勞分配政策。吃大鍋飯時是以工齡長短論英雄，改革開放后，則是以職位高低論英雄，從“左”的壓制變為右的扭曲。只有再變成以貢獻大小為英雄，國企才能從低效變為高效。

六、結論

我已經80多歲了。積五六十年的實踐經驗與理論思考，我認為，中國國企改革與發展的核心問題在于是否相信毛澤東思想。有人說，主席是軍事內行、經濟外行，真是無知之極。然而，這種無知之極早在井岡山時期就已經存在了。近年來，看中國革命井岡山時期的電視連續劇，感慨良深。毛委員那一套獨特的與眾不同的土戰法，因為符合實事求是的原則特點，持續大勝。但是，當年位居中央的“左”傾機會主義領導者看不慣，認為與正規傳統軍事教條相悖，偏要廢除，后果大家都知道了。他老人家是舉世無雙的經濟學高手，生前高瞻遠矚，對未來幾十年的社會發展趨勢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如果對毛主席制定的方針偏要否定，對毛主席否定的東西偏要肯定，結果必然是陷于困境。構造堅固、可靠、強大的公有制企業基礎，應該提到中國共產黨的議事日程上來。怎么做呢？只有重回毛澤東的企業思想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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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作者：盧世源，原國營武漢印染廠老職工；修編：王今朝，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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