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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我們黨總結自身歷史的出發點和歸宿，不是為了追究個人責任，而是為了汲取經驗教訓。《決議》對黨的歷史作出正式結論，是“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

【1944年5月21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圖為全會會址。（圖源：黨史網）】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回顧了黨的奮斗歷程，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不僅樹立了科學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的楷模，而且集中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待自己歷史的科學態度。重讀《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弄清我們黨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是樹立正確黨史觀的重要途徑。

實事求是  一分為二

《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對自身歷史經驗作出的系統總結。《決議》總結了黨從成立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期間，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正反兩方面的斗爭經驗，對黨內若干重大歷史問題作了正式總結。這個總結突出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

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也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內容。毛澤東向來倡導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和調查研究，主張尊重客觀歷史，對黨的歷史予以科學認識和客觀評價。1938年，他在《論持久戰》中指出：“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就必須先有人根據客觀事實，引出思想、道理、意見，提出計劃、方針、政策、戰略、戰術，方能做得好。”在1944年所作的《學習和時局》報告中，他還強調，“對于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中共中央在起草《決議》過程中，采取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決議》的形成，是在毛澤東領導下經過黨中央多次集體討論和修改而完成的。《決議》草案起草過程中，黨的高級干部進行了多次認真討論，甚至成立討論《決議》草案的若干小組，連續開會討論，力求還黨的歷史以真正面目。《決議》的起草和修改經過集思廣益、多次討論，體現了黨內的民主精神，所以《決議》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在修改《決議》時特別在開頭撰寫了一段話，突出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重要性，提醒全黨應該注意對中國革命進行實際的研究。毛澤東在《對〈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的說明》中強調，“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上再現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今后的斗爭有利益，對今后黨和人民有利益”。

《決議》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以中國革命實際進程為依據，全面探討中國共產黨英勇奮斗的光輝歷史，客觀評價黨的方針政策、重大活動、重大事件。在廣泛討論和征求意見的基礎上，《決議》對從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和以王明為代表、以教條主義為特征的“左”傾錯誤的主要內容、表現、危害及其原因，作了系統深入的剖析。對一些重大事件和歷史問題，如陳獨秀的錯誤、八七會議、六大、立三路線、六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第三次“左”傾路線、六屆五中全會、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遵義會議等，《決議》都作了基于當時認識的客觀評價。正如聶榮臻所言，《決議》“分清了我黨歷史上的路線是非，統一了全黨的思想，作出了明確的結論”。

《決議》對中國共產黨自身歷史發展的考察、對黨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及對黨史人物的評價，堅持了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在肯定成績的同時，也明確指出問題和錯誤。如《決議》在充分肯定八七會議挽救中國革命的同時，也指出了它在反對右傾錯誤的時候為“左”傾錯誤開辟了道路；認為中共六大路線基本正確，但“也有其缺點和錯誤”，如對于中間階級的兩面性和反動勢力的內部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決議》對中國共產黨自身在各個時期存在的問題直言不諱，指出土地革命時期，黨的工作有成績也有錯誤，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所犯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上的‘左’傾錯誤，最為嚴重”。但在否定歷次“左”傾錯誤路線的同時也明確指出，犯錯誤的同志并不是一切皆錯，對他們在反帝反封建等問題上的正確觀點也給予了肯定，“第三次‘左’傾路線的代表者也領導了農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反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進攻”。而且《決議》肯定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圍剿”戰爭上的若干觀點，與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仍然是一致的。這樣的評判，體現了一分為二的科學態度。

把握主流  看清本質

歷史是人民創造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中國共產黨在書寫自己歷史時，始終堅持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發動和領導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人民翻身得解放。《決議》在肯定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偉大成績時，反復強調人民群眾的作用，認為中國革命的每一步勝利都是無數先烈和全黨同志、全國人民犧牲奮斗的結果。“無數黨員、無數人民和很多黨外革命家，當時在各個戰線上轟轟烈烈地進行革命斗爭，他們的奮斗犧牲、不屈不撓、前仆后繼的精神和功績，在民族的歷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沒有這一切，則抗日戰爭即不能實現；即使實現，亦將因為沒有一個積蓄了人民戰爭豐富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作為骨干，而不能堅持和取得勝利。這是毫無疑義的。”

《決議》把執行錯誤路線時期指導方針上的錯誤，與普通黨員和一般群眾的踏實工作嚴格區別開來，并給予后者以充分肯定。《決議》指出，第三次“左”傾錯誤路線統治時間特別長、造成的損失特別大，但因為有廣大干部、黨員和廣大軍民群眾在一起進行了積極工作和英勇斗爭，因而黨在許多地區和部門的實際工作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績。群眾路線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關于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原理系統運用在黨的革命實踐活動中形成的經驗總結。黨永遠是人民的一部分，離開了人民，黨的一切斗爭和理想就會落空，因此必須堅持群眾路線。《決議》中也特別肯定了毛澤東提倡的群眾路線，為此，不僅黨和黨外群眾要保持密切聯系，而且首先需要黨的領導機關和黨內群眾保持密切聯系。

《決議》從歷史發展的主流、方向和大勢，充分肯定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認為“黨在個別時期中所犯的‘左’、右傾錯誤，對于二十四年來在我黨領導之下的轟轟烈烈地發展著的、取得了偉大成績和豐富經驗的整個中國革命事業說來，不過是一些部分的現象”，決不能因為一些局部的、個別的、短時間的錯誤就抹殺主要成績。這就分清了黨的歷史的主流與支流、現象與本質。

以史為鑒  繼往開來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善于總結歷史經驗的黨。對善于學習的共產黨人來說，經驗和教訓都是寶貴財富。中國共產黨看待自己的歷史并深入總結歷史經驗，最突出的特點是善于從思想認識的高度進行理論思考。《決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對黨的歷史經驗和教訓作了科學概括，總結了建黨以來特別是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前黨的歷史及其基本經驗教訓，全面詳盡地闡述了“左”、右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著重分析了產生錯誤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決議》認為，各次“左”、右傾錯誤都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一切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和組織路線之正確或錯誤，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們是否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出發，是否從中國革命的客觀實際和中國人民的客觀需要出發”。我們黨著重于分析黨內產生“左”、右傾錯誤的思想根源，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對諸多重大問題進行科學闡述，對中國革命特點、規律進行理論概括。正如恩格斯所言：“要獲取明確的理論認識，最好的道路就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學習，‘吃一塹，長一智’。”我們黨從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的認識和分析中，“獲取明確的理論認識”，其集中體現就是毛澤東思想。

正是抱著以史為鑒的目的，《決議》注重分析錯誤產生的社會根源、思想根源與歷史根源，提出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決議》指出，克服錯誤的“左”、右傾思想，既不能草率從事，也不能操切從事，必須深化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提高全黨對于無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鑒別能力，發揚黨內民主，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進行耐心說服教育工作，具體分析錯誤的內容及其危害。因此，我們黨總結自身歷史的出發點和歸宿，不是為了追究個人責任，而是為了汲取經驗教訓。《決議》對黨的歷史作出正式結論，是“為了學習中國革命的歷史教訓，以便‘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車之覆’成為‘后車之鑒’”。《決議》明確指出，全黨今后的任務就是要在弄清思想、堅持原則的基礎上，團結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和中國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奮斗。以史為鑒，善于汲取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并不斷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基礎上實現黨的高度團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關鍵所在。

 

（作者單位：中國歷史研究院歷史理論研究所；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中國歷史研究院”，原刊于《歷史評論》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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