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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雖非嚴格意義的職業歷史學家，但他自覺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中外歷史，對歷史研究有著獨到的見解，形成了一些影響頗大的歷史研究方法。除了人們熟知的階級分析法之外，歷史主義研究方法在其史學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學術界對毛澤東的歷史觀及其史學思想雖然有不少有價值的成果，[①]但對其歷史主義研究法仍然有深入研究的空間。本文在掌握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全面梳理毛澤東有關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闡述，深入發掘其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精髓所在。毛澤東對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突出貢獻，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注重歷史連續性，強調歷史過程的內在聯系，不能割斷歷史發展的客觀進程;二是強調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注重對歷史問題進行具體分析;三是注重史學的社會致用功能，強調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四是倡導“四面受敵法”，強調“古今中外法”。

　　一、注重歷史的連續性，強調“不能割斷歷史”

　　歷史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認為歷史是連續的發展過程，每個歷史事件的發生均與以往的歷史有著某種程度的關聯。故其基本要求是承認歷史的連續性，重視歷史的發展和進步。

　　毛澤東在五四時期接觸過歷史主義，抗戰時期因閱讀社會學和哲學著作后對歷史主義原則有著更深刻的體晤。強調歷史發展的持續性，強調尊重自己民族的歷史，強調繼承本民族優秀的歷史遺產，構成了毛澤東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基本內容。

　　毛澤東對歷史主義的歷史持續性觀念的關注，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有著經典表述：“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繼承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②]毛澤東不僅強調了歷史的延續性，反對割裂歷史，而且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概念，鮮明地表達了運用歷史主義原則研究中國歷史的觀點。

　　在毛澤東看來，現實是歷史的延續，人類是帶著歷史的烙印走入現實社會的，又將帶著現實的烙印走向未來。故在對歷史、現實和未來的把握上，毛澤東強調“不能割斷歷史”，必須繼承歷史的遺產。他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嚴厲批評了黨內外存在的各種反歷史主義傾向：“在這種態度下，就 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于中國的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團。”[③]他要求用歷史主義態度對待中外歷史：“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④]只有這樣才能從宏觀上把握歷史發展的進程，探究歷史發展的規律。

　　任何歷史事物均與他事物相互制約，各事物內部諸要素之間處在相互制約之中，沒有絕對孤立的歷史事物存在，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主義的基本原則。毛澤東不僅強調歷史的連續性，而且闡明了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內在聯系，將辯證唯物主義強調的普遍聯系的觀點具體運用到歷史研究中。他強調“給歷史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⑤]所謂“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包含著既分別古今又聯通古今的雙重涵義，對歷史的“古”既有繼承又有舍棄，既有保留又有創新，從而顯現出既有某些類似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毛澤東所強調“不割斷歷史”，就是在古今相承、中外相通的內在聯系中把握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繼承性，在歷史的普遍聯系中把握歷史發展的走向。

　　毛澤東既善于順著歷史發展的次序由古及今地觀察歷史，也善于在聯通古今的觀念中以今解古，觸類旁通。這是毛澤東運用普遍聯系的觀點對歷史主義原則的大膽發揮。故他贊賞“倒行”歷史研究法的快捷有效：“馬克思講過，首先研究近代社會，就容易理解古代社會。這是倒行的，卻要快些。”[⑥]這是毛澤東對歷史連續性觀念的另一種表述。他站在“今”的高度回望人類發展的歷史,以凌厲千古、包攬百代的磅礴氣勢，從宏觀上把握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深刻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生動展示了歷史辯證法的獨特魅力。

　　毛澤東強調的歷史連續性原則，在處理歷史文化遺產問題上得到了集中展現。近代以來在對待歷史遺產問題上存在著兩種偏頗：一是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完全否定;二是文化復古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全盤肯定。毛澤東在承認歷史連續性基礎上提出了“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原則。他指出：“中國的長期封建社會中，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是發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條件;但是決不能無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并強調：“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對于人民群眾和青年學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導他們向后看，而是要引導他們向前看。”[⑦]這種尊重歷史辯證法的發展，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族性的精華”。

　　正是由于對歷史主義連續性觀念的注重，毛澤東強調在歷史研究中要了解中國社會實際和歷史實際。針對中共黨內有些人對外國歷史知識了解甚少的狀況,他告誡其要懂得希臘、中國革命史和外國革命史，要從世界歷史坐標中找到中國的特定方位,在世界歷史的整體聯系中認清中國的狀況。他指出：“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⑧]這就從歷史和現實的關聯上闡明了尊重歷史、學習歷史、正確地對待歷史的重要性。

　　二、強調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注重對歷史問題進行具體分析

　　歷史主義的基本觀點，認為歷史事物與思想意識的形成離不開特定的時間、處所及具體的社會環境，故其要求必須尊重歷史的實際情況，將事物放在一定的歷史范圍內加予以考察。

　　毛澤東強調在歷史研究中貫徹“承認在具體時空條件下的個別性”的態度，堅持實事求是和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方法，認為在研究歷史事件時必須聯系歷史背景、社會環境以及相關的客觀條件予以分析。他多次引用列寧的名言“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于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告誡人們對歷史問題應取具體分析的態度。他用通俗而生動的語言對具體分析的普遍意義作了深刻揭示：“一棵樹的葉子，看上去是大體相同的，但仔細一看，每片葉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個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異的方面。這是自然法則，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法則。”[⑨]

　　所謂具體分析，是要認識事物的個性，即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特殊本質，進而把握個性與共性的聯系。毛澤東認為，只有在通過具體分析事物個性基礎上，才能概括出事物的共性，進而認識事物個性，實現從特殊到一般、再由一般到個別的認識深化。對于歷史事物來說，“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而特殊矛盾和特殊本質又有賴于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而存在，故必須從分析特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中把握歷史事物的本質和特征。他舉例說：“資本主義制度所包含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各國所共有的東西，對于資本主義來說，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乃是一般階級社會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東西，對于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來說，這是矛盾的特殊性。”[⑩]歷史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必須依據它所處的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作具體分析后才能判定。毛澤東倡導的具體分析法應用于歷史認識方面，與列寧提出的“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11]原則是一致的。

　　毛澤東不僅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原則，而且將該原則運用于中國歷史研究中。他通過對中國不同歷史時期具體事物的具體分析，把握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具體特點，揭示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特征。如他分析從辛亥革命開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根據領導力量的變化，區別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兩個不同的階段，揭示出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特征：“由于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系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現的。”[12]再如，抗日戰爭初期，毛澤東將國共兩黨關系狀況劃分為第一次統戰時期、1927年以后、西安事變后三個階段，其劃分依據就是對不同時期國共雙方各自的特點的分析及對造成各自特點原因的揭示。像這類通過具體分析精辟地闡述中國社會歷史狀況的典型事例，不勝枚舉。毛澤東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及得出的結論，體現了歷史主義“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原則。

　　毛澤東在《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中具體分析了五四運動的特定時間下具體的內部條件與外部環境。他認為：“五四運動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發生的。十月革命對世界的覺醒，對中國的覺醒，影響是很大的。五四運動時中國無產階級開始有了覺悟，五四運動發生在1919年，1921年便產生了中國共產黨。……我們應該把五四運動中工人的態度研究一下。”[13]他還提出研究五四運動相關的其他方面，如五四時期政府的情況：“在說到辛亥革命時，如不說到當時國內國際的情形，就不能說明革命的發生。同樣，不說明五四時代的政府是什么政府，也不能說明五四運動和六三運動的發生。……所以當時的重要政治文件，像宣統皇帝退位的詔書，袁世凱、段祺瑞政府的一些文件，孫中山的幾個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14]只有具體分析了五四運動發生、發展、高潮的具體歷史條件，對五四運動的評價才能客觀全面，才能深刻認識這場運動的本質。

　　毛澤東同樣注意運用具體分析法來評判歷史人物。他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中不僅肯定孫中山是“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稱贊“他全心全意地為了改造中國而耗費了畢生的精力，真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己”，同時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15]這種對待歷史人物的研究態度，同樣適用于對一切歷史問題的評價。

　　正因毛澤東善于把歷史人物置于特定歷史情境中進行具體分析，故其對歷史人物的成敗得失、是非功過、德才文武的評論別具慧眼，給人以深刻的啟迪。對于歷來被稱為“曠世奸雄”的曹操，毛澤東站在歷史高度重新評價，認為曹操是政治家、軍事家、大詩人，統一北方，打擊豪強，推行屯田，改革弊政，開荒生產，提倡節約，其功績值得充分肯定。對于歷來被說視為暴虐無道的商紂王，毛澤東經認真分析后，認為商紂王不是千古罪人，而是對歷史起到推動作用的人物。這種從客觀歷史事實出發，實事求是評價歷史人物的做法，在毛澤東有關歷史的注解中俯拾皆是，充分展示了歷史主義具體分析法的魅力。

　　三、注重史學研究的致用功能，強調“古為今用”

　　與實證主義史學不同，歷史主義強調歷史研究的主體選擇與歷史解釋作用，認為“致用”是歷史學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治史的目的在于為現實服務。通過借鑒歷史，來尋求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思路或啟示，強調史學的致用功能，是毛澤東對歷史主義研究法的繼承和發展。

　　毛澤東強調史學的社會功能，提出了“古為今用”思想。1956年8月24日，毛澤東在與音樂工作者座談時提出：“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16]1964年9月27日，他在一份批示中明確地說：“古為今用，洋為中用。”[17]在他看來，向古人學習是為了尋求指導革命和建設實踐的有益經驗和行之有效的具體方法。只有總結與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才能透過歷史的迷霧，發現歷史內在的本質與規律性，服務于現實的實踐。“古為今用”，是毛澤東對歷史主義的創造性運用和本土化努力的成果。

　　毛澤東不僅從理論上提倡古為今用，而且在實踐上提出歷史學習和研究應貼近現實，將歷史知識作為觀察和分析現實的工具，力求從歷史中受到啟迪，并尋求指導當時實踐的有益經驗和行之有效的具體方法。他對《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評價便是這種思路的集中反映。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于1944年3月在重慶《新華日報》連載后，毛澤東指出：“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全黨同志對于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18]他隨后致信郭沫若說：“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們把它當作整風文件看待。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一次又一次吃虧，如何避免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倘能經過大手筆寫一篇太平軍經驗，會是很有益的”。[19]

　　以史為鑒，不重蹈覆轍，是研究歷史的最終目的。毛澤東以歷代農民起義失敗的教訓來闡述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性;以司馬遷創作《史記》鼓勵在逆境中奮斗的青年;以李固與黃瓊的事例提倡黨內正直敢言的作風;以明宣宗時官場作風批評黨內的官僚主義;以觸詟勸說趙太后的例子要求領導干部嚴格教育子女;以五代晉遼政治軍事格局聯系到一千多年后的中國與世界各大國的關系，提醒黨內同志注意防止和平演變等，都在強調一個道理：總結與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是歷史研究必須遵循的基本準則。正因如此，毛澤東反復強調研究歷史對中國革命與建設的意義，認為“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于實際運動的深刻了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20]

　　四、倡導“四面受敵法”，強調“古今中外法”

　　承認事物的普遍聯系，既是歷史主義的基本要求，也是辯證唯物論的核心觀點。它要求用普遍聯系的觀點來觀察和把握事物的本質。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關于普遍聯系的基本法則來研究歷史，既承認歷史事項的相對獨立性，又強調此事項與他事項之間的聯系;既看到構成事項的各種要素，又注意諸要素之間相互聯系及相互作用的方式，著重從歷史事項聯系的系統性方面作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解釋。

　　毛澤東倡導從各個方面到整體綜合的歷史研究法。他以中國近代史為例來說明，認為“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綜合的研究”。[21]他將這種研究法稱為“四面受敵”法，并與蘇東坡的“八面受敵”法相類比而予以肯定：“蘇東坡用‘八面受敵’法研究歷史，用‘八面受敵’法研究宋朝，也是對的。今天我們研究中國社會，也要用個‘四面受敵’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四個部分來研究，得出中國革命的結論。”[22]如毛澤東分析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矛盾構成時，列舉了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諸多種矛盾，說明這些矛盾不僅各有其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個矛盾的兩方面又各有其特點;不僅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要從矛盾的各個方面著手研究，才能了解其總體特征。

　　1942年3月30日，為了指導黨的高級干部研究中共黨史，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上發表了《如何研究中共黨史》，提出用“古今中外法”研究中共黨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研究方法的具體運用，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研究法的通俗表達，不僅適用于研究中共黨史，同樣適用于研究人類社會的各方面歷史問題，是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研究方法。

　　他指出：“如何研究黨史呢?根本的方法馬、恩、列、斯已經講過了，就是全面的歷史的方法。我們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當然也要遵照這個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這個方法的一個方面，通俗地講，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問題所發生的一定時間和一定的空間，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所謂‘古今’就是歷史的發展，所謂‘中外’就是中國和外國，就是己方和彼方。”[23]他解釋道：“辛亥革命以來，五四運動、大革命、內戰、抗戰，這是‘古今’。中國的共產黨、國民黨，農民、地主，工人、資本家和世界上的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等等，這就是‘中外’。我想，為了有系統地研究中共黨史，將來需要編兩種材料，一種是黨內的，包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一種是黨外的，包括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等。兩種材料都按照年月的前后編排。兩種材料對照起來研究，這就叫做‘古今中外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我們研究黨史，必須全面看，這樣研究黨史，才是科學的。我們研究黨史，必須是科學的，不是主觀主義。”[24]

　　從毛澤東的闡釋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古今中外法”既要把歷史看成前后聯系的發展過程，又要把歷史視為左右上下相關關聯的整體，要在前后左右上下關聯中審視歷史。所謂“古今法”，是以縱向的歷史事物的相互聯系的觀點考慮歷史事物的方法。他強調“把問題當作一定歷史條件下的歷史過程去研究”，顯然以唯物辯證法的發展學說為依據，發展了歷史主義關于歷史連續性的觀點。所謂“中外法”，是運用辯證唯物論關于矛盾對立統一觀點觀察歷史的范例。“中外”包括兩層含義：第一層是中國和外國，第二層是己方和彼方，就是把所要研究的事物本身稱為“中”，把與其有聯系的事物稱為“外”。毛澤東所說的“中”還含有“中心”之意。他說：“研究中共黨史，應該以中國為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國身上。……我們研究中國就要拿中國做中心，要坐在中國的身上研究世界的東西。”[25]

　　毛澤東提出的“古今中外法”，是將唯物辯證法的全面、聯系、發展的觀點與矛盾的對立統一規律運用于歷史領域而形成的研究方法。它繼承了歷史主義的歷史持續性和個別性觀念相結合的，是對歷史主義的重大創新，堪稱中國化的歷史主義研究方法。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古今中外法’深刻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方法與認識路徑，視野宏大、內容豐富、思想精湛，表述又那樣的通俗簡明，鮮明地體現了毛澤東思想和語言的風格。它不但適用于黨史研究，而且適用于一切歷史研究，其基本精神也可以用以指導文化、科技、教育、外交等各項工作。”[26]

　　作者簡介：左玉河(1964年—)，男，河南新鄉人，歷史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河南大學黃河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原載《晉陽學刊》2015年第5期。

　　注釋：

　　[①]目前學術界對毛澤東的歷史觀及其歷史研究論述的相關成果，主要有張海鵬的《試論毛澤東的歷史觀》(《中共黨史研究》2004年第5期)、李根蟠的《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方法與路徑的思考》(《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3期)、楊建黨的《簡評毛澤東的歷史研究》(《廣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002年第6期)、彭厚文的《毛澤東與歷史研究》(《黨史文苑》2013年第15期)及魯濤、莫志斌的《毛澤東史學思想研究的歷史、現狀與發展趨勢》(《湖南社會科學》2012年第6期)等。

　　[]13;]《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534頁。

　　[③]《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9頁。

　　[④]《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1頁。

　　[⑤]《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⑥]《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8-79頁。

　　[⑦]《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頁。

　　[⑧]《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頁。

　　[⑨]《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 75頁。

　　[⑩]《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8頁。

　　[11]《列寧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5頁。

　　[12]《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5頁。

　　[13]《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3頁。

　　[14]《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4-405頁。

　　[1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242頁。

　　[16]《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2頁。

　　[1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72頁。

　　[18]《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7、948頁。

　　[19]《毛澤東書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1頁。

　　[20]《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3頁。

　　[21]《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02頁。

　　[22]《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1頁。

　　[23]《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頁。

　　[24]《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6頁。

　　[25]《毛澤東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7頁。

　　[26]李根蟠：《關于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方法與路徑的思考》，載《史學史研究》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