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來，在我國思想理論界一直有這樣一種論調，說是毛澤東搞“階級斗爭擴大化”，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歷史虛無主義分子、一些所謂的“公知”，更是把矛頭直接指向毛澤東。他們在“批判”“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幌子下，大肆污蔑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造成極度的社會思想混亂，給中國人民心目中蒙上了一層長時間難以消散的陰霾。對此，筆者遵照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旗幟鮮明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加強思想引導和理論辨析，澄清對歷史上一些重大歷史問題的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更好正本清源、固本培元”的重要指示【1】，認真研讀毛澤東有關著作，仔細辨析他在哪些時候、哪些問題上說了什么，怎么說的、怎么做的；經過分析研判有關資料和歷史事實，發現毛澤東傾其一生，都是在致力于防止、糾正、避免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筆者認為，應該實事求是地摘掉毛澤東頭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帽子，認真恢復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的本來面目，還偉大領袖一個清白，使人民群眾心情舒暢，在黨的領導下開創祖國更加美好的未來！
一、分清敵友前提下壯大人民力量的革命統一戰線
打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一句就是“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革命的首要問題。”并進一步闡明：“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2】文章科學分析了各階級經濟地位，以及由此對待革命的不同態度，明確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于他們的一切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些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3】2019年9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篇文章中引用毛澤東的話說：“毛澤東同志說過，所謂政治，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4】這是對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最完整、準確的詮釋，是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經驗。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百年歷史決議》把“堅持統一戰線”作為我黨百年奮斗取得勝利的一條重要的歷史經驗。嚴格地說，毛澤東關于“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思想，是他創立、堅持、鞏固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淵源。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它不完全是階級斗爭思想，而是階級斗爭思想的延伸，是“人民力量擴大化”之高妙、豐富多彩的政治斗爭藝術的充分展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期，在祖國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犯，妄圖“變中國為它們的殖民地”的嚴峻形勢下，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著力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由于經濟地位不同，對待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不同態度：首先，從工人農民對待1924年至1927年革命的態度，1927年至1935年對待土地革命的態度，和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在反日浪潮中的表現，明確指出：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的工人農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其次，中國小資產階級“和農民一樣，他們有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小生產的經濟地位，……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第三，“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買辦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5】在作了這樣的分析后，毛澤東批評“左”傾機會主義所主張的“‘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等等，是“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分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的錯誤政策【6】，指出：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的買辦性”，“他們中間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斗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由于動搖而采取中立態度的可能。”【7】毛澤東以國民黨著名抗日將領蔡廷鍇為例，指出：蔡廷鍇領導的十九路軍“是代表著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他既和紅軍“打過死仗”，“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而曾經和蔡廷鍇的十九路軍一道進攻江西紅軍的第二十六陸軍，則“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舉行了寧都起義，變成了紅軍”，“寧都起義的領導者趙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還舉了國民黨東北軍將領馬占山抗日的例子，用事實說明：“敵人的營壘是會發生分裂的” 道理【8】，指出：在日本帝國主義下決心要滅亡中國的嚴峻形勢下，“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一致的”，這種買辦資產階級之間“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斗，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種又癢又痛的矛盾”，“對于革命人民卻是有用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斗、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為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9】正是這樣的分析，構成了毛澤東統一戰線偉大的認識論。他說：“目前的局勢，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采取廣泛的統一戰線”，中國共產黨必須“招收廣大的人馬，把敵人包圍而殲滅之”，必須“拿著統一戰線這個武器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眾和一切可能的友軍，向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賣國賊這個最中心的目標而攻擊前進”，而反對“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反對“不會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擊當前的最中心目標，而把目標分散，以至主要的敵人沒有打中，次要的敵人甚至同盟軍身上卻吃了我們的子彈”，說那樣“就不能把敵人驅逐到狹小的孤立陣地上去”，“就不能把敵人營壘中被裹脅的人們，過去是敵人而今日可能做友軍的人們，都從敵人營壘中和敵人戰線上拉過來”，“就是在實際上幫助了敵人，而使革命停滯、孤立、縮小、降落，甚至走到失敗的道路上去。”【10】毛澤東以幽默、詼諧的語句批評關門主義，說他們認為“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民族資產階級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對于富農，是一步也讓不得的。對于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哪有貓兒不吃油，哪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11】他尖銳指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他告訴黨和紅軍：“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睹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線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而關門主義則是“ ‘為淵驅魚，為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彩。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奴仆”；“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12】眾所周知，在毛澤東親自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中，作為瓦解敵軍的重要原則的第八條就是“不許虐待俘虜”。在人民軍隊工作過的同志人人知道，虐待、打罵俘虜、搜俘虜的“腰包”以及槍殺俘虜等，那是要關禁閉、受處分的。這在中外人類戰爭史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對于瓦解敵軍、擴大人民軍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毛澤東這樣描寫道：“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為愿留愿去兩種，愿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紅軍士兵們對于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歡送，十分熱烈，在每次‘歡送新兄弟大會’上，俘虜兵演說也回報我們以熱烈的感激。”【13】他形象地說：敵人“能夠拉了我們隊伍中的壞分子跑出去，我們當然也能夠拉了他們隊伍中的‘壞分子’（對于我們說是好分子）跑過來。假如我們能從他們隊伍中多拉一些人出來，那敵人的隊伍就減少了，我們的隊伍就擴大了。”【14】這是純粹的“人民力量擴大化”的理論！在正確區分敵友前提下，擴大人民的力量，打擊最主要的敵人，是毛澤東一貫的思想。繼1925年發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后，還要求我們必須劃清“延安”和“西安”的界限。到1957年發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時候，進一步總結、概括了這一重要思想，指出：抗日戰爭時期，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解放戰爭時期，一切反對帝國主義，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地主階級，和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于人民的范圍【15】。建國初期，他科學分析民族資產階級既有剝削工人階級的一面，又有擁護憲法、愿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一面，創造性地把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對民族資本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既保證了社會的穩定，又調動了民族資產階級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改造的積極性，使國民經濟得到平穩的發展【16】。眾所周知，從新中國成立到50年代末，數千名國民黨高級將領、日偽戰犯和清末皇帝等，這些原本是人民的敵人的人，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成為人民的一部分……；尤其是1936年“西安事變”中，他和周恩來等領導同志從全國抗日大局出發，釋放了蔣介石，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保證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可以說，從小到優待俘虜兵，大到釋放蔣介石，這是何等的大局觀念，何等偉大的氣魄，何等偉大的胸懷？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十足底氣，誰能做得到？再以毛澤東創立的社會主義時期“兩類矛盾”學說為例，兩類矛盾學說的邏輯起點和邏輯關系：一是強調在社會主義時期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中，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敵我矛盾只是少量的，因此，必須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總題目”，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二是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少量的敵我矛盾中，“我”即人民方面，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17】，所以，我國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性質，是由人民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社會主義是人民的選擇，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三是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總題目”、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就是要把“我”、即把人民這個“矛盾的主要方面”搞好。人民內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礎上的矛盾，所以，只能用說服教育的方法“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來處理，團結、壯大人民的力量，實現全國人民大團結，建設社會主義，——這不全都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嗎？毛澤東多次說：“什么叫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就是實事求是，群眾路線。歸根到底就是群眾路線四個字”，“所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是我黨從來經常說的走群眾路線的問題。”【18】建國初期，他對階級斗爭的估計是“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既不能“把枕頭塞的高高的睡覺”，也不能把敵人看得過多、過重，“如果說現在全國還有很多反革命分子，這個意見也是錯誤的。如果接受這種估計，結果也會搞亂。”【19】毛澤東就是這樣，把人民的力量壯大再壯大，把敵人的力量縮小再縮小，永遠使人民的力量居于主導地位，永遠團結、依靠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偉大力量，所以中國共產黨總是能夠穩操勝券，領導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可以這樣說，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毛澤東都不是搞什么“階級斗爭擴大化”，而是竭盡全力化解、縮小敵對階級的力量，搞人民力量的“擴大化”。
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的無產階級立場
多年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故意把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和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割裂開來，對立起來，致使很長一段時間內，對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的認識陷入誤區。從根本上說，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是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20】毛澤東的階級立場就是人民的立場；毛澤東的階級斗爭思想就是人民至上的思想；毛澤東的階級觀、人民觀，與他親手制定的我黨我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一脈相承。第一，正是由于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才能使擁護我們的人多多的，反對我們的人少少的， 才能“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21】毛澤東的戰爭觀就是為了人民打仗，依靠人民打仗，就是人民戰爭。戰爭年代無數事實證明，無論是紅軍，還是黨領導的地方政府，哪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貫徹落實的好，那里革命隊伍就發展、壯大；反之，就蕭條、冷落。毛澤東批評汀州市政府對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一點也不討論”，說他們開工農代表會“只討論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完全不理群眾生活”，所以群眾“就不高興到會了，會議也召集不成了。擴大紅軍、動員運輸隊呢，因此也就極少成績。”同時他表揚江西的長崗鄉、福建的才溪鄉，說“長岡鄉青年壯年男子百個人中有八十個當紅軍去了，才溪鄉百個人中有八十八個當紅軍去了。”什么原因呢？他舉例子說：長岡鄉有個貧苦農民被火燒掉了一間半房子，鄉政府就發動群眾捐錢幫助他；有三個人沒有飯吃，鄉政府和互濟會就馬上捐米救濟他們；去年夏荒，鄉政府從二百多里的公略縣辦了米來救濟群眾。毛澤東的結論是：“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那么，就得和群眾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我們這樣做了么，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群眾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斗。這是無疑的”。他告訴黨和紅軍：“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22】戰爭年代，人民群眾把子弟兵當親人，“吃的是一鍋飯，點的是一燈油”，“最后一粒米拿去做軍糧，最后一寸布拿去做軍裝，最后一件老棉襖蓋在擔架上”，年輕村婦可以用奶水喂養我軍傷員，為了保護傷員，面對敵人的刺刀和機關槍，毫無畏懼，多少村民犧牲了生命！毛澤東說“兵民是勝利之本”，陳毅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道理全在于此。第二，正是由于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才能使人民軍隊成為一個革命的“大熔爐”。毛澤東這樣描寫當時的井岡山根據地：“除糧食外，每人每天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為繼。……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么人。”【23】毛澤東說：“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軍隊內部的民主主義。……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大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融化了。”【24】“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雇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雇傭制，使士兵感覺不是為他人打仗，而是為自己和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么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米錢和少數的零用錢。”【25】“經過政府的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為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斗爭中不出怨言。”【26】第三，正是由于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才能使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戰斗下去。”【27】才有 “血戰湘江”、“二萬五千里長征”、“上甘嶺戰役”、“長津湖冰雕連”等等驚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史詩；才涌現出像陳樹湘、張思德、董存瑞、江竹筠、黃繼光、邱少云、狼牙山五壯士等千千萬萬為人民視死如歸、感天動地的人民英雄；和平年代才孕育了雷鋒、王杰、劉英俊、焦裕祿、王進喜等一批又一批社會主義新人，推動革命和建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偉大勝利！總之，毛澤東為我黨我軍制定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就是《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的思想【28】，就是馬恩所說的“歷史的活動是群眾的事業，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的思想【29】和“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思想，就是“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思想。這個根本宗旨，本身就具有凝聚全體人民摧毀舊世界、改天換地的偉大基因。它一問世，就與人民利益、人民力量天然吻合。而宗旨的制定者毛澤東，則憑著他堅定的無產階級立場、無私坦蕩的博大胸懷、唯物辯證法哲學的睿智、偉大善良的人格魅力，“聚沙成塔”、“擰沙成繩”，帶領全黨和億萬軍民，眾志成城，“喚起工農千百萬”，“枯木朽株齊努力”，以“多多的”力量、“橫掃千軍如卷席”之勢，向主要敵人的目標進攻，戰無不勝 “一唱雄雞天下白”！ 終于，“經過二十八年浴血奮斗，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30】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人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消滅一切剝削制度，實現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實現了一窮二白、人口眾多的東方大國大步邁進社會主義社會的偉大飛躍。”【31】毛澤東說：“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工人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32】毛澤東這里所說的“我們的權力”，就是黨領導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在階級斗爭中奪得的人民的政權，是為了人民，依靠人民進行偉大階級斗爭偉大成果，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階級觀和人民觀的高度統一，充分體現了我黨《黨章》明確宣示的“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特殊的利益”；這樣的黨，這樣的軍隊，天下無敵，無敵天下。關鍵在于正確分清敵友，以團結真正的朋友，打擊真正的敵人，必然是讓朋友越來越多，敵人越來越少。這不是什么“階級斗爭擴大化”，而是人民擴大化，敵人縮小化。這正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中能夠成功的真諦。說毛澤東搞“階級斗爭擴大化”是站不住腳的，是那些別有用心的人胡亂給毛澤東扣的帽子，是栽贓、潑臟水。
三、苦口婆心糾正社會主義教育中階級斗爭擴大化傾向
近讀中央文獻出版社《毛澤東傳》“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部分，發現在上世紀六十年代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毛澤東不但沒有搞階級斗爭擴大化，反倒是他多次苦口婆心地糾正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黨的主要領導人的階級斗爭擴大化傾向。“社教”一開始，毛澤東就高度注意防止階級斗爭擴大化，提出要“保護大多數”，說要讓干部“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滾水澡，而是洗溫水澡”，要他們放下包袱“去和貧下中農積極分子結合，團結富裕中農以及或者已經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殘余，富農分子”，集中打擊“‘刮黑風’的歪風邪氣，牛鬼蛇神。”【33】1963年5月，他在宋任窮和河南的報告中批示：“必須團結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眾，適當地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即解決不同程度黨的不正常的干群關系，組成有領導的廣大干群隊伍，以便一致對敵。”【34】再次提出“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溫水澡”，說“有些人實行了退賠，就不要戴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來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貪污，二不叫盜竊，傷人不要過多。”【35】在修改《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時，周總理提出應當把文件中“團結百分之九十幾”改為“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毛澤東立即同意，說：“我看可以這樣提，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經批的文件，都改過來。”當周總理又提到鄧小平建議寫上“我們大多數的干部是好的”時，毛澤東也當即表示同意【36】。在1963年5月11日杭州會議上，毛澤東把階級斗爭比作“看螞蟻”，說：“大踏步走路看不見螞蟻，一蹲下去就看見了。”然后說：“沒有‘螞蟻’的地方就不要去找‘螞蟻’，比如那些一類隊，一定要搞階級斗爭就不一定。”【37】《毛澤東傳》寫道：當發現教育中有的地方出了一些亂子，毛澤東“顯得特別謹慎，反復思量，夜不能寐”，指示：“不要傷人，傷了人，敵人又搞不準。‘四清’我們過去沒搞過，過去許多運動，搞出毛病，后邊還要平反。”強調“對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實行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38】說“不能搞宗派主義，又要團結大多數。地富子女要團結，連地主富農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團結。反革命分子、破壞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應該要他們。”【39】但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黨的主要領導人把階級斗爭看得過大、過重，說 “階級斗爭現在可以說到處都有。……壞人壞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應該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誰是誰，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更大”，還說：許多單位應該“搞對敵斗爭”、“扎根串聯”【40】，堅持不同意“后十條”中關于“依靠貧下中農，依靠基層組織”的提法，而主張“工作隊自己去扎根串連，直接發動群眾，不要經過基層組織”【41】。他還親自修改“后十條”中“兩個依靠”等提法，堅持不要“依靠基層組織”。當田家英向毛澤東請示對“后十條”修改的意見時，毛澤東說：“第一，不要把基層干部看得漆黑一團；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隊員集中在一個點上。”【42】《毛澤東傳》介紹說：“后十條”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黨的主要領導人關于社教運動的講話內容，特別是他對“后十條”的批評意見進行的，并且“還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同‘后十條’草案相比，修正草案稿沿著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軌道又前進了一步。文件對農村階級斗爭形勢作了更加嚴重的估計，對基層政權的問題看得十分嚴重，提出了‘反革命兩面政權’的概念。從這種錯誤的估計出發，改變了原先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隊領導整個運動，把廣大基層干部從運動領導撇開。”【43】這里所寫的都是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黨的主要領導人在“搞階級斗爭擴大化”。在1964年8月30日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毛澤東針對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黨的主要領導人“親自指揮”搞的“桃園經驗”，批評道：“派一萬多人的工作隊下去，傾盆大雨，是不是徑流太大？”【44】但這位黨的主要領導人，仍然堅持自己的觀點，又在有關文件中加上“敵我矛盾交叉”等錯誤提法，堅持甩掉基層組織“加重工作團的責任，把所在縣的黨和政府的各級組織交由工作團領導。” 【45】在12月中旬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又在介紹某省材料時，說有些地方“機關家屬里面很多惡霸、地主、富農、四類分子。”毛澤東則批評說：“也沒那么多。”【46】其他領導發言也突出講述階級斗爭的“形勢嚴峻”，有的舉例說“西北地區三百二十八個縣市委和城市的區委，其中爛掉的、基本爛掉的、有嚴重問題的共有一百四十九個，占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五點六。”【47】毛澤東說：“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他又是共產黨，上面又聽他的。”【48】提出了“中心問題是整黨，不整黨沒有希望”的重要概念，并加限制詞：對這部分掌權的人“搞的結果，戶數不超過百分之七八，人數不超過百分之十”，“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擊面過寬。”毛澤東自己也說：“我提出這個問題有點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農、國民黨、反革命、和平演變的，劃成百分之十幾、二十幾，如果有百分之二十，七億人就是一億四，那恐怕會要發生一個‘左’的潮流。……結果樹敵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主張“把那些貪污幾十塊錢、一百塊錢、一百幾十塊錢的大多數四不請干部先解放，我們的群眾就多了。把貪污一百塊錢到一百五十塊錢的解放出來，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49】明確反對所謂“四清四不請”等提法：“說什么四清四不請，黨內外矛盾交叉？這是非馬克思主義的。”【50】對《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第一條中“運動的性質”的幾種提法：1，“四清四不請的矛盾”；2，“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3，“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毛澤東表示只同意第三種提法，說：“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稱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請教育運動，不是什么黨內外矛盾交叉或者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的教育運動。”【51】再次表示反對“下去一萬五千人扎根串連”的做法，而主張“一進村就宣布幾條，開門見山。一條是對社員宣布，我們不是來整你們的，我們是整黨、整干部隊伍，不是整社員”；“對干部也要宣布來意。……貪污幾十、百把塊的，兩百塊的，你們自己講出來，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眾批準，拉倒！其它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大的怎么辦？坦白退賠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塊的也可以赦免。表現好的，群眾同意的，還可以當干部。”在1965年1月3日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批評說：“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不好。四清，要給群眾講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數人，不清社員。有不清者清之，無不清者不清。沒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貪污盜竊、投機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52】縱覽《毛澤東傳》“社會主義教育”上下篇，都是寫毛澤東在糾正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黨的主要領導人“ 沿著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軌道前進”、對階級斗爭形勢作了“嚴重的估計”，以及搞“扎根串聯”、“把廣大基層干部從運動領導撇開”等等“‘左’的偏向”，而且，取得的效果也“使前一段運動中打擊面過寬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糾正，廣大基層干部和整個農村的局勢也比較穩定了。”【53】這充分說明了毛澤東糾正“階級斗爭擴大化”的必要性、正確性。事實正是如此：如果不糾正對階級斗爭形勢作“嚴重的估計”，而是把矛頭對向群眾和基層干部，勢必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危害社會主義穩定；同樣，如果放棄了對極少數堅持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一心按照資產階級世界觀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改造”社會主義的“掌權人”的思想斗爭，千千萬萬革命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打下的紅色江山就會改變顏色；資產階級是一定要用糖衣炮彈打人、要腐蝕干部的，如果把對這些“掌權者”進行思想教育，把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回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說成是“階級斗爭擴大化”，既不符合事實，邏輯上也是說不通的。我們從“社教”中毛澤東突出強調“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解決不同程度黨的不正常的干群關系”，“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中心問題是整黨”、“整干部隊伍”的重要概念，和強調社教運動“它的名稱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堅持糾正所謂“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交叉”等錯誤提法，聯系此前幾年他對刮“三自一包”單干風的批評，可以明顯地看到，毛澤東既防止“階級斗爭擴大化”，又關注解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矛盾”。此時此刻，他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掌握國家政權的“各級領導干部”這個“關鍵少數”變不變質、當不當“李自成”、能不能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了。從幾十年后我國出現的“塌方式腐敗”來看，這真是偉大的預見！
四、“兩個務必”的思想政治教育挽救大批黨員干部
早在1949年3月全國勝利前夕，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中就告誡全黨：“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這就是72年來伴隨我們一路走來的“兩個務必”。七屆二中全會后不久，在帶領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開往北平時，毛澤東又提出了“進京趕考”的偉大理論，立下“不當李自成”、“要考個好成績”、“絕不能退回來”的錚錚誓言！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西柏坡參觀時深情地指出：“毛澤東同志當年在西柏坡提出‘兩個務必’，包含著對我國幾千年歷史治亂規律的深刻借鑒，包含著對我們黨艱苦卓絕奮斗歷程的深刻總結，包含著對勝利了的政黨永葆先進性和純潔性、對即將誕生的人民政權實現長治久安的深刻憂思，包含著對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深刻認識，思想意義和歷史意義十分深遠。”習總書記的講話，對于我們學習領會毛澤東“兩個務必”的深邃思想，始終做到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實事求是、一心為民，繼續把人民對我們黨的“考試”考好，使我們的黨永遠不變質、我們的紅色江山永遠不變色，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事實證明，毛澤東關于“兩個務必”和不當“李自成”的思想，是見微知著、高瞻遠矚、未雨綢繆的偉大預見，完全符合我國的實際。建國初期，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54】共產黨為人民打天下，奪取全國勝利，受到人民擁護，是理所當然的；但資產階級的捧場、拉攏腐蝕領導人，其目的是為了奪回他們失去的天堂，在新政權內尋找資本主義復辟的代理人。賴昌星有句“名言”：“不怕領導講原則，就怕領導沒愛好”，可謂一語中的。一些黨員干部就喜歡吃這一套，所謂“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就是這個道理。喜歡吹捧給你吹喇叭抬轎子，喜歡金錢給你送票子，喜歡別墅給你送房子，喜歡美女給你送婊子。黨和政府中確實出現了一些領導干部忘記“兩個務必”、被資產階級“糖彈”擊中，本應是人民的“公仆”、變身為人民的“主人”，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毛澤東說：“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縣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么，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55】加上當時國際上階級斗爭異常尖銳復雜，帝國主義除了對我不斷進行經濟封鎖、武裝挑釁外，還在意識形態領域發動“沒有硝煙的戰爭”，對我國實行和平演變的策略；赫魯曉夫篡奪了蘇聯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推行一整套修正主義路線，美帝、蘇修亡我之心不死。在國內外尖銳復雜的階級斗爭面前，為了避免與黃炎培“窯洞對”所說的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惰性發作，由少數演為多數，到風氣養成，雖有大力，無法扭轉，并且無法補救”的局面，經毛澤東提出、黨中央決定，繼在農村“社教”之后，開啟了“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這條跳出“興勃亡忽”歷史周期率的“新路”【56】。在觸及干部靈魂，堅持“兩個務必”、不當“李自成”、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政治教育中，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了群眾，教育、挽救了大批干部，培養、鍛煉了一大批（現今仍然活躍在各級領導崗位上的）革命接班人，對黨和國家不改變顏色，發揮了和繼續發生著巨大的作用。資料顯示：黨的十八大以來（截至2021年5月）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392人、廳局級干部2.2萬人、縣處級干部17萬余人、鄉科級干部61.6萬人；查處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力問題、“四風”問題等62.65萬起【57】。2014年6月14日央行網站發布報告，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有上萬的貪官，卷走八千億人民幣逃往海外。中國紀檢監察報2017年8月1日披露，先后查處包括徐才厚、郭伯雄在內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軍級以上干部100多名，全軍各級紀檢機關共受理信訪舉報4萬余件，初核近1.3萬件，立案4000余件，給予紀律處分1.3萬余人。2016年，全軍紀檢機關立案調查445件、給予紀律處分4885人。近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宣傳部與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攝制的五集電視專題片《零容忍》第一集《不負十四億》披露，截至2021年10月，全國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407.8萬件、437.9萬人，其中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干部484人，共給予黨紀政務處分399.8萬人。說明在黨和人民反腐敗高壓態勢下，仍然有人管不住內心的貪欲，不收斂不收手，甚至政治問題與經濟問題交織，違背黨的初心使命，動搖黨的執政根基，影響黨和國家政治安全。我們看到，那些國級、副國級、省級、副省級，及其以下的貪官污吏，他們不信馬列信鬼神，不靠工農傍大款，向資產階級“投懷送抱”，成千上億侵吞勞動人民的血汗；他們黃金萬兩、“金錢壁壘”、妻妾成群，“小秘”“小三”幾十、幾百；尤其是他們不僅在經濟上貪腐，生活上紙醉金迷，驕奢淫逸，更為嚴重的是利用手權力，大搞權力尋租、以權謀私、權錢交易，與國內外資本家、新老資產階級勾搭連環，顛覆社會主義制度。現在人們看得更加清楚：如果我們幾十年來始終牢記毛澤東的教誨，不中斷對這個“關鍵少數”的“重點”“敲警鐘”，而是從嚴治黨、防微杜漸，出來一批、斗爭教育一批，就不會釀成今天這樣面積之大、官位之高、人數之眾、貪資之巨的“史無前例”的“塌方式的腐敗”！眾所周知，毛澤東寬厚仁慈、愛護干部，在黨內外享有盛譽。包括反對過自己，并被實踐證明反對錯了的干部、犯錯誤的干部，他都是盡力保護，說：“對待犯了錯誤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幫助的態度還是敵視的態度，這是區別一個人是好心還是壞心的一個標準。”【58】這仍然是他“把擁護我們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對我們的人搞得少少的”一貫初衷。事實表明，農村“社教”結束初期，毛澤東把“走資派”問題是作為人民內部矛盾對待的，而且多次說過真正的“走資派”只是極少數，經過教育“只要認真改了，就好”。無非是要他們不脫離群眾，堅持“兩個務必”、不當“李自成”，是對他們進行生活上不腐化、政治上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政治教育，絕不是主張“一棍子打死”。1966年10月24日，當聽到有人匯報說一些領導同志的檢討沒有被群眾通過，對他們說：“反黨反社會主義決不能承認，承認了還能工作嗎？”“你們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萬萬不能承認反黨反社會主義。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讓他們學生來接班，行嗎？”【59】10月25日又說：“無非是犯了一些錯誤，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線錯誤，改了就是了。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60】同時要求群眾 “要團結干部的大多數，犯了錯誤的干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只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都要團結他們。”指示：“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變相的武斗。”【61】囑咐群眾組織“對一切犯錯誤的同志，不論老干部、新干部，黨內的同志、黨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采取教育為主的方針”；多次提出解放“走資派”，堅持“給工作”、“給出路”的政策，說：“所謂頑固不化的走資派……只是極少數。就是對于這些人，也要給出路，不給出路的政策，不是無產階級的政策。”【62】腐敗不除，國無寧日。筆者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黨和人民進行的反腐敗斗爭，實質上就是當年毛澤東所關注的那種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階級斗爭的繼續和延伸。“階級斗爭擴大化”是錯誤的，“階級斗爭熄滅論”同樣是錯誤的。必須正視現實，堅持實事求是，用“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否定“階級斗爭熄滅論”，這正是“否定之否定”規律的實現過程。
五、堅持“階級自信”，正確處理新形勢下的階級斗爭問題
農村社教中，當聽到有的省匯報有人說“階級斗爭是共產黨挑起來的”，毛澤東反駁說：“什么挑起來呀，共產黨就是反映人民的要求”。在例舉許多階級斗爭事實后，他說：“你說這些東西是天上掉下來的嗎？說是共產黨想出來的，為什么群眾歡迎？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時，四類分子躍躍欲試，地主用歸宗圖教育他們的后代，還要搞階級斗爭，他們用送禮、美人計拉攏我們的干部，是誰挑起來的？階級斗爭確實存在。不能把沒有說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說成沒有。”【63】在對戰爭形勢的估計上，他也講了這樣的辯證法思想：“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64】歷史上不乏這樣的例子。1927年北伐途中，陳獨秀機會主義放松了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的警惕，丟掉了階級斗爭這根“弦”，結果蔣介石突然襲擊，來了個“四·一二”大屠殺，30多萬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被殺，致大革命失敗。“樹欲靜而風不止”。社會主義時期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是客觀存在。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時候，天天“吆喝”階級斗爭，反而看不到什么階級敵人。什么原因呢？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人民方面，執政黨強調階級斗爭，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下，一部分敵人被消滅了，動搖不定的站到人民方面來了，真正的階級敵人成了縮頭烏龜隱蔽起來。相反，在執政的共產黨內“階級斗爭熄滅論”占了上風的時候，不提甚至否定、反對階級斗爭，你說“階級斗爭學說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他卻不信，對歷史虛無主義攻擊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采取放縱的態度，敵對勢力就以為“時機已到”，向革命人民反攻倒算，階級斗爭反而凸顯出來。這也是歷史的辯證法。
1981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剝削階級作為階級消滅以后“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此后幾十年，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大歷次修改的《黨章》和《憲法》，也一直堅持了這個觀點。我們理應遵照中央要求，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時期“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警惕“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對敵視社會主義的分子在政治上、經濟上、思想文化上、社會生活上進行的各種破壞活動，必須保持高度警惕和進行有效的斗爭。”對黨中央的這個重要思想，如果只是停留在文件上，對“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發生的“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或“階級斗爭的反映”的客觀事實視若無睹，不作階級分析，不持階級立場，回避階級斗爭，這就必然貽害無窮！
多年來，由于歷史虛無主義的干擾破壞，我國政治生活領域里淡化、遠離、褻瀆、拋棄階級斗爭的奇怪現象，危害之大、時間之長前所未有。我們永遠不應忘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蘇東劇變，一些曾經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淡化、遠離、褻瀆、拋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學說，導致亡黨亡國的悲慘結局。毋庸諱言，我們國家現在也出現了這種令人擔憂的現象。我們這個靠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武裝起來、發展壯大的黨，靠了“階級自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解放了全中國的無產階級執政黨中的不少黨員，竟然丟掉“階級自信”，諱言“階級”、“階級斗爭”、“階級覺悟”，甚至到了不敢亮明自己“階級身份”， 不敢公開自己“姓無”、“姓馬”、“姓共”、“姓社”的地步；在具體工作中，也不去回擊攻擊謾罵我們共產黨的人，不理直氣壯地推行《共產黨宣言》中消滅私有制和實行“兩個最徹底決裂”的偉大真理，對不法資本和資本家的限制也不夠有力，……可想而知，如果連戰勝資產階級的“階級自信”都沒有了，那其他的“自信”將從何談起？最大的危害還在于給世人造成一個嚴重誤導，似乎中國共產黨不講階級斗爭，是他們覺得搞階級斗爭“輸理”了，不但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搞錯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階級斗爭也“搞錯了”，推翻國民黨統治、奪取無產階級政權也是“不應該”的了，這就使否定共產黨、否定社會主義、“回到民國去”的“民國熱”，一度甚囂塵上。歷史虛無主義者們就從這里打開了缺口，反過來向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進行階級斗爭。堅持還是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是檢驗真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分水嶺。淡化、遠離、褻瀆、拋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實質上是被馬克思、恩格斯批判過的魏特林、普魯東等人的早期機會主義和德國黨內倍倍爾、李撲克內西的拉薩爾主義，被列寧批判過的考茨基、伯恩斯坦的老牌修正主義，被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批判過的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現代修正主義，導致蘇聯資本主義復辟的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 毛澤東說：“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65】習近平總書記說：“馬克思主義，首先就是階級立場，進行階級分析”【66】，并多次要求我們“提高政治判斷力”，“在重大問題和關鍵環節上頭腦特別清醒、眼睛特別明亮，……堅持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67】那么，提高什么“政治判斷力”？在什么“重大問題和關鍵環節”上“頭腦特別清醒、眼睛特別明亮”？堅持什么“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筆者理解，最根本的，就是要在堅持“無產階級自信”上不能動搖，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不能丟”上不能動搖，在堅持“共和國是紅色的，不能淡化這個顏色”上不能動搖，在保衛社會主義江山、保衛人民革命的勝利果實、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個維護“多多的”人民根本利益上不能動搖！當前，我們正遵照習近平總書記指示，“用歷史映照現實、遠觀未來”，討論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中“為什么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從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牢記初心使命、開創美好未來。”【68】筆者認為，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就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或者說是根本原因，也是我們未來取得“繼續成功”的必須遵循。沒有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運用于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毛澤東思想，包括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中國革命勝利是不可想象的，那樣，我們就很可能到現在還在“黑暗中摸索”。我們應遵照習總書記的指示，旗幟鮮明地批判歷史虛無主義，拿起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的銳利武器，從階級斗爭“恐懼癥”中解放出來，把當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事件，按照階級斗爭的規律，審慎地、實事求是地抓在手上。中國共產黨是在階級斗爭中為了維護勞動者的利益而建立的，必然要與損害勞動者利益的人和事進行斗爭。無產階級革命，無論是奪取政權之前還是之后，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人，必須為了人民進行階級斗爭，進行階級斗爭為了人民，兩相統一，相輔相成，順理成章。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一定范圍內”的階級斗爭這個大是大非問題，這對于當今中國來說，更具有重大現實的意義。在階級斗爭問題上，必須恢復毛澤東階級斗爭思想的本來面目，還老人家一個清白。這樣才能真正做到，旗幟鮮明地擁護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全面從嚴治黨，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帶領全國人民在新征程上取得更大的勝利，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5】【7】【8】【9】【10】【11】【12】【14】《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44、145、145-146、148、153-154、154-155、 155、158頁【6】【13】《井岡山的斗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78、67頁【15】【16】【18】【19】《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4、365、451、454、459-460、378頁【17】《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2頁【20】《為人民服務》，《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04頁【21】【22】《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6、137-139頁【23】【24】【25】【26】《井岡山的斗爭》，《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63、64頁 【27】《論持久戰》，《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12頁【29】《神圣的家族》，《馬恩列斯論無產階級政黨》，人民出版社1978年7月第1版114頁
【30】【31】《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第1311、1316、1317、1326、1327、1328、1344、1350、1351、1352、1354、1357、1357、1366、1367、1368、1369、1372、1373、1377、1383頁【54】【55】《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89、326頁【56】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第157頁【59】【60】《毛澤東傳》第1449、1451頁【63】【64】《毛澤東傳》第1340、1347頁【65】《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66頁【67】習近平2020年12月24、25日在政治局談心會上的講話【68】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作者系河北省文化市場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原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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