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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貴生：不能用蒲魯東的所謂“辯證法”解讀今天的社會現實

點擊：作者：郝貴生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3-01 10:28:48

馬克思主義是批判的、革命的，其產生、發展過程中就是在同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各種機會主義錯誤思潮的斗爭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共產黨宣言》的形成和寫作中，馬克思、恩格斯就批判了法國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蒲魯東（1809-1865年）特別是其所謂“辯證法”的矛盾經濟體系思想。當今中國竟然有權威言論用蒲魯東的所謂“辯證法”思想解讀今天的社會現實，實則是歷史的倒退。

一、蒲魯東依據黑格爾的辯證法構建他的“辯證的經濟矛盾的體系”

蒲魯東出生于一個農民和小手工業者的家庭，少年家境貧寒，失過學，12歲就到過法國許多城市謀生。青少年的不幸遭遇使他痛恨資本主義制度，決心致力于發現某種能夠改善窮苦人狀況的途徑方法。他刻苦自學過許多書籍，受到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1840年發表《什么是財產？》一書，開始批判資本主義，但他不主張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希望保留小生產者的私有制。他提出了“財產就是盜竊”的著名論斷。馬克思首先肯定了這本書的積極價值，說“無疑是他最好的著作。這一著作如果不是由于內容新穎，只是是由于舊東西的那種新的和大膽的風格而起了劃時代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0頁）它“向經濟學中‘最神圣的東西’進攻的挑戰性的勇氣，用來嘲笑庸俗的資產階級理性的機智的怪論，致命的批判，革命的真誠——《什么是財產？》就是以所有這些特性激動了讀者，并且一出版就流下了強烈的印象。”（同上，第141頁）但馬克思也指出了這本書的嚴重錯誤。一是這本書“已經可以看到一個矛盾：蒲魯東一方面以法國小農的（后來是小資產者的）立場和眼光批判社會，另一方面他又用他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來的尺度來衡量社會。”（同上，第142頁）二是這本書的標題就表現出的它的缺點和錯誤、“問題提得非常錯誤，甚至無法給它一個正確的回答。”（同上，第142頁）財產關系不應當從法律和人的主觀意志來說明，而應該從經濟關系來解釋。蒲魯東把財產關系這個經濟范疇同“一般的法律概念”糾纏在一起是錯誤的。

1846年，蒲魯東又拋出了他自命不凡的著作《經濟矛盾的體系，或貧困的哲學》一書，從理論上系統闡發了他的哲學、經濟學和政治觀點。馬克思恩格斯曾經說過，19世紀40年代的幾乎所有的思想理論家都自覺不自覺地受到黑格爾思想的影響，并借用黑格爾的哲學特別是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解讀社會經濟、政治等社會問題。蒲魯東也是如此。他是如何借用黑格爾的“辯證法”闡發他的經濟學范疇和理論呢？

我們知道，黑格爾是一個辯證法的唯心主義哲學家。他主張世界的本源是絕對精神，絕對精神最初是以精神的狀態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復雜的變化過程，以后被否定外化為自然界，再被否定產生人類社會。整個過程就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否定因素和肯定因素矛盾斗爭的否定之否定過程。黑格爾哲學的最偉大之處就是揭示了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的矛盾的辯證發展的過程。但他的辯證法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同時這種唯心主義體系制約了他的辯證法，導致其辯證法的不徹底性。馬克思恩格斯高度評價黑格爾辯證法思想，同時對其進行了唯物主義的改造，使之成為唯物主義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歷史觀，并用之解讀資本主義社會，創立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所以恩格斯說：“唯物主義歷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上的特別應用，只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1-692頁）但馬克思主義之前的思想家不真正懂得黑格爾哲學的精華和缺陷，簡單地照搬黑格爾哲學的唯心主義的“辯證法”的詞匯，也就不可能做出科學的結論來。蒲魯東就是這樣的一位思想家。

第一，他用黑格爾的矛盾體系解讀他的經濟學體系。馬克思談到蒲魯東的經濟學體系時說：“他還企圖辯證地說明經濟范疇的體系。康德的無法解決的‘二律背反’現在必須用黑格爾的‘矛盾’作為闡述方法來代替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3頁）

第二，他把經濟學范疇看做與現實經濟生活對立的先天的范疇。黑格爾哲學的本源是絕對精神，他的所有哲學或者說辯證法范疇都是與現實對立的先天的范疇，其變化也首先是精神范圍內邏輯的自我演進。蒲魯東也是這樣，他把所有的經濟和社會范疇也都看做“不依賴實際關系而自生的思想”，看成是先驗的觀念和思想的產物。現實的經濟關系實質是先驗的經濟范疇的邏輯推演來構成的。

第三，他對經濟學范疇也進行“矛盾”的分析。黑格爾強調矛盾是事物發展的內在動力，而矛盾即肯定和否定、是和非。它們之間的對立斗爭，就形成辯證運動。蒲魯東就照搬了黑格爾的“矛盾”思想，機械地把一切經濟范疇劃分出好、壞兩個方面。通過對立范疇的“綜合”，來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例如對“分工”的認識。“分工”好的方面是“實現條件上和智能上的平等方法”，而其壞的方面則是“分工變成了貧困的源泉。應當解決的任務是找尋“一種新的結合，一便消除分工的有害方面而保存與有益的作用。”“機器”好的一面在于減輕勞動，而壞的一面在于排擠工人。“競爭”是作為保存“機器”好的一面，消除其壞的一面的“綜合公式”而出現的。“壟斷”也有好壞兩個方面。“壟斷既是社會構成的根源，是財富的必要條件，同時也是同等程度上掠奪和貧困的根源；愈是要它產生福利，從它那里得到的禍害就愈多。沒有它，社會進步就會停滯，有了它，勞動就將閑怠，文明將衰落。”為了保存壟斷好的一面，消除其壞的一面，又過渡到國家和稅收。……如此等等，蒲魯東就這樣把所有的經濟范疇逐一取來，把一個范疇用作另一個范疇的消毒劑，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劑的混合物，寫出了兩卷本的“經濟矛盾的體系。”

二、馬克思對蒲魯東的“辯證的經濟矛盾體系”的批判

針對蒲魯東的所謂“辯證法”經濟學理論，馬克思于1847年出版《哲學的貧困》，以及《共產黨宣言》等書中對其錯誤思想尤其是“辯證法的經濟范疇”進行了系統批判。

第一，指出經濟學范疇和理論是現代經濟關系的反映，而不是先驗構成的。馬克思這時已經創立了唯物史觀，唯物史觀認為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所有的理論包括經濟學理論都是對現實的社會生產關系自覺不自覺的反映。所謂先驗的理論其實質是唯心主義的。馬克思說：“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真正的哲學家蒲魯東先生把事物顛倒了，他認為現實關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疇的化身。”（《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第141頁）

第二，用先驗的經濟學范疇解讀現實的經濟關系，必然導致對現實的社會關系的割裂。馬克思認為，現實的經濟和社會關系是多樣的。經濟范疇和體系應該研究這種現實的關系。如果離開現實，必然把現實的客觀的經濟關系割裂開來或簡單化。“誰用政治經濟學的范疇構筑某種思想體系的大廈，誰就是把社會體系的各個環節割裂開來，就是把社會的各個環節變成同等數量的依次出現的單個社會。其實，單憑運動、順序和時間的唯一邏輯公式怎能向我們說明一切關系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會機體呢？”（同上，第141頁）

第三，不能用道德上“好”與“壞”取代哲學上“肯定”、“否定”的矛盾關系。蒲魯東運用“矛盾”觀點分析經濟現象，沒有錯誤。但他把“矛盾”簡單化了。黑格爾哲學講“矛盾”經常講“肯定”與“否定”，但這是哲學概念，指維護事物存在的因素和促進事物滅亡的因素。但蒲魯東把它與道德上的“好”與“壞”等同起來，一律用好與壞分析經濟范疇中的矛盾。如馬克思說：“蒲魯東先生自己的辯證運動只不過是機械地劃分出好、壞兩面而已。”“蒲魯東先生認為，任何經濟范疇都有好壞兩個方面。他看范疇就像小資產者看歷史偉人一樣：拿破侖是一個大人物；他行了許多善，但是也作了許多惡。蒲魯東先生認為，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益處和害處加在一起就構成每個經濟范疇所固有的矛盾。應當解決的問題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壞的方面。”（同上）

第四，蒲魯東只是借用了“辯證法”的詞句和用語，最終導致“形而上學”。馬克思發現，蒲魯東雖然一再聲稱他要自覺運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但他并不真正懂得黑格爾的辯證法，“蒲魯東先生從黑格爾的辯證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語”。其結果最終滑入到形而上學中去。“盡管蒲魯東先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體系的頂峰，可是他從來沒有超越過頭兩級即簡單的正題和反題，而且這兩級他僅僅爬上過兩次，其中有一次還跌了下來。”（同上，第145頁）馬克思還說，如果把蒲魯東也當做一個經濟學范疇，也有好與壞的兩個方面，“與黑格爾比較，他的長處是提出問題并且自愿為人類最大幸福而解決這些問題，那么，他也有一個短處：當他想通過辯證的生育過程生出一個新范疇時，卻毫無所獲。”（同上，第144頁）

第五，蒲魯東的“辯證法”否認矛盾的斗爭。蒲魯東的“辯證法”如馬克思所說，他抓住第一個到手的范疇，隨心所欲地給它一種特性：把需要清洗的范疇的缺陷消除。例如，如果相信蒲魯東先生的話，稅收可以消除壟斷的缺陷，貿易差額可以消除稅收的缺陷，土地所有權可以消除信用的缺陷。這樣，蒲魯東先生把經濟范疇逐一取來，把一個范疇用作另一個范疇的消毒劑，用矛盾和矛盾的消毒劑這二者的混合物寫成兩卷矛盾，并且恰當地稱為《經濟矛盾的體系》。”（同上，第145頁）馬克思認為這種“矛盾”實際是否認了對立面之間的斗爭，否認了運動。“兩個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爭以及融合成一個新范疇，就是辯證運動。誰要給自己提出消除壞的方面的問題，就是立即切斷了辯證運動。”（同上，第145頁）

第六，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是對蒲魯東“好壞辯證法”的有力駁斥。按照蒲魯東的“辯證法”封建社會也有“好”和“壞”的方面。“壞”的方面就是封建社會新興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但“好”卻最終為“壞”所戰勝。馬克思說：“可是，卻沒想到結果總是壞的方面壓倒好的方面。正是壞的方面引起斗爭，產生形成歷史的運動。……資產階級得勢以后，也就談不到封建主義的好的方面和壞的方面了。”（同上，第152頁）

第七，蒲魯東主觀主義地應用“辯證法”，是與他的小資產階級立場分不開的。馬克思認為，不同的哲學方法離不開一定階級利益和階級立場。蒲魯東也是如此。“蒲魯東是天生地傾向于辯證法的。但是他從來也不懂得真正科學的辯證法，所以他陷入了詭辯的泥坑。實際上這是和他的小資產階級觀點有聯系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7頁）馬克思還說，每一種經濟關系都有其好的一面和壞的一面；只有在這一點上蒲魯東先生沒有背叛自己。他認為，好的方面由經濟學家來揭示，壞的方面由社會主義者來揭露。他從經濟學家那里借用了永恒關系的必然性；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了把貧困僅僅看作是貧困的幻想。他對兩者都表示贊成，企圖拿科學權威當靠山。“而科學在他看來已成為某種微不足道的科學公式了；他無休止地追逐公式。正因為如此，蒲魯東先生自以為他既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也批判了共產主義；其實他遠在這兩者之下。說他在經濟學家之下，因為他作為一個哲學家，自以為有了神秘的公式就用不著深入純經濟的細節；就他在社會主義之下，因為他既乏勇氣，也沒有遠見，不能超出（哪怕是思辨地也好）資產者的眼界。他希望成為合題，結果只不過是一種結合的錯誤。他希望充當科學泰斗，凌駕于資產者和無產者之上，結果只是一個小資產者，經常在資本和勞動、政治經濟學和共產主義之間搖來擺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995年，第155-156頁）

第八，蒲魯東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好”與“壞”的分析，實質是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反對無產階級革命。從蒲魯東的青少年經歷看，他確實痛恨資本主義制度，但他只是痛恨資本主義“壞”的方面，保留資本主義“好”的方面。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整個經濟學理論不是論證資本主義必然滅亡，而是對資本主義改良和修修補補。從根本上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共產黨宣言》批判的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思潮就包括蒲魯東的這種理論。馬克思說，社會主義的資產者愿意要現代社會的生存條件，但是不要由這些條件必然產生的斗爭和危險。他們愿意要現存的社會，但是不要那些使這個社會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們愿意要資產階級，但是不要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看來，它所統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把這種安慰人心的觀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體系。它要求無產階級實現它的體系，走進新的耶路撒冷，其實它不過是要求無產階級停留在現今的社會里，但是要拋棄他們關于這個社會的可惡的觀念。這種社會主義的另一種不夠系統、但是比較實際的形式，力圖使工人階級厭棄一切革命運動，硬說能給工人階級帶來好處的并不是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改革，而僅僅是物質生活條件即經濟關系的改變。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所理解的物質生活條件的改變，絕對不是只有通過革命的途徑才能實現的資產階級生產關系的廢除，而是一些在這種生產關系的基礎上實行的行政上的改良，因而絲毫不會改變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至多只能減少資產階級的統治費用和簡化它的財政管理。”（同上，第301-302頁）

三、批判現實中的蒲魯東的“辯證法”思想

毛主席說，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中，存在于一切事物自始至終的過程中，這就要求我們自覺運用唯物辯證法的矛盾思想分析和解決現實問題。但矛盾在具有普遍性的同時，也具有特殊性。不能主觀主義地把一種事物的對立兩方面不分時間、地點、條件，簡單套用到一切事物上。許多客觀事物矛盾確實可以從“好與壞”兩方面進行分析，但不是任何事物都可以這樣劃分。蒲魯東的錯誤就是把“好與壞”主觀主義地套用到一切事物中，因此就不可能對“資本主義”做出客觀的評價，最終的結果就是充當資本主義的辯護士。

譬如，唯物辯證法的“矛盾”理論適用于分析一切事物，當然也適用于對“資本”的分析。馬克思的《資本論》就是運用唯物辯證法和矛盾分析法分析資本的典型著作和楷模。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所有的經濟學范疇都進行了矛盾分析，如商品的二重性分析（使用價值與價值）、勞動的二重性分析（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等）、資本的矛盾分析（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個人資本與社會資本等）；二是把“資本主義”看做歷史發展的產物，有產生的必然性，也有其滅亡的必然性。也可以從“好壞”方面進行分析，所謂“好”就是對歷史發展的積極促進作用。馬克思高度評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產生的歷史必然性及其積極作用。《共產黨宣言》從六個方面詳細闡發資本主義的“好”的方面。特別指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產階級100年創造的生產力比以往歷史的總和都要大。但社會的發展規律是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伴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就由促進生產力變成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就揭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對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阻礙和破壞作用。所以《宣言》中就闡述了“兩個必然”“消滅私有制”的科學結論。但資本主義的“好”作用只體現在資本主義產生和發展初期。發展到今天的資本主義無論中國還是世界都是“壞”即破壞和阻礙作用。筆者2020年曾寫過一篇文章即《帝國主義是當代社會生產力和人類進步發展的最大阻力與障礙》，詳細闡發了19世紀末、20世紀以來的資本主義對人類進步和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那種還在鼓吹“資本主義私有制可以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的論調完全是胡說八道，私有化改革給中國社會發展帶來的災難性問題數不勝數。

需要指出，馬克思運用“矛盾辯證法”不是主觀主義套用黑格爾的辯證法的詞句，而是依據唯物史觀和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客觀考察基礎上。這在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反反復復強調的一個重要內容。也正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這一基本理論，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今天我們還應該繼續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的遺愿，自覺應用唯物辯證法，把他們開創的“消滅私有制”的偉大的社會主義事業進行到底！

但奇怪的是，改開幾十年來某些人卻祭起蒲魯東的“好壞辯證法”，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也進行“好壞”的分析來。他們置《共產黨宣言》的科學結論于不顧，說什么當今的資本主義私有制有“壞”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資本主義私有制今天也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的幸福，所以要進行所謂的“社會主義改革”，大力發展私有制。他們還說，社會主義有“好”的方面，也有“壞”的方面，他們拼命揭露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壞”的因素，且轟炸式地到處宣揚和批判。今天的改革就是要消除社會主義“壞”的因素，用資本主義“好”的因素取代社會主義“壞”的因素。

毛主席生前一再告誡我們，要認真看書學習，弄通馬克思主義。黨章目前還寫著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仍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尤其是那些肩負宣傳馬列重任的部門、媒體和有關人士，不懂馬列、修正馬列，“以其昏昏”，如何使廣大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昭昭”呢？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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