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看《零容忍》，有這樣一種感覺，即看不出這些貪官們在真心懺悔，絲毫沒有“羞恥感”。后在網上看到紅色網友對該片的反映，也大多有這種感覺。如有的網友說，看了《零容忍》“心里很不舒服。這與我想象中的教育警示片相差甚遠，沒有反思，沒有懺悔，只有對著鏡頭盡情地表演。”“你還以為他們是在做專題報告、笑談自己貪污落馬的輝煌經歷呢！”“王富玉一本正經地教育別人：像極了領導訓話！”還有的網友說：“《零容忍》播出，看著一個個罪大惡極的貪官在鐵窗里養尊處優，養得油光水滑、精神飽滿，在鏡頭前氣定神閑、侃侃而談，半點不愧疚，跟作報告一樣談人生、聊理想，孫力軍甚至還面帶著微笑。”“這哪里是認罪悔罪的態度，仿佛不是貪官落馬，而是‘創業失敗’。”“如果說這部片子主要是給老百姓看的，老百姓真正想要的不是聽這群罪大惡極的貪官在那里云淡風輕地分享人生感悟，而是迫切地希望看到他們‘罪有應得’的樣子，甚至恨不能讓他們下地獄。”“讓罪犯們沒事人一樣微笑侃侃而談，很顯然他們不是發自內心悔改，人們負面議論很大。”“人家‘雖敗猶榮’，爾等怎能‘強人所難’？”“君不見，倒下‘百萬犯’，自有‘億萬犯’嗎？……”網上還有許多類似這樣的對該片的反映。上述現象實際就是倫理學、心理學中的一種對社會生活特別是對自身行為中是非美丑善惡觀念顛倒的一種自我意識、自我認知和心理狀態，即沒有“羞恥感”、“犯罪感”。用老百姓話說，就是自身錯了，也不認錯，或者嘴上認錯，心里不認錯。沒有真正認識到自身行為的邪惡、丑陋、腐敗及對社會的危害性，再通俗些，就是不要臉。按照唯物辯證法的矛盾普遍性原理，任何社會、任何歷史時期、任何社會群體中都存在是非、美丑、善惡行為的對立。歷史的發展前進就是正義戰勝邪惡、真善美戰勝假惡丑的過程。做人，就要懂得是非美丑善惡，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由于種種原因，不同的人對社會生活中的這種是非美丑善惡的認識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甚至可能是完全對立。一個人做了錯事、違法違紀甚至犯罪會有兩種結果：一是在多種因素的作用下，認識到自身的錯誤、犯罪事實、邪惡行為，決心痛改前非。另一種就是主觀意識上認識不到自身錯誤或者丑惡罪行，甚至找種種客觀借口為自己的行為開脫和辯護。后者這種人的行為就是沒有“羞恥之心”、“羞恥之感”。一個人或一個群體如果要從“壞”轉變為“好”，首要的一個主觀心理條件就是要有“羞恥感”。少數一個或幾個腐敗官員沒有“羞恥感”并不奇怪，為什么“零容忍”中那么多的腐敗官員那么嚴重的罪行給人的感覺大多都沒有“羞恥感”、“犯罪感”呢？筆者分析，主要有兩點原因：
一、整個社會是非美丑觀念的顛倒，特別是“笑廉不笑貪”的官場環境
法國哲學家愛爾維修說，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強調環境影響人、改變人。馬克思對此給予了批判，指出其兩點缺陷：一是環境也是由人來改變的。二是改變環境的主體不是少數人而是大多數人。但馬克思對這句話并沒有給予全盤否定，強調環境影響人改變人有一定的道理。因為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人不是天生的善惡顛倒，而是受不同環境的影響。俗話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也說的這個道理。毛澤東時代建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及社會環境導致整個社會風氣積極向上，正氣壓倒了邪氣，大多數人都有正確的是非美丑善惡觀念。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人對此感受頗深。即使有些人犯了種種錯誤，在周圍同志的幫助下，大多都有“羞恥感”，都能夠“痛改前非”。但是“改革開放”后，一些人所謂的“解放思想”“轉變觀念”，實質是要從正確的觀念中解放出來，轉變為錯誤的觀念，把毛澤東時代的是非美丑善惡觀念全顛倒了。如毛澤東時代“勞動光榮、不勞動可恥”，“我為人人、人人為我”，講奉獻精神、集體主義精神等等，但“改開”后“誰發家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浩然小說《金光大道》張金發言論），“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一切向錢看”，“不管姓社姓資”等觀念和風氣取而代之，整個社會由此派生的各種賺錢方式滲透到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成為社會的主導。這樣的事例太多太多了。筆者是一名教師，感到學校也受這種風氣的嚴重影響。筆者在職時，經常給學生說，大學生重視文憑沒有錯，但需要的是貨真價實、含金量非常高的、實實在在、沉甸甸的大學文憑。但社會上的邪風刮進學校，造成大學生弄虛作假，混文憑、“考試作弊”比比皆是。教師、干部為職稱、政績也到處弄虛作假。真正被揭露和受到處分的是極少數。即使被揭露也不認為是錯誤行為，反而埋怨自己運氣不好。這就是沒有“羞恥感”。筆者在職時，學院主管學生的副書記有一次和我談起兩個考試作弊學生。一個學生考試作弊被抓，回到家中痛哭流涕，感到沒臉見人。家長帶學生找到老師主動認錯。同時還有一個平時表現不錯的學生考試作弊。這位副書記找到這個學生，非常生氣地狠狠批評了他，沒有想到這個學生反而安慰老師：“老師您別生氣，別把您身體氣壞了。”老師聽后更生氣了。這兩個犯錯誤的學生典型說明前者有“羞恥感”，后者就沒有“羞恥感”。且后者學生比例還較大。而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就是整個社會包括教育領域是非美丑善惡觀念的顛倒。這種現象在官場領域中更為嚴重。十多年前揭露的原河北省委書記程維高（因腐敗被開除黨籍）的秘書李真因腐敗判處死刑。在執刑前，新華社記者喬云華多次與李真對話，并將對話具體內容寫成一本書《地獄門前——與李真刑前對話實錄》（新華出版社，北京，2004年出版）。該書較為詳細地揭露李真犯罪始末及其嚴重危害性，剖析貪官的心理變化過程，剝去貪官靈魂的偽裝。書中談到，李真走上腐敗之路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扭曲的社會環境和道德風氣對他的影響。他說：“我想，是不是跟現在社會缺乏‘廉政光榮’的環境有關。廉潔成了一些人茶余飯后的笑料。無論是做秘書還是做局長，我都看到過，接觸過這樣一些人：他們認為廉潔，不僅生活條件得不到改善，工作上得不到重用，反而還遭到有些人的奚落、責難、孤立和排擠。廉政典型成了‘苦行僧’。相反，一些貪官，當然包括我在內，口碑不好，舉報信不斷，卻能一次次逃過黨紀國法的追究，還被認為是有能力的干部……這種現實讓我懷疑，究竟是我有了病，還是別人有了病，甚至是這個社會有了病……進而得出了錯誤的判斷：笑廉不笑貪已成為社會普遍現象了……”（第169頁）筆者認為，李真的這段話比較真實。這不僅是李真，也可以說是一切腐敗官員走上腐敗之路的極其重要的社會環境和根源。甚至這種現象影響到青少年。2010年，廣州某小學問卷學生“長大后的理想是什么”？一學生竟然回答：“我想當貪官。貪官有權有錢，想要什么有什么。”但馬克思認為，只強調環境改變人是片面錯誤的，同時人具有主觀能動性，環境有是非美丑善惡。人在環境面前首先要正確識別，最大限度汲取好的因素，批判否定和改造不好的因素。如孔子講，見賢思齊，見不賢者而改之。李真看到了官場上“笑廉不笑貪”的輿論環境，是以此盲目跟風跑，還是在識別的基礎上批判抵制之，見廉思齊、見貪棄之？這就取決于李真的世界觀、人生觀了。可以說，《零容忍》片中所有被揭露的腐敗官員的腐敗墮落之路，都與這樣的社會環境特別是扭曲的官場環境有直接間接的關系。貪官雖然被揭露、雙開、判刑，但未必所有的貪官都能夠真正認識自己走的是腐敗之路，未必都能夠真正認識社會生活和官場上這種扭曲的是非、美丑、善惡觀念對自己的影響。他們嘴上不得不承認自己的腐敗行為，但骨子內心未必承認，很可能還在用這種扭曲顛倒的觀念評價自己。他們看到周圍與他們類似的腐敗官員太多太多了，這些人至今可能還在臺上繼續腐敗，而把自己的落馬歸結某些偶然因素、運氣不好等等。他們并沒有真正認罪伏法。這就是片中顯示的部分腐敗官員仍然“談笑風生”，毫無“羞恥感”、“犯罪感”的重要原因之一。腐敗官員被揭露判刑之后，顯然也經過紀檢監察人員的多次“教育”。《零容忍》片中披露的腐敗官員之所以能夠在片中露面，筆者猜測，顯然是受“教育”較為突出的人員，能夠通過他們典型的現身說法，教育全黨和全國人民。但該片播出后，不知編導們想到否，竟然有那么多的腐敗官員在觀眾看來，絲毫沒有“羞恥感”、“犯罪感”呢？筆者認為，除客觀的社會大環境特別是官場扭曲的觀念對其影響極深之外，通過片中的敘事中，感覺到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紀檢、監察、公檢法等有關教育部門對犯罪官員的“教育”還不到位。要求腐敗官員真正認識自身犯罪，首先教育者就要認清腐敗的實質。教育者“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呢？但從五集《零容忍》片中感覺到，紀檢、監察部門的教育人員本身對腐敗的實質認識得就不夠深刻。他們把中國官員腐敗的實質簡單歸結為“政治變質”、“喪失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本色”、“權力的濫用”等等，這雖然沒有錯誤，但過于簡單、膚淺。“權力的濫用”只是現象，根本不是本質。筆者在觀看本片感受之一、之五、之六已經做了較為詳細的闡發，根本原因就是沒有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觀點、沒有從成長著的共產主義與衰亡著的資本主義彼此斗爭的角度認識腐敗的實質。沒有教育腐敗官員認識到，腐敗不單是權力濫用、貪污受賄幾個錢、喪失理想抱負等等問題，而實質上是他們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無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大搏斗中、在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奔向共產主義大道上，充當了復辟資本主義的馬前卒和急先鋒，是要毀掉無數流血犧牲的革命先烈、革命前輩們換來的革命成果，是重新要把中國人民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讓勞動人民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他們就是中國當代的黃世仁、南霸天、當代的地主惡霸、強盜土匪、黑心資本家，就是逆歷史前進的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絆腳石和反動派。只有從這種階級斗爭的高度認識腐敗與反腐敗斗爭的實質，才有可能使腐敗官員真正認識自己腐敗的實質而悔過自新。《零容忍》片中對揭露出來的腐敗者如何濫用職權、如何與私營企業主先后勾結、如何以權為自己和親屬謀取私利、如何貪污受賄數千萬甚至數億等犯罪事實做了較為詳細的披露。但總感覺片中有一大缺陷即對腐敗官員的腐敗罪行的嚴重的社會后果危害性揭露批判不夠。如第一集中所揭露的孫力軍等公安五虎的罪行，是“十八大甚至十九大后，不收斂不收手，甚至變本加厲，濫用執法司法權，跟利益商人深度勾結。孫力軍等人通過為他人在職務晉升、企業經營、工程承攬等事項上提供幫助，收受巨額財物，其中孫力軍、王立科收受財物達數億元，其他人也有幾千萬到1億多元。王立科就是其中的典型，甚至長期為黑惡勢力充當‘保護傘’。”但對他們的這些犯罪事實造成的社會后果基本沒有提。事實上他們的這些行為對經濟建設、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對社會風氣，絕對是危害極其巨大。他們受賄數億之多，直接間接受害的企業、群眾、農民工究竟多少呢？他們保護黑惡勢力，那么究竟有多少“周秀云”（河南農民工，2014年與丈夫、兒子在太原某工地為一企業打工，年底老板欠薪，丈夫、兒子與部分農民工討薪，遭到當地警察鎮壓、毒打，周秀云被一警察扭斷脖子而致死）那樣的普通百姓受到黑惡勢力的壓榨、迫害、慘死呢？他們“濫用權力”，打擊迫害了多少“郭光允”（原河北省石家莊市建設委員會高級工程師，1987年因舉報市建委主任李山林及省委書記程維高的腐敗行為遭到程、李的打擊報復，1996年以“誹謗省主要領導”罪名被判勞教兩年、開除黨籍）式的反腐英雄呢？再如第三集中揭露的內蒙古腐敗官員，只是揭露其如何利用權力把煤礦資源作為與私營企業主交換的資本為自己和家屬謀取巨額錢財的罪行，但他們的這種行為給內蒙古資源和生態環境的破壞、對于煤礦主不顧安全生產剝削壓迫置煤礦工人生命于不顧等典型事例基本沒有交代。不知教育者們究竟是否掌握腐敗者的這些典型而具體的犯罪事實？沒有這些典型的極其嚴重的犯罪事實和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如何能使腐敗者認罪悔過呢？通過對這些官員的教育，一定要使腐敗官員認識到他們不是一般的普通刑事犯，他們的罪惡要比普通犯人嚴重千百倍，他們雖然不是直接的殺人犯，但極可能由于他們的腐敗行為導致無數個企業破產、無數國家人民財產流失，千百萬個普通百姓失業、家破人亡、流離失所、甚至喪失生命等。他們是中國當今最大的犯罪團伙，是社會主義最大的阻力和破壞者，比起當年欺壓百姓的地主惡霸資本家有過之而不及。這也是能夠使腐敗官員有“羞恥感”、“犯罪感”的重要途徑方法之一。腐敗者有共性也有個性，“教育”腐敗者，既要抓住腐敗者的共性，也要抓住其個性，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是從該片揭示和評論不同的腐敗者時，卻抓不住特殊的深層次的原因，由此則不能真正有的放矢。如對王立科（曾任遼寧省公安廳副廳長、大連市公安局局長、江蘇省副省長兼公安廳廳長、江蘇省政法委書記）的介紹中說：“王立科從一開始，就從未真正樹立理想信念，從未對黨忠誠老實。我們分析他的家庭背景和成長軌跡，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為什么會形成如此扭曲的價值觀。所有問題的根源，還是在于理想信念的‘總開關’出了問題。”也就是說，王立科在提干或者說入黨之前，就始終沒有樹立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最起碼也是入黨動機不純。那么，這就不是“理想信念的‘總開關’出了問題”，而是“投機革命”的問題。這種人究竟如何混進黨內的？如何被領導看中，提干，一步步篡奪權力呢？如何打擊迫害他人呢？……顯然片中都沒有介紹，也就沒有真正找到其腐敗的深層次的內因。另一個腐敗人物就是劉國強（原遼寧省政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曾受賄達3.5億多元。他被審查之后，試圖蒙混過關，拒不交代問題，在思想上掩耳盜鈴，找借口自我麻痹。他自己說，被抓之后“我并沒有感到太多的負罪感”。直至被他轉移贓款的涉案老板主動交待出來，劉國強才低下頭來，但思想上還是沒有真正認識其罪行。片中介紹，審查者把他年輕時的入黨申請書拿給他看，后又通過親情感召等多種方式，最后才真正認識錯誤和罪行。觀后筆者有一疑惑，劉國強不同于王立科。王是一開始就始終沒有樹立理想信念，而劉國強入黨申請書中的“字里行間，是對黨組織的向往和憧憬，是對祖國和人民的樸素熱情”，但后來究竟如何走上腐敗之路呢？片中說他自己認識道：“背棄了初心”，“和初心漸行漸遠”，那么又如何“背棄初心”呢？他自己說，是由于“隨著權力增長逐漸迷失”，“隨著自己的地位越來越高，完全改變了自己入黨之前”的理想信念。這就奇怪了，“權力增長”和“地位越高”就必定導致腐敗嗎？就必定“改變初心使命”嗎？這種邏輯推理顯然是錯誤的。這也不是劉國強腐敗的根本的內在原因和外部環境。顯然，這也絕不是簡單拿自己的入黨申請書一對照，就能馬上找到犯罪的真正根源。由此可以看出，審查者自己并沒有真正研究清楚劉國強犯罪的特殊原因，只是用一般的“背棄初心”“喪失理想信念”等時髦用語來套每一個腐敗人物。這既不能真正解釋清楚、也不能真正幫助劉國強轉變觀念。正像片中劉國強自己所說，可能至今還沒有“負罪感”。從腐敗官員沒有“羞恥感”這一現象，給我們兩點啟示：第一，一定要研究造成這種狀況的客觀原因，尤其是是非扭曲的社會環境。根治腐敗現象，必須鏟除和根治導致腐敗的土壤，特別是要扭轉改革中的全盤私有化市場化傾向。第二，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特別是階級斗爭觀點認識其實質及其危害性。這不僅是提高紀檢監察公檢法人員的素質能力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全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素質、能力的基本要求，當然也是教育改造犯罪者的基本要求。
（作者系天津師范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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