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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志坤：應高度關注中國資產階級“三化”的問題

點擊：作者：張志坤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2-21 08:28:28

當今中國社會的私有資本勢力已具相當規模，并且還在做大做強的發展過程中，這是人所公認的事實。與此相適應，掌握這一資本的社會階層或集團也蔚然可觀，成為一種新的社會存在，他們不但掌握大量的金融資本與生產資料，而且還以典型的資本主義方式從事各種各樣的經濟活動，這些人已經構成一個社會階級，那就是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

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成為中國政治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下存在、活動并發展著的當代中國資產階級給中國社會帶來諸多方面深刻影響，這其中有一定的積極進步意義，在搞活經濟、吸收就業、滿足社會需要等方面發揮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同時，在這個階級發展壯大的過程中，由此所帶來的危險與破壞也不容低估。

結合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耳聞目睹，竊以為，當代中國資產階級在發展中表現出如下幾個值得注意的危險傾向。

其一，買辦化

所謂買辦，這個詞在近代史上的涵義就是指接受西方雇傭、為洋人做事服務的那些人。現如今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中有相當一些人也是這樣，他們或者從辦現代洋務起家，完成原始資本積累，或者依托私有資本平臺，引進西方資本，把自己同西方勢力聯結在一起，以便背靠大樹，然后在此基礎上繼續幫助西方國家拓展開發中國市場，成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在中國的延伸與分支。

同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情形一樣，沿著買辦的路線發展壯大，這也是中國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發展途徑。這樣的一種成長路線，有些人將其冠以高、大、上的所謂“國際化”，但其實質不過是現代版的“買辦化”。

現在，買辦化的資產階級在中國新興資產階級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是其中的高端部分，具有明顯的引領與導向作用。

其二，寡頭化

寡頭化發展是古今中外一切私有資本的歷史路徑和基本方向，中國的私有資本也不例外，只不過是來得更加迅猛、更加野蠻、更加不擇手段而已。當然，在這個問題上，垮臺的前社會主義國家比中國為甚，譬如俄羅斯，在前蘇聯的廢墟上，短短幾年時間就造就出數量可觀的資本寡頭群體。中國當然沒有這般猛烈，但諸多金融與資本大款富豪也如園中惡竹一般瘋長，那些名列所謂富豪榜的人物，基本上都擁有自己的商業帝國，都成了勢傾一時、炙手可熱的風云人物，能時不時地就把中國的市場攪得風生水起。

資產階級的寡頭化造就出一系列新面目新類型的財閥，這是又一個社會問題（參見筆者2021年文章《中國究竟有多少商業與資本帝國》）。美國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里的財閥地位顯赫、世襲罔替，這已經世人皆知。中國的新興寡頭們也有這樣的發展趨勢，他們也可能形成中國的名門望族、豪門世家。這當然需要時間，從商業與資本帝國的寡頭到財閥世家，不但需要資本的積累，還需要血脈傳承的積淀。時間對中國資產階級同樣很重要，所以，他們把握歷史的緊迫性也空前強烈。

其三，兩棲化

在新的歷史背景下，中國新興資產階級還表現出兩棲動物的傾向：

一是政商兩棲型。他們十分羨慕和渴望美國社會那種政商“旋轉門”，他們深知這將是保障他們政治地位及應有社會權力的關鍵舉措，因而也渴望在中國建立旋轉門、推進旋轉門，努力實現旋轉門。在這個問題上，一個時期已經有所進展，主要表現是新興富豪大款們紛紛進入人大、政協參政議政，但目前看卻有些踩剎車了，所以旋轉門這件事，在中國是渴望強烈但卻實現艱難，其難度系數極高。

二是內外兩棲型。通俗地說，就是腳踏兩只船或者狡兔三窟。當代中國許多名人大款都辦理了外籍身份，都把相當的身家轉移到海外，轉移到他們認為安全的地方，這是其本質與本性之使然。過冬的老鼠都知道要把食物分別儲存在幾個不同地方，聰明異常的富豪大款們更是深諳此道。他們建立和保持同美國及西方資本主義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不僅是同氣連枝的問題，更是他們的生存之道，是他們的命根子。所以，用腳投票之類的事情，在這些人身上就再也正常不過了。

為什么會出現上述這樣的傾向，其根源何在呢？

我們認為，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帶有上述傾向并非偶然，而是各種因素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結果，其原因在于：

一是思想價值原因

資本有其固有的邏輯圭臬，中國資產階級所掌握擁有的資本，在基本屬性上同西方資本主義意義上的資本沒有什么區別，二者的本質都是一樣的，因而其思想價值與邏輯規則也高度一致。精神上情感上站在一起，自然而然就親近，西方壟斷資產階級財閥親近中國的資產階級勢力，中國的資產階級勢力親近西方壟斷資產階級財閥，于是就要買辦化，這就是“買辦”這個詞在中國文化語意下很臭、很丑陋，但卻讓資產階級的大佬們樂此不疲的原因。

二是歷史背景原因

當今人類社會的歷史主要是資本主義的歷史，社會主義尚未成為人類歷史的主流。資本主義強、社會主義弱仍然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態勢，兩種主義之間的強弱轉換還將有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仍在全球擴張發展中，中國也必然要受到沖擊，想要一塵不染，連革命最堅決的時代都難以做到。在當今中國發展市場經濟的土壤中，資本主義必然生長，各種形態的資產階級必然產生，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三是時代環境原因

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就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當代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與資產階級壯大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原因還在中國自身。本來，革命勝利后的中國很快就在神州大地鏟除了資本主義，如果說社會主義曾經是徘徊于歐洲資本主義社會的幽靈的話，那么，新中國建立以后的一個歷史時期內，資本主義在中國也成了貨真價實的幽靈，而且還是朝不保夕、茍延殘喘的幽靈。那個時代，能料到這個幽靈還可以還魂與復辟的人真沒幾個。

后來，改革開放的中國對這個幽靈讓步了、寬松了。事實上，過去的四十年中，中國的最大的政治讓步就是對資本主義的讓步，最明顯的思想修正就是對資產階級政策的修正。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讓步與修正，中國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才得以蓬勃發展起來，以超過西方經典資本主義的發展速度而再次登上中國歷史的舞臺。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比他們的國內外前輩成長得都更快更順利，這是不爭的事實。

需要說明的是，筆者這里無意對這種讓步與修正臧否妍媸，更沒有指摘誰向資本主義投降，這不是事實。歷史前行之路從來都是彎彎曲曲，類似的反復回旋在古今中外的人類社會中屢見不鮮，不足為怪。

但是，由此產生的影響及其所發生的作用卻不可低估，大致上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成為矛盾斗爭的焦點和策源地

我們經常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進行許多具有新特點的偉大斗爭。對于這些新的偉大斗爭，我們不能停留在口號與概念上，而必須將其具體化。因為只有搞清其具體的內涵、對象，才能將其落實到具體實踐中去。

偉大斗爭當然包括方方面面，涵蓋各個領域，其中首要的就是政治領域。在政治領域，偉大斗爭的焦點與主要對象在哪里？是什么呢？

竊以為，焦點就是資本主義，主要對象就是資產階級，這不是一個“愿意與否”和“要不要”的問題，而是一個無關主觀意愿而“不得不”的問題。因為政治資源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都是最重要的資源，有關這個資源的占有與分配永遠都是進行時，借用一句時髦的話說，就是永遠在路上。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不但要保護自己的經濟安全，而且還要保護自己的政治安全，因而就要樹立他們在中國生存發展的思想理論體系，也要在中國建立相應的政治根據地和權利保障機制。由此，必然引起的思想價值碰撞與資源分配矛盾每時每刻都存在、發生和演變進行著。

當然，同政治領域一樣，經濟領域、文化領域等也都是同樣的情形。

第二，給政治平衡帶來新的考驗

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當今中國更是如此。一個時期曾經談“左”色變，“左”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果有誰被扣上了一頂“左”的帽子，差不多等于在政治上被宣判為死刑。與此相對應，則是右吃香，右翼勢力頂著現代化、國際化的招牌在中國招搖過市、登堂入室、呼風喚雨，一時間風光無限。應該說，他們的確是做大做強了，其具體標志，就是中國新興資產階級發展到了空前的規模與水平。當代中國資產階級寡頭及其在各領域的代表人物是中國右翼的大本營，是當代中國最大的政治山頭。

如此一來，中國政治的主要危險很快就從所謂的“左”轉到右的危機上來（參閱筆者2013年《當今中國的主要政治危險是右而不是“左”》等文章）。從當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開始，中間經過1989年的事件，延續到后來的“私有化風潮”、“憲政風潮”等，右翼勢力在中國掀起一場接一場的風浪，用他們自己的話說就是“寧可十年不將軍，不可一日不攻卒”。正是因為他們如此活躍，故而使中國一度成為普世價值的直接受害者，并進一步面臨“顏色革命”的強烈沖擊，直到今天，顛覆性的可能與危險在中國依然存在，其緣由概在于此。

這就給當代中國的政治平衡帶來全新的考驗。

現在，新興資產階級的寡頭及其代表人物基本上接過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歷史上右翼勢力的大旗，全面繼承了右翼勢力的衣缽，并且做到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擁有比過去右翼勢力更廣泛的基礎、更雄厚的資源和更強硬的靠山，其所具有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勢力同以往的右翼勢力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儼然已經大到不能倒的程度。

因此，從理性的政治邏輯出發，針對中國新興的資產階級，既要限制打擊，又要安撫鼓勵。因為不進行打擊限制，則無法穩定中國政治；不鼓勵安撫，經濟發展就可能受損受創。在這樣的兩者之間取中，需要高超而微妙的政治平衡術，形象點說，大致上可以描述為“左宜右有” 、“左體右用”。人們都知道過去“中體西用”的說法及其相應涵義，現如今的情況也類似，也是左之為體、右之為用，左之右之，宜有體用之道，不可不察也。

第三，增加了中華民族的歷史危險性

俗話說，魚有魚路、蝦有蝦路，各走各的通道。人群也是這樣，不同的人要走不同的道。社會也是這樣，不同的社會也要走不同的道。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者之間矛盾的集大成就是有關社會歷史走向的對抗。這樣的對抗在美國有，因為美國也有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盡管目前數量稀少；在中國更加嚴重，因為在中國有大量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勢力，資產階級的寡頭及其代表人物成為其中的骨干與中堅。

現在，在我們思維所能理解觸及的范圍內，擺在中華民族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民族復興之路，一條是西化附庸化之路，也就是說，要么復興，要么西化，除此以外別無他途。

絕大多數中國人的回答當然是只能走復興之路，中國應該開辟自己的歷史道路，而不應皈依西方追隨他們的腳步與后塵，但這樣做，必然要同西方資本主義道路構成最大最深刻的戰略對立，因而就不可避免要發生同西方資本主義集團的戰略斗爭。這一斗爭將持續很長一個歷史時期，這期間會不會出現歷史的反復，會不會走出歷史的彎路，這樣的危險性客觀存在。而這一危險則集中體現在中國資產階級身上，因為每一個中國人都要在這場浩大的戰略斗爭中站隊亮相，中國新興資產階級將怎樣站隊與亮相，這是未來中國最大、最危險的不確定性。

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烈沖擊下，資本主義向何處去，這已經是在全球范圍內所發生的戰略拷問，這一拷問將隨著中國的復興崛起變得越來越強烈。個中的道理非常清楚，那就是，如果中國的制度、道路煥發出蓬勃的生機與光彩，則資本主義制度與道路就黯然失色而沉淪不知歸路了；同時，當代中國的資產階級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如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下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則中國資本主義向何處去的問題也變得越來越迫切。

拒絕資產階級的“三個化”，不但要規范引導資本，不能任其無序擴張泛濫成災，同時也要引導規范資產階級，對其加以必要的限制（有關這個問題，請參閱筆者文章《推動和促進中國資本主義實現民族化》），在這樣的趨勢與框架之下，未來中國的資產階級將具有怎樣的歷史新面目，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大問題。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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