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們審視歷史,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得失立場,必須跳出個人局限站在人民和歷史乃至最終站在全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諦與本質。
“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
目前,社會上有些個人、有些媒體、有些組織對毛澤東存在誤解,歪曲史實,存在歷史虛無主義傾向。我認為應該正視歷史,正面回應,正確評價毛澤東。
一是有人說,在我國三年困難時期,蘇聯不僅沒有對我國逼過債,而且對我國十分友好,這不是事實。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蘇聯赫魯曉夫領導集團為實現其“蘇美合作,主宰世界”的全球戰略的需要,先后提出并堅持在我國領土共同建立、共同擁有“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企圖從軍事上、政治上控制我國。在遭到我國嚴詞拒絕后,1959年6月,蘇聯單方面撕毀中蘇雙方1957年10月簽訂的關于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我國提供某些核技術的樣品及其生產技術資料。1959年9月30日,赫魯曉夫訪美結束后,即匆匆率蘇聯黨政代表團訪華,要我們放棄臺灣,并要求我國釋放在中國的美國罪犯。這理所當然遭到我國的堅決抵制。1960年7月16日,蘇聯對我國發出照會,單方面決定要在1960年7月28日至9月1日一個月之內,全部撤回在華的蘇聯專家1390人,并對我國逼債。
二是有人說,1957年反右中我們處死了某某人,這當然不是事實。其中所舉的林×被處死,連質疑者自己都承認,這是在1968年,而不是1957年。被處死的原因,筆者也不知其詳。但筆者相信今后對此會有真實詳細的檔案披露。
20世紀50年代曾任羅瑞卿秘書、后任國家公安部部長的陶駟駒告訴筆者:“不僅在1957年反右時我們沒有處死一個人,而且在1955年肅反時我們也沒有處死一個人。這是有檔案可查的。這是毛主席汲取了土地革命時期,全國各個紅色根據地肅反中出現的擴大化的深刻教訓而采取的重大舉措。”
王震還說:“至于王實味被殺,那是在轉戰陜北過程中,在與胡宗南部隊突然遭遇、大部隊有可能被暴露的緊急情況下,一直屬隊的帶隊領導的擅自臨時處置。這就破壞了毛主席的‘一個不殺’的嚴厲規定。事后,毛主席還十分氣憤地說,‘還我一個王實味’,并說當初要把王實味放在你們359旅就好了,你們會很好使用他,他也會成為一個很好的文化教員。”在撰寫《王震傳》的1994年,筆者經過批準,在中央檔案館查閱了當年相關的檔案資料,完全證實了筆者老領導的說法。在歷次運動中,多次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抓”的毛澤東在現在有的網站中成了十惡不赦的罪人,而“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的蔣介石卻成了歷史上少見的大善人。這豈非咄咄怪事?!
三是針對所謂的斯大林在肅反中殺了三千萬,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這“兩個三千萬”地球人都知道。但這“兩個三千萬”都是有人刻意編造的虛假數據。當然,說明這一點需要寫專文論證質疑。所謂斯大林在肅反中殺了三千萬,這是連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都承認是虛假的“事實”;針對“所謂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餓死三千萬的‘事實’”,我們在《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動態》上發表我們中心特邀研究員、江蘇師范大學特聘教授孫經先近年來運用數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多學科知識,完全自費專心研究的系列成果。
孫經先教授先后查閱了三年困難時期我國死亡率最高的600多個縣的縣志和大量的其他文獻,發現在香港出版的《墓碑》中絕大多數重要的非正常死亡數據都是虛假的。該書中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中國餓死3600萬人”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
我們審視歷史,決不能簡單地站在個人得失立場,必須跳出個人局限,站在人民和歷史乃至最終站在全人類文明進步的角度去觀察問題,方可能揭示事物的真諦與本質。不能由于自己曾經在毛澤東時代餓過幾天肚子,過了幾年窮日子,甚至在某些時候、某些問題上受過一些委屈,就把新中國后毛澤東時期前27年的艱辛奮斗與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割裂甚至對立起來。
現在回想起來,從一定意義上講,筆者也曾為當年吃過草籽和榆樹皮而感到自豪和驕傲,這也是自己為我國研制出“兩彈一星一潛艇”等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輝煌成就而忍饑挨餓、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艱辛探索而作出的個人極其微薄的貢獻。
我也想提醒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一些年青人,千萬不要不了解情況,就無端指責當年的我們“蠢”、“笨”甚至是大鍋飯養“懶鬼”,就否認我們當年為新中國其中包括你們今天的美好生活打基礎而付出的艱辛與血汗。
現在有的人把新中國毛澤東時期說得一無是處,甚至是暗無天日,這不是糊涂,就是別有想法甚至另有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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